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工:一種更為現實的現實主義

中國女工：一種更為現實的現實主義

日期：2012-03-06

法治周末特約記者 小啞

鄭小瓊，一個打工詩人。

她以見證者的身份書寫下了最真實的底層者的命運。她的詩是解剖這個社會肌體以呈現其荒誕與不合理的一柄快刀。

2007年6月，27歲的鄭小瓊獲得人民文學獎“新浪潮散文獎”，這距離她南下東莞打工已有7年之遙。2001年，四川某衛校畢業的鄭小瓊，還是百萬南下打工大軍中無名的一員。青春的行囊中，有對未來熱烈的夢想，也有迫于生計的無奈。幾經輾轉，落腳于東莞黃麻嶺一個五金工廠。她在工廠里的編號是245，從此這三個阿拉伯數字取代了她的名字，她成為流水線的一部分。那一年，她每天重復著在機臺上取下兩斤多重的鐵塊，再按開關用超聲波軋孔。最多一天打過一萬三千多個。手皮磨掉，長出厚厚的老繭。

然而辛苦只是打工生活極小的一部分。無望才是它殘酷的本質。微薄的薪水、漂泊感、流逝的青春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合力壓迫著這位剛走出校園的女孩。不一樣的是，她開始寫起詩來。那些長短不齊的句子，仿佛云雀沖撞著囚禁它的玻璃窗，充斥著痛感與無奈。她的一些詩是在上班時偷偷寫下的，仿佛機器的轟鳴，加速了靈感的到達。

2007年，題名為《黃麻嶺》的組詩獲得東莞年度詩歌獎，她用詩句記錄了自己丟失在黃麻嶺的青春。而這個丟失的青春，是千千萬萬個彷徨青春中的一枚。之后的幾年，她創作了大量打工生活的詩歌，為我們揭開了被忽略的另外一種現實。她的才華贏得了文學界廣泛的贊譽。例如，北京師范大學張清華教授對她如此評價：來自底層的真切的生活體驗給了她沉實的底氣，蒼茫而又富有細節能力的風神，再加上天然的對底層勞動者身份的認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氣、超拔、質樸和純真的意味。

現在，鄭小瓊從注重自我感受的表達轉向了關注他者的命運，拓展著靈魂內在的空間。歷時七年，至今年創作完成的《女工記》(部分發表在今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學》上，詩集即將出版)正是這一轉變的結果。關于這本詩集的創作緣起，她寫道：從2004年起，我一直在留意一件事情，就是面對數量龐大的外來女工，很多時候她們被媒體、報告、新聞等用一個集體的名字代替，用的是“們”字。我是這個“們”中的一員，對此我深有感受，我努力地想把這個“們”換成她們個體，深入她們之中，才會感覺在“們”背后的個體命運……從今年起，我努力將這些人物還原成為個體，在我的筆下與詩句中……

《女工記》呈現了“中國女工”的命運和鄭小瓊作為親歷者和見證者的感受及思考。每一個女工都有自己的名字，每個名字下都是一個不可復制的生命，都意味著尊嚴。如果我們已經是盲人，就來聽聽這些來自中國女工們的聲音。

每個人的名字都意味著她的尊嚴

法治周末：首先祝你和你的工友們節日快樂，同時表達對你的敬意。因為你的詩歌為我們呈現了中國女工在現代工廠中的存在場景。請你介紹一下你的工友們的生活狀態吧。

鄭小瓊：如果從旁觀者看來，她們上班、加班、休息，跟普通人沒有區別。一些從來沒有在工廠生活過的朋友羨慕女工們的生活，為此我跟不少人有過爭論。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流水線高度緊張的作業，沒有了解到加班、沒有雙休日、微薄的工資、集體宿舍、夫妻分居、家人長期各在一方的分離之苦。可能因為視角不同，會造成很大的差異性，在這些旁觀者看來，工友們是一個勞動者的群體，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女工常常會忽視個體的真實的感受。

