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敬慈，香港的大學教授，搞社會學研究的，其文章自稱在深圳的勞工機構工作過，關注工人階級及罷工問題。他與潘毅合寫過呼喚階級分析的《階級話語的消逝》(潘毅以研究建筑業(yè)分包制和富士康工廠制度、宿舍勞動體制等問題著稱，媒體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
陳還在香港激進青年組織“左翼21”里活躍，發(fā)表過對近年香港青年激進化與民主運動的深度評點。從其公開的文件來看，陳屬于激進民主派。
他的正面價值不在他的公開政治立場，而在他的研究工作——從其研究的興趣、重點和深度來看，陳敬慈比潘毅更值得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參考、學習。因此值得搜集其文章。
略為解釋如上，以免有人誤解。以下文中粗體都是我所加。轉載閱讀時我順手改正了若干錯別字。
——秋火。2012-5-9-剛下夜班，很累。
以下節(jié)選自《陳敬慈：中國勞工的挑戰(zhàn)》(根據2009年1月一次研究培訓班的講課內容整理)，全文見此：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d87510100j0n1.html
階級的問題，我們已經談論了很多，那我就不怎么涉及了。在之前的文本里，比如潘毅老師的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在農民工這一塊，他們有兩個不同的分析和判斷。一個視野是新的工人階級沒有完全形成，但還是在形成中。另外是李靜君提出的視野，他傾向于把農民工的斗爭描述為市民的斗爭。在其早期的研究中，他談到農民工的斗爭是自發(fā)的、隨意的。這與從西方文本里面去看這樣的問題，如野貓式、零星的罷工等是有不一樣的地方。我引述研究過野貓式罷工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他說，沒有任何的罷工是隨意的，背后總是存在某種邏輯、某種程度的計劃，總有一些人是領導，不管這些領導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但一定是存在的。所以，罷工到底是有組織還是無組織的，我就把這兩個東西拿出來比較下。
……
我在深圳某個地方的服務中心做了一年的工作人員，也住在農民工社區(qū)里。通過社區(qū)的網絡認識工人，進入工人的宿舍和工廠進行觀察和訪談。同時，也使用了一些文件，比如NGO工會的早期錄像，來整理早期的一些罷工歷史。我等下會比較多講到2004、2005年的罷工浪潮，所以，我必須先了解諸如上世紀80 年代的珠三角地區(qū)的罷工情況，或者90年初的情況如何，這樣才能做比較，才能論述社區(qū)的動力是如何影響罷工的，政治經濟的改變如何影響工人的行為。
我看了很多關于八九十年代的罷工文件，主要是工會和NGO的錄像。在80年代的工業(yè)區(qū)蛇口，在勞工關系中，工會是很重要的，即有人投訴的話，則工會派人來調解。很多工會文件和NGO文件都認為1987年發(fā)生在蛇口的罷工事件是整個80年代最壞的。當然他們沒有做研究，只是靠媒體的報道。這次事件只是涉及到20個工人，這些工人好像是開平的移民工。在整個罷工事件中，工會都派人來做政治工作。到1993年，在深圳、珠海也有罷工浪潮。這個罷工浪潮沒有2004、2005年那么大。其中也有很多個人，比如工人要求在罷工中成立一個臨時的工會，但臨時的工會很快被政府宣布是非法工會，不能繼續(xù)存在。我要強調的一點是，1995年的勞動合同法某種程度上是針對1992年到1995年的罷工浪潮的回應。勞動部部長在1994年發(fā)表過講話，意思是在1993 年的時候，罷工、停工、上訪的個案超過一萬件，而且大部分是在外資廠，所以勞動部必須設置相關的法律來規(guī)管這樣的情況。很顯然，勞動合同法的出現是因為這樣的勞工斗爭。這個勞動法一方面給了勞工一些權利，另一方面也設立了規(guī)管勞動沖突的基本框架。所以在1995年，罷工沒有出現浪潮。一直到2004、2005年。為什么2004、2005年會有罷工浪潮的出現呢?我提兩點重要的因素：第一個是勞動市場的改變，即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工業(yè)迅速發(fā)展，很多工廠在面對競爭的時候只有重新調整自己的策略，一種策略是把工廠做大，另一方面則是既在珠三角有工廠，又在內地設有工廠。那么，不管是哪一種方法，都需要大量的農民工;第二是社區(qū)網絡經過移民工30年的歷史正在逐漸形成中。
(秋火：2011年7月秦嶺根據其勞工NGO經驗寫的《九十年代以來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與集體抗爭》與上面這段話的論述比較吻合。當然，秦文寫得更具體深入)
