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洪出版了不少書，《農民公民權研究》是他的代表作。
認識張英洪有十年了，他這十年所有的文字幾乎都只與農民權益相關。一個學者十年如一日的為一件事而堅持是不容易的。
2000年9月，我在《南方周末》上呼吁“給農民平等國民待遇”。這應該是國內媒體上最早的公開為農民權利呼吁的聲音了。但此后我除發表過《農民貧困的制度性原因》一文外，幾乎再沒有系統關注過農民權利問題了，而張英洪卻像一名戰士一樣十年如一日的為爭取農民平等國民待遇而戰斗。
張英洪是我尊敬的學者和朋友。
三農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問題，三農問題的重點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權利問題。《農民公民權研究》對農民權益缺失的來龍去脈進行了系統的探究，對農民獲得平等權益的意義和如何獲得平等權益做了非常深入的探索。張英洪的探索對解決中國嚴峻的三農問題有重大意義。
當下中國很多棘手的難題，幾乎都根源于農民沒有平等的國民待遇。譬如：中國經濟當下的主要問題是過分依賴國外市場，根本原因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實際就是農民(包括打工者)收入太低、福利太低，農民收入和福利太低實際就是沒有獲得平等國民權益所致。再如，中國社會當下的主要問題是貧富分化，根本原因也是農民沒有獲得平等國民權益所致。《農民公民權研究》構建了農民獲得平等權益是解決中國所有重大問題的起點和終點的完整體系，對深入認識中國當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重大難題的成因和探索解決之道也有重大意義。
從一定意義上講，近代以來的中國現代化，就是由農民向公民轉變的一個過程。總體上看，是不斷解放農民、賦予農民權利、并將農民逐步納入國家現代制度體系——給農民獲得平等國民待遇的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應該是農民逐步納入國家義務教育、公共衛生醫療、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過程。但近100年來，中國農民在教育、衛生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權利在某些階段往往不能隨著經濟發展而提升，有些時候還是下降的。譬如上世紀的90年代。
這個過程，應該是農民政治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但近100年來，中國農民的政治權利往往不是持續上升的，有時反而是下降的。譬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和打工者所占的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比例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盡管199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將農民的代表權由城市人的八分之一提升為四分之一，但此后的10年間，各級人大、政協的代表委員中的農民代表和委員數量比例也一直是遞減的。即使是在鄉鎮一級的人大、政協里，這10年的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數量也是下降的。
這個過程，應該是農民轉變為工人和市民的過程。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得工資在城市安居樂業，并維持其勞動力生產、再生產和贍養老人，這是現代化進程中不二的規則。但改革以來，從農村轉移出來的2億多打工者的絕大多數，既不能在城市安居下來，也沒有真正進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既無平等受教育、醫療等公民權利，更無選舉和被選舉的政治權利。
這個過程，應該是農民數量絕對減少的過程。但近60年來，有農村戶籍的農民數量有增無減，由4億變成了9億多。絕大多數打工者在城市打拼數十年，不能在城市市民化，在年過半百之后不得不返回農村度過余生，這在世界其他先發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過程中是絕無僅有的。
這個過程，還是分散小農由依附家族、士紳、豪強轉向依附小農共同體(村社一體化農民組織)、并主導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但最近數十年，小農的村社共同體一直在瓦解之中，政策扶持私人龍頭企業替代小農村社共同體，并鼓勵小農依靠資本家(公司帶農戶)。農民主導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村建設治理的主體性地位正在日漸邊緣化。
這個過程，農村治權的總趨勢應該是一切權利歸“農會”，是黨領導小農逐步當家作主的過程。但最近100年，這個趨勢是不連續的。黨在農村的政治基礎和執政方式正在悄悄地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是農民權利不斷擴大和地位不斷提升的過程，是實現農民平等國民待遇的過程，這是中國現代化的出發點和實現現代化的最大動力源泉。如果不是，現代化就不是惠及絕大多數國民的現代化，僅僅只是少數人的現代化，現代化就可能只是廣大農民和打工者付出代價的痛苦過程的代名詞，甚至中國的現代化就僅僅是服務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進程。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在解放農民、擴大農民權利、實現農民平等國民待遇上始終如一的堅持。
但，中國現代化其實是城市人視角主導的現代化。對農民的歧視往往在無意識狀態下普遍發生。譬如，城市化——只要農民的土地，不要失地農民;工業化——只要打工者的勞動力，不要打工者成為市民。工業化剝奪農民“種廠子”的權利;城市化剝奪農民“種房子”的權利;農民只有“種莊稼”的義務。再如，公共資源配置方面，基本上也是城市本位的，好老師進城了，好醫生進城了，且在偏遠落后地方工作的老師和醫生的工資待遇要比在城市的老師和醫生的工資待遇低得多。這樣做的結果是優質公共資源成為只為城市人群服務“特供”，農村孩子讀書要進城，農村人看病要進城。農村讀書看病更貴更難，農村更凋敝。并且這一切都是在深化改革的語境下發生的。
主流人群對農民、打工者的無意識歧視，其實是更可怕的。
《農民公民權研究》的出版，為我們認識中國問題打開了一扇窗，為我們解決中國問題提供了一個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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