中國女工群體，視野焦距調遠一些，支撐著龐大的中國制造，是高速發展GDP的需求；焦距調近一點，是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在忍受著過度加班、低薪、家庭的分裂、職業病、工傷……對富士康這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制造企業，它既是郭臺銘的輝煌而成功的商業神話史，也是令旁觀者膽顫心寒連續“十幾跳”的中國農民工的血汗史。而這些中國制造的企業，有一半是中國女工支撐起來的。她們忍受著超負荷的勞動、低工資，他們在企業工作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在企業所在的城市安居樂業。這是她們最為真實的現狀。

法治周末：你在你的詩里說：“每個人的名字都意味著她的尊嚴。”這對你和你的工友來說意味著什么？

鄭小瓊：我在流水線上做過許多年，深深了解在流水線上叫一個工友的名字，而不是叫她從事的工序名稱所帶給她內心的感受。叫我的名字我感到的是溫暖，人性的尊嚴，而用工序名稱替代我的名字，我感受到的是冷漠與隔膜。

名字飽含了一個真實的人的體溫與感受。我一直反對將農民工這些年的生活寫進群體輝煌史，我更關注的是一個個的個體，她們有什么喜樂哀愁，她們真實的生活如何，這一個個的個體才是時代最為真實的面孔，比如她們的工作、婚姻、家庭、苦惱……這些才是構成個體生活的尊嚴。

在現代國家，個體之權利與尊嚴，在某種程度上表征著國家的權力與尊嚴，而一個名字背后，意味著一個人的尊嚴、責任、權利。現實中，她們很多人無法享受到法律賦予她們的權利，她們的利益不斷地被損害，正是她們的故事讓我感到我們更需要尊重個體的權利與利益，不要用龐大而虛無的集體或者國情來搪塞個體應有的權利與利益，捍衛每個個體的尊嚴與利益，就是捍衛一個國家的尊嚴與利益。

法治周末：在現實面前，文字是無力的。其實如果我們真的如此相信，我們就不會再寫下一個字。我們還是相信，書寫中有一種意義，對不對？

鄭小瓊：是的，這是中國的現實。很多時候，文字對現實來說是無能的，也是脆弱的。但至少，我認真地記錄了我周圍人群的感受，他們的幸福與不幸，雖然無力改變，但是作為見證者，我們需要認真地記錄與思考。

在任何時代，文字都是無能的，屈原的文字不能改變楚國滅亡的命運，杜甫的文字也不能改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文字，我們便無法觸摸到那個時代的真實。

現實教會我更為現實的現實主義

法治周末：《女工記》的寫作歷時七年，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地做這件事，你的動力是什么？中間遇到過什么困難？

鄭小瓊：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幾年前，我從做了數年的工廠出來，有一次感冒了，去醫院，碰到一個工友去醫院做人流手術，交談起一些女性工友因為戀愛懷孕去墮胎的事情。這也讓我回憶到一個女工友曾把小孩生到女廁所里，有一個工友去小診所墮胎，第一次清宮未盡，第二次也清宮未盡，連續清了三次宮，可能導致以后沒有生育能力。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回老家離婚了。我當時失業了，便想做一個女工生育與婚變方面的小調查。我花了一兩個月時間找到很多這方面的女工，了解她們的故事，比如為什么離婚、如何認識男友的、為什么要去墮胎、到哪里去墮胎的，她們告訴我許多關于她們的故事，我覺得我可以寫一個關于女工的東西。因為在這之前，我的寫作基本是關于自己的，我當時是想作為散文或者紀實來寫的，但是總覺得少了些什么，于是開始收集這方面的素材。

我是一個很傳統的女性，比如面對生育，包括現在鄉村還存在性別差異的觀念。當我開始進入女工群體做這個調查之后，很多女工會向我傾說她們的故事，她們對人生與生活的看法，當自己越深入，就越覺得我自己不應該僅僅只是做一個生育與家庭方面的記錄，我可以記錄得更多一些。而我本身就是女工中的一個，有很多感受，我和我的工友們都一樣，我覺得有必要把這個群體的現實表達出來，這可能就是最初的動力。