接下來談我的具體的田野個案。我的田野工作前半年沒有固定在某一家工廠，而是到處跑，看不同的工廠、不同的社區(qū);到了下半年則重點地看某個社區(qū)、某個工廠。這里所要說的是具體的工廠。我進去的那家工廠，所有的工人一個月扣50塊都可以住宿舍。但最后的結果是，這家工廠30%的人是在外邊租房子，租金一個月為150塊到200塊。30%這個數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誰住在外邊？這群人主要是技術含量高一點、技術熟練一點或者結婚了的工人，或是基層的管理層，這個群體是比較傾向于住在社區(qū)里面的。根據官方的數字，社區(qū)所住的地方大概為9.8平方米。在2002年，這個社區(qū)有180個已經注冊的廠，還有超過100家小工廠，但官方的數據反映不出來。政府說有5萬個臨時居民，主要是農民工，也有小部分可能是做小生意的，但基本上看不到本地人。我這里還有一個官方數據，在深圳48.7%的移民住在這樣的農民工社區(qū)里面。農民工住在社區(qū)里，還有一個重要現象，即在工廠做了一段時間，積累了一點資本，在工廠做不下去的人就在社區(qū)里開個小店，賣點簡單的東西。而小店就成為那個人的老鄉(xiāng)聚集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它會提供麻將等，所以這里晚上很熱鬧。在這個社區(qū)里，老鄉(xiāng)網絡是很明顯的。比如說某個地方來的農民工兩周一次聚在某個老鄉(xiāng)家吃飯。另外，黑社會也是很活躍的勢力。黑社會和老鄉(xiāng)網絡有交錯的地方。比如我研究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幫派，其中有三個幫派是特別強的：四川的幫派、貴州的幫派和廣東海陸豐的幫派。四川的幫派主要的經濟活動是收保護費;貴州的是買賣毒品;海陸豐的是開小店。四川人收保護費主要是收小店的保護費。后來四川人收保護費的重點傾向于工廠中層管理層的保護費。因為他們的收入比較高，而且這些人的家庭也住在社區(qū)里。黑社會成員里面的大佬基本上是男性，沒有女性，做“小弟”的有少部分女性，小弟跟著一個大佬。有一群人是不干活的，天天在社區(qū)里跑，晚上有什么事一叫即應，在餐廳吃飯不給錢的，等大佬到月底的時候一次性結賬。社區(qū)也不完全是老鄉(xiāng)網絡的關系。工廠在1995年已經存在，所以這個社區(qū)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十多年的歷史中，工人相對是比較固定的。所以社區(qū)中也有非老鄉(xiāng)的網絡，也有跨省的平輩網絡的形成，其形成的基礎主要是消費模式。比如一些年輕男性喜歡上網、滑冰、看電影，女性則在街道上看電影。另外，職業(yè)方面，班長、科長層次的人會去洗頭按摩。所以，社區(qū)里的社交網絡也與消費能力相關。這里，我要特別強調一個現象，很多在社區(qū)活躍的大佬和在工廠里做科長、做班長的中層管理層是好朋友。因為大家的消費能力差不多，所以互相認識。這里要談的是，社區(qū)網絡如何推動了2004、2005年的罷工。這兩年的罷工沒有官方數字，但可以看媒體報道。2004年開始，在深圳、東莞等出現了許多圍繞工資的罷工，也有部分的罷工是要求成立工會。在這個過程中，所謂自發(fā)性的罷工，沒有工會參與的罷工，是不是真的自發(fā)？誰在領導，還是真的沒有領導？所以我在這里特別分析了老鄉(xiāng)網絡、黑社會網絡、一些基層管理層。
詳細講講一家臺資的電子廠在2005年的罷工過程。那家工廠在2004年還是個只有三四千人的工廠，后來它在一個村買了地，建立了更大的廠房。到罷工的時候，新廠和老廠的工人有一萬人左右。以前修機器的工人，在工廠里是沒人可以管住的，因為他們有黑社會背景;另一方面，機器修理是不需要長期工作的，機器壞了則修。一個車間大概有三四個技術人員，是流動的。到2005年，他們早上打卡、吃飯，然后就不進廠了，晚上叫一些人幫忙打卡，他們下午的時候就去村里玩。他們的直接領導是知道的，但也不管，但臺灣的老板講自己不知道。2005年，工廠引入了新的制度，即所有人在中午時都要排隊打卡出去，然后再排隊打卡進廠。其中一個部門在五樓，最高樓層的人下來吃飯時就發(fā)現打卡已經排長龍了，所以可能沒時間吃午飯，這個部門便罷工。經理下來談，他們很快將要求轉化成要求加工資，這個要求被工廠答應了。這個部門的一些人在其他部門貼通告，呼吁一起罷工，但沒有得到回應。最后，這個部門的100多人跑到高速公路上，但因為人數不多，很快被趕回來。其中30個人跑進工廠，砸爛每棟樓的總開關。這樣，生產就不能繼續(xù)，工人才跑出來。到下午的時候，廠方很緊張，要求談判，但沒有代表，沒法談判。后來有10個人愿意做代表，談判才進行下去。談判以后，這10個工人就被廠方送去工廠，然后就不見了。工人就開始想發(fā)生了什么事情，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這10個人被收買了，另一種說法認為他們被派出所關起來了。這樣就激起了很多工人的憤怒。第三天，幾千個工人跑去國道，因為國道有兩個出口，所以他們也分兩隊。有一批人沒到國道就被他們的經理截住了;另一批跑到了國道，但被勞動局和保安截住?；厝ヒ院鬀]有真的談。這又有個小插曲，第二天晚上工人跑到臺灣老板住的地方把他抓出來罵，后來他在保安的保護下才離開。所以，臺灣老板在第三天聽說幾千個工人要來和他談判，很害怕，躲起來了。第三天就沒法進行談判。到了晚上，一個有規(guī)模的組織在社區(qū)進行了動員。怎么動員呢?