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界新聞記者 孫俊彬
“再見，我的大學。”
2016年1月16日，打工青年尹章興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寫下這句話。和普通人的大學不同，尹章興的大學名為“工人大學”，而且學期也只有短暫3個月。
學校隱藏在北京市平谷區的一個破舊的小學里，全稱為北京同心創業培訓中心， 創辦人孫恒6年來通過各種渠道，為來自各地的打工青年免費提供培訓和食住。
工人大學創辦于2009年，如今有200多名畢業生，共舉辦了13期。
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在這里封閉式培訓，他們的吃住都是工大提供。
他的辦學初衷源于一項針對新工人群體的廣泛調查，在這次調研中他發現這個群體存在兩個社會缺失：“精神文化的迷失和社會支持的缺失”。
對于尹章興來說，工人大學(下稱工大)的時光并不是浪漫的青春記憶，經歷過漫長的打工迷失之后，他和他的同學們希望能夠在工大找到一個出路，弄清楚“我是誰?我的未來在哪里?”
這些問題不單屬于工大的打工青年，同時也是當下1億5千萬新工人普遍的精神困境。
迷茫的打工青年
“所有的工友都陷入了一個怪圈：任你怎么努力怎么打拼，依然在底層里打滾。這個過程讓你很痛苦，彷徨，迷茫，出路在哪里?”
尹章興在自己的電影鑒賞課堂上拋出了這個問題。
2016年1月15日，工大舉行第13期學員畢業答辯。尹章興在展示自己的論文 ppt。
26歲的尹章興長著一張消瘦的臉，皮膚暗黃，顴骨突出。在同學中因為擅長理論，且講話抑揚頓挫，人們就稱他為“教授”。
這個問題得到了很多同學的共鳴。班長陳迪橋16歲輟學出來打工，當過建筑工服務員、保安、金礦工、銷售員，曾經三度進出傳銷組織。
陳迪橋16歲輟學出來打工，當過建筑工服務員、保安、金礦工、銷售員，曾經三度進出傳銷組織。
“在外面混了這么多年，還是沒有能力去回饋家庭，我覺得自己很失敗。”陳迪橋說，“我一直很想去隱居，遠離城市。”
陳迪橋在籃球場上打籃球，他一直有個隱居的夢想。
尹章興的打工路線圖比較復雜：家鄉黃石—深圳—西安—青海—東莞—蘇州—武漢，總共6年多。跟其他同學比，年月不算長，但是身體和精神的傷害卻清晰地停留在他的記憶里。
2009年，因為父親去世，家里失去經濟支柱，尹章興被迫放棄讀大學的機會。他獨自一人從湖北黃石跑到深圳，進入一家臺資廠。頭一次上夜班，“在冷庫里工作，穿了連體工衣，只露出兩個眼睛，回到宿舍渾身無力，直接攤在地上”。
一個月后，因此身體吃不消，他辭職去了西安另外一家工廠，不久又因為過度加班跟老板吵翻，隨后又輾轉至青海，成為一名地板磚推銷員，每天到不同小區發宣傳單。這一次，他只干了13天，卻是“有生以來最迷茫最空虛的13天”。
“我覺得我一直以來就是要做一個很充實的人，我不喜歡那種很空虛，那種毫無目的游蕩的生活。”尹章興說。
2011年5月，在表姐的介紹下，他到東莞道窖鎮的一家鞋模廠做學徒。12個小時兩班制，一周一倒。南方天氣酷熱，庫房里只有幾臺風扇。汗水里有鐵屑鐵灰，沒有任何防護工具。干了一個月他再次離開，說好1000元老板只給了500。
之后，“我在東莞的厚街和道滘游蕩了將近半個月，我感覺我就是一個流浪漢，一看到招聘簡章有兩班倒，我就討厭。”
最終，他選擇了去厚街一家超市工作。雖然工資只有1500元，尹章興卻頗為滿意，把那里形容有“自由的氣氛”。干了一年多之后，因為超市降薪，他再次離職。
為了更高的工資，他到了蘇州，成為一名流水線工人。
張彤禾在《打工女孩》里這樣描寫流水線工人的生活：“流水線上的工人從早上八點連續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個小時，另加兩頓飯的休息時間——而工人們連續很多星期每天連軸轉。”
這也是尹章興流水線上的生活寫照。“你一旦站在流水線前的時候就有一種心里壓迫，你要跟這個線速，你有一絲一毫馬虎就可能影響下一個，導致整條線出問題，這時候線長就會來找你麻煩，罵你侮辱你。最痛苦是，我手腳沒有那些人快，精神繃得很緊，為了趕線速，整個身體都抖起來了，額頭出汗，別人問我為什么出汗，我說我緊張，我怕我趕不上。”
在工廠的日子里，尹章興得了肺結核，擔心老板知道后把他開除，所以每天清早，趁別人還沒起來，會一個人悄悄地拿著裝滿藥的袋子跑到廁所里吃。最后終于熬不住，提出請假2個月，公司沒有同意，于是他再次辭職。
2013年春節前，尹章興回到老家黃石。母親的腿因為工作時跌傷了，拄著著拐杖坐在門前等他。尹章興至今難忘那個場景：“她看著我，我看著她。她病怏怏的樣子，一下子老了很多，頭上也長了白發。我也瘦得像個猴子一樣，眼窩子深陷進去，臉色蒼白。她看著我很傷心，我看著她也很傷心。但是我更傷心的是我沒有能力，沒有在外面混好，把這個家給撐起來。”
“她的悲劇就是對我失敗的一種反襯。”尹章興握著拳頭，在說“失敗”兩個字時聲調加重。
創辦一所工人大學
在孫恒看來，尹章興是個“特別愛學習和思考的人，他的分析能力，總結能力，都是非常不錯的”。
事實上，尹章興的經歷是整個新工人群體的縮影。據統計，在中國，這個群體的數量超過了1億5千萬。
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
孫恒的研究團隊并不贊成農民工的稱呼，在她看來，“新工人”的稱呼“不僅包含我們對工人和所有雇傭勞動者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種渴求創造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光是最早提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概念的學者。他這樣描述這個群體：76%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更多地是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
