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化，以及金磚四國的崛起，很多香港傳統的工種都在流失，流失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去。香港不但失去了制造業，現在連物流業也在節節敗退。從這些行業下崗的工作人員，并非人人可以轉型，迅即就在金融或專業服務等新興行業里找到工作。他們只好集中在一些知識含量低的，非在本地提供不可的服務行業內找工作，這些行業包括：清潔、保安、信差、零售、飲食等服務行業。由于多人爭著做，工資不增反減。
香港底層平民生活：春秧街
香港的統計處剛公布了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數，有人覺得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正在惡化，但亦有人覺得香港的境況并非如此不濟。這種意見上的分歧，正好反映社會上存在著兩類人，他們的處境截然不同。近年，香港的GDP與人均收入其實都有增長，只是并非人人都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罷了。統計數字顯示：香港的高收入人士，收入增長快過人均收入的增長;但低收入人士，收入卻不增反減。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香港經濟在不斷轉型，以適應周邊環境的不斷變化。與此同時，香港亦要與其他大都會競爭，希望能做得比別人好。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工種亦在不斷變化，對從業員的要求亦在不斷提高，新出現的工作崗位，報酬不差，但需要較高的學歷，較多的創意，與較強的溝通能力及人際關系，以至并非人人都可以擔當得起。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以及金磚四國的崛起，很多香港傳統的工種都在流失，流失到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去。香港不但失去了制造業，現在連物流業也在節節敗退。從這些行業下崗的工作人員，并非人人可以轉型，迅即就在金融或專業服務等新興行業里找到工作。他們只好集中在一些知識含量低的，非在本地提供不可的服務行業內找工作，這些行業包括：清潔、保安、信差、零售、飲食等服務行業。由于多人爭著做，工資不增反減。
網上有個自稱是小學五年級學生(不似是)問了一條問題：1992年香港人均GDP是USD14,000，2011年香港人均GDP升至USD45,000，但當年在馬會兼職時薪有51港元，現在卻只有40港元，為甚么?
原因就是當年香港人還有其他更好的工作可以選擇，馬會要請兼職，就得出較吸引的工資，但現在這類兼職不難請人，時薪40元已有人肯做，馬會當然不會出更高的工資。此之所以，低收入的階層生活不但沒法改善，反而每況愈下。
有人建議政府應該扶助一下制造業，讓香港人有多些工種可以選擇。然而，時代已變，六、七十年代香港在制造業方面的競爭能力，是建立在中國不對外開放，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資本不足、技術不成的基礎上，現在香港在這方面已失去優勢，即使政府肯免費供地給制造業，香港的制造業也不容易恢復活力。
其實，香港與其自行從事制造業，不如服務內地的制造業，代他們安排財務、開拓市場、提升品牌，尋找海外投資機會，這樣回報一定更好。但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提升我們的技能，跟著香港一起轉型。單靠政客為我們爭取更多的扶貧政策，是改變不了處于相對貧窮的境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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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記者 吳娓婷 李緣 潘伊純 梁振英7月1日正式接過了權杖，開始掌管香港這個700萬人口的城市。新任特首沒有再用“蓬勃發展”、“依然是繁榮都市”這樣的詞句去掩飾香港這些年的經濟遲緩。
他把香港比喻為一架大飛機，“因過去這架飛機的兩個引擎越轉越慢，導致飛機越飛越低”。
今年也是香港回歸15周年。
15年前，香港被寄望成為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橋頭堡、國際金融中心。這15年里，香港因為與內地的融合，已經獲益良多。“假如沒有內地，香港會更糟。”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雷鼎鳴說。
盡管如此，香港自身在航運、貿易和金融三大支柱產業上都遭遇難解之局，人為輸血難以支撐其經濟重上高速軌道。