這些年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這個群體的流動性太大了，而我只能花業余時間去做這件事，想觀察更久一點時間是很難的。有很多人因為流動，消失在我的視野之中。現在看來這事可能還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為流動性，很多人沒更深入地交流就消失了。

法治周末：流水線、加班、背井離鄉、疾病、賣淫、遺棄、流產……單單是這些詞語的堆疊，已令人感到現實高密度的傾軋。這也是《女工記》讓人震撼的地方。你對這些現實的認識是什么？比現實更殘酷的是什么？

鄭小瓊：這只是《女工記》的一部分，我也寫了很多溫情，包括一些堅強的女工走向了世俗的成功，成為時代需要的勵志史與成功史的一部分，我也寫了很多人生看上去不光鮮，有的甚至灰暗的女工的故事，比如你提到的疾病、遺棄、流產等，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現實的一部分，其實我對現實的看法，在《女工記》的詩句中多次有過表達，現實教會我更為現實的現實主義。

我知道在現實生活中，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努力是如此地無力，無論他們如何地掙扎，他們的青春與生命，都會被拖入一個巨大的泥淖之中。無法改變的現實像泥淖一樣將他們的青春、夢想、希望吞噬，他們曾有過的不屈服命運的念頭，也這樣被消除掉了，他們變得平庸，服從了命運。他們的一切努力在現實面前都顯得那樣徒然無力。

這種現實主義讓人變成機器，不斷被物化，被命運的無力感折磨。雖然有少數的成功者作為一朵朵鮮花點綴著現實這個巨大的沼澤。但是面對現實的迷茫，一種內心與精神上無根性的迷茫，像浮萍一樣無法扎根。我曾跟農民工一代與二代都交流過，發現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如果說他們的父母一代還有一個家可歸，“回去修一幢好房子”這是老一代農民工的精神信念。但是對于年輕這一代人來說，這樣的信念也沒有了，家鄉沒有任何值得他們留戀的了。他們從價值與情感上，早就不認同家鄉了。

作為“農民工二代”的他們在城市的工業區長大，在城市的邊緣中生活，一直生長在這里，從內心上，他們更認同于城市，雖然這些工業區離真正的城市生活還很遠，而且他們生活的城市從來不認同他們。如果說，老一代在情感與價值認同上屬于有根的漂泊一代，在那一代的心里，還有一個故鄉的根在，他們知道自己要回老家，起大房子，是他們的眺望。那么對于年輕這一代，他們屬于無根的、混的一代，就這樣混下去吧，反正不會回老家，也無法在城市安家，那就這樣混下去吧！

當我面對一個個分離破碎的家庭，我常常感到一陣寒冷

法治周末：你的詩中用了“碾壓”這個詞。不僅有老板和員工間的，也有同宿舍的成員間的。前者涉及具體的經濟利益、不同立場，后者呢？后者是不是更令人寒心？

鄭小瓊：無論是底層還是上層，這種碾壓一直存在著，當下社會依然是一個缺乏秩序的地方，或者制定秩序卻沒有多少人遵守的地方。

比如，面對勞工，我們制定了相當完備的勞動法規，卻沒有多少工廠愿意遵守。

同樣到了底層，排隊先后，打開水和吃飯都會出現碾壓的情況，有的為了一個先后順序打架，欺侮弱者，弱者常常被欺侮，從宿舍衛生到宿舍私下交流都會出現弱者被碾壓的現象，弱者常常是不出聲的，她們是沉默的，也不敢在宿舍里大聲說話，怕被人搶白。

我在《女工記》里曾描述過兩個女工，一個自己本身很弱者的童工，我跟她交流時，她常常會面帶鄙視的神色去指責另外一個比她更為弱小的童工，我在詩歌中是如此寫的“有時她黝黑的臉/會對她的同伴露出鄙視的神色/她指著另一個比她更瘦弱的女孩說/‘她比我還小夜里要陪男人睡覺’"。

