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邊緣人：“打工妹”

(圖片來源：網絡)

　　隨著全球化的廉價勞動市場化與社會化趨勢在中國長三角為核心的各級城市蔓延開來，女性勞動力具有商品交換意義的屬性，女性勞工或者具有流動身份的女性工人也成為了學術關注對象。在對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者的研究中，女性打工者成為研究者聚焦的社會議題之一。

　　從外地來的“外來妹”或者“打工妹”一般指稱年輕、具有“身體資本”的打工女孩以及其姐妹，在深圳及長三角一帶工廠工作的年輕女性還有另一個稱呼——“廠妹”。“妹”這個詞在港臺地區以及中國南方城市和經濟特區特別常用，盡管不是全部，但是大多數“打工妹”都是年輕的單身女性。同時，“妹”是一種居高臨下的稱呼，意思是年輕姐妹或者女孩。在城市話語和媒體中已經簡化為一種籠統的稱呼。潘毅以及許多其他學者認為，“打工妹”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身份在制度、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被塑造成一種受制度歧視的、受資本剝削的、受男性統馭的、受城市市民排斥的社會分類。這里“妹”的指向性既清晰又模糊，她們的邊緣與弱勢在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中顯得更加分裂與掙扎。一方面女性化勞動中經濟價值被低估的現象較為普遍。另一方面在媒介化社會背景下打工妹的個體意識和寄托又發生了怎樣的變遷?基于此，了解該對象以及她們的話語投射出的身份和認知尤為重要。

　　外出打工的原因

　　隨著社會變遷和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為鄉村貧窮和家庭生活壓力而外出務工的情況銳減，那么為什么還是有如此多年輕的農村女孩選擇背井離鄉、忍受另眼相看的壓力來到城市呢?“在家沒有事情做，去外面能賺錢啊，這樣自己有錢用更好。”“其實我是不想跟家里那些人一樣。”通過訪談發現成為“打工妹”的意愿大部分并非是被動的，而是一種個體的自我選擇，對自身的一種自我支配。“??我肯定還是要去的，老板扣了我工資啊，那是我自己賺的。那當初我一個人在上海上班，本來就是覺得大地方發展好。現在我再去這一年就會回來的，我跟他(未婚夫)講好的。” 為了能夠讓“遲早”要到來了農村婚姻生活延遲一些時間，訪談對象03YN不僅主動要求外出務工，并且采用協商式的策略以平衡好各方面的關系。

　　以往研究者對“打工妹”的外出務工動機取向分為叛逆型與順從型。主要包括逃避農村現有的困境、來自婚姻的禁錮、閑在家中的遭受的社會壓力以及為了報答父母賺錢貼補家用等。贛東北某村的習俗是，學習成績好，才有升學可能性。假如成績太差，往往只能讀到小學三年級便輟學在家照顧弟妹，等到十五六歲便跟隨同村人或父母外出務工，一般以進廠工作為主，很大一部分具備闖勁和敢于突破的打工者，可能會進入銷售樓房、銷售衣服和化妝品行業。

　　他者眼中的“打工妹”

　　其他人群，特別是鄉村同齡人是如何看待“打工妹”以及她們的身份呢?筆者對從農村走出來的大學生以及已經在城市扎根的青年進行了訪談(訪談對象為在讀學生)。其中一位敘述道：“打工妹，是我所錯過的一個身份。在高中時期，我腦海里有了出去打工的概念。或者村里嬸嬸們說‘出去做事了’，哪里不能做事呢?所以對于這樣的話題，我永遠也沒有直接的個人體驗。這些事情離我最近的是在快高二那一年。假如我沒有進入重點班，天真的我幻想了很多我也要去打工的場景。”另一位訪談對象則更多思考了自己與打工者的差異，“有一天和一群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并且事業小有成就的同學吃飯。席間有人問我讀那么多書是為什么，有什么好處，我一時答不上來。整個晚上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相冊里的一些照片無意間給了我啟發。前幾天看到山上好多桃花，便停下車來，走了好遠的路，拍了幾張照片。??現在想想，(偏執地)對美好事物的眷戀和贊賞，這或許就是我和他們的不同之處吧。當然，還包括他們口中的“憂國憂民”。??”

