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階級主體地位回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復興的基本條件

　　——也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問題

　　【提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嚴重缺位。中國社會轉型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特性的錯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歸屬標準的不確定，市場經濟構建和演進實際過程與西方經濟學基本理念和理論邏輯較高程度的偶合是產生此問題的重要原因。勞動階級主體地位的回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復興的基本條件。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問題何在

　　自從經濟學界有影響的人士提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受到動搖之后，部分學者和某些教育、研究機構出于各種考慮對此表示不認同或認為問題并不嚴重。實際上除去其它因素，從純學理的角度看，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發生動搖的判斷是否成立主要看這種判斷的依據是什么。提出這種判斷并且認同這種判斷的學者們的依據主要有兩點：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主導經濟體制轉型的作用上有被邊緣化的傾向;二是在教學和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處于邊緣地位。這兩點依據是表象性的。而表象性東西的特點是容易描述，甚至可以量化。這也決定了它往往容易成為爭論的焦點。一方可以舉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動搖的現象或事例，另一方也可以舉出反事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了多少課時，立項了多少課題)。最后可能成為量的比例的爭論。沿此路徑，這個問題的提出和爭論的理論意義就很有限。在實踐上依據此路徑去解決量的比例問題(如增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時和科研立項)，其實際作用如何也是有疑問的。所以對形成此判斷的依據問題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從歷史實踐看，前現代社會中任何意識形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充要條件和根本路徑幾乎都是意識形態的官方化或法定化。從中國皇權推動下的“獨尊儒術”到西方中世紀神權庇護下的神學教義莫不如此。在此歷史階段，權力的強制推動就足以使適合統治需要的意識形態主流化。歷史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文化教育的普及和資訊的發達，意識形態主流化的新的充要條件開始產生：既意識形態必須由文化精英自覺地有意識地承載，而且這類文化精英必須構成社會文化精英的主體或絕大多數。此時統治階級確立主流意識形態的路徑不再是權力強制，而是運用手中掌握的政治、文化和經濟資源全方位地培育其意識形態的自覺的有意識的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社會文化精英。這是典型的現代性問題。西方國家和前蘇聯、東歐國家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結果截然相反但具有同樣解釋力的詮釋。

　　現代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雖然沒有法定的官方意識形態，而且表面上也不靠權力強行推動其意識形態的主流化，但是統治階級極其自覺地利用他們掌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塑造認同其意識形態的文化精英，并使他們成為社會文化精英的主體。在現代社會只要社會大眾尤其是文化精英的主體認同某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必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同時由于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文化具有傳承性，所以也在某種程度上確保了這種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具有傳承性。從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數百年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從未動搖過。我們過去的解釋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基本經濟制度不變，作為上層建筑的主流意識形態也不會變。這種解釋過于機械。意識形態作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文化形態需要承載和傳承的社會文化主體，反過來自覺承載和傳承意識形態的社會文化主體的存在，又決定了意識形態的現實性和可傳承性。資產階級對這一點的充分認識和實踐，是其作為統治階級高度成熟的重要標志，是其成為自為階級的重要表現

　　蘇聯作為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法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并運用權力強力推行之，力圖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主流化。這種方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顯然不成功。蘇共正式取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法定地位就是在社會文化精英主體的推動下達成的。這一點從文化精英對這一決定的反應就看得很清楚，抗議者寥寥，絕大多數文化精英或是歡呼或是默然接受。問題的關鍵在于法定的官方意識形態并不天然就是主流意識形態。當社會文化精英主體沒有成為法定意識形態的自覺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時，這種意識形態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主流意識形態。蘇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邊緣化的原因不在于法定地位的喪失，而反過來是由于主流地位并未真正確立，才最后導致法定地位的喪失。搞清這個問題對判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前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這種意義在于，判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否處于主流地位的重要依據應當是經濟學界的大多數精英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覺的承載者和傳承者？在這個問題上同樣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法定或官定地位直接等同于主流地位，這是現代性問題的特點之一。如果按照這種標準判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目前的地位，實事求是地講，并不樂觀。現在不但青年經濟學者有多少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覺的承載者和傳承者是個問題，就是一些西學底子欠佳的中老年學者也紛紛改換門庭。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的討論中如果對這一問題加以回避的話，這種討論就沒多大意義。而且會模糊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

