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一年“光棍節”，這個近年來在單身青年中興起的節日，開始讓社會集中關注都市男女的婚戀困惑。然而，在城市中，還有一個群體的“光棍現象”往往被社會所忽略，他們就是規模已超2.5億人的進城農民工。因為漂泊于城鄉之間，同樣處于談婚論嫁、生兒育女年齡段的他們，面對婚姻和家庭時卻多了些苦楚和無奈。
北京這么大，找個媳婦卻很難
11月9日傍晚，位于北京亦莊地區的一個建筑工地結束了一天的工作，24歲的劉建飛和工友一起端著晚飯走進工地宿舍，這間擺滿4張上下鋪的簡易房里住著8個年齡相仿的大男孩。
“在這屋里你閉上眼都能采訪到‘光棍’，我們8個人加起來，能湊齊兩個光棍節。”劉建飛在跟記者介紹工友時，還不忘調侃一下大家。
平時沒有什么娛樂活動的他們，晚上躺在床上和工友吹吹牛、聊聊天，成了全天“最解乏”的時間，而8個單身男人之間閑聊的話題多與“姑娘”有關。
劉建飛兩年前從河北老家來北京打工，剛離家的時候父母叮囑他“在大城市好好賺錢，別著急談朋友”，但是來到北京兩年來，劉建飛卻愈發感到“談朋友”既沒機會，也沒時間。
“跟了三個建筑隊，最多的一個隊有200多人，但是全都是男的，白天干活累了一天，晚上回屋就睡，天天都是這樣，平時根本接觸不到女孩。”劉建飛說，自己曾想換工作去工廠車間做工，“那里的工作可能沒這么單調”。
但是，睡在劉建飛上鋪的孫鵬插話，“你別想了，現在的工廠車間因為工種不同，要么只招男的，要么只招女的，天天在流水線上加班，全天坐在那重復一個動作，自己累的都像機器。”
采訪中，在工友的“揭露”下，劉建飛承認了自己曾經的暗戀經歷，女孩是工地附近一家小餐館的服務員，但是表白的時候，他被對方拒絕了。“誰愿意跟著一個‘泥瓦匠’。”劉建飛說，從那次“打擊”之后，自己再也沒對哪個女孩好過。
兩個月前劉建飛花1000元買了一個觸屏手機，晚上用手機和女網友QQ聊天成了他一天最期待的事情，但是工友總提醒他：“小心被騙”。
由于自己的“光棍”現狀，每年過年回家，劉建飛經常被長輩數落：北京那么大，怎么連個媳婦也找不到。“其實他們不了解，在北京，我們的朋友就是幾個工友和老鄉，沒有幾個城里人，生活的圈子反而小了。”
劉建飛如今所建的樓盤將于年底完工，每平米18000元的房子已經銷完。周末的時候經常會見到一些情侶在工地外看他們的新房。“城里的戀愛談不起，還是掙了錢老老實實回家吧。”劉建飛說。
愛情在城市，還是在農村？
劉建飛的想法可以說代表了大部分打工青年的婚戀觀念，背井離鄉的他們失去了原有的社會關系，傳統婚戀渠道不復存在，城市中的生存壓力又在擠壓他們的婚戀空間。城市無法融入，回家戀愛或許是一個辦法，但是在農村老家，他們還容易獲得愛情嗎?
