昨天得知《我是范雨素》一文刷爆網絡的消息，對于我來說，實在是有些巧合又幸運的。最近在學校復習，一直很少上微信，昨天恰好有事，進了朋友圈就看到朋友轉發說:北京工友之家文學小組的一位大姐發表的“自傳”《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發布到微信公眾號以后，一夜之間微信閱讀量就突破了10萬+。自然，這不能不引起我對這次“工人文學”爆紅事件的極大興趣。
一、《我是范雨素》意外爆紅的必然性
說是“工人文學”，范大姐這篇8000字左右的文章是真正當之無愧的。不僅作者本人是漂泊到北京20余年的家政工人大姐，而且描寫的也是作者自己家庭祖孫三代(老母親—作者本人—女兒)最普通的底層勞動者的曲折坎坷的生活經歷和感情。正如范大姐在接受《北京時間》記者訪談時所說:身為億萬打工者群體的一員，她是“平視”打工群體的。她采用白描的手法冷靜地敘述和解剖身邊真實的人和事，文章看似波瀾不驚實則感情真摯且深沉（《新京報》的評論文章說:范大姐“沒有丁點兒抱怨，看不出絲毫悲喜”，這大概是由于評論員與底層打工者生活經歷的差異帶來的隔膜所造成的誤解。）;她所憂慮的，正是億萬底層大眾所切實憂慮的;文藝創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感受、思考和訴說個人、生活與社會，這既是作者本身完成心理創傷自我治療乃至救贖的過程，同時也為讀者情感和道德的釋放與升華提供了渠道，范大姐表現出來的強烈的人道關懷與底層家政工人卑微的身份之間構成的巨大反差，更加助推了網民情感和道德宣泄的洶涌澎湃（《南方都市報》評論文章所說的“道德力量”，即是由此而來。）。由此也就不難理解這次萬千讀者的轟動與狂歡了。
文章里面反映的諸如:農民工的養老、住房等權利與尊嚴問題、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婦女權益問題、農村征地拆遷問題……這些雖然只占文章很小篇幅的內容，卻是作者思考最深刻最精華的部分。順便說一句，《北京時間》對范大姐的訪談文章“《范雨素:不相信文字能夠改變生活，我習慣了靠苦力謀生》”一文對我們準確理解范大姐其人、其事、其文，是非常必要的。
當然，如果《我是范雨素》僅僅反映了打工群體在社會變遷中的現實遭遇和困境，那么它即使再深刻，也未必能夠在如此短時間內俘獲以時間和工作相對寬松的市民人群為主體的網絡大眾，相對而言，最底層的普通打工者一般還是很難有精力、有興趣來對這樣轟動的網絡事件感動和發聲的。我總結了一下網友和眾多媒體的相關評論，以“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的評論文章:《我是范雨素》用文學對抗存在的荒蕪；“新京報”評論文章:《范雨素》我們被自由的靈魂驚艷到了！兩篇最具有代表性。《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僅從標題看來就知道顯得比較抽象和理論化，但是最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和多數讀者評論的角度和側重點還是比較集中的，大家的感動的淚水、叫好的掌聲基本上是沖著范大姐樸實流暢的文筆、曲折坎坷的人生經歷、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推己及人的人倫精神……來的。范大姐從湖北襄陽的偏遠山村北漂到京城做了20余年家政工人的身份更是一如既往地成為輿論風暴消費的熱點中的熱點。《法制日報·今日快評》更是直接引用網友評論說范大姐是“現實版的孫少平”，類似周星馳電影那樣“懷揣著夢想的小人物”的勵志故事，在飛機轟鳴而過的京城五環外的出租房里眺望詩和遠方，海灘上的每一粒沙子都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用語），這樣的確很符合市民社會網絡大眾的道德和情感消費。這一點也引起了一些所謂的自媒體大V的眼紅和怒懟，對于這種只許自己放火不許別人點燈的自作聰明的小丑行徑，我認為完全可以無視。大家在舉目都是水泥鋼鐵的城市叢林（語出《人民日報》評論文章）里，平常被生活和工作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看到別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浪漫沖動;看到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的農民工大姐竟然有著“說走就走”的自由靈魂和堅強意志(語出《新京報》評論文章)，感動得稀里嘩啦的也就毫不稀奇了!否則，星爺的電影也就不會二十多年來成為我們幾代人的精神食糧了!畢竟我們大家都是卑微的小人物。讀者有強烈的需求，代表市民社會主流價值傾向的主流媒體自然更加樂得鼓勵和引導這種和諧社會的正能量的解讀。