　　相對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打工妹”更加關注個人的情緒和生活狀態，對于媒體報道的感知力較低，不太關注與自己身份相關的報道。例如許多“打工妹”并不知道富士康跳樓事件或者媒體對于“廠妹”的相關報道。相比這些她們反而了解媒體關于“剩女”的報道，其中一位訪談者就很擔心“我自己不覺得自己年紀大，而且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很多人都沒結婚，剩女也沒什么，但是家鄉就不同了，別人會指指點點，父母也有壓力。”

　　而與此同時“打工妹”卻是媒體獵奇、刻板報道的對象之一，例如大量關于“廠妹賣淫，富士康打工妹城中村兼職”的網絡報道層出不窮。有研究者通過等距抽樣，對涉及“打工妹”題材的社會新聞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發現“打工妹”實則處于一種“無名化”的狀態，在強調其女性身份的同時構建了“情感與性”等新聞議題框架。

　　在潘毅看來，“打工妹”具有多重蘊涵。打工意味著“為老板工作”或者“出賣勞動”，意味著以勞動換取工資的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關系。在勞動關系和社會分層中愈來愈強調市場因素的新型社會背景之下，“打工”一詞代表著的則是一種比較低下的社會身份認同，即一個雇工的身份。“妹”意味著年輕的女孩兒，它不僅標識出性別，而且還表明婚姻狀況：與“姐”相比，“妹”意味著單身、未婚而且比較年輕。因此“妹”通常意指較低的社會地位。

　　這里的他者，既包括了同齡人，也包括媒體和學者。“打工妹”代表的是一種深嵌于勞動關系與性別關系之中的次等勞動身份認同。“打工妹”遭受的性別壓迫，加上由于城鄉分割而導致的壓迫，進一步加大了她們與城市大眾之間的距離。這既增強了城里人的優越感，又讓“打工妹”作為同情、娛樂和窺視的對象更增添了吸引力，進而使她們成為不斷追逐商業化的中國媒體最喜歡的素材，但官方和主流媒體中對該群體的話語建構已經隨著時間推移發生了一些變化。

　　“打工妹”的話語變遷與適應策略

　　“出去打過工回來的女孩子都比較洋氣，會打扮。”一位村里老人閑談時說道。不僅在服裝層面上，出去打過工的女孩的話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話語中暗含了不平等的權力關系。首先是“打工妹”更敢于說話，打工回來的女性比從未出門打工的單身女性更加愿意交談。因此筆者在進行訪談時并不會遇到太大的阻礙。其次，話語賦予了人們在這些不同的主體位置之間進行選擇的能力，但在話語、知識和權力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以至于一些人可以比另一些人想更大的主體位置范圍，可以在更好的位置上選擇扮演的角色。而對于個體而言，話語本身是一種社會行為，可以通過話語實踐成為權力關系的生產者，并標識自己類別的社會位置。也就是說話語作為一種文化資本介入社會分層實踐后，可以作為身份建構的一個部分。“打工妹”群體的話語以及在城市的話語策略可以更加清晰化群體身份和某種程度上反映其生存狀況。最后，被貼上了“農民工”、“外來妹”、“打工妹”、“廠妹”標簽的群體已經被沉默和被動化，大體上是被建構成沉默的對象而不是說話的主體。流利的不帶鄉音的普通話與所在城市的語言和打扮一樣，對“打工妹”來說是適應城市生活的重要文化資本，以掩飾鄉土身份。

　　話語實踐過程中的語言策略具有靈活性。在實際訪談中，訪談對象04YF說道，“我會講幾句粵語，但不會刻意學，會普通話就夠了，如果你學，別人一聽就聽得出來你是外地的就可能會笑話你。” 當自己的認同感在新的社會和話語環境下不再得到認可時，會改變主體自身價值觀和期望值，在性別與交往關系方面概莫如此。由此自發進行調適，由此產生新的實踐經驗和關系。“外界的規訓使得她們不得不調整和改變自己的身體，努力抹去任何有可能暴露其出身根底的痕跡，掩飾任何有可能使其永遠停留在現有的社會位置上的那些特征”。試圖打造或重塑新的面貌和形象，這恰恰說明在城市生活過程中被動和適應的無奈性。但或許“打工妹”個體自身并不如此認為，因為城市的標準已經內化為一種相對高等級的標準和尺度。