他們做了幾條很大的橫幅。一條寫“某某廠違反勞動法，不加工資”;另一條寫“還我十大代表”。這兩條橫幅在社區(qū)里邊打出來。然后有人拿著喇叭講要上國道，也有籌款箱。到第四天，早上8點鐘，8000個工人就走上國道，并與警察發(fā)生了嚴重沖突，最后有30個工人進了醫(yī)院。下午有一個談判，工人的基本要求都得到了落實，主要是最低工資，但工人代表沒有回來。根據后來的調查，應該是工廠把他們解雇了，但是給予高額的賠償，一個人3萬塊。這個事件以后，這個社區(qū)的其他工廠都有相關行動：或是工人罷工，廠方加工資；或是廠方在罷工前就按照這家廠的標準加了工資。這個臺灣人后來又在惠州開了一家工廠，當時可能要請1.5萬人，但實際上只能請到6000人。這家工廠也有很多的罷工。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一家工廠新開的時候，會派老廠的一些技術工人和基層管理人員把技術帶去新廠。而技術人員和基層管理人員就是在罷工中起領導作用的那批人。所以，他們也把罷工經驗帶過去。這個事件后，老廠的罷工是沒有停止的。而且是以幾十個代表的形式去勞動部門投訴。在罷工期間，工人要求成立工會，后來就成立了工會。但工會作用不大，以至普工不知道工會的存在。
這次的罷工事件在職工工資的調整上起了作用。2000 ~ 2005年的工資調整幅度不是很大，但2005 ~ 2006年，2006 ~ 2007年，工資上漲的比較多。當然，工資上漲的原因與勞動短缺也有關系，但不完全是勞動短缺工資就上漲的原因。如果僅僅從勞動短缺來看工資的上漲，則沒有把工人的集體行動考慮進去。2005年的時候，雖然我們在討論民工荒，但工人的工資實際上并沒有加上去。工人最低工資的落實是工人集體行動的結果。
接下來我談另一個個案。深圳在2005、2006兩年都加了最低工資，而且幅度比較高，而到了2007年深圳政府宣布不加工資(當年7月沒加工資)。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與對工人的需求不那么緊張有關，另一方面也與2006年工人的集體行動沒那么多有關。我要講的個案是一家德資工廠在2007年的罷工。但這次罷工由于政府的迅速行動，規(guī)模沒有上次罷工規(guī)模大。這次罷工的背景很奇怪，在最低工資基本落實的情況下，很多工廠為了控制成本就增加工人的工作量，沒完成的工作量則規(guī)定在中飯時間免費加班。同時，工廠的技術人員被限制了加班時間。造成罷工的原因是在8月時，普工發(fā)現工資沒有增加，一部分技術人員甚至發(fā)現自己的工資減低了。這次罷工比2005年的罷工更加嚴謹、組織力更強。在收到工資單的第二天即星期五，下午5點，經理離開工廠以后，工人就把一些公開信貼在工廠里，但這些信并沒有談罷工，只是要求增加工資等。星期六和星期天相安無事，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很多工人準備上班的時候，發(fā)現沒有電。這次也采取了與上次同樣的方法，即打爛開關等。一萬個人去了街道，廠方要求工人選代表，但這次罷工沒有工人代表。最后，廠方決定讓廠中的職員（即技術人員和基層管理員）去開會，但真正留下來開會的只是科長或以上的人。開完會后，新的方案產生，在工資方面，技術人員加300元，普工加30元。普工對只增加30元工資不滿意。到星期三的時候，罷工仍然在持續(xù)。到了星期四，廠方公布一個政策，如果員工復工，可以得到50元補貼;如果不復工，可以馬上辭工(之前辭工是要排隊的，很多人要辭工辭不了)。這兩個選擇對員工都有吸引力。但第二個選擇更加有吸引力，因此罷工后，有3000人辭工了。
比較一下罷工的歷史進程，2007年工人要求的是合理的工資，當時最低工資已經落實了。2007年已經有了工會，但工人要求在工會中加入基層的代表。另外，這家德資工廠有兩家工廠，在深圳不同的鎮(zhèn)，他們是同時罷工的。2007年的罷工步驟也更加清晰，且不選代表。深圳市政府在2007年的10月就增加了最低工資。
下面講一講政策上對我們的啟發(fā)。第一，國家的法律還是以個人利益為主的。1993年有最低工資，1995年有勞動合同法，但這個法律的框架是以個人的利益為基礎，而很多斗爭是以集體行動出現的。現在的法律框架沒辦法避免集體行動的出現。現在，我們需要一個與廠方談判為基礎的框架。第二，我們看到工人代表被選出來后就被廠方解雇了，這說明他們并沒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也沒法得到外部的支持。這就導致罷工領袖只能在底下進行，不能正式亮相。
(秋火：陳講的第二個特點仍然出現在2010年5月南海本田罷工中。)
(秋火：案例還是上面兩個案例，但介紹得更詳細。)
從2005年9月到2006年8月，在深圳工業(yè)區(qū)一個NGO的勞工服務中心的幫助下，筆者開展了實地調查，本文有關材料主要來自于此。2006年12月、 2007年8月和2008年1月，我為了跟蹤形勢發(fā)展，多次進行了回訪。在這些調查中，我訪問到很多有罷工經歷的工人。NGO的一些資料和出版物也為我梳理2004年以前勞資沖突的歷史軌跡提供很大幫助 。
二、轉型期中國勞動關系
……
