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無條件補償下崗工人

應該無條件補償下崗工人　　

中國現在最貧困的群體應該是下崗工人群體，他們甚至比農民群體和失地農民群體更加貧困和無助。政府應該無條件補償下崗工人，其理由有以下六點：　　

一、國家制度、政策、法律、法規設計方面的缺陷甚至錯誤，使下崗工人承受了許多不應該由他們承受的改革成本甚至犧牲。他們應該得到補償。　　

是誰，讓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他們一生下來就經歷了饑餓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脅？　　

是誰，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讓知識和財富淪為了有罪的代名詞？　　

是誰，樹立了張鐵生這樣交白卷的英雄，讓他們在最應該讀書和探索的年齡去批林批孔、批斗老師和天天去搞階級斗爭？　　

是誰，讓他們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到農村去度過？　　

是誰，把他們創造的巨大財富拿去進行國民經濟高積累，卻讓他們長期享受低收入、低消費、低福利、低享受的待遇？　　

是誰，沒有用他們創造的大量財富給他們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是誰，把他們妖魔化成為躺在大鐵鍋里混飯吃的懶漢和挖社會主義墻腳的自私者形象？　　

是誰，把好端端的國有企業搞得連年虧損而最后又以極低廉極低廉的價格一賣了之？　　

是誰，把黨委一腳踢開，讓工會和職代會成為了擺設，讓廠長（經理）無法無天，一言九鼎，一支筆簽字，讓廠長（經理）全部掌握了一個企業的財權、人權、銷售權、進貨權、設備的買進賣出權力？　　

是誰，不允許法院接受國有企業改制的案件？　　

是誰，讓國有企業的主要管理者瘋狂地侵吞國有資產？　　

是誰，強迫下崗工人以很低很低的價格買斷工齡而不給他們提供任何保障就強行把他們無情地推向了市場？　　

是誰，單方面地推翻了曾經對他們作出終身工作的承諾和他們之間事實上形成的福利、養老等等方面的約定？　　

是誰，讓他們在年歲很高體弱多病的年齡承擔上養老下供小重擔的同時還要承擔巨額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　　

是誰，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事實上采納了這些不斷蠶食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基礎的言論？——“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是誰，編造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只有走向死亡和只有私有制才能救中國以及國有企業“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等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　　

是誰，在妖言惑眾：“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是誰，讓這些下崗工人在從南到北漫延的血汗工廠里每周工作72小時以上，最終還要被既得利益者反污為懶惰自私的反對改革者？　　

……………………　　

寫到這里，我心潮起伏，熱血沸騰，實在難以壓抑和控制住自己內心澎湃的激情。我們在大量的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這些年來，國家制度、政策、法律、法規方面的設計有著巨大的缺陷甚至錯誤，使下崗工人承受了許多本來不應該由他們承受的改革開放成本甚至巨大的犧牲，那么政府有什么理由在他們生存下去都很艱難的時候不補償他們？　　

二、他們曾經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和精神基礎，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他們完全有理由在他們生活困難的時候享受他們自己曾經親手創造的價值。　　

這批下崗工人幾乎經歷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他們是中國工業起步、壯大、發展中最重要的一支生力軍，他們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和堅決執行者。正是由于他們這代人的無私奉獻，努力拼搏，艱苦奮斗的工作精神；正是由于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滿腔熱忱和翻身做主人大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正是由于他們艱苦卓絕的勞動；正是由于中國工人階級歷史上形成的主人翁精神、敬業精神、吃苦耐勞精神、勤勞勇敢精神，終于在80年代中后期使 “一窮二白”、“一張白紙”的中國工業企業擺脫了困境，走上了正常發展的軌道，使我們的國家從此走上了穩步而又迅猛的發展快車道，他們為國家創造了億萬財富。   　　

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涌現出了充分體現這些精神品質的像王進喜這樣眾多的勞動模范、先進人物。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流，他們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本質特征。所以，他們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功臣，他們的功勞，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任何人都不能夠抹殺，任何人更不能夠詆毀。    　　

解放以來，我國工業建設取得了重要成就。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26倍多，達到4100多億；棉紗產量增長3.5倍達到293萬噸；原煤產量增長8.4倍，達到6.2億噸；發電量增長40倍，達到3000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1.05億噸；鋼產量達到3700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53倍，達到1270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發展。　　

1952年，工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70%，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就顛倒過來了，工業占72%，農業占28%，國家由以農業為主走向了以工業為主，這是華夏五千年經濟結構史上的巨大進步和根本轉變。到70年代末期，我國的鋼鐵、石油、煤炭、糧食、棉花、棉紗等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就進入世界前列。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80年的第8位。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中國工農業總產值1950年是574.8億元，而到1980年就達6619.0億元，30年增長10倍多，年均增長8.5%。其中工業總產值由191.2億元增至4992.0億元，增長25倍多，年均增長11.5%。這樣的增長速度即使同改革開放之后的年代相比難道算得上是緩慢的嗎？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在中國工業生產力非常低下、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和唯生產力論的特定環境下取得的；是在沒有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沒有造成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干部腐敗、國資流失，沒有統計數據的大量注水，沒有內債又無外債并且有一定外匯儲備的前提下實現的。工業的基礎性奠基，為1978年以后的改革開放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　　

