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連軸轉的流水線生活消磨了新工人的活力，湮沒了他們的青春，也消解了他們在城市安居的希望。他們在工廠的流水線上辛勤工作，可是他們既沒有得到可能的晉升機會，也沒有得到足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工廠生活就這樣不停地打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敲打著他們對家的想象和籌劃。沒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何處才是新工人的家?他們可以寄居城市，還是回歸農村?
訪：你多久回一次家?
小陳：回哪個家?
訪：農村老家
小陳：好幾年沒回去了。
訪：為什么?
小陳：我爸媽都在廣東(打工)。我還在讀小學的時候，他們就出來了。我(初中)畢業之后，他們就讓我過來這邊工作。來了之后就沒有回過老家。每年過年都在這里過。平時也沒回去。
訪：為什么不回去過年呢?
小陳：回去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房子爛了，家里的東西都被偷走了，回去干什么。一回去，車費那么貴，還不如在這邊花呢。
訪：你們打算什么時候回去呢?
小陳：看我爸媽了，他們想什么時候回去就回去。不過好像聽他們說過，今年想回去修房子。
訪：你也回去?
小陳：不想回去。回去沒意思。
訪：你想一直留在城里嗎?
小陳：想是想啊，不過想也沒用。沒錢，留下來干什么?
2014年底，我在深圳市一個工業區見到了小陳，一個靦腆的男生，年輕的面孔上難以掩飾稚氣未脫的單純。我想靠自己常用的與工人套近乎的幾句簡單話語來拉近彼此的距離，誰曾想竟勾起了這位年輕工人的哀愁，那是關于家的哀愁，也是一種無處安身的鄉愁。
鄉愁的載體——老家：一個居住共同體
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提到，所有真正有人居住的空間都承載著家的觀念的本質。房屋是承載了人類思想、記憶和夢想的“最偉大力量之一”，它將記憶和想象聯系在一起，“共同構成記憶和意象的社區”，“離開它，人類將變成一片散沙”。[1]
一般而言，一個完整的家總是與一個穩定的可供家庭成員居住的房屋聯系在一起。對于中國人而言，家人共同居住的房屋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然而，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個世界的時候，也破壞了中國人(尤其是農村人)對家的概念和想象。正如大衛·哈維所言，“當社會生活的時空坐標變得不穩定時，時空壓縮的恐怖感覺便產生了對身份(被理解為與地方的同一)喪失的擔心。”[2]
在我和小陳的對話中，清楚地再現了新工人這種無法確知的身份認同與既有認知中對“家”的印象之間的碰撞。在我們的認知中，“家”是一種感情共同體，更是一種物質空間實體，靠著這個空間，家庭成員在一個穩定的地理空間中發生聯結，生產關于家的共同記憶和想象。因此，我們的理解中會想當然地認為對農民工而言，那個農村的老家才是他們的家。然而，這種對“家”的認知在新工人身上已經慢慢轉變。今天中國的新工人處在不確定的時空坐標中，他們的身體在一個個空間中切換、流動，對他們而言，家已經不再僅僅是那個家人共居的處所，不再是一個個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實體，家對他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載體。就如小陳的理解，家不再僅僅是那個農村的老家，父母在城市中租住的出租屋也是家。
不論對“家”有著怎樣的理解，今天的中國新工人依然無法擺脫物質實體的“家”——住房的束縛。他們如同都市白領一樣有著對住房的渴望和無法擁有自己住房的焦慮。
