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家里又為家住四川射洪縣農村的劉強安排了一次相親。修建一棟兩層小樓，這是女方向劉強開出的第一個條件。“沒有房子，相親就占不到主動權，現在的女孩子都要求不走泥路不住泥房，公路邊上一棟小樓是結婚標配。”劉強告訴記者，前幾次相親失敗，均是由于家住農村，幾間泥瓦舊房過日子，無法滿足女方要求。
為了結婚買房背負債務
劉強是四川省射洪縣金華鎮農村的一名普通青年，與記者正好是同鄉。劉強小學沒有畢業，就開始外出打工。今年28歲的他，在農村算是大齡青年，讓他成家已成為整個家族的頭等大事。
2012年，劉強用一家人攢下的8萬元錢，又去銀行貸了1萬元，向親戚借來5萬元，在當地小鎮買了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雖然相比而言，14萬元買套二手房并不貴，但對于劉強這樣的農民工而言，數萬元的債務仍然不是小數目。為了結婚，劉強成了房奴。
有了一套臨街房，劉強底氣十足，可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女方卻提出要在對方農村老家另建一棟樓房。“女孩子剛滿21歲，家里窮，還有兩個兄弟沒有成家，指望有棟樓房結婚呢。沒有辦法，只有答應下來，再添了十幾萬元的債。”劉強姨父告訴記者，如果順利，劉強2014年年底就能結婚。
像劉強這樣，因為娶媳婦而成為房奴的，在當地農村青年中已很普遍。據調查，在記者家鄉金華鎮書臺鄉石橋村，超過80% 的農村青年都因為結婚，或買房或建房，而欠下一筆債務。
房奴已非城里人專利。與城里人不同的是，農村的房奴既沒有公積金又無法按揭，而是將四季的勞作，都牢牢地綁定在房子上。這些人年紀不大卻打工多年，他們的目的簡單直接：賺錢，買(建)房，還債，娶媳婦。
為幫兒還債老父當起建筑工
很多時候，因為一棟新房，成為房奴的還包括他們的父母或其他親人。白軍(化名)今年25歲，已到結婚年齡。早在2004年，家里人就花光所有積蓄，在農村老家舊址上為他建了一處樓房。
然而，樓房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對渴望住進城里的女孩來說并無吸引力。無奈之下，2013年春節期間，白軍又花了18萬元在鎮上買了一處新房。加上裝修新房的成本，他欠下將近12萬元的債務。為了早點還完房款，他的父親已年滿60周歲，卻不得不在建筑工地打工賺錢。“我的家庭從山里搬進城鎮，得到了更為便利的生活條件與社會資源，但成本對我來說有點大，要用幾年來慢慢償還。”白軍告訴記者。
對農村人來說，沒有比房子更重要的事情。在記者所在的鄉村，十年來幾乎所有的居民都住上了新房：他們或在附近城鎮買了新房，成為生活在城里的農村人;或者在交通方便的平地修起一棟棟“豪華”的小洋樓。而兩種搬進新房的方式都無一例外讓他們或多或少欠下債務。
當然，在農村，將一座泥坯房變成鋼筋混凝土式住房，體現了個人的地位與能力，也意味著農民的生活條件大為改觀，有些早早在縣城買房子的人，也享受到了一些和城市人一樣的房價上漲“紅利”。
無奈外出打工留下空房子
同時，與許多大城市出現“空城”“空樓”一樣，我的家鄉同樣出現了“空樓”現象：房子讓他們欠下債務，他們不得不因此遠離家鄉打工賺錢，在他們身后，是一棟棟新買或新建的空房子，以及老人或小孩。
常年在家跑客運的陳師傅對此深有體會 。他告訴記者，客運公司的公交車在過年期間根本不夠用，鄉村公路上，總有人群站在路邊招手搭車，等過了春節，3月份以后，“很多時候車上連擺龍門陣(聊天)的人都沒有”。記者所在的家鄉，超過60%的家庭都只有老人或小孩待在家里，還有相當一部分家庭全家都搬往外地，只在春節期間才返鄉過年。一棟棟新樓拔地而起的背后，是荒蕪的田園與空寂的鄉村之心。 記者的鄰居趙成運(化名)三年前在公路邊買下一處舊屋，花費十余萬元在原址上建起新房，至今卻只住了不到半年。他每年3月份帶著妻子去內蒙古打工，兩個孩子則留在家里，由老母親撫養，等到12月份北方天寒，無法勞動，兩口子才回到四川老家。對他來說，房子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心愿之一，不過心愿達成之后，他卻在一年的大多數時間里，與妻子蜷縮在建筑工地的集體宿舍里。
“候鳥”現象成為社會問題
大量農村人群陷入“打工-買(建)房-結婚-打工-還債”的生活模式 ，不僅僅影響到個人或家庭的債務狀況、消費水平，更帶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鄉村空心化等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出鄉村奔向城市，卻往往成為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停往返的“候鳥”。他們與城市青年一樣，面臨著住房成本、婚姻成本、物價水平過高的種種難題，卻無法獲得同樣豐足的資源與途徑去解決這些問題。
相信記者家鄉的這些現象并非孤例。中國鄉村何去何從，并不僅僅關乎到農民個人的抉擇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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