范大姐的“自傳”文章里講到她的母親出生于上個世紀30年代，建國后在村里“當權”了四十年;講到丹江口水庫移民與當地村民的沖突;講到她在1985年12歲時“赤腳走天涯”離家出走獨自流浪海南島三個月，后來因為鄉村宗族男權勢力的鄙棄，被迫輟學，又做了鄉村教師的故事;結合自己的經歷講到90年代以來婦女走出農村的命運變遷;講到“無媽村”的留守兒童和千百萬打工媽媽們泣血的心;講到城中村里打工子弟怎樣被官僚體制剝奪了受教育權;講到被拆遷農民慘痛的維權現實，自己八十一歲的老母親怎樣被“有良心”的年輕維穩者拽脫臼了胳膊……這些正像《新京報》評論的那樣，充滿了“史詩感”，很有幾分路遙先生《平凡的世界》的味道，細膩卻飽含深情、真實地展現“荒誕的生活”的藝術。
在物欲橫流的市場社會里，一個貌似卑微的小人物擁有著一顆柔軟而強大的心，始終不渝地保持著少年時代養成的對文學純粹的熱愛，不摻雜任何功利色彩，沉重殘酷的現實生活沒有能夠壓垮她對自己心靈港灣——文學這片精神凈土的守護與追尋。弱者對愛、人道和尊嚴的傳承與渴望，這點兒“互聯網時代的清流”，這份對“詩和遠方”的特立獨行的執著，怎么不會噴涌出超越階層的愛和希望的偉大力量與價值！點爆人們的共鳴和感動的激情。
二、《我是范雨素》到底在講什么？
前面我們拉拉雜雜分析了以最具影響力的《人民日報》和《新京報》為代表的主流媒體以及網友評論對范大姐“自傳”關注的焦點及該文章走紅的必然性，那么從《我是范雨素》文章本身和現有的媒體對范大姐的相關訪談資料來看，到底范大姐是不是在講一個關于“詩和遠方”的勵志活劇呢?
顯然，全文讀下來，我們很容易知道，文章主題有兩個:一是文學；二是母愛。這兩點貫穿全文各個部分。盡管范大姐的父母生長在舊社會，溫飽不得更遑論讀書識字了，可是范大姐的大哥、兩個姐姐還有她自己從小都是很愛閱讀文學作品的，范大姐一直保持了閱讀的習慣，她最快樂的事情就是抄寫或誦讀詩詞。她把文學當作自己心靈的港灣，寫作對于她而言就是一種精神欲望的滿足，是一種生活的希望，她把文學當作自己精神寄托的家園。二十多年漫漫打工路，除了母親柔韌無私的愛，文學就是支撐她挨過屈辱和歧視、挺過艱辛生活的磨難的精神支柱。并且，她把熱愛讀書的習慣傳遞給了自己的大女兒，這就是范大姐在訪談中反復提到的最重要的“自我教育和家庭教育”，她以“母愛和文學”成功教導女兒成長，女兒也非常幸運得到了命運之神的眷顧，有了相對穩定和體面的工作。這正是像范大姐這樣的千千萬萬打工媽媽所夢寐以求的。
范大姐在接受《北京時間》的采訪時更坦言，她這篇文章就是在得知年邁的母親為了維護兒女的權益參加村民的上訪行動遭受了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感情噴涌而洋洋灑灑寫了上萬言，經文學小組的志愿者幫助刪節編輯后發表的，全文始終洋溢著對身在農村老家的母親給予兒女們偉大無私的母愛的頌揚和感恩，范大姐甚至直言“母親的愛”是治療自己“社交恐懼癥”的良藥。同時，范大姐從老母親那里繼承了母性的光輝，她更把這種愛的關懷轉化到善待和尊重身邊的每一個人的實際行動中了，自己的大女兒也在母親范大姐身上學會了這種“博愛”的崇高的感情，從而實現了祖孫三代愛的傳承和發揚。人類不就是在這種生生不息的愛的傳承和發揚中繁衍發展的嗎?如果這就是媒體評論所指的“超越性價值”，那么的的確確，范大姐的“詩和遠方”——正是“文學和母愛”。
三、從《我是范雨素》透視中國農民工階級意識的發育