我必須要做好準備。而且我還要蓋房子。因為我有兩兄弟，我必須要蓋房子。我哥老房子，他沒錢蓋，肯定就要我來蓋啊，沒辦法啊。他蓋不了，如果我找個女朋友，不可能五六個人住在一起吧?——工人小楊
小楊的身上有著迫切的建房愿望，而這種迫切的感覺出于對家庭的責任，也源于對家和住房之間不可割裂的關系的理解：如果沒有一個安身的住房，家人何處容身?家庭關系如何維系?因此，作為家庭的一員，小楊認為自己有義務建立一個穩定的居所，將家庭成員安置其中，尤其是考慮到自己以后也會成家，住房問題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然而，當代中國新工人這種美好的愿望卻遭遇到了冰冷的現實。
我在里面三年半，沒賺到錢。我卡上，發工資的時候從來沒有超過五千。從來沒有。一個月工資下來，用到月初等發工資的時候一千塊錢都沒有的。那樣一個月一個月的過，沒辦法啊。一年一年的過，那樣肯定也看不到什么東西，所以就出來了。——工人小楊
每月拿著為數極少的工資，新工人們連自己的日常生活支出都很難應對，哪里還能拿出錢來改造農村的住房，更別提在城市中購置商品房了。連軸轉的流水線生活消磨了新工人的活力，湮沒了他們的青春，也消解了他們在城市安居的希望。他們在工廠的流水線上辛勤工作，可是他們既沒有得到可能的晉升機會，也沒有得到足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工廠生活就這樣不停地打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敲打著他們對家的想象和籌劃。
沒有一個穩定的居所，何處才是新工人的家?他們可以寄居城市，還是回歸農村?
旅居城市：無處安身
作為徘徊于城鄉之間的邊緣人，新工人的都市生活就是一場場迫不得已的旅行，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居所搬遷到另一個居所，過著旅居式的生活。在這不斷旅居的過程中，新工人將自己的身體交給工廠的集體宿舍，或者是城中村里的出租屋。不論是在哪一個空間中，他們都很難感覺到“家”的味道。
以富士康為例，集體宿舍提供給工人的是一個封閉的社區，雖然這個封閉的社區里有完備的生活設施，但是嚴格的門禁制度和宿舍管理制度讓人感覺與監獄無異。“囚”在集體宿舍中的工人沒有個人生活，他們不能在這個空間中維持和休整自己。工人的宿舍集體生活很單調，大多數時候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集體宿舍對于他們而言，基本上就是個睡覺的地方而已，這里找不到家的感覺，只不過是無處可去時的一個落腳點。
在這個臨時的居所中，年輕的工人們交集不多，很多時候，大家都選擇了沉默，不主動問候別人，不想了解別人的生活，也不會主動跟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想法。空間中的人們并不在意集體生活如何，也不看重與他人的關系，只要相安無事、沒有沖突就好。大家的唯一共同點不過是同為打工者而已。在這個空間中，即便同處一室，人們也不一定知道其他人來自何處、姓甚名誰。
訪：你們宿舍的人你都認識嗎?
小李：有一個是湖北的，然后有一個我認識一年多了也不知道他名字，還有一個剛搬來的我不知道他名字。
訪：那你不問?
小李：我干嘛要問?
一句“我干嘛要問”透露出了工人宿舍生活中的人情冷暖，也反映了集體宿舍中新工人的生活狀態和難以代入的城市居住體驗。
如果說居住在集體宿舍是新工人無奈的選擇，那么租住城中村的出租屋則是他們無奈中的一種變通。租住出租屋使得工人們暫時逃離了工廠對他們私人生活的嚴密監控，然而，城中村里的逃離畢竟是短暫的。
出租屋相比集體宿舍而言，是一個更為隱蔽的私人空間，空間中的身體有更多的自主權和隱私。然而，在這個私人空間中，工人們的日常生活并不豐富，他們在空間里花費最多時間去做的事情就是睡覺。在這個空間中，日常生活依然平淡，工人日復一日地在自己的小房間重復大體相同的事情，人際互動更加稀少。
訪：你每天回去之后都干嘛呢?
小東：不干嘛啊，睡覺、看小說。
訪：跟你室友聊天嗎?
