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應分清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不同性質和作用
在今年7月4日召開的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傳達了習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要加強監管，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須建立和發展作為公有制重要形式的國有經濟，這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到毛澤東、鄧小平，歷屆中央領導和文件堅持的基本原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這是寫入我國憲法中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然而，長期以來，國內存在著否定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主張用民營經濟(私有制經濟)取代國有經濟的另一種觀點。
最近拜讀了高尚全先生發表于2016年5月30日《北京日報》上的文章《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受片面觀念束縛》(以下簡稱高文)。文中批評“不少人將國企看作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標志，并且認為它們是執政基礎……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高文否定把國有企業看作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認為這種“基礎論”“是站不住腳的”。其主要理論和事實依據是：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第二，上世紀70年代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都比較高，但沒有人說它們是搞社會主義。另外，高文還有個重要論據，即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評有人把俾斯麥的國有化看作是社會主義，這是冒牌社會主義。俾斯麥搞鐵路國有化是戰爭的需要，與社會主義無關。高文據此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認為任何國有化都是冒牌的社會主義。
應當明確：我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必須區分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性質上的差別。資本主義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有無國有經濟都不會改變其資本主義制度，其國有經濟依然是資本主義，或稱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歸全民所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當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這在馬恩的論著中講得很清楚。
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要把一切生產工具掌握在國家手中。這就表明要建立和發展國有經濟。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化》一文中指出：“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就是說，生產資料國有化是聯合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全國性”基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一方面批評了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些國有化稱作社會主義的“冒牌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又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應首先建立國有經濟，才能實行社會主義。恩格斯還指出了為什么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仍然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因為生產資料“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改變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主義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令人不解的是，高文竟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根據恩格斯批評“冒牌社會主義”來否定我國的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
只要翻看一下，從毛澤東到歷屆中央領導人的論著和中央有關文獻，就可清楚地知道，無論是搞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新中國建立前夕，全國政協制定的《共同綱領》也講：在我國新民主主義制度下“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實行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這也是寫入憲法、黨章和中央文件中的基本原則，不知為什么高尚全先生偏偏要提出不認同這些基本原理并與其相對立的觀點。
二、國有經濟是不是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否定國有經濟、宣揚“國退民進”的私有化思潮頗為盛行。中央和馬克思主義學界提出了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是黨和政府的執政基礎的論斷，以澄清理論是非。1999年，江澤民同志在《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講話中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切重要成就，我國具有今天這樣比較雄厚的綜合國力和重要的國際地位，我國經濟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持續穩步發展，都同國有企業發揮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在2000年《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講話中又指出：“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這一點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必須有清醒的深刻的認識。”
高尚全先生不贊同講國有經濟是黨和政府執政基礎。他說：如果按照這種“基礎論”定位，那么，國有經濟就只能進、不能退。“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高文的這種邏輯是不合理的。第一，講“執政基礎”，并不意味著國有經濟只能進不能退，而是有進有退，進退有序，進退合理。不能把“國退民進”作為國企改革的方向。要堅持在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原則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公私共同發展，是在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的原則下進行的。為什么要強調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可以講很多條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里只講重要的幾點。第一，公有制經濟如憲法所規定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現。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不可能消除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公有制的興衰成敗關系著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第二，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執政的基礎。共產黨的名稱就表示它的宗旨是要共生產資料之產的。如果不搞公有制，不搞國有化，而是搞私有制，需要共產黨嗎?如果公有制全盤倒退為私有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共產黨就會失去其執政的經濟基礎。因此，公有制的興衰成敗，關系到共產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正因為如此，習近平一再強調“基礎論”。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配作用的，必須搞好。在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同志又強調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可見，高尚全先生否定“基礎論”，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和黨中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相悖的。