人們把這個群體的特征概括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這種特征已經明確區別于上一代打工者。
2010年的“富士康跳樓事件”給孫恒帶來了巨大的內心震撼。“沒有人關心工人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那晚，他連夜組織發起了一個200多人的悼念會。
41歲的孫恒出生于陜西安康，22歲辭去中學音樂老師的工作開始流浪。1999年，流浪時孫恒結識了建筑工“彪哥”，這次相識讓他開始關注民工群體，還為這名勞動者創作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彪哥》。
如今他從事公益工作，也是國內打工音樂首屈一指的創作者。
2003年，孫恒和呂途開始著手對新工人群體的研究，并促成兩本書的出版。最近的一本名為《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這是第一本從文化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的專著。
呂途稱自己的研究并非源自某個譜系，而是從現實問題意識出發。她多年深入新工人群體，做了大量田野調查。書中集合了大量詳細的案例和訪談，對這個群體給出一個結論：“呆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
事實上，國內對這個群體的研究很早，早期王春光、謝建社就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做了大量研究。蘇黛瑞則從公民權角度出發，邱林川從信息資源的占有狀況來分析這個階層。張彤禾的《打工女孩》用非虛構文學的寫作來呈現這個群體的生存處境和精神世界。
但是，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學術創見和上層獻策的層面，鮮有研究者從個體出發的持續建設行動。
2009年，工人大學創辦。呂途把工大作為新工人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她希望和新工人群體一起摸索出一條沖破迷失的出路。
工大的墻壁上寫著“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在一份對工大學員的問題問題排序表中，排在第一位的問題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沒有目標，無力感，生活學習迷茫。
孫恒希望工大能夠成為新工人“文化教育的平臺和社會支持網絡”，以此來彌補迷失——在一份對工大學員的問題問題排序表中，排在第一位的問題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沒有目標，無力感，生活學習迷茫。呂途把這種迷失具體化為：工作的迷失，教育的迷失，家在哪里的迷失。
據孫恒透露，工大每年的投入資金大概30萬元，來自工大的上級機構：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這是孫恒、王德志、沈金花等人創辦的NGO組織，工友之家又是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的理事成員。
孫恒團隊是新工人文化建設的行動者，工友之家下屬除了工人大學之外，還有同心互惠公益商店、打工青年藝術團、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等，曾經名噪一時的“打工春晚”則為其作品。
工大的創辦人孫恒(右)和第二期學員鄧軍輝。
2011年，文化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見》。其中提到加強“職工書屋”建設和“農民工網(夜)校”試點等具體措施。意見還指出，到2015年，我國將形成相對完善的“政府主導、企業共建、社會參與”的農民工文化工作機制，建立相對穩定的農民工文化經費保障機制，農民工文化服務將切實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孫恒說，工大的未來很難確定。事實上，工大是工商注冊機構，但多年來一直沒有任何盈利。目前，每期報名人數遠遠超出了可承受量。本來，2015年9月份12期畢業之后，13期因資金問題面臨停辦，經過協商，工友之家董事會最后還是決定堅持下去。
由于社會資助存在不穩定性，孫恒決定從外助轉向自助。他在附近租了30畝地種桃樹，以認養桃樹的方式獲得收入，所得用于支持工大辦學開支，目前200棵桃樹已經用150棵被認養。“未來如果有1000棵樹被認養，那么工大的資金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畢業答辯的告白
工大的墻板報上，寫著孫恒的一段歌詞：“我們手牽手，我們肩并肩，我們團結一心向前走”，旁邊三個大字“成功路”。
工大的課程是一種對癥下藥式的設計思路，包括電腦辦公、電腦維修、平面設計等技能培訓，同時也有語言表達、音樂課、個人成長與團隊建設小組課這樣的文化課程，除了兩名專職老師，其他均為志愿者，其中還包括李昌平、劉枕這樣的專家學者。
來自高校的志愿者老師在給學生們上電影鑒賞課。
個人成長與團隊建設小組課是最受學員歡迎的課程，由孫恒和呂途擔任老師。 孫恒經常讓學員自問的是：“我是誰，我希望成為什么樣的人，我的未來方向是什么?”