梁振英指出，香港過去10到20年間經濟發展相當緩慢，“10年前新加坡的人口只有香港七成，他們的勞動人口是香港的一半，但10年后，新加坡的經濟增長率超過香港1倍”。
香港喜歡跟同樣地少人多的新加坡比較。新加坡走了一條“越來越精彩的左右逢源之路”，從美日跨國公司的加工站升級為擁有自己高增值產業的實力體，并成為中國、印度、東南亞各國間的貿易金融樞紐。此外，新加坡人口密度與香港相若，人均居住面積將近是香港的兩倍。
同樣是2001-2010年，內地的上海、廣東更分別有268.43%和337.52%的巨大提升(各地按當地貨幣單位計算)，香港經濟優勢難現。
香港曾經有過光榮的年代。在上個世紀香港高速發展的40年里，香港人將一片備受戰火摧殘、政治和經濟前景不明朗的殖民地建筑成和平、繁榮和成功社會的典范。
“低空飛行”了15年后，香港這架“飛機”里彌漫著“求變”的情緒。新特首梁振英強調，“有人說改組不用走得太急，但正因為我們已輸了十年、二十年，不急不行。”
獅子山下15年
回歸15年的時候，阿宣28歲，任職督察。
1999年，阿宣的父親租下位于銅鑼灣時代廣場旁邊一家糧油店，一天工作18到19個小時養育了三個兒女。
父輩憑著“有一雙手就餓不死”的信條，帶著一件衣服就闖香港，最終靠勤勞扎穩腳跟。阿宣說：“因為父親到港奮斗，我的人生至少往前跨了三個世代。”
阿宣全能發展考入警隊，最近又選擇修讀儒家哲學碩士學位。
2008年香港商鋪租金飛漲，阿宣家的店從月租5萬港幣漲到8萬港幣，再漲到11萬港幣。最近，鋪頭以1.3億港幣被收購。旁邊波斯富街一地鋪賣出1.7億港幣天價，創下香港紀錄。
阿宣的朋友替他算了一筆賬，按照租金回報率計算，不賣國際名牌根本填不了成本。
今天的香港籠罩在“地產霸權”陰影里，有價值的商鋪難以逃脫被大財團收購的命運，本地小商鋪難以生存。
現任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主席的劉達邦，20年前沒有跟隨父母移民加拿大，他選擇了繼承父親的金邊五金廠。
其時內地改革開放，香港制造商紛紛北上到珠三角地區發展。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港資工廠的黃金時期，香港商人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力和低土地成本，從出口及再出口貿易中獲利，數以萬計的老板大賺，之后以地產及股票投資的方式將資金回流至香港。劉達邦在這期間把工廠搬到了珠三角地區，港企為內地引入技術和產品，國內第一道玻璃幕墻就出自劉達邦的企業。
2000年前后港企到達頂峰，其后經歷轉型升級壓力、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飛漲等過程。劉達邦身邊同樣開工廠的朋友進退兩難：工廠無利可圖，但結清卻要搭上幾千萬稅費、工資等，只能先撐著。
回歸時只是小學生的Chris今年本科畢業。
4年前，Chris以會考成績名列全港前1%的優勢提前被大學醫科錄取，目前在韋爾斯親王醫院實習。實習期結束后，他會得到月薪10萬的優厚待遇。Chris說，知道自己考上醫科以后，他就能預計到父母親退休的時間了。
當初決意讀醫是因為Chris知道在香港要出頭選擇不多，“全香港都知道來來去去只有幾個專業能出人頭地：商科、醫科、金融。”Chris說。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活躍的股市引起了國際金融界的注意，外國股票經紀商爭相在香港設立公司。資金從四面八方流入香港。吳維克在那個時期加入金融業，后來位至中銀國際執行董事，最近剛剛退休。
金融業的競爭力依然強勁。回歸以后，股票市場由于有更多中國企業前來集資，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據統計，至2011年9月底，共有620家內企在主板和創業板上市，占總數42%和總市值55%。恒生指數攀上19000點水平。
“香港有一套獨立司法體系，企業、世界各地的銀行都愿意遵守香港本地的法律，按照本地法律簽署合同，并相信有糾紛的話香港的法庭能給予公正的裁決。所以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東京不是，上海也做不到。”吳維克說。
時至今日，鐘先生開出租車已逾20年。他5年前檢查出患上II型糖尿病，但仍然要每天開16個小時出租車養家糊口，工資僅漲了幾千塊。他娶了一名內地女子為妻，生有兩個兒子。妻子到港后無法工作，鐘先生的負擔百上加斤。鐘先生的大兒子今年讀中三，希望通過做兼職減輕爸爸的負擔。香港每年有大約5萬新移民落戶，大部分都像鐘太太一樣屬于低技能勞工。
到1997年英國政府撤離時，香港已成為全球經濟中重要的一員，是全球第八大的貿易實體，擁有全球第八大的股市、第七高的財政儲備、第五大的外匯交易市場、第三最繁忙的機場……全球最繁忙的港口”。
15年后，名譽依然在，但香港內部問題叢生。“香港被形容是一塊福地，但今日的香港老人家為了爭一塊紙皮而大打出手，并有越來越多的人要住籠屋，要住劏房，甚至連專業人士都抱怨買不到樓。香港為何會搞成這樣?”參與特首選舉辯論時，梁振英這樣問。