高尚全先生否定“基礎論”的一個事實根據，是蘇聯垮臺時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并沒有支持蘇共繼續執政。這個根據在邏輯上也是不合理的。講國有經濟是執政基礎，不是說只要有國有經濟為基礎就能保證共產黨及其政權長治久安。如果共產黨脫離群眾不為勞動人民謀利益，而是以權謀私，又不堅持把發展生產力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主要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共同富裕)以及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統一起來，任由去馬克思主義，去社會主義的思潮和勢力泛濫成災，亡黨亡政的可能性就會成為現實。蘇聯亡黨亡國是前車之鑒。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正是保證我國長治久安的治國理政方略。他強調，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夙夜在公，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共同奮斗。與此同時，他又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共享思想。共享什么?我認為這是具有豐富內涵的概念。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共享青山綠水、藍天白云;共享無害食品;共享教育醫療資源;共享安全生活;共享共同富裕。但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把國有經濟搞好搞活，如果搞私有化，則一切背道而馳!還應看到，蘇聯搞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蘇共亡黨亡國的過程，正是與私有化的改革同步進行的，是與其放棄公有制經濟基礎相聯系的。
三、搞混合所有制經濟不能以私資消國資，而是共同發展
高尚全先生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受片面觀念束縛”，其用意何在呢?顯然，從它否認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否認“執政基礎”，可以看出，它是主張在搞混合所有制經濟中，不必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可以不堅持國有經濟的控股權。它認為黨的執政基礎是“三個民”，即“民心、民生、民意”。這是什么意思?難道國有經濟與民心、民生、民意相對立的嗎?難道搞好搞活、做優做強國有經濟不是民心所向嗎?難道國有企業作為全民所有制經濟不是保障與改善民生的經濟基礎嗎?難道廣大工人群眾在國有企業的工資待遇和地位遠比私資企業高，不愿將國企私有化，不是民意所向嗎?吉林省通鋼事件說明了什么?其實，高尚全先生所說的“三個民”，不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民”，而是民營經濟即私有制經濟的“民”。這一觀點高先生在其他報刊上多次公開講過。例如，他在《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3月13日刊發的《高尚全闡釋發展民本經濟：民有、民營、民享》一文中，主張發展“民本經濟”。他闡釋說：“什么是民本經濟呢?就是以民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其主要特點就是“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事業以民辦為主。”顯然，這三個“民”的本意就是以發展私有制經濟取代國有經濟。在《北京日報》今年5月30日提出另外三個“民”即民心、民生、民意，沒有具體說明其內涵。其真實本意依然是主張國有經濟不符三“民”，應換之以民營經濟(私有經濟)的三“民”。
中央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絕不是如有些人所主張的那樣，以私資股銷蝕國資股，而是為了更好地發展國有經濟。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時，同時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同時提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中央有關文件一再講：搞混合所有制經濟，要使國有經濟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而高尚全先生提出搞混合所有制經濟“不能受片面觀念束縛”。難道遵循中央有關決定中的這些規定，就是“受片面觀念束縛”，應該突破嗎?
四、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和社會主義的實踐邏輯認識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強調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有其科學理論和實踐邏輯的，決不是為國有而國有，也不是什么意識形態偏見。我國的國有經濟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少問題，需要通過改革和完善管理將其搞好搞活，但是認為國有經濟注定不如私有經濟有效率，從中外整體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這一論斷并不具有科學性。從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來說，首先要闡明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其本意可概括為兩方面：其一是要讓廣大勞動人民擺脫在舊制度下受剝削受壓迫的境地，全面自由發展，過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列寧語)，實現共同富裕。為此，就需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這是制度保證。搞國有經濟正是服從于這一根本目的的。其二是搞社會主義，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這既是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保證，又是消除舊社會制度中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需要。就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破壞著生產力的發展。就舊中國來說，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生產力發展被束縛著，使舊中國處于生產力十分落后的境地。從歷史事實來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舊制度的私有制，顯示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蘇聯建立了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后，迅速縮短了沙俄時代與美國經濟的巨大差距。在1921—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年代，蘇聯經濟蓬勃發展。二戰中還打敗了強大的法西斯德國的進攻;二戰后，成為可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而蘇聯解體、實行私有化后，多年經濟停滯不前，國際地位雄風不再，其經濟規模占世界的比重大幅下降。1989年俄羅斯的經濟規模是中國的兩倍，現在只是中國的20%，與印度差不多。舊中國的多種私有制沒有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反而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新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以后，顯示出了遠超私有制經濟的優越性。盡管改革開放前有“左”的重大失誤，但經濟建設事業和經濟發展的成就超過舊中國的一兩百年，年均6%以上的發展速度也超過了許多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主要是靠國有經濟的貢獻。國有經濟也顯示了它的效率。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講：“從現在的材料來看，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后，還可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這表明利潤率是很高的。據此分析，如果投產四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資，表示年均利潤率為25%;如果四年之內還可賺回三個廠，表示年均利潤率為100%。當然這指的是輕工業，重工業的利潤率會低些。根據有關統計資料，我國三大改造以后，國有經濟的利稅率是較高的，1957年達34.7%，1965年達29.8%。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不少國企虧損、倒閉，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情況，需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其歷史和現實原因。為什么有些原來效率很好的國企變得虧損甚至倒閉，是完全可以講清楚的。但這不是本文的任務。這里重在說明：不能不加分析地得出國有經濟必然比私有制經濟效率低的論斷，進而借此提出以私有制經濟取代國有經濟，搞“國退民進”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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