這些頗為形而上的問題常常引發學員對自身的思考。“我以前從來沒有跟別人坦誠地聊過這些事情。”學員溫超說。
29歲的溫超挺著肚腩，發際線很高，來工大之前他一直在河北老家的一個攪拌廠工作，每天除了上班，基本就呆在家里，對世事不聞不問，他甚至懷疑自己得了抑郁癥。
“很多問題和名詞我以前聽都沒聽過，來到工大之后我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溫超說。
孫恒把工大的辦學目標定為兩個階次：“最低目標是培養有技能的合格勞動者，最高目標的教會學員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更多的承擔社會責任。”
事實上，在工大畢業的200多名學員中，有多名投身公益，分別創辦了東莞藍衣公益服務中心、陜西工友之家等公益組織。
2016年1月15日，工大舉行第13期學員畢業答辯。
在畢業答辯上，尹章興的論文題目是《志向鄉建》，他做了一番告白：“我冥冥之中一直在尋找一條改善家庭、改變家鄉的道路，這不就是一條擺在我面前的正道嗎?”他說的正道，指的就是鄉村建設。
尹章興畢業答辯論文的題目是《志向鄉建》。
這番告白讓臺下的師兄鄧軍輝激動不已。鄧軍輝是工大二期學員，眼下正在老家湖南永州籌備一個鄉村讀書室。高二那年，因為家庭拮據，他被迫退學出去打工，外出時身上還帶著課本。
“我以為干一年就回來讀書，可是最后還是沒有實現。”這成為了他心里的遺憾。
從工大畢業之后，作為優秀學員，鄧軍輝留校工作。在鄧軍輝的印象中，兒時的村莊人們經常互相往來，可是現在都各自在家里看電視打牌，人也少了很多。今年，他回到老家從村委會那里租借了一個空屋子，通過各種途徑籌備了500本書。“我希望給村民們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同時也讓孩子課外可以去那里閱讀。”
本期(即13期)報名入選的16名學員，中途陸續有7名退出，讓孫恒意外的是，剩下9名學員中有6名的志向是鄉建。其中就包括陳迪橋和尹章興。
來自湖北十堰的陳迪橋初中沒畢業就出來打工。跟尹章興不同，他的 ppt描述自己的精神路徑是：老子—陶淵明—梁漱溟—沈從文—梭羅—溫鐵軍。
陳迪橋熱愛閱讀，他的精神導師是梁漱溟，梭羅等人。
來工大前，陳迪橋在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農村可持續發展青年人才培養計劃，該中心是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的一個分支機構，從2005年至2014年共有209名學員參加。
對于鄉建，陳迪橋引用梁漱溟的話說，不只是建設鄉村，而是建設整個社會。另一名學員梁中蕾則認為，就是農村建設，包括文化、教育和鄉俗。來自四川雅安的黃秀清則希望運用在工大學到的技能回家支持父親的農業合作社。
來自邯鄲的溫超到工大之后才第一次聽說合作社，他打電話回家問媽媽知不知道合作社，他媽說知道。這一點讓他驚訝不已，覺得自己太閉塞了。
尹章興對鄉建的認識最開始來源于陳迪橋，后者能夠流暢地將晏陽初、梁漱溟、李昌平、溫鐵軍這些名字連接成一塊近現代鄉建史版圖。其中，溫鐵軍的對他的影響尤其巨大，李昌平的屋舍就在工大里面。
事實上，尹章興的未來方案即是投身到中國社會農業(簡稱 CSA)項目中，溫鐵軍是這個項目的領頭人。
尹章興的周記反映了內心的變化。在入學10天后的第一篇周記上，他寫著：“這樣的三個月又能改變多少東西，之后我還是要投身到社會的洪流中，投入到激烈角逐的人才市場，為更高的身價而殫精竭慮。”在畢業前一天的1月14日，他周記的最后一句話是：生活就像一場戰斗，生活因為你的努力而精彩。
春節過后，他要到山西永濟蒲韓鄉村合作社集訓，然后到重慶上田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實習。
“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哪怕開始工資還是很低，但是我已經沒有時間再耗下去了。”尹章興說。
與尹章興的堅定不同，經過了鄉建的理論浸染之后，陳迪橋的內心已經過了激蕩期，迷茫和彷徨又重新浮現。
在提交的論文里，他提出建立一種“書店+鎮上圖書館+村莊微圖書角”的綜合聯絡模式，旨在推進家鄉的閱讀文化。可是，當臺下的導師詢問其擁有什么資源、怎么實施時，陳迪橋顯得茫然。最后，他說，“目前這只是個設想，如果條件允許我會去做，但是我也可能會回市區找份工作，畢竟這么多年來我對家庭沒有盡到什么責任，他們很需要我的支持。”
孫恒用一種比較詩化的語句來概括工大的價值：“對于來工大的學員，我希望能夠在他們的生命片段中打開人生想象的可能性。”
1月16日，領完畢業證之后，尹章興和另外8名同學離開北京，帶著各自的可能性，奔赴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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