經濟蛋糕沒做大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雷鼎鳴長期通過查閱年鑒為香港經濟“算賬”“把脈”，他認為，香港“浪費了15五年”。
根據香港經濟統計年鑒，從2001年到2010年，香港生產總值(GDP)約有四成升幅，香港居民生產值(GNP)也上升3.4成。不過，1997年香港人均名義GDP是210350港幣，2009年這個數字是233060港幣，這12年期間，據官方數字物價還下跌了3.1%。換言之，每年實質人均GDP增長只是1.12%。
謝志強是出租車司機，他認為，蓬勃的會展、自由行并不能幫他提高載客率。“香港經濟形態全都是對外的。本地服務業已經基本成熟。比如乘客讓我載他到一個金鋪，我隨便載他到一個地方就有好幾家給他挑了，很難再有新店往里擠。除非香港從外面賺到很多錢、形成一輪新增長，才能傳導到我們開出租車的身上。”
這是個樸素的道理。雷鼎鳴亦曾發表專欄文章稱，本地服務業格局有限，香港必須賺到外面世界的錢才能支撐經濟的發展。
目前，香港最有競爭力的兩個行業是進出口貿易和物流 (占GDP27%) 及金融服務業 (占GDP18%)。
前者面對內地港口的競爭，發展已見放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制造業轉移至內地，工廠轉而選擇從內地港口出口。
據悉，香港轉口貿易中有54%是來自內地的貿易。港資企業在內地的轉型，也直接影響轉口貨量和香港人的利潤。劉達邦介紹，內地港資企業在2003年左右達到最高峰，一共有7.8萬家，如今減少到3萬，按照這個趨勢，工廠可能減少到一兩萬家。“工業已經過時。”劉達邦坦言。由于工廠萎縮，香港的貿易人才缺少在廠鍛煉機會，未來可能影響貿易人才素質。
金融方面，雷鼎鳴認為競爭力的確很強，但金融業只雇用到6%-7%的工作人口，規模尚未大得足以支持起本地服務業。
金融業造福本地精英人才，包括律師、會計師，不少從業者輔助新股上市后報酬豐厚。不過，吳維克在替公司招收初級分析師的時候，必須將門檻設為碩士生，“否則太多人來面試”。
雷鼎鳴統計了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投資占GDP的比例，發現經歷了三個起伏的周期。其中1997年至今，投資占GDP比例呈下行趨勢。從側面表明香港對投資的吸引力在下降。
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城邦論》作者陳云回顧香港發展歷程時指出，香港產業單一有其歷史原因：上個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一下子將香港經濟拔高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大量增加公共事務開支，大幅度提升公務員薪金，社會成本高昂。“拔高之后，香港需要休養生息的過程。”陳云說，“不過這時的香港遇到了政權交接這個轉折點。”
其后15年，香港的管治者沒有成功引導經濟轉型、整固社會。香港經濟在加速轉型，制造業等適合低文化素質人士的產業在香港已減少，但教育等“軟件”卻沒有跟上。2006年人口普查數據表明，過去十年里，香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口占總數一半以上。大量的低技術勞工涌入本地服務業，甚至由于產業單一，副學士學位人士也被迫搶初中畢業生的飯碗，資源錯配問題嚴重。此外，由于香港實行低稅制，增加公共服務開支來自政府賣地收入，加重政府對地產商的依賴。
政府之咎
為什么管治者沒有將蛋糕做大?香港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在接受本報采訪時這樣概括，董建華上臺后大肆改革，最后民望低迷。到曾蔭權上任，大家一開始對他的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抱有希望，結果這種模式使得政府過分被動，社會產生嚴重的貧富懸殊、樓價過高。
事實上，回歸后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意識到經濟需要轉型。
可惜，董建華是以“大興土木”的方式促進經濟轉型。興建數碼港發展科技產業，結果尚未公開招標即將地塊批予富豪李澤楷。1998年，董建華提出每年供應8.5萬個公屋單位，恰逢房地產泡沫破裂，一批中產淪為“負資產”。政府其后又出臺“救市九招”，無限期擱置公屋計劃。
陳云還指出，董建華當時沒有處理好與地產財閥的關系，毫不保留地認同商界立場，導致損失“政治權威”，令港人不信任董建華政府。多個政策民間阻力重重，無法推行。
2003年是香港最大難關。這一年，SARS襲港，民心失望，經濟跌至冰點。
如今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黎先生，形容那一年香港的氛圍是從未見過的壓抑。“香港是一個從家樓下到辦公室一路上都不能脫離空調環境的地方，SARS病毒肆虐，沒人知道它何時才會散去。”黎先生說。