小東：剛開始的時候聊，現在都不聊了，已經沒有話題，不知道聊什么。
作為異于集體宿舍的另一種空間存在，出租屋這個空間依然逼仄狹小，但卻是一個更加自主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新工人擁有了更多的自由選擇權：自由選擇居住空間的地理位置、空間類型，自由安排工作之余的個人生活時間。然而，這個狹小的空間依然很難讓新工人產生家的感覺，難以讓他們體驗到城市的溫暖。在異鄉的新工人心中總會有一種疏離感，總會感覺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因此，出租屋仍舊只是一個臨時的安身之處，新工人很少會把這些臨時的居所當作自己的家，他們遙寄相思的家依然在遠方。
不如歸去：能否回歸鄉村？
作為城鄉之間的流浪者，農民工羨慕城市生活，可是不能長久停留，最終，他們只能回到農村老家。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繁華的都市生活讓農民工增長了見識，可是城市生活對于他們而言并不現實。即便在城市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農民工依然很難對城市產生眷戀之情，那個記憶中的農村對他們還是充滿吸引力。根據部分新工人的話語，農民工的歸宿是農村。這看起來似乎是一種主動的抉擇。
沒工作就在農村，有工作就在外面。農村空氣好，有人情味兒。在外面雖然交通方便吧，但是空氣污染嚴重，空氣不清新。鄰居之間都很陌生，天天見面也不知道叫什么。在家里就不一樣了。喜歡家里的田園景象。——工人小珊
這種對農村老家的價值和意義的肯定，表明農民工對于農村態度的轉變，他們從對農村的貶低和逃離，轉向對家鄉的肯定和回歸[3]。這種對農村老家的肯定和回歸是農民工對鄉土社會的認同，斬不斷的鄉土情緣讓他們對農村老家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感情。然而，農民工對鄉土的認同很多時候是現實生活的無奈所致，城市的生活讓他們處于一種不安的狀態，而農村社會則給他們提供了一片精神棲息地。
我從小從泥土里來的嘛，我也希望回歸泥土。我特別崇拜陶淵明。我很渴望他那樣的生活。可是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加上種地，我也養不活自己。你不知道，我在外面，我經常處于一種不安的狀態。——工人小周
可是這種鄉土情結并不意味著農民工想要回到農村與土地打交道。年輕一代農民工回到農村，他們大多想要創業經商，而沒有興趣以土地為生。不僅如此，現實生活也使他們回到農村逐漸失去可能。在制度和資本的聯合下，城市生活不能承載農民工的日常再生產及其后代的再生產，而他們最后的保障——農村的土地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所需，城市生活也很難使他們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回到農村之后，生計問題依然嚴峻，農民工的生活依舊艱難。
因此，身處城鄉夾縫的兩難處境下的農民工“體驗到兩大缺失——始終處于城市邊緣的缺失以及老家好卻無法回去的缺失”[4]。城市化的發展趨勢必然意味著產業向城市的集中和農村人口的大量出走，農村的凋敝在當下發展模式下已經難以回轉，這種背景下農村還能夠為返鄉農民工提供多少機會和想象不言自明。
海德格爾曾說，“盡管狹義的無家可歸的感覺可能僅僅通過建造居所就能得到緩解，但還是存在著更深的無家可歸的危機，這可以在現代世界中觀察到;許多人喪失了他們的根基、他們與故土的聯系。甚至那些身體占據一個位置的人也可能因現代交流手段的襲擊而變得無家可歸(無所寄托)”。當代新工人如何逃出當下遭遇的無處安身的處境，并不是簡單的依靠幫助他們解決城市的住房問題或讓他們回到農村就可以處理的，或許正視和深刻反思當前的發展模式才能讓我們找到問題的根源，并找出解決之道。
注釋：
[1]巴什拉，2009，《空間的詩學》，上海譯文出版社。
[2]哈維，2010，《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4頁。
[3]鮑程亮，2012，《老家的意義：身處城鄉夾縫中的農民工的復雜心態》，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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