下崗工人所處的歷史時期是國民經濟需要高積累的時期，在低收入、低消費、低福利、低享受的年代，他們憑著對黨的深情熱愛和對祖國的赤膽忠誠，和全國人民一道艱苦奮斗，不計報酬只講奉獻，他們吃進的是草，擠出的是奶，他們已經把火熱的青春年華和滿腔的熱血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這批為國家的發展和壯大無私奉獻了幾十年的下崗職工們，理應在這個時候好好享受“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理應在這個時候好好地享受他們曾經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但是事實卻正好恰恰相反，他們反而成了“改革開放”的最大受害者，他們被推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風口浪尖，無情地淪為了最貧窮的群體。難道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他們沒有權利分享他們曾經親手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嗎？ 　　

三、下崗工人群體現在已經生活得很艱難，已經淪為了當今社會最貧困的群體，他們生活得很絕望，而且這種貧困和絕望的悲劇正在不斷地被世襲。　　

1、當大學生都難以找到工作的時候，這些年歲已高、知識很淺、技術很單一的下崗工人找到一個能夠養家糊口的工作已經是一件難于上青天的事情了。據有關部門統計，在下崗人員中，女性占59.2%；35—45歲的占63.9%；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7.5%。這些下崗職工多數是在1984年以前就業，他們受教育程度低，技術技能太過專一，他們所擁有的技能隨著技術進步、產品升級換代而將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求。這些下崗職工要想實現再就業，通過他們自身的勞動而脫困，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難度越來越大了。　　

2、下崗工人的父輩沒有社會保障，需要他們供養和醫療；他們的孩子讀中學、大學甚至找工作需要很大的開支，要求他們盡到父母的責任。而在他們最需要用錢的時候，他們卻下崗了、失業了，失去收入來源了，最可悲的是，他們本身具有的知識、技術、年齡、性別、關系等等因素都成為了就業的攔路虎，他們現在很難找到一個能夠供養全家人正常生活的工作。　　

3、當下崗工人需要一個安身之所的時候，房價漲到他們全年的所有收入只夠買2個平方米左右的驚人程度；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說：“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擁有兩套房，應該鼓勵中國人購買兩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時住另一套。房價漲得快是正常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的時候，下崗工人僅僅需要一套只有五六十平方米安度晚年的地方。　　

4、肉、水、氣、米、面、油、鹽、醬、醋、電、菜等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在他們還沒有穩定收入的時候卻像一頭瘋牛一樣地奪路狂奔，他們別說每天吃肉，就是吃素也要算計一下怎樣才能購買到最便宜的蔬菜。　　

5、在下崗工人全家一年的收入維持自己生存和他們孩子讀書的費用都很艱難的時候，他們全家每年卻要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6000多元。　　

6、沒有固定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卻要承擔養老供小的責任和義務，物價又在瘋狂地上漲，他們真的不能承受之重。物價上漲，國家公務員的工資福利也在隨著GDP兩位數的增長而不斷地增長，而且有單位給正式員工繳養很大一部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但是城鎮的大齡失業人員卻連一個比較穩定的收入都沒有，還要面對每年10%上漲速度的各種保險費用，他們的生活和精神壓力越來越大。但是他們依然還是在勒緊褲帶拼命地苦苦掙扎。　　

沈從文的小說《丈夫》描寫的是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鄉村的農民盡管日日土里刨食，卻依然衣食難保，只好將妻子送到城里的花船上賣身改變家里的窘境。當丈夫看到那“一上船就大聲的嚷要親嘴要睡覺的客人時，這位丈夫不必指點，也就知趣地往后艙鉆去”。做為丈夫，本應堂堂正正地做人，為家庭撐起一片祥和的天空，而現在卻仿佛是自身難保，被前來玩弄妻子的客人嚇得“鉆”進后艙。血性男兒，七尺硬漢，臉面何在？丈夫或許是屈辱甚至憤懣的，但他們卻又不得不屈服生活的重壓。我們的城市有越來越多的摩天大樓，有越來越壯麗的立交大橋，有越來越慷慨激越的雄心壯志，但是，沈從文《丈夫》的故事還是在我們城市鄉村不斷地上演，有許多下崗工人的妻子或者女兒為了生活在舞廳或者按摩院或者賓館里從事著廉價的性交易。他們很晚下班時，她們的丈夫或者父親踩著自行車到舞廳門口接她們回家。如果不是因為下崗失業沒有生活來源，如果不是因為走投無路，難道她們會主動淪落風塵甘愿受盡侮辱和玩弄？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在接受《小康》雜志專訪時很武斷地說：“中國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我想：如果張維迎的妻子女兒也因為生活所迫出去賣淫賣笑，如果張維迎至今還住在平民窟里，他還會說“中國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嗎？　　

下崗工人曾經以廠為家，是企業的主人翁，如今他們成了企業的棄兒，被拋進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茫茫不見岸邊，在燈紅酒綠的城市中象一葉孤舟無依無靠。任何一個社會，人們都擁有生存和工作的權利，他們胝手胼足所創造出來的財富明明都在國庫里，當他們生存都存在嚴重問題的時候，政府難道不應該無條件給他們以補償嗎？　　