　　總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問題主要不在于它的教學量和科研量的不足（這種表象的東西容易解決）。而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覺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嚴重缺位。如果對這個問題還不敢正視，我們將犯無法挽回的歷史錯誤。

　　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何以成為問題

　　首先，中國社會轉型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特性之間出現錯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特性是其具有鮮明的黨性和階級性。這一特性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價值取向，并且決定了它訴諸特定階級的歷史能動性。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具有歷史主體性的學說，這是它與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區別之一(西方經濟學訴諸的是超歷史的經濟人，它在歷史主體性上“空場”)。正因為如此，站在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立場，認同社會主義價值取向是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覺承載者和傳承者的先決條件。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歷史傳承來看，這是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共同特點。同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反叛者也往往首先是立場和價值取向發生了轉變。目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覺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題嚴重缺位的原因之一就是經濟學精英的立場和價值取向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特性的要求完全不一致(他們中一些人明確承認，這種坦率態度倒也符合學者標準)。這種不一致或錯位又直接與中國社會轉型實踐的現狀和結果相關。中國經過二十余年的社會轉型，已經基本完成了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重新配置。與此相應，各社會階層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事實上也進行了重新調整。在任何社會中，文化精英資源的配置狀態都是由以經濟資源為核心的其它各種社會資源的配置狀態決定的。即文化精英主體部分的立場與價值取向是與占有經濟資源和其他社會資源的社會主體相一致的(毛澤東曾用“皮”與“毛”的關系概述過這個道理)。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訴諸的階級對象成為事實上的“弱勢群體”，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訴諸的這個階級的歷史能動性由于雇傭勞動關系的確立而重新回歸為自在性時，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轉換就成為經濟學精英主體的自然選擇。而這種選擇的直接結果則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覺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嚴重缺位。可以預見，如果中國社會轉型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特性的錯位長期存在并進一步發展，那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自覺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嚴重缺位的問題將會長期存在并可能進一步惡化。

　　其次，中國社會轉型的基本路徑是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不但是無例可循的探索，而且從馬克思主義的文本邏輯看是一種歷史悖論。由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歸屬標準及范圍遂成為一個重大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之前，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歸屬范圍上幾乎沒有大的爭論。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當包括：以《資本論》為核心的經濟學說;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和關于經濟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新經濟政策理論等;斯大林關于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理論，社會主義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及以此為框架的政治經濟學范本。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歸屬標準上，一些基本理論準則也具高度認同性。如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計劃經濟;帝國主義是垂死資本主義的判斷;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概括等。可是隨著中國社會轉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歸屬范圍和標準上出現了很大的分歧，甚至一些根本性的理論準則也受到強烈質疑。如勞動價值論;公有制理論;資本主義歷史走向的理論等等。這些根本性理論準則的分歧不但造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理論邏輯的不一致(如否定或修改勞動價值論必然導致與剩余價值理論的斷裂)，并且導致了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價值取向解讀的多元性。在這種學術語境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生成和培育必然很困難。因為當一種學說體系的基本理論準則都不再被確認或出現嚴重歧義，當它的基本理論邏輯都不再一以貫之，當它的基本價值取向的解讀都呈現多元化的時候，還會有多少新生代學人愿意成為這一學說體系的承載者和傳承者？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西方經濟學在其歷史演變中盡管流派眾多，但在基本理論假設上，基本理論準則上，基本邏輯和基本價值取向上始終一致。如在基本理論假設上始終堅持“理性人”假設，在基本理論準則上堅持私有制選擇的唯一性，在基本理論邏輯上堅持論證市場經濟的永恒合理性，在基本價值取向上始終以隱晦的手法維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這一現象值得思考。