民望同樣跌至低點的董建華這一年到北京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即CEPA)，為經濟打強心針。中央對香港經濟的幫扶自此展開。
后來，新特首曾蔭權上臺。他奉行放任自流方針，政府失去調節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政府一直拖延放寬土地供應計劃。全港僅0.36%的土地興建商業樓宇，支持90%的就業。土地租金飛漲。自由行配額、“雙非”孕婦配額也不加約束，導致民怨直接指向中國內地。
曾蔭權任內每年財政預算案無新項目。陳云表示，他希望糾正對“自由放任”的曲解。實際上港英時代政府有大量的工作是公眾看不到的，但在背后有引導。例如其本人家中過去從事農業生產，政府發放了幾千株免費雞苗;例如將公屋建在工業大廈附近，讓工人步行就可上班，節省車費。
上世紀70年代是香港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時任香港港督的是麥理浩，主政財政司的是夏鼎基——說“積極不干預”名句的那個人。后人記住了夏鼎基的名句，卻忘記了麥理浩主政下進取有為的強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香港的光榮年代。
回歸十五年，香港在國際環境與內地對港政策中搖擺，在政府過分干預與不作為中搖擺，在通縮與通脹中搖擺，在樓價大跌大漲中搖擺。變遷中擊碎不少中低階層向上流動的夢想。
1999年開始，香港先是經歷了長達68個月的通縮，減薪、減價讓人記憶猶新。2003年后經濟復蘇，2009年樓價攀升至20萬港幣/平方米的均價，2010年更超過1997年水平。政府后期推出了一些措施，但幫助已不大。
底層的迷茫
阿宣在執行公務時常有感嘆，為什么現在的年輕人不沖柵欄就好像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一樣?為什么立法會為沒有效率的事吵個不停?“香港不應該是這樣的。”阿宣說。
香港應該是怎樣的?許多香港人提及“公義”這個詞——即使起點不公平，但社會待你是公平的，只要肯努力，就有出頭天。
上個世紀70年代，阿宣父親從潮汕地區到港做小販，后獲配公屋。雖然艱苦得在天花板吊木板當床睡覺，但免除了房屋負擔和受教育的費用，阿宣和他的哥哥姐姐都能接受好的教育。
中原地產創辦人兼董事施永青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香港這15年沒什么增長，我感到很失望。”白手興家的施永青相信個人努力可以改變逆境。
然而，現實似乎沒有那么簡單。中學時期跟Chris成績差距不大的同學，大學畢業后成為一名中學老師，月入一兩萬港幣。面對如今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樓價，Chris的同學也考慮排隊等公屋。
Chris認為，教育制度中透露著不公平。名校要求學生懂樂器、多旅游、英語好，“這些通常是富裕家庭子女才有條件做到。”“當年我讀好的中學，同學很多跟我一樣來自基層家庭。但是現在好中學里都是富裕家庭的天下。”Chris說，“不上補習班、興趣班，一定會被刷下去。”
香港2009年在教育方面的總公共開支是588億港幣，占GDP的3.6%。美國Facebook網站排列了世界182個經濟體教育公共開支占GDP的比例，香港排名低至128。
上述在內地工作的黎先生表示，經濟停滯讓80后90后一代畢業后找不到有前途的工作，上升無望，積壓著怨氣。這些年輕人難以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創業翻身，因為機會不對普通市民開放。
大財團囊括了社會的財富，這些財團多是通過做地產開發起家，如今已涉足商超、零售，甚至水電、通訊等公共服務。
賣出天價鋪的銅鑼灣，著名的崇光百貨2009年的營業額約22.6億港幣，比2008年增長2.9%，并創下單日銷售額5390萬港幣的新高紀錄。值得注意的是，利福集團共擁有香港兩家崇光百貨及上海久光百貨，2009年營業額為37.56億港幣，即僅銅鑼灣崇光就貢獻了六成利潤。
如此旺地刷新了鋪租紀錄，售賣平民日用品的本地商鋪在這些地段已難遇見，唯有連鎖店、國際名牌具備生存能力，例如受惠于自由行的“四大支柱產業”：化妝品、藥店、數碼產品店、首飾店。連鎖品牌具備快速獲利能力因而也能快速擴展，例如知名化妝品零售商莎莎國際集團，營業額由2003年18.8億港幣暴漲至2010年的49億港幣，分店數目則由2003年37家擴張至2011年的78家。
其他大財團也開始加緊“搶鋪”，于是有買家把手伸到時代廣場旁邊阿宣家的糧油店。
糧油店所在地鵝頸橋橋下兩邊還有菜市場、雜貨鋪。檔販每天早上四五點開始營業，直到深夜10點多才關店、洗地板。在這里打工的人，工資不過六七千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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