　　杰華相信用她們自己的理解和表達方式來關注他人的經驗在政治上和認識論上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出于一種完全對抗主流全球話語的愿望，在這個主流框架中弱勢群體常常表現為被動的客體，不能為自己辯護。福柯則認為“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社會團體所認識的過程。大部分的訪談對象在回答問題時選取的話語和敘述中的用詞和表達結構反映了她們共有的價值觀念、理解、想象和期望，并沒有過度傳達悲觀以及煩悶，以此喚起交談者的同情，這與以往研究者搜集到的話語資料有些差異。這或許可以表明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外出動機、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媒介化社會中的人際交往圈的維護

　　正如學者杰華所言，勞動者在都市的社會經歷和現代傳播通訊工具的使用，必然使得女工(打工婦女)的主體性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甚至改變了她們的個人身份認同和性別關系。“其實沒什么看得起看不起的，因為圈子不同，我們又不怎么跟那些人玩，我們自己玩。”“打工妹”突破農村的血緣為基礎的圈子到達另一個城市生活圈，她們突破了什么?是否真正改變了自己的身份地位?這是研究需要進一步追問的。

　　楊善華與朱偉志關注農民工賦予了手機消費和使用以“社會競爭”的意義，認為他們一直在使用人情和交往編織用得上的關系網，而家族中的其他成員是關系網中的優先入選者。新生代農民工明確地以手機聯系他人，表達之間的意志，肯定自己作為主體的存在狀態。還有許多學者關注的是手機的使用與滿足研究，聚焦于手機的信息服務和工具理性，缺少對于這一傳播新技術與個體生命的體驗，或是對女性生活的滲透和人際關系的模式變遷的探索。[27]所有的訪談對象目前使用的社交網絡主要是微信、微博、手機QQ。

　　與大多數人一樣，她們是通過手機等電子技術進行社會網絡的維持。“通過微信圈，我就知道我以前的伙伴都在哪里，有時候相互點贊咯，或者很多姐妹發的都是自拍照“，同樣未婚的打工妹擁有社會化媒體中活躍的無形的圈子。打工妹的關系圈子包括親人、男朋友、同鄉姐妹、城里朋友以及通過社交媒體認識的陌生朋友，涵蓋了血緣、地緣等多層次。這些社交工具夠提供工作機會信息，例如，“有時候我也會微信，問問朋友那里有事做。我們那邊一起去溫州做事的，都開車回來過年了，真是很不是滋味，如果那個時候我沒有去別的地方，還是跟他們一起做就賺很多錢了。”

　　去向何處：身份帶來的困擾

　　實際上女性打工者與男性打工者存在很大的差異，與男性農民工的連續打工情況不同，女性農民工外出是階段性的。相對于農民工群體整體的邊緣地位和弱勢處境而言，農民身份和性別身份使打工妹成為了一個雙重弱勢群體，她們在鄉村代際傳承中承擔重要使命。除了未婚時候的年末利用返鄉進行相親、訂婚等，大多數打工妹返鄉多緣于承擔生育、撫育任務，并時刻注意自己是否到了組建家庭的關鍵時期;婚姻和家庭對于她們來說顯然尤為重要，而作為城市社會中的邊緣群體，同時處于家長和族人觀念壓力以及社會常規對女性年齡的歧視之中，她們的擇偶行為更能深刻地反映下層群體向上層流動的難易程度。