有關經濟特區(qū)工廠關系的研究發(fā)現，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時代的工會制度仍然發(fā)揮著一定的調解作用(Leung, 1988; Wong, 1989; Tam, 1992)。蛇口工業(yè)區(qū)早期的勞動爭議發(fā)生在港資開達(Kadar)玩具廠中，1983年這家廠雇傭了1600名工人。工人不滿工時過長，向蛇口工業(yè)區(qū)工會(SIZFTU)提出申訴，蛇口工業(yè)區(qū)工會是受當地政府支持的，建議廠方限制超時工作。20個工人支持工會的立場，在開始與管理層談判的第一個晚上拒絕超時工作，管理層則還以顏色，解雇了一個帶頭的工人。蛇口工業(yè)區(qū)工會要求該公司讓被解雇的工人重新上班，Kadar玩具廠則以撤回投資相威脅。在蛇口工業(yè)區(qū)政府支持下，工會代表工人對Kadar玩具廠提出訴訟，最終迫使工廠管理層答應了工會的要求。在這個案例中，工人處于相對被動弱勢的處境，工會和當地政府采取了保護工人的立場。
Leung(1988)討論了另一次罷工，這是當時被描述為深圳最糟糕的一個案例。深圳一家日資工廠雇傭了21名農民工，他們停工了10小時，在此期間，工會和黨員干部日夜跟在他們身后，勸說他們重新開工。與此后其他案例相比，Leung(1988)強調80年代工人罷工的主動性還很差，官方工會和黨在工廠發(fā)揮的作用也差不多。1992年后，隨著外資涌入和民工潮形成，官方工會無力發(fā)揮其調停人的角色，外資企業(yè)中很少建立工會組織。
在八九事件之后，一些人嘗試去建立獨立工會，無一例外都失敗了(Leung, 1995; 李靜君，2007)。政府為了應對新的挑戰(zhàn)，1992年頒布了工會法的新版本，以鞏固工會集體協(xié)商的權利，同時加強上一級工會對下屬工會的控制權。僅在 1994年一年，在外商投資企業(yè)中建立了17293家工會，比十年前幾乎增加一倍。然而，其中大多數工會都為管理層所控制，無法執(zhí)行社會主義“傳送帶”的作用(Jiang, 1996;Chan，2001;Cooke, 2005)。因此，大多數普通外來工不知道他們工廠里是否存在工會，也不知道他們自己是不是工會會員。缺少有效的工會，野貓罷工成了工人抗議的常見形式 。Leung (1995: 38)指出“從1992年到1994年，勞工抗議數量激增”。按照Jiang (1996: 139)的說法，這構成了“中國南方外資企業(yè)中前所未有的罷工浪潮”，Taylor等人(2003: 175)將其描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三次罷工浪潮” 。
在此期間，深圳政府對獨立工會的態(tài)度是非常嚴厲的。1994年有個例子，深圳一家臺資制鞋廠工人罷工期間組織了“臨時工會”，罷工結束后被宣布為“非法”。這件事被亞洲專訊資料中心(1995)記錄下來，筆者采訪過這篇文章的研究人員。應對這一罷工浪潮，中央政府實施了勞動法。原勞動部部長李伯勇這樣講：“今年勞動和就業(yè)狀況非常糟糕，勞資沖突有快速增長的趨勢，去年罷工、停工、集體上訪、游行和示威不低于1萬起，其中外資企業(yè)尤為明顯……勞動部正在積極籌備立法，配套相關政策……希望上述問題能夠得到有效控制和調解。”(Kuai Pao, 14/03/1994)
90年代中期，立法和監(jiān)管框架基本建立起來，取代原有社會主義行政法規(guī)(Ng and Warner, 1998; Taylor等人, 2003; Clarke等人, 2004)。1993年勞動部頒布《企業(yè)最低工資規(guī)定》，更重要的是1994年開始實施《勞動法》?！秳趧臃ā返於斯と撕戏嗬秃炗喓贤瑱嗬幕A，建立起解決勞資爭議、工會和資方簽訂集體合同的框架。但由于工會并沒有發(fā)揮代表工人利益的作用，尤其在外資企業(yè)中，因此簽訂三方協(xié)議、建立集體合同和集體協(xié)商制度仍然難以實現(Ng and Warner, 1998; Clarke等人, 2004)。
由于地方官員和投資者的恩庇侍從關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當地政府也不愿意執(zhí)行勞動法，工人工資標準往往比法定最低工資標準還要低(Chan，2001;Cooke, 2005)。于是仲裁程序成為解決勞資爭議的最后途徑。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各年統(tǒng)計，登記的勞動爭議案件總數從1994年的19098件上升到2003年的226391件，但對于工人而言，仲裁程序非常耗時和復雜。
這種勞動管理體制無法有效處理工人的投訴，于是，工人越來越多繞過工會和法律，采取停工、罷工和抗議的新模式。根據下一節(jié)的調查研究，90年代初罷工是 “分散的、自發(fā)的和無組織的”(Leung, 1995: 44)，21世紀初罷工是“分散化、原子化的行動主義以及守法主義 ”(decentralization, cellular activism, and legalism)(Lee，2007a: 236)。本項研究主要調查2004年出現民工荒以后罷工方式的發(fā)展。
三、中國新工人的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
