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2月22日發布的數據，截至2012年，全國打工者數量達到2.63億，比2011年增加了983萬人，增幅為3.9%。打工人口已占全國人口數量的19.4%，即大約五分之一。可以說，占國家五分之一人口的群體，其的生存和發展狀況，可以反映出整個社會的狀態，而不僅僅是某個人和某個群體的特殊問題。
在我的新書《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中用“新工人”來稱呼打工群體。“新工人”是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戶籍在農村的打工群體。使用“新工人”首先是用于區分過去的老工人;其次，這是一種訴求，它不僅包含我們對工人和所有雇傭勞動者的社會、經濟、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種渴求創造新型社會文化的沖動。
工作的迷失
從工作的穩定性來講，根據我在2009年的調查，在深圳工作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一年半換一次工作，在蘇州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兩年換一次工作。可見，打工者的工作穩定性很差。在調查中，我還發現一年內換幾次工作的工友也不在少數。
從工資待遇上來講，打工者的收入非常微薄。但是，衡量一個群體經濟社會地位的標準不是收入的多少，而是與其他群體的收入差距。按照打工者月平均收入為1748元為對照：深圳企業管理人員的收入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3倍到7倍;央企高管的收入是18到25倍;金融國企高管的工資是普通打工者的95倍到3154倍。2011年6月1日，我在蘇州和工友小葉(他1990年出生，2006年初中畢業開始外出打工)交流，他告訴我：“我一個月1900元的工資， 房租370多元錢，吃飯500元到600元，衣服和零用400元到500元，電話費差不多要100多元錢。最后，一個月工資幾乎所剩無幾。我覺得，1900元真的快不能養活自己了。”
從工作內容上來說，絕大多數工作，或者很臟很累，或者枯燥無聊，或者沒有任何發展前景，有的甚至可能造成職業病。2011年10月25日，我在重慶富士康訪談了工友小容。她說：“我準備春節前辭工，將來去哪里不知道，想學習做護士。反正，無論做什么，絕對不會在富士康。因為在這兒畢竟干了半年，不是人呆的地方。你呆久了真的感覺特別煩，每天做同樣的事情。”
從勞動時間上來說，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調查顯示，打工者平均每個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個小時。這個統計數字已經觸目驚心，但根據我的了解，很多工友的勞動時間更加極端。一位在蘇州某臺資企業上班的工友告訴我，她在2012年的4月和5月連續上班，一天都沒有休息，而且每天要上班12個小時。
由于工作從各方面來講都讓人非常不滿意，所以我經常聽到工友說這樣的話：“我總不能一輩子打工吧!”好像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但我想反問：那么，我們2.6億人的打工群體還有什么別的選擇嗎?很多打工者打算將來做生意。創業肯定值得鼓勵，但是把開服裝店、飯店等當做出路的工友，十之八九以失敗告終。這就是打工者最大的迷失，不是謀求如何提高工作待遇和工作條件，而是用逃避、逃跑來麻痹自己。
在中國，不只是打工群體這樣，大學畢業生也在工作中迷失了。根據《蟻族》一書的調查，當時大學畢業生的月均工資為1956元，而且同樣存在工作不穩定、生活條件差等問題。在這里，我并不是要把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群體，與大學畢業生群體進行嚴格的對比。我想說的是，到中國思考發展模式的時候了：我們的發展到底是為了積累財富，然后對財富進行極為不平等的分配，還是為了全體民眾的福祉。在高速發展的時候，出現很多問題是難免的，這時候我們要思考發展速度、發展代價和發展方向這些重大問題。
子女教育的迷失
中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人數，因為沒有最新的統計數字，我們一直引用全國婦聯2008年根據2005年人口普查得出的估算數字。據估算，全國留守兒童數量人數為5800萬，流動兒童是1200萬。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不能團圓的家庭以及在城市掙扎求學的孩子。
在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區，很多家庭把子女帶到身邊。根據我在北京皮村打工者聚居區的調查，有孩子的工友中71%是家庭團圓的。在南方工業區，大多數家庭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根據我在深圳的小樣本調查，只有21%有孩子的工友是家庭團圓的。不過，從全國總體情況來看，大多數打工者家庭都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工友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之所以甘心承受辛苦的工作和生活，就是為了給孩子創造更好的條件，讓孩子可以有更好的前途。現在的問題是，留守兒童在沒有父母關愛下長大，在學習、生活和心理上遇到了很多問題;流動兒童雖然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因為城市生活居住不穩定而經常轉學，或者因為戶口問題而不能進入公立學校。加之父母工作忙，沒有更多時間照顧，所以流動兒童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這種狀況造成的結果好像是：為了孩子，卻“失去”了孩子。
那么，孩子們在學校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首先，我們的教育已經發育出一種非常頑固的應試教育體系，很難培養有能力自我成長和建設健康社會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初等教育成了為工廠輸送打工者的再生產基地;職業教育更是近似于召集學生工的“黑中介”。
“家在哪里”的迷失