　　差異的另一方面體現在社會輿論對女性年齡的過分“苛責”上。年齡也是未婚女性打工者最擔憂的一個問題，服務行業包括工廠都希望年輕漂亮的或者有體力、接受能力高的，超出年齡范圍之外的不予以考慮。不僅外面，“家里的工業園區的工廠，做電導體的，盡管不需要什么經驗和體力，但要求年齡。”對于農民工進入城市在市場上交換勞動力，為自我的發展創造素質，成為現代性的主體。這一觀點隱喻了以農民工為主的幾乎全部外出打工者的低下社會地位以及勞動價值的貶低。因此，年齡愈來愈大的未婚打工妹面臨的壓力和困頓則隨之而增，但選擇的自由卻仍然被禁錮。

　　婚姻成為一種被動的選擇

　　“打工妹”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是因為想通過打工的經歷，結識一群城市上層男性，通過婚姻擺脫窮鄉僻壤，但是通過掙扎還是選擇“理性回歸”。[33]而黃菡等學者指出中國城鄉的二元對立，以及由這種二元對立造就的農民及其后代對城市及城市生活的陌生與疏離，留在城市生活是一個夢。雖然“做個城市人”對大多數“打工妹”來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但通過改變身體這樣的微觀策略，“像個城市人”還是能夠爭取的。

　　返鄉期間“打工妹”會被家里人或者族里人介紹安排“新相親”，“打工妹”主動選擇回鄉相親而出現的“新相親”行動，呈現出了更高程度的現實理性，而自我保護的需求和保障家庭的現實訴求也成為“打工妹”回鄉進行“新相親”行動的重要推力。通過訪談和生活觀察發現，“打工妹”盡管對于生活目標和獨立意識都有了更加明確的趨勢，但是她們對于婚戀的理解顯然伴隨著許多無奈。對于擇定的對象，“這有什么喜歡不喜歡的，結婚不就是找個對我好的嗎?只要父母同意，對我好就行了唄。” 對于婚戀的理解主要是穩定和對“我(主體)”好，雖然排斥“鄉村婚姻市場”，但理想的戀愛和婚姻并不易得。訪談者也承認電視等媒介給生活帶來很大影響，但其實和擇偶關聯并非如此明顯，“電視里面是電視里面的故事，現實是現實”。這也應證了前文所謂的“理性回歸”。

　　有一次，YN家長的幾位長輩在張羅訂婚當天的流程，以及招待男方家客人的菜單。我問在一邊玩手機的YN，“你為什么參與性不高啊?”“又不關我的事情。”不知道是出于賭氣還是確實覺得她不需要參與。或許她的漠視也是一種無聲的抗議，還是她感覺這一系列快速而又順利的訂婚喜事中，她是局內人，同時也是最無奈的“局外人”。這樣的推斷從訪談對象的妹妹處得到了印證，“我感覺我姐姐其實很無奈，你看她不怎么情愿。”(該訪談對象的妹妹還是一名初中生，但平時生活中已經表現出比較成熟的一面)“打工妹”在婚姻戀愛、個人發展、人生安全方面確實缺乏安全感。潘毅所觀察到的“尖叫和夢魘”是一種消極和被動的折射，但是時代發展的速度加上“打工妹”個體意識的覺醒，使得她們可以并且適當的采用積極、個人的圍觀策略與都市的陌生進行試探、接觸和互動，最終追求獲得在城市立足和生存的資本和地位。

　　雙重邊緣人：“打工妹”的焦慮與抗爭

　　由于制度和歷史等原因，我國的媒體資源占有和使用權并不平衡，許多雜志報刊基本由各級官方的婦聯所涵括，甚至作為政績標榜;而由民間自發成立的公益組織也缺乏生存土壤而發展并不盡如人意。其中比較典型的有海南外來工之家和北京打工妹之家, 這些組織通過開展“戀愛婚姻講座”、“如何適應城市生活講座”等活動來消除打工者的困惑，增強她們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

　　“你不想留在上海嗎?”“我也想留啊，但是房價那么高，蔬菜比肉貴，消費水平太高了，我估計是不行。其實現在主要是想穩定下來。在上海沒辦法立足，回來吧，又覺得家里還是太落后了，玩的、說話的人都沒有，很快又要被安排相親訂婚，哎，煩惱!” 這些未婚的女性打工者對安全感的要求和擔憂較為明顯。這是無法隱藏的雙重邊緣人的尷尬，既有城市生活經驗和策略、以及留在城市的愿景，但現實條件無法滿足。回到家鄉面臨的又是與此之前截然不同的情況。這不僅僅是文化焦慮，而是生存焦慮。