在農民工相關研究中，學術著作受西方勞工研究中女性主義和文化研究導向影響（李靜君，2007b)，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資電子廠女工身上（如李靜君，1998；潘毅，2005）。這些研究描述了年輕婦女從農村走入現代勞動體制的整合過程。這種整合過程包含強制因素，但也遇到了阻力。……李靜君的淡化階級分析是西方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很普遍的潮流(Pun and Chan，2008)。
……
湯普森的思想給新工人政治研究提供了兩個方面的視角。第一，工人自我認同在他們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形成。政治上，民工、農民工、外來工是改革年代帶有貶低性的社會話語;文化上，打工是粵語中很常用的詞匯，含義與工人相似。第二，只能從歷史角度，才能理解階級形成。國企工人形成的歷史和物質基礎與新工人有很大差別，不應將兩者直接對比，而應從新工人的工作場所和社區(qū)斗爭中做歷史比較，揭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階級意識的可能性和約束條件。按照這種研究思路，我在下一節(jié)中分析兩個工人罷工案例。聯(lián)系前面幾節(jié)提到的勞資沖突歷史背景和1978年以來南方勞工法律監(jiān)管實施情況，將對這兩個案例進行對比分析。
四、罷工特征的變化
我選擇2004年和2007年發(fā)生的兩場罷工 。兩場罷工都發(fā)生在深圳寶安區(qū)，屬于上述“罷工浪潮”中廣泛存在的現象。
這兩個案例顯現出工人抗爭的相似模式，盡管2007年發(fā)生在德國獨資工廠的罷工過程更為重要。兩次罷工是由不同工廠中不同群體組織的，但兩個案例卻可以互相借鑒，為同一個集體積累經驗。事實上，這些工人有一個非常發(fā)達的非正式網絡，尤其是來自于同省的技術工人和基層管理者。承接2004年臺資廠工人罷工，德資廠工人發(fā)動了短期停工，要求執(zhí)行最低工資標準。2007年發(fā)生許多次罷工，最終迫使深圳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2004年臺資廠罷工
從2004年到2005年，深圳爆發(fā)了一輪罷工浪潮。主要的訴求就是徹實執(zhí)行勞動法，尤其是與工資和社保相關的規(guī)定。其中在一家9000人的臺資家電廠發(fā)生了一場罷工。這家工廠始建于1992年，當時僅有20-30名工人。2004年，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7天沒有休息日。當年合法最低工資標準是每月480元，按照每周工作40小時計算。按照勞動法規(guī)定，平常加班工資標準應是正常工資的1.5倍，周末加班工資標準是正常工資的2倍。然而，該廠工人實際工資都低于此標準，基本工資指周一到周六8小時工作報酬，每月約為450元，超過8小時或周日加班工資大約每小時 2.4元。
沃爾瑪是這家臺資廠的主要客戶，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這家廠已經變成了一家大型企業(yè)，有三家分廠，兩家在深圳、一家在惠州。深圳廠60%的工人是男工，不同籍貫的熟練工和非熟練工之間的肢體沖突很常見。貴州和四川人因暴力行為較多而名聲在外。
2004年4月，工廠執(zhí)行了一項新政策，要求工人在半小時午餐休息時間前后都打卡，目的是防止生產線外的技術工和輔助工在午餐時間后滯留廠外，但這給工人制造了很大困難。那些在樓上工作的工人經常需要排隊十分鐘或更長時間才能進出。罷工從五樓上漆車間開始，隨后第二天擴散到全廠。工人要求按照法定標準提高基本工資和加班工資。早上，每個車間都貼上罷工通知，但全廠范圍內罷工呼吁并不成功。100多上漆車間工人從廠門走出，阻斷了附近的公路。他們要么被管理層勸回，要么被警察驅散。該車間一群年輕工人隨后關閉了不同車間的電閘，大多數工人也因此離開廠房到外面站著。鎮(zhèn)里官員和警察很快到場，廠方要求工人推選自己的代表。沒有經過正式選舉，有10名工人自告奮勇成為代表。下午舉行了談判，但會議結束后，這10個人就消失了，據傳言他們是受到威脅，然后用可觀賠償金收買遣散了。晚上，一些工人非常憤怒，沖進了行政辦公室，將臺方總經理和本廠廠長驅趕到工廠門口，那里有幾千工人聚集。一位目擊者描述當時場景：“在廠門口有兩三千工人，廠內還有好多人，要求臺灣佬(即總經理)滾出來，給工人一個解釋。臺灣佬晚上9點才出來，他一出現，那些門口的工人就向里擠，廠內的工人向外擠，到處都是哇哇的尖叫。有人高喊‘殺了他!殺了他!’……臺灣佬也挨了打，四五個保安及時趕到，拖著臺灣佬和經理進入廠內，隨后關閉了廠門…… 一些憤怒的工人翻過鐵門，其他人向臺灣佬頭上扔煙頭、礦泉水瓶和垃圾。臺灣人并沒有因此發(fā)脾氣，相反，他說：‘不要扔東西，不要亂扔。工資可以提高。’一個工人指責他：‘你們臺灣人不把我們當人’……大約100名工人整夜守在門口，不讓工廠發(fā)送貨物。”