《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前三編的結構是這樣的：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迷失在城鄉之間。打工者在城市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工作權、居住權和子女教育權。前面已經說過，打工者在城市的工作狀況不僅是差，甚至可以說非常惡劣;打工者子女在城市不享受同等教育和升學機會。至于打工者在城市的居住狀況，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們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區的人均居住面積是4平方米到5平方米，在蘇州集體宿舍的人均居住面積是4平方米，在深圳是2.6平方米。皮村是位于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個村子，外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十幾倍。我供職的北京工友之家就坐落在那里，我們的生活條件和工友一樣。一家人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這10平米是睡覺、做飯、吃飯、看電視、孩子學習寫作業的全部空間。房間里面，當然沒有衛生間和洗澡的地方。
因為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得窘迫，很多工友認為，他們總有一天要回到老家去。但是，老家是想回去就回得去的嗎?首先，傳統農業生產的收入，根本無法維持基本的生計;第二，當傳統的農民絕對不是新生代打工者的訴求，相反，絕大多數新生代打工者對此非常排斥;第三，鄉鎮和縣城的就業機會非常少，返鄉只是一種想象。
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農村和鄉鎮明明是回不去的，但是很多打工者花掉自己畢生的心血，甚至預支自己未來的收入在田間地頭蓋起了小樓，在鎮上購買公寓房。2010年9月，我在四川省鄰水縣斑竹村進行調研，這是我同事出生和長大的村子。我們晚上就住在她哥哥蓋的新房里，新房有四層，外部的墻面貼了瓷磚，房子內部幾乎沒有裝修，地面和墻面都是裸露的石灰。樓梯沒有扶手，和房體之間還有縫隙，整個建筑令人感覺很粗糙。除了一個房間里放了一臺孤零零的電視，這幢房子的其它地方都成了儲藏室。站在屋外的田埂上，我看到不遠處的田間有一幢高大漂亮的房子，就順著小路彎彎曲曲地走下去，直到樓前。我冒昧地敲門，屋主林婆婆熱情地接待了我。我逐層參觀了她家的新房，房子一共四層，地面都鋪了地磚，每層都有抽水廁所，廁所裝修得很豪華，二層和三層還有浴室。我試了，浴室都有熱水，原來樓頂裝了太陽能熱水器。所有房間都裝修完畢，但是大都空置，只有二樓有家具，顯得很空曠。這四層樓，每天只有林婆婆和小孫女兩個人住。林婆婆告訴我，她81歲，丈夫去世30多年。她和孫女住在新房里面，其他人都去打工了。建房用的是兒子打工掙的錢，花了二十幾萬。打工的錢都花在這上面，還欠了幾萬元的債。“現在把房子都修好，等兩個孫子結婚的時候就不用再修房啦。”聽了林婆婆的話，我有一種目瞪口呆的感覺，她的兩個孫子在幾十年后怎么可能回到這里?!看到外面墻上“新農村建設”的標語時，我腦海里浮現出一個滑稽的概念：建設的其實是“新農村養老院”。再往下想，如果這些房子將來能夠成為養老院還好，但是我不認為，在外打工20年、30年以后，打工者還會回到幾十年以前建設的房子里。也就是說，這“養老院”可能只是一種臆想。這種把“不可能”作為未來和寄托，把“臆想”當成現實的現狀，讓人非常痛心和悲哀，也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這也是我所說的“迷失”的表現。這種迷失狀態，讓我們不能擁有現在，更不能創造未來。
為尋找一個安身之所而困惑的，并不只限于打工群體，無數大學畢業生、白領人士也都被高房價所困擾。我每天聽廣播，聽到的大都是房價越調控越高，而人們大多無奈地屈從于高昂的房價。
讓我們生活在此岸
過去幾年，除了在中國大江南北調研，我也去過德國探訪土耳其移民，還去羅馬尼亞探訪留守兒童。我發現了一個或許成立的規律：移民人口總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他們回不去老家了。1965年至二十世紀70年代中葉，土耳其人開始到德國工作，成為客籍勞工，當時很多人省吃儉用，把掙來的錢寄回家去，主要用來蓋房子，等待自己將來回去住;二十世紀70年代中葉至二十世紀90年代初，移民第一代并沒有回到土耳其，他們逐步成為德國公民，他們的孩子語言障礙逐漸減少，但很多人還是認為會回到土耳其，所以把省下來的錢拿到土耳其投資;二十世紀90年代初直到今天，人們終于意識到回不去土耳其，才開始在德國買房子和投資。現在在德國居住的土耳其人認識到，他們雖然是土耳其人，但已經是德國的一部分。回顧近50年土耳其人向德國遷移的移民史可以發現，回去的人很少，大部分都留在了德國。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從農村向城市移民的30年。現在，打工第一代(即一個家庭中的第一代打工者，打工第二代則指他們的后代)和部分打工第二代都進入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希望不要等到打工第三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我們才認識到：“我們不想回老家，也不能回老家了。”如果大家能建立“我們在哪里工作和生活，就在哪里建設社會和自己的家”的認識，那一定會推動社會政策的改變。
在一次《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新書推薦活動中，我遇到一位知識界人士，他問我：“你說，怎么才能夠提高這些打工者的意識呢?”我回答：“你的意思估計是說打工者的意識很低吧。我認為，高低是對比出來的，我想問的是——你覺得誰的意識比打工者高呢?說到工作，打工者受到的是老板露骨的剝削，而白領受到的只不過是不露骨的剝削;說到住房，打工者住房條件很差，白領們住房條件好很多，但是也成了‘房奴’。從這些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其他人也許也不比工友的意識高。”
我把本文的標題定為“新工人的未來就是中國的未來”，出發點也在于此。打工者是對社會制度不公平體會最深切的一個群體，而且對于這個群體來說，他們的希望只能寄托于社會大環境的改變。大學畢業生群體就不盡相同，打工者無處可逃，而大學畢業生也許更有條件去追求個人成功。另外，根據調查，中國的富人中，60%有移民意向或者已經移民。建設中國社會和自己的家園，我們只能依靠不能逃跑和不想逃跑的人。
“新工人的未來就是中國的未來”的另外一層意識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標準，不是這個社會的富人有多少或者有多富，而是這個社會的窮人和普通人的生活狀態。■
呂途為發展社會學博士，工人問題研究者，著有《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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