　　再次，中國市場經濟構建和演進的實際過程在諸多方面與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理論邏輯高度偶合(如大量私人經濟主體的自主產生及大量公有經濟的轉制，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乃至當今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轉型后的經濟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加以描述。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此方面有所不適。當然這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本身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前無古人，因此必然形成實踐走在傳統理論前面的現實。然而也正是這一現實，為相當一部分經濟學者的理論認同的轉向和新生代經濟學人理論認同的確立提供了感性經驗的支持。這也是造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嚴重缺位的原因之一。

　　最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嚴重缺位，通過話語權的中介形成逆向循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承載主體嚴重缺位的后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話語權的嚴重削弱。其直接表現則是大量學術刊物對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框架和方法的文章不感興趣乃至封殺。而這又導致大量新生代經濟學人不敢或不愿意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自主生成更加困難，使這一問題愈加嚴重。如果不自欺欺人的話，就應當承認這種逆向循環已是客觀現實。

　　三、與地位問題相關的幾點思考

　　首先要解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定位或定性問題，這是一個基礎性根本性的問題。因為對任何問題的解決，都要以問題的性質為依據和出發點。性質定位不準，問題的解決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基本制度要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一種學術體系，更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操作層面看，前者是戰術層次，后者是戰略層次。戰術受戰略的導向和制約，戰術如果脫離戰略導向和戰略安排，就毫無意義。具體講，如果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僅當作學術體系，而將其去意識形態化。則戰略制高點盡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覺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生成將不可能。而只可能生成一些類似西方的馬克思學的研究者。因此必須首先從戰略層面考慮，必須首先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僅靠確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法定地位是遠遠不夠的。在現代社會，只有社會公眾尤其是文化精英主體認同的意識形態才是主流意識形態，而只有主流意識形態才可能真正成為體現國家意志的國家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演變的歷史經驗顯示，怎樣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并長期處于主流地位是一個沒有解決好的重大課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歷史經驗還證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與法定意識形態的斷裂是基本制度顛覆的先導和標志性跡象。這一點在蘇聯的演變中最為典型，因此有必要做一點具有啟示意義的展開。

　　雖然我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指責蘇共領導在意識形態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但至少從表現為文本的官方法定意識形態上，不但絲毫看不到這種現象，而且其表述的政治高度甚至高于我們目前的表述狀態。如1961年蘇共22大的新綱領中明確指出黨的基本任務之一是：“使全體蘇聯人民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他們，對社會成員進行勞動教育，發揚共產主義勞動態度，用高度的思想性和對共產主義的忠誠，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精神教育人民。”該綱領提出的道德原則是：“忠于共產主義事業，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熱愛各社會主義國家;誠實地為造福社會而勞動;不勞動者不得食;每個人都關心保護和增加公有財產;對社會義務的高度自覺，對破壞社會利益的現象絕不容忍;集體主義和同志互助。”[1]至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反和平演變，官方文本也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不予重視，而是提的很高也很敏銳。如1966年蘇共23大明確提出要“十分注意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各級黨組織的迫切任務就是改進對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加強他們特別是青年黨員的思想鍛煉，提高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修養水平。黨的意識形態機構和相應的國家機關有責任改進高等學校中講授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代表大會強調指出，必須堅持不懈地反對非政治化的傾向，私有制殘余和市儈習氣，反對以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待社會主義的理想和成果。”“代表大會強調指出，在當今條件下，國際舞臺上的意識形態斗爭是很尖銳的。……帝國主義借助于他們龐大的宣傳機器和所有大規模報道的現代工具，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上的破壞活動和麻痹本國群眾的政治意識”蘇共中央總書記在報告中也明確指出：“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在一切情況下都應該是不妥協的，因為這是階級斗爭……。”[2]