第三天，兩三千名工人再次走上了公路。出發(fā)10分鐘后，幾百警察、武警和保安攔住去路，勞動局的干部勸他們返回工廠：“只要你們回去，我們可以在桌上談任何條件。”當工人返回工廠后，他們發(fā)現臺灣經理人員都已經逃到臨近一家臺資廠里去了。工人進入工廠后大門就被鎖死了。一些比較激進的工人暴力威脅保安，要求他們放工人出去。工人中的不滿情緒很普遍，大部分工人約定晚上繼續(xù)進行動員。
第四天早上繼續(xù)動蕩，有消息傳開，“宿舍里、居民樓甚至街角，都有人讓其他人‘去市政府’”，一名工人回憶說。兩條大型橫幅“還我十位工人代表”、“**廠違反勞動法，不提高工資!”高懸廠中。早上8點，四五千名工人離開工廠，走上公路。工人們也帶來了擴音器和數碼相機，抬著籌款箱，上寫“為了我們共同的利益，請捐出你的錢！”這些籌款箱很快就裝滿了錢。年輕普工舉著擴音器，高喊口號，許多中年熟練工和基層管理人員也在旁邊走，“wow wow”的鼓舞士氣。照相機僅在警察毆打工人時使用。越來越多其他工廠工人也參加進來，下午1點左右，示威者數量達到七八千，到達入境管理站。10輛消防車和30個高壓水槍停在戰(zhàn)前，警察用水槍驅散工人，工人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磚頭。后來，警察派出便衣混入示威隊伍，這些便衣突然用很大力量襲擊工人。前面的工人一倒下，后面的工人就尖叫起來，其他工人開始撤退。許多工人都被逮捕，但很快獲釋。 30多名工人被送入醫(yī)院治療，醫(yī)療費都由警察局出，區(qū)警察局局長來看望他們，給每一位傷者100元，警察和工人都一樣。第五天下午，召開了工廠大會，總經理承諾午飯和晚飯時間都延長到1小時，并保證工廠將完全遵守法律。這些保證使罷工結束。 (秋火：警方迅速沖擊工人的技巧和“恩威并用”的策略，很有智慧。)
雖然工資問題已經解決，但罰款制度、工作節(jié)奏太快仍然引起工人不滿。例如，工廠設立日產量目標，如果工人不能完成定額，將按比例扣除工資。罷工后這一產量目標實際上增加了，一些不熟練的工人每月收入要被扣掉200元甚至更多。為了不被扣工資，工人被迫更加努力的工作。一些工人去勞動局投訴，但無人受理。年終，大約3000工人辭工，并去勞動局領出兩年的社保，這些社保是罷工后工人去勞動局集體訴訟贏得來的。罷工后工廠建立了一個工會，但該工會仍然親資方，沒有任何民主選舉和工會活動。
這次罷工后，同一工業(yè)區(qū)的大廠(雇傭千人以上)都發(fā)生了罷工，工人明確要求完全執(zhí)行法定工資標準。罷工信號一打響，工廠的管理者馬上通知政府，主廠大門上鎖，警察包圍住工廠。在這些罷工中，甚至不用談判，廠方非常積極的響應工人的要求，將工資調整到法定標準以上。
2004年年底，上面提到的這家臺商在惠州又開了一家大型工廠。早先那家罷工的工廠派出了幾百名基層管理者和技術工人，支援建設新廠，他們也將罷工經驗傳播到新廠?；葜輳S2004年12月發(fā)動第一次全廠罷工。2006年3月我到這家惠州廠，發(fā)現那里的工人對深圳廠大罷工都很熟悉。兩個廠里，以車間或部門為單位的停工已經成為家常便飯，離職率也非常高(Chan，2009)。
2007年兩家德資廠罷工
深圳關內和關外分別執(zhí)行兩種法定最低工資標準。2000年關外標準是每月419元，每年小幅增長，到2004年僅為480元。但到2005年7月，這一標準激增到580元，2006年7月進一步上漲到710元。因此，大部分大廠工人都獲得連續(xù)兩年大幅加薪，他們據此預測2007年7月也將有同樣幅度的上漲。但2007年并未如他們所愿，2007年8月深圳市政府沒有上調工資標準，這就為8月、9月的新一輪罷工奠定了基礎。2007年8月有兩個電子廠的工人聯(lián)合罷工，這兩家廠同屬一個德資公司。兩廠各有8000名工人，工作環(huán)境和管理方式也很相似。一般情況下，該公司都是遵守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和社保要求，這兩點是2004年以后工人特別關注的。
這家德國公司面向全球市場生產手機充電器。1993年建廠，在深圳建立了兩家大型工廠，在北京也建立了一家。與臺資廠情況相似，這些工廠工資標準要比同地區(qū)小廠標準稍高些。與前面那家臺資廠不同，德資廠90%的普工是年齡在18-30歲之間的女工。大多數普工來自河南、廣西，技工則主要來自廣東。
普通工人一般被稱為員工，而其他人，包括經理、監(jiān)工、工程師、技術人員和辦公室文員，被稱為職員。經過連續(xù)兩年的加薪，2006年底，公司采取增加員工勞動強度、減少職員加班費兩項措施降低成本。每條生產線上的生產定額開始穩(wěn)步增加，如果工人不能完成定額，她們第二天午飯時間就會縮短，以便做完前一天未完成的任務。很多工人抱怨，工作太辛苦。為了解決隨之而來的高周轉率，工廠限制工人的辭工權利。那些沒有正式“許可”離廠的工人，公司扣發(fā)她們最后一月的工資。2007年7月，公司嚴格限制職員工作時間，每月加班不能超過72小時。此外，跟上面臺資廠相似，2007年8月公司要求職員午飯打卡。
當8月工人拿到工資單后，發(fā)現工資沒有上漲，技工和基層管理者也發(fā)現，由于加班減少他們的收入也降低了，于是他們決定組織一次罷工，罷工范圍也迅速擴展到另外一家廠。一個周三，罷工爆發(fā)了。周五晚上，一封信在第一家廠所有車間張貼出來，這封信提出如下要求：