而那個比她更為弱小的童工在她面前不敢出聲，當這個童工說出，這個更弱小者夜里要陪男人睡覺時，那個更瘦弱的童工臉上的驚恐與不安給我留有很深的記憶，我心里在流血。

另外一個叫亞芳的河南女孩，她是一個孤兒，跟隨著叔叔一起長大，他們很多老鄉一同進電子廠，是家鄉勞務中介介紹進來的，我的詩中寫道：“她沉默而容忍她說話被人搶白/……/直到有一天/她的老鄉告訴我她失蹤了她沒有回家/所有人都找不到她‘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估計被人拐賣了那么蠢’她的老鄉/仍在嘲笑著她她們冷漠的交談中我想起她的眼神/膽怯她的孤獨與寂寞……”

現實生活中，弱者會把刀伸向比她們更弱小者的身上，在對更弱小者的碾壓中找到內心的滿足與虛無的勝利。我在流水線做過，作為新進員工，我最害怕的不是組長罵人，而是上下工序流水線工人之間的碾軋與惡罵，我經歷過。速度跟不上，個個工友都罵你，或者用半制品推你，還有一些工友故意打你一下，喊你快一點，讓人心驚膽顫。我從來不認為是哪個更寒心，其實本質都一樣，弱肉強食式的生存。

法治周末：你的詩中提到，年老的女工用流水線上的毛線為兒子在鄉下編織起樓房，娶上媳婦。偉大還是悲哀？總覺得老年人背井離鄉是很悲涼的一件事。

鄭小瓊：如果從個體來說，我認為是一種偉大，但是對于這個國家來說，我認為是一種悲哀。這幾年，因為寫《女工記》，我遇到很多年紀比較大的女工，她們很多在這邊工作了十幾年，有些女工工作了二十多年，依然不能在這邊安居樂業。我知道一些女工，上世紀90年代剛生育了小孩，就到這邊打工，她們在毛織廠、電子廠做工，有的兩三年都沒有回過家，回家了小孩都不認她。她們真正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相當之少，跟丈夫也很少呆在一起，家庭處于一種隱性破裂的狀態中。

有時候看到很多女工，夫妻長期分居，孩子長期得不到父母之愛，社會以一雙“無形的隱性的暴力之手”將家庭中的夫妻關系扭曲，父母與子女關系的扭曲……他們充滿暴戾的自我情緒會不會成為另一種暴力將我們社會秩序破壞，當我面對一個個分離破碎的家庭，我常常感到一陣寒冷，它來自我內心的深處。

這不僅僅只是悲涼的事情。夫妻長期分離，被壓抑的肉體的欲望，母子分離，被壓抑的親情，這種長期的壓抑背后會造成一種人性與人倫上的扭曲。在《女工記》中，我寫到數個女工因為這種長期分離造成夫妻情感的出軌，盡管他們彼此深愛著。有的雙方都出軌了，出軌的對象也是有婚姻的人，他們選擇了一種搭伙式扭曲的生活。每當看到他們，想起他們的家庭，我都感到心酸。

法治周末：女工們的青春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流淌，對于未來她們都怎樣考慮？比如，嫁人似乎是一條出路，她們所出來的鄉村是她們的一條退路嗎？

鄭小瓊：是的，我遇到一些女工就有這種想法，她們努力去工作，去拼一下，如果能成功就成功，不能成功就回家找一個人嫁了，我在《女工記》里寫過兩個這樣的女工，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婚姻似乎成為了女工一條不錯的退路，另一方面，我看到男性的悲劇，男性沒有這條退路，因為打工時代人員流動，一些中國貧窮的村落估計會形成龐大的找不到對象的光棍村落。

寫詩，讓我常常思考是什么原因讓我們的打工生活變得如此滄桑

法治周末：在《女工記》后記中，你說“一切都在改變，但是她們在底層的狀態沒有改變”，那么希望又在什么地方呢？

鄭小瓊：我關注的依然是階層流動性。我寫過一個叫熊曼的女工經歷，她上世紀90代中期出來打工，把小孩留在家里跟隨公婆長大，兒子大學畢業之后，她老去了，兒子又讓孫子跟著她長大。