　　由此可以看出，蘇共至少在文本表述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定地位并力求使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但當時真正處于主流的意識形態又是什么呢？或者說蘇聯社會普遍認同和流行的理念和價值觀又是什么呢？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批留蘇的日本左翼學生對此有一番觀感：其一對政治冷漠。“蘇聯的母親們一般想法是，自己這一輩人已經吃盡了苦，可不能讓自己的子女再受那種苦了，青年們愿意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吧……所以青年們的想法也就是進大學，就高職，拿高薪，娶個漂亮老婆，過舒舒服服的日子。特別是大學生和中上層家庭的子女，這種想法更為普遍”(與中國目前驚人地相似)“有一次莫斯科大學召開了有幾百人參加的援越大會，而其中只不過有蘇聯學生十幾二十人。但是在這個會場隔壁，第二天舉行了一次舞會，會場擠滿了蘇聯男女學生，他們在舞會上大跳西方扭腰舞和搖擺舞。”“據參加過克里姆林宮‘五一’集會的人說，那里的集會也如出一轍。在一些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出席的集會上，預定開會的時間到了，只見座席上放著一方方白手帕，表示人已到，座位則是空的。演講人只是對著一方方白手帕講話，到第二部分娛樂節目開始時，才看到手帕的主人陸續進場。”[3]其二，崇尚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蘇聯青年普遍不問政治的同時，對于西方頹廢的資產階級文化，卻處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種傾向非常強烈。他們如果從哪里弄到一兩張西方的唱片，明明可以裝進去，他們卻不，一定要把唱片套的封面故意露在外面，招搖過市，引人注目表示他有外國唱片”[4](這不禁使人想起中國開放初期青年人不愿撕去哈蟆鏡上的洋商標)“我們原先以為，到蘇聯以后可以到處聽到真正的、地道的俄羅斯民歌。結果相反，不但聽不到，而且我們會唱的俄羅斯民歌和蘇聯早期革命歌曲之多，竟使蘇聯人大吃一驚。現在的蘇聯青年人早已不會唱這些歌曲了。他們所唱的都是爵士樂和搖擺樂一類。”[5] “今天的‘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兩個電臺的世界收聽率，恐怕以蘇聯和東歐國家為最高。收聽的人說是要聽聽這些電臺的爵士音樂，實際上不過是遁詞，他們也收聽這兩個電臺的政治宣傳節目。”[6] “我們到紅場參觀時，就看到許多栽著假睫毛，塗上藍眼圈，臉上涂著厚厚脂粉的蘇聯女人。他們見到外國人，就走近來問‘有日本半導體收音機嗎?’‘帶著美鈔嗎?’我告訴他們：‘什么都沒有’誰知她們竟指著我穿的日本西裝說‘就這個，你賣給我們吧!’”[7]其三，價值觀變化。“由于蘇聯社會的不斷腐敗、墮落和變質，正經人被譏笑為笨蛋，甚至被認是神經病”“貪污發展到不止個別的人，而是集體地、有組織地進行，有不少企業從門房到最高領導層，人人貪污。”[8] “今天的蘇聯，則以入黨為取得社會地位的保證。當然，今天在蘇聯入黨比日本的文官考試要容易的多了。但是不入黨就不能夠在社會上爬上去。功課優良的學生，不管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場如何，都可以入黨。”[9]其四，社會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符號——“同志”一詞正在消失。“蘇聯出現了一個新的話題，就是我們也一向很熟悉的‘托瓦利什’(同志)的稱呼正在消失。《文學報》上刊出一個作家的倡議認為‘托瓦什利’這個字眼是個陳舊的、不文雅的稱呼，應停止使用。”(有意思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一位學者從東歐國家人們之間不再互稱同志，就預言過東歐社會主義的命運)。