1、調整基本工資標準。員工：1500元以上;二級職員：2000元以上;三級職員：2500元以上;四級職員：3000元以上;以上標準不計任何補貼在內。
2、給在廠外住宿的人提高食宿補助。
3、改善福利條件，為高溫、有毒、室外和職業(yè)病多發(fā)職位提供合理津貼，并組織定期體檢和職業(yè)病檢查。
4、為夜班工人發(fā)放夜班津貼，并提供夜宵補助。
5、繳納失業(yè)保險、生育保險、醫(yī)療保險等所有勞動法規(guī)定的社保。
6、解決飲用水衛(wèi)生問題。
7、改善公平加班條件。
8、工會應正常發(fā)揮作用，工會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基層員工和職員。
周一上午，一些技術工人切斷了電閘。數千名工人走上公路，占據半條主要干道。鎮(zhèn)黨委書記、勞動局官員和工廠高管努力勸說罷工者選舉代表進行談判，工人回答說，他們每個人都是代表。(秋火：看來2011年12月深圳南山的海量罷工工人的確不是這種回答的首創(chuàng);應該更早就有了。)警察隨后用武力將工人趕走，很多站在前面的年輕工人進行了抵制，數人被捕。下午，管理層宣布將平均基本工資從300元上調到500元，但按照不同職位，普工只漲30元。大多數基層管理者對這個方案比較滿意，周一晚就回去工作了。 周二，生產工人決定繼續(xù)罷工。工廠貼出公告，宣布上述加薪方案，并給廠外居住的人每月50元補助、給夜班工人每天1元津貼。經理和基層管理者努力勸說工人回去工作，但工人們感受到，職員已經被收買了。晚上，從宿舍樓撒下傳單，要求職員和工人保持統(tǒng)一。傳單還提出了以下要求：
1、員工基本工資：810元。
2、對住在工廠宿舍的人，不能降低補助和津貼;對住在廠外的人，應獲得適當補貼。
3、夜班津貼為每月150元。
4、根據勞動法，給有毒有害工種和室外工作職員發(fā)放適當補貼，補助標準為每月150元。
5、員工飲用水應達到衛(wèi)生標準。
傳單上列出的要求更加具體，明確了普工的利益訴求。這表明，普工不是消極受基層管理者和技工領導的群體，他們能代表自己的利益，盡管他們的資源相對有限。為傳單所鼓勵，工人們第三天繼續(xù)罷工。第四天，公司宣布，那些想3天內辭職的員工將立即拿到所有工資和賠償金，想3天內復工的員工將獲得額外津貼，其他工人將視為曠工而被開除。3000名工人選擇辭職。工廠也同意提供在宿舍和車間提供蒸餾水，并承諾在車間安裝空調、在宿舍每層的休息區(qū)開辟電視房。對工人要求加入工會的要求，工廠沒有積極回應。但作為補償，工廠承諾經常與基層管理者開會，更多聽取普通工人的建議。
第二個廠的罷工過程很相似。兩廠工人都是第四天復工，工廠放寬了招聘新員工的年齡限制。罷工期間，工人中流傳著一種說法，市政府將很快增加最低工資標準，傳言很快變成了現實。10月1日，深圳最低工資標準上調，關內850元，關外750元。政府還宣布，新工資標準追溯至2008年6月30日。同2004年那輪罷工一樣，這場罷工的連鎖反應非常明顯。周圍很多大廠的工人發(fā)動短期罷工或者準備罷工，要求上調工資，一般管理層很快做出反應滿足工人要求。
兩廠罷工同時發(fā)生，罷工方式也基本相同(C. Chan，2010)。這表明，工人戰(zhàn)斗性和協(xié)調能力很強。兩廠都在深圳，他們的經驗通過工人內部的網絡傳播開來(C. Chan，2010)，這些案例也讓我們理解，工人如何相互學習并增加集體經驗。
五、討論和結論
盡管珠三角地區(qū)從上世紀80年代就有罷工報道(Leung, 1988; Wong, 1989; Tam, 1992)，但在1993年以后罷工的影響和范圍與以前明顯不同。盡管近年來罷工有了很大發(fā)展(Chan and Pun，2009)，但我們從1993年到2007年的罷工中，仍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共同點，總結如下。
第一，工人的要求越來越激進，從要求工廠守法到要求基本工資超過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在 1993-1994年，面對工人漲工資的要求，管理層采取提高食宿補助、提高額外津貼的辦法，工人就放棄抵抗(AMRC，1995)。但到了 2004-2005年，工人要求工廠必須嚴格執(zhí)行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不得做出任何克扣。2007年罷工者要求在正常生活、工作環(huán)境之上，獲得一份體面的工資。
第二，工人從過去、從其他廠學習經驗，能夠采用越來越復雜的斗爭策略。1993-1994年，罷工者不敢越出工廠半步（AMRC，1995），但到了2004、2007年，他們開始走上公路，以便吸引公眾和政府部門關注。2004年的案例中，工人將斗爭經驗傳播到另外一個城市的新廠，2007年同屬一個外商的兩家工廠的工人發(fā)動聯(lián)合罷工。