讀過富士康工人詩人許立志《新的一天》詩集的人們，應該會對許立志生前在富士康做“世界工廠里的兵馬俑”、“流水線上的螺絲”的生活的那種刻骨銘心地對壓抑和剝削的傾訴，對于人(現代人、市民權利)的自由和尊嚴的呼喚與渴求記憶深刻吧!這種底層勞動者“骨頭里的江河”，在范大姐的不凡的談吐和文章同樣生動地表現了出來。我們尤其注意到范大姐在文章和訪談中多次用到“靈魂”這類字眼，她說“帝王將相、草芥小民都有一個同樣的靈魂”，這里面底層勞動者被漠視、壓制的灰色現實;又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勞動婦女對人格尊嚴、人格平等的呼喚和吶喊;也有單個的工人個體對于殘酷的社會壓迫的深深地無奈與無力感，于是只好壓抑在精神層面的領域內呼喚平等和尊嚴。
更加打動萬千網民的是，《我是范雨素》文章結尾并沒有因為個體的無力、階級的渙散而放棄希望，反而進一步突出表示“擁抱每一個弱者”，以母性的回歸、博愛的傳遞使人的生活得到救贖和升華。盡管這里是階級意識的模糊，但是卻進入了人性的永恒領域。這種人道精神從地心深處的萌發與匯集，假以時日，必將聚攏成一股勢不可擋的階級洪流，為徹底改變這個世界提供可能！這正是當代中國工人意識覺醒的發端。
如果《我是范雨素》一文沒有表現出:范大姐作為農民工階級的一員，對隨著改革大潮涌進城市求生存遭受的歧視和社會不公正有著切膚之痛，樸素的發自內心的有著對同自己、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樣的億萬打工兄弟姐妹的命運的切膚之痛，沒有對本群體、本階級生活的沉重的焦慮，對農民工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待遇的揭露和抗議，那么我在開頭就不能稱范大姐的作品是真正的當之無愧的“工人文學”。至于范大姐在文章里面談到的底層勞動者切身利益相關的具體的現實問題的揭露和抗議，前文已做了簡單的歸納總結，我們這里就不再重新指出了。
最后，我們從許立志、范大姐等一系列的工人文學作品，以及我們作為農民工階級一員的生活經驗出發，我們看到了，隨著經濟社會轉型的深入，數量龐大的中國當代農民工階級在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從農村向城市、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大時代，遭受的剝削、奴役和社會不平等是令人觸目驚心、不忍直視的，像許立志、周建容這樣難以計數的階級兄弟姐妹已經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道路依然艱險漫長！
由于主客觀因素的限制，以許立志、范大姐為代表的新一代工人階級從自己的生活經歷出發，已然認識到了社會對于我們農民工群體的制度性歧視和不平等，作為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意識開始覺醒了!可是還沒有來得及發育出明確、成熟的群體認同，如范大姐在訪談中多次突出強調自己是一個“弱者”;反感“底層階級”的提法;多次說到“我什么都不能改變”;一方面看到了自己女兒及其她農民工子女由于社會的擠壓而越來越陷入“不可擺脫的階級身份”的牢籠，一方面又拒絕認可社會階級固化的現實;同時也表現在對于階級出路的悲觀、無奈和無能為力的認識?這些都不是某一個人或、少數人或某些群體的問題，而是所有被雇傭的勞動者在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在我們個體身上的反映，是工人對于自身缺乏自我教育、自我組織的不自信的情緒，不能認識到工人階級變革社會的巨大潛力的表現。這是我們這個和諧盛世最隱秘的傷疤！只有我們每一個工人在生活和斗爭中堅持探索，攜手共進，學會自覺站在本階級的立場上思考和行動，為了自己、也為了階級的命運而前赴后繼！
“工人文學”反映工人群體的感情和思想，二者在當下中國還都是塊璞玉，只有在工人爭取權利和自由、爭取勞動解放的斗爭的洪爐里，才能鍛造出照亮這個扁平化時代的光輝，才能實現真正“工人文學”的社會價值，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社會公義早日到來。如此，才會有真正屬于我們工人自己的“詩和遠方”！！
枕寒流
2017年4月26日,于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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