　　顯然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蘇聯，官方的法定意識形態已不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或者說法定意識形態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嚴重斷裂，以至最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迫使法定意識形態放棄法定地位。也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蘇聯法定意識形態之所以喪失主流地位，從而沒有真正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根本原因也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嚴重缺位，直白地講就是真正信奉者已不在社會公眾尤其是文化精英中據主體地位。因此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課題。毛澤東是最早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的政治家。他提出要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不是簡單地提培養建設事業的接班人。這顯然是將意識形態承載主體和傳承主體的塑造放在接班人定義的首位。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實際上也被歸于“左”的思想而邊緣化了。然而蘇聯演變的歷史路徑提示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有重要價值的。

　　上述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啟示意義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重要組成部分的這一性質，要求它必須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兩者必須高度一致，不容斷裂。如果只滿足于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政治承諾，只力爭高校增加課時，研究機構增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題的經費，只致力于所謂理論創新。而不能真正解決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聽者藐藐，信者寥寥的真問題，那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命運是可以預期的。

　　第二，是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構建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作用問題。這一點顯然關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現實生命力和實際地位。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盡力發掘馬克思闡述過的關于市場經濟一般的理論，如價值規律等;另一方面力圖借鑒或引入西方經濟學的一些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但這種努力的實際效果有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市場經濟的構建力和解釋力顯然并不占優。當然原因很復雜，但有一點特別值得指出，即忽略了以《資本論》為基礎和核心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維度——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由于中國經濟體制的轉軌是以建構為核心，似乎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只能從建構的角度考慮。這種單向度的思維首先會在某些理論解釋上產生悖論。如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中國以生產關系變革為核心的改革及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可以運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關系的理論加以論證和解釋。殊不知此理論可提供雙向解釋，君不見主張中國回歸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學者有些也是以此論為依據嗎?

　　此外更重要的是，這種單向度的思維導致中國市場經濟構建過程中和運行過程中缺乏有力的制度性預警機制和糾偏機制。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本身有一定的負面效應，同時現在又認為市場經濟可以與不同制度相結合。而制度本身也會產生負效應。因此現實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有些是市場機制本身造成的，有些則與制度本身相聯系（如兩極分化）。可是目前理論界基本上只是指涉市場機制的負面效應，從而在技術層面提出對策。這些對策的理論支持，西方經濟學就可以提供，根本不需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至于制度性負面效應則基本回避。其實大可不必，中國改革目標定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一般市場經濟，顯然是以承認制度性負面效應可能產生為前提，并以避免這種效應為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地位給予歷史否定，但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和文化精英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不是完全不予理睬。實際上他們始終重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批判和警示，并在不突破制度范疇的前提下不斷糾偏。這也是西方資本主義長期維持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而目前在我國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的背景下卻回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批判力和警示力，以至于面對制度性負面效應或不敢承認或束手無策，這種做法真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嗎？

　　中國市場經濟構建過程具有兩重性，因此只要我們真正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批判力和警示力就具有校正作用。也只有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識到批判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一種構建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經濟轉軌中的作用才可能是全面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具有特定歷史指向性的，并訴諸于特定階級的歷史能動性的理論體系，它在歷史實踐中的地位并不僅僅取決于其自身理論體系的完備，而且取決于特定階級的歷史際遇和歷史能動性。因此即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在中國得到了令人滿意的發展和完善，也很難完全解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地位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確立以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工人階級獨立登上歷史舞臺為背景，同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當代中國地位的復興也只能以它所訴諸的那個階級的主體地位的回歸為條件。到那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春天才能真正降臨。

　　注釋：

　　[1]波諾馬廖夫《蘇聯共產黨歷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5頁。

　　[2]波諾馬廖夫《蘇聯共產黨歷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38——739頁。

　　[3]新谷明生等《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M]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第14——16頁。

　　[4]新谷明生等《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M]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第18頁。

　　[5]新谷明生等《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M]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第21頁。

　　[6]新谷明生等《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M]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第24頁。

　　[7]新谷明生等《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M]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第26頁。

　　[8]新谷明生等《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M]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第31頁。

　　[9]新谷明生等《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M]香港三聯書店1969年第38頁。

　　(作者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原創】作者授權網上首發，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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