第三，民工荒增強了工人的斗爭信心。盡管上世紀90年代初農民工供給似乎是無限的(Lee，1998)，但全球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擴張，在工資不上漲的條件下迅速增加了勞動力需求(Lee，1954)。2004年和2007年罷工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工人大規(guī)模辭職。工人知道，再去找一份新工作很容易。Edwards and Scullion (1982)認為辭工是勞資沖突的一種形式。在本案例研究中，辭工是個體反抗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增加了以罷工為代表的集體抗爭的力量。雖然罷工后大多數工人工資都上漲了，但工人對管理層的不滿仍然繼續(xù)存在。特別是技術工人，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勞動力根本不是無限供給的(Lewis，1954)。
第四，頻繁跳廠加劇了民工荒，并降低了工廠生產能力。罷工更加增強了工人的自信，并加劇了工人和管理層的沖突。借用 Hirschman’s (1970)的概念，從發(fā)聲到離廠、到再發(fā)聲，這是工人表達不滿的通常方式。這種工廠沖突新形式對管理層提出巨大挑戰(zhàn)，管理層關心的首要問題是生產率，也對政府提出很大挑戰(zhàn)，政府主要目標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提供良好的投資環(huán)境。工人抗爭促使政府改善勞工立法(例如修訂勞動法規(guī)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促使管理層實施新的經營戰(zhàn)略(例如將工廠遷往中國內地)。但同時，面對新的法律、社會、經濟和政治環(huán)境，工人斗爭策略也會發(fā)生變化。
(秋火：這里所說的工人斗爭策略具體指什么?)
第五，如前所述，工人抗爭促使中國政府改善勞工保護機制。李伯勇的講話就是一個明證，1993-1994年罷工促使政府出臺勞動法。2004-2005年罷工后，2007年勞動合同法立法程序開始啟動，加強了工人的個體和集體權利，此外罷工還促成《勞動爭議仲裁法》和《促進就業(yè)法》出臺。在地方層面，2004-2005年罷工潮后，法定最低工資顯著增長。
第六，國家也認識到個人維權框架是不夠的，需要設立工廠集體協(xié)商機制，以解決勞資糾紛、保障工廠有穩(wěn)定的勞動力。因此，2007年勞動合同法加強了工會的作用。在國家全力支持下，2006年，全總將外資企業(yè)建工會的計劃推向新歷史高潮，例如沃爾瑪、麥當勞和肯德基等跨國企業(yè)（Chan，2006b）。工會改革的動力來自于黨和國家的政治壓力，主要出于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Clarke and Pringle, 2007)，幾乎所有的罷工工人都繞過了官方工會。這些國家和工會的舉措實際是對工人的政治讓步，給工人行動提供一個新環(huán)境。(秋火：當時出現了沃爾瑪江西南昌八一店基層工會案例，以及更有意義的山東煙臺澳利威基層工會案例，后者在2006年10月一場長達十天的罷工中、得到全總支持而成立。澳利威工會案例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因為正如陳文所說“幾乎所有的罷工工人都繞過了官方工會”。而得到全總空口支持的澳利威工會實際上并沒得到來自上面的多少好處，除了模糊的合法性保護和官方媒體有限報道之外，澳利威工會還備受全總下級地方工會的打壓。)事實上，集體談判和民主工會的真正障礙并未清除。很多工廠工會，尤其是在外資企業(yè)中，仍然沒有活躍會員，工會委員會一般都控制在管理層手中(Clarke等人，2004;CLB，2008)。
因此，國家對階級組織的政策含混不清，阻礙了工人階級形成。正如德資廠案例所示，工人改選工會的要求沒有得到管理層、當地政府或上級工會的回應。(秋火：實際上煙臺澳利威工會一開始也沒有得到管理層、當地政府或上級工會的直接回應，但當地媒體對罷工及工會訴求做了一定報道，或可看做地方政府的間接回應 [鑒于當地媒體受當地政府控制]，總的來說直到全總領導介入才使這一局面改變。應說明：全總領導當時坐飛機緊急趕赴煙臺，卻根本沒敢去罷工現場，只是在當地政府里“斡旋”去了。)沒有有效的組織，工人斗爭只能停留在工廠和社區(qū)層面，大規(guī)模勞工運動還不可能發(fā)生。只要國家和全總不支持非法罷工，即使公民社會真的存在也過于弱小無法提供幫助，罷工領導工人將繼續(xù)處于孤立無援處境，承擔管理層報復的風險。這些因素導致罷工領導工人必須隱藏身份，也不能挺身而出參加集體談判。沒有公開的領導，不同行業(yè)工人仍然處于分裂狀態(tài)。一般不能露面的領導工人都是技術工人或資深普工，他們能發(fā)現工會作為階級組織的重大作用，但年輕工人對工會作用的認識是不夠的。
(秋火：如果說“國家和全總支持非法罷工”意味著“罷工自由”的話，那這段話的確是對的。其實2006年10月澳利威公司十日罷工期間，就有全總工作人員指出現行法律沒有禁止罷工(根據澳工會顧問張軍自己的說法)。但這卻沒有根本上改變罷工領導者的處境。中國工人仍非常需要爭取“罷工自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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