　　“你向往上海，但是又覺得沒辦法立足，那你今后怎么打算?”“比較實際的就是回來開個小店啊，我自己很想開服裝店的。”

　　在國家、資本與社會的合力下，“打工妹”被建構成為廉價、卑微、次等的社會身份，她們在階級、城鄉、性別的社會分層結構下承受著歧視和剝削。“打工妹”主體的能動性取決于他們的處境和地位，受制于一定的生存條件、行動者的天資條件以及實踐條件。例如手機新媒體的使用可能改變了“打工妹”的身份和與他人的關系，以及獲得了來自不同體驗的歸屬感。但作為邊緣群體，主體位置多樣化帶來了不同實踐體驗的可能性，必須承認個體的主體能動性在影響經驗、理解和敘述中的重要性。

　　除了少數幸運者可以從女工上升到白領階層，甚至于社會上層之外，絕大多數被更替的女工只有這么幾條出路：轉行到其他職業;成為專職家庭主婦;進入地下經濟，如成為性工作者;返回農村。然而她們就是因為農村的貧困和缺少機會才離開農村的。因此有多少人愿意回農村是個未知問題。還有她們在城市生活一段時間以后，無法重新適應農村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她們對留在城市的可能性的幻想破滅，以及對返回農村的令人沮喪的前景預期，“打工妹”對于她們未來的去向處在一種兩難的狀態，這種兩難經常通過她們對于婚姻的焦慮和深思熟慮表現出來。

　　“出去還是不出去，已經不是一個選擇題。只要不是上大學的，閑著沒事干，只能去外面做事” 。

　　從沒有城市生活經驗的異鄉人，到經過適應和積累獲得新的社會身份，但無法擺脫像候鳥一樣不斷來回于城鄉之間。告別了鄉村文化的承襲轉而浸淫在城市文化中，在磕碰之中完成了城市生活的適應，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也或多或少發生改變之后，又面臨回去結婚、生子唯一的選擇。在游蕩的邊緣人生活夾縫中，三五年或者更長時間的城市化并沒有帶來最終的歸屬，因為身份、階層、經濟等等現實原因，回鄉接受一段熟悉又陌生的相親而由此展開另一重的邊緣體驗和掙扎。

　　結 語

　　“打工妹”缺乏所能依賴的制度性資源，同時沒有經濟和文化資本，身體資本成為實現職業向上流動的最重要資本。另一方面，與城市男性或地位較高男性締結婚姻關系也是實現向上流動的可選途徑。作為城市社會中的邊緣群體，她們的擇偶行為更能深刻地反映社會流動的通達程度。李銀河的研究發現，在“打工妹”大量聚集的地方，已悄然出現了一個婚姻的邊緣群體(她們既不愿回到農村的婚姻中，也不被城市人接受)。

　　身份不是身體，諸多學者描述了“打工妹”面對城市化過程中的身體資本以及如何更好適應，盡管二者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卻不能將二者完全割裂開來，將身體作為資本是在缺乏社會、文化、經濟等資本之后的最后選擇，也證明了其身份的雙重弱勢。缺乏制度性資源的支持，使得“打工妹”作為中國社會邊緣的形象而存在于公眾的想象中。以結婚、生子作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線，導致不少打工少女的痛苦、彷徨、迷茫與無助。一方面，“打工妹”的主體建構過程是在不斷沖突，不斷努力化解沖突的過程中完成的。(這里的沖突包括：政治沖突、資本、國家級與打工妹、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男權社會與打工妹等方面)同時，面對結構性的壓制，群體內部尚未有共識性理解。因此，本文認為對主體生成的追問應該基于對各類主體生成的制度環境、塑造主體的各種力量的把握。

　　(本文作者李鎵，首發于《新聞界》，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質化研究”，破土責任編輯：九尺生 圖片編輯： 冥想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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