這個家庭讓我看到一種命運的輪回，一種無奈與辛酸。當農村人上升的途徑被越擠越窄，越來越艱難之時，當中國階層不斷固化，底層向上流動的力量不斷地被扭曲、壓抑，而越積越深的憤怒情緒、不滿情緒等不斷地在積聚，我感受到一種來自暗處無形的暴力不斷地在擴張，這讓我深深擔憂著。

面對數量龐大的熊曼們，她們命運的輪回，這些年我唯一的感受是：“當初美國擠進紐約的農民放棄鄉下的八間大房而選擇進入紐約住在狹小的蝸居，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最終會變成紐約人，這是他們希望所在，也是一個城市的活力所在，而在同樣現實的中國，當我們選擇放棄鄉下樓房來到城市，我們卻看不到我們會變成城市人的希望，沒有了希望，剩下的只有絕望！”這句話，我經常說，也經常提起。

要讓底層人民有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要讓他們有一個可以預期的未來。

法治周末：你在詩里寫到：“打工，是一個滄桑的詞……在海洋里撈來撈去，撈到的是幾張薄薄的鈔票和日漸褪去的青春。”2001年你到深圳打工，滄海桑田，現在的你與當初的你有了哪些變化？詩歌給你帶來了什么？

鄭小瓊：我常常會反問自己，如果不寫詩，我會做什么，其實我多次思考過這個問題，我在《女工記》中寫到我幾個朋友的生活，我們幾個人一起進了一個流水線玩具廠，做了一個月之后，那個工廠老板將那條流水線關了，我們一同失業，然后租房居住在一起，這么多年，我跟她們中間斷斷續續有聯系，有人在出賣肉體，有人賺了一點錢，開個小鋪面，有人還在工廠打工，有人出了車禍，命喪他鄉……也許我只是她們生活中的某一個。

寫詩帶給我比較開闊的視野，它讓我學會了思考，在我的那些工友們看來，這些問題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我們只需要賺錢，將自己的生活過好就行了，但是因為寫詩，我不能不思考一些在她們看來無用而徒勞的問題。或者她們努力讓自己的生活過得不那么滄桑些，她們努力地學習技術，或者想通過肉體積累原始資本，很多時候，她們的努力在現實中是徒勞的。

而我寫詩，會讓我常常思考是什么原因讓我們的打工生活變得如此滄桑。

鄭小瓊的詩

女工之劉美麗

十七歲的她，像簡單的電子元件

插進生活中的線路板間未來像

前途不明的漩渦充滿著誘惑與危險

她善良的本性正修正著泥濘的人生

正如她的微笑有著不可動搖的美好

她插著螺絲焊著晶片大大的眼里

閃爍著樂觀的光亮白熾燈下

那些制品寂寞的傷口她摸索到

一些細密的力量在身體里生長

手指頭機械的動作像她的一生

盡管在別人看來有些笨拙她卻

熱愛著這前景看來不那么明亮的人生

她用手插著這些元件藍色的線頭

一根細小的銅線從流水線探入

她來自鄉村的內心一千多塊工資

能滿足她那顆少女的心她習慣節省

每月一百五十塊的零花錢讓她覺得富有

她把工資寄往湖南的鄉下她成為

鄉間外出女子的榜樣手指的繭

像一條蘇醒的河流帶著她八年的

歲月和寂寞回家結婚是她唯一的打算

中年女工蘭愛群

咳嗽、惡心……她遇見肺部

泥沙俱下的氣管，塞滿毛織廠的毛絨

五金廠的鐵銹，塑膠廠的膠質……它們糾結

在胸口，像沉悶的生活卡在血管處

被阻塞的肺部，生活的陰影

她遇見肺部，兩棵枯黃的樹木

扎在她的肉體上，衰老的呼吸

她，四十二歲，在毛織廠六年，

五金廠四年，塑膠廠三年，電子廠二年

她的血管里塞滿了生活的塵土、疾病

拖著疾病的軀體在回鄉的車上

她疲倦蒼白的臉上泛出笑容

1994年出來，2009年回家

她算著這十五年在廣東的時光

兩個小孩已讀完大學，新樓已建成

剩下這身疾病的軀體，回到故鄉衰老

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樹下……

(選自《女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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