26歲的張晴，三年前從安徽老家來北京打工，有大專學歷的她，工作區域在從車間流水線一直換到了廠區人力資源辦公室。從外表看，如今的張晴衣著打扮和城市里的小白領并無差別，但是她自己也困惑：為什么至今也沒男朋友。
其實，在北京的這些年，張晴身邊不乏追求者，但是父母一直堅持讓她回老家找對象，因為“知根知底，不會受氣”。但是，經歷過幾次回家相親之后，張晴開始懷疑父母眼中的“知根知底”。
“都在外面打工，過年回家時才能見一次面，沒有相處的機會怎么去‘知根知底’。”張晴說，由于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現在的農村相親就集中在過年回家的那幾天，男女相處幾天之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打工。
張晴說，在農村，外出打工年輕人不好找對象，已經讓農村的婚戀成本不斷加碼。“現在牽線搭橋的媒人幾乎都成了專業的了，不管成不成，是要男女見面，雙方都要給他‘喜錢’，這都成了規矩。”
同樣因為“規矩”，張晴的弟弟去年結婚時，僅“彩禮錢”張家就給了女方八萬元。張晴經常給工友開玩笑說，父母催自己結婚，就是為了“撈本錢”。
說到回家相親獲得的愛情，張晴給記者講了她表姐的例子。“她和那個男的在不同的城市打工，相親認識后雖然電話經常聯系，但是相處的機會很少，你都不敢相信，結婚那天是他們第六次見面，但是婚姻只堅持了一年多就離了。”
在張晴所在的工廠里也有不少打工夫妻，他們在老家相親、結婚之后繼續回城打工。“為了節省租房的錢，這些夫妻還是各住各的宿舍，雖然結了婚，你說這樣的婚姻能算成個‘家’嗎?”張晴感嘆。
現在的張晴，經常在北京參加一些集體相親活動，她坦言自己想找一個北京人，或者是一個可以買房的城里人，“但是父母還是擔心我這種‘門不當戶不對’的想法能不能有結果。”
有妻有兒，還是城市“光棍”
在中國，像劉建飛和張晴這樣出生于1980年之后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已有8487萬，已經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全國總工會在2010年的調查報告就已經指出，新生代農民工普遍面臨想交友沒時間、想戀愛沒人選、想傾訴沒對象的困境。但是發生在農民工群體中的情感困境，既不止是這些“嫁娶之難”，也不止是年輕打工者所獨有的困擾。
11月8日晚，33歲的劉全保和以往一樣給甘肅老家的妻子打了電話，“天冷了，等過兩天發工資給小靜買個羽絨服寄走吧……”。
劉全保8年前結婚，從甘肅來北京打工算起來已有10年，他當過餐廳服務員，送過報紙，干過油漆工，現在是一個小區的保安隊長。原本也在北京打工的妻子自從有了女兒小靜之后，就留在家里照顧孩子和父母。
小靜今年7歲，劉全保夫婦的兩地婚姻生活也已持續了7年，自從有了女兒之后劉全保將每年回家的次數由1次提高到了如今的3次，但是7年來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日子加起來也就半年。
“誰不想多見見老婆孩子，但是老家太遠，回家一趟費時又費錢，請假還要扣工錢。”劉全保說，兩地分居后，妻子在家還有孩子和親朋可以依靠，而自己在北京其實還是個“光棍漢”。
在同事和街坊鄰居眼中，長相憨厚，為人實誠的劉全保是個可以讓妻子“放心”的老實人。但是，劉全保卻并不放心妻子一個人在家照顧老小。他計劃過兩年就離開北京，回家做點小生意，“總不在一起，一家人就生疏了，在農村一個女人持家不容易，家里也不能總沒有男人。”
由于城市生活壓力較大，子女教育門檻較高，像劉全保這種，丈夫在城打工、妻子在家撫養孩子，或者夫妻同在外打工，將孩子交由老人撫養，已經成了中國大多數已婚農民工的家庭模式，而這種模式，讓分居兩地的家庭成員都承受著滋味各異的孤獨和牽掛。
都市角落中，不可忽視的情感訴求
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數據，2011年，中國全國農民工的總數已經超過2.5億，平均年齡36歲。這個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進城大軍”，他們城市底層辛苦奔波的同時，還要忍受異鄉的孤楚和情感的壓抑。
“談到都市婚戀話題，我們往往只關注都市中的白領，卻忽視了同樣在城市中生活的青年農民工群體;談到進城的農民工，我們往往關注他們欠薪問題，關注還在家里的留守兒童、空巢老人，而農民工自身的情感需求往往又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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