四、無條件補償下崗工人，正是正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最具體體現。　　

    以胡錦濤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讓人民共享”，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些年來，國家繁榮昌盛了，為什么他們的日子卻越來越貧窮、越來越無助？改革開放成就的取得難道不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嗎？難道下崗工人的極度貧窮沒有違背黨中央的科學發展觀和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構想嗎？讓更多的勞動者分享經濟高增長的成果和增加“財產性收入”難道會成為一句偉大的空話？難道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改革開放成果只能是極少部分人的專利？3000萬下崗工人和他們家庭的實際困難不得到徹底解決，我國怎樣構建和諧社會？　　

鄧小平曾經告誡大家：“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時還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講話里面就沒有“如果”了：“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十六大以后，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通過完善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來達成全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目的。但是，下崗工人為什么就不能夠充分享受到黨的雨露陽光？　　

毛澤東曾反復強調，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尊重群眾，關心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要求“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他還諄諄告誡“共產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的為人民服務”；鄧小平堅信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強調“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對于億萬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和幫助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面對客觀存在著的社會生活實際，我們奮力疾呼：必須高度關注下崗工人困難群體，必須真正尊重并切實維護下崗工人合法權益，開動腦筋、想方設法地盡快使下崗工人困難群體盡快脫貧致富。并且，我們一定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的利益意愿滿足不滿足或實現沒實現”真正作為各級黨、政府和工會組織制定各項政策、開展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壓不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毛澤東選集》第3卷，合訂本第1044頁）。我們堅信：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心實意地解決人民群眾遇到的實際困難，調動人民大眾的創造力、積極性和聰明才智，一定能夠充分發揮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優勢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文化優勢，一定能使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更好，一定能“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5頁），在神州大地上，一定能夠矗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廈！　　

五、從建立和諧社會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來解析，也應該給下崗工人無條件補償。　　

消除貧困現象，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利益，政府應該責無旁貸地擔負起責任。　　

在談到讓所有的社會群體都分享改革成果，關注弱勢群體的話題時，溫家寶總理有個形象的比喻，決定一個艦隊前進速度的是航行在最后面的哪個船艦。弱勢群體就是我們社會中“航行在最后面的那個船艦”，我們在關注公共民生方面問題的同時，也必須把弱勢群體的歷史欠賬解決好。難道說，一個國家只有極少部分富裕的人群就是強大的國家嗎？為什么要讓那些下崗工人為生存而去自己苦苦煎熬？難道下崗工人極度貧困的生活不會影響國家經濟的持續穩定高速度地發展嗎？難道要讓下崗工人這樣一個曾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沖鋒陷陣的船艦滑落出中國這樣一個正在高速前進的艦隊嗎？　　

李強教授計算，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充其量也就占總人口的12%，亦即1.56億。而其余的88%的“底層群體”實在太大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則主要體現在企業退休、下崗和失業職工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在崗和退休職工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這個差距的比值，竟然在四五倍甚至十幾倍以上。我們看到，即便在社科院最新的藍皮書中，也強調說：“從低收入群體看，生活壓力依然較大，需要高度關注”，而目前，“低收入群體主要是城鎮的下崗失業者和大部分農民，雖然近年來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相比而言，仍屬于較貧困階層”。　　

近些年來，一些地區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人民內部矛盾呈現上升乃至激化的趨勢。據國家信訪局統計，全國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受理的群眾信訪總量已經連續7年上升，年增幅最高達37.3%。2000年以來，群體性事件繼續呈增多之勢，且行為方式日趨激烈，有的地方出現了罷工游行，圍堵以至打砸黨政機關，封堵公路鐵路，破壞公共設施，毆打公安民警和武警戰士等等種種非常態行為。各地群眾來訪和群體性事件中，85%以上都是群眾有理或部分有理，故此類事件一旦發生，社會上同情者甚眾；而真正屬于無理取鬧或純受壞人煽動而生發成的事端，以及明確以反黨、反政府、反社會為目標的事件，為數極少極少。群體事件的爆發，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廣大職工群眾維護自身利益、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據公安部門統計，1998、1999兩年，僅因企業拖欠職工工資、退休金、養老金等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就占全國群體性事件總數的1/3左右（王大明《正確處理群體性事件確保穩定大局——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全體大會上的發言》，載《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4期）。還應該看到：黨風政風不正，貪污腐敗盛行，國有資產已經大量流失的數目非常驚人，以破產、改制、股份化改造、合資、評估等不同名目而造成的新的國有資產流失的數目亦難以精確統計。有個億萬富翁自白：“今天，最有效、最快的發財致富方式，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我自己口袋里的錢。國家的錢實在是太多了，沒有誰數得清楚，也沒有誰能將其看守得天衣無縫，而且，實際上許多看守國有資產的人并不反對把國家的錢放進我們的腰包”（陳劍編著《流失的中國》，中國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職工說：“現在的所謂國企‘改制’，實際上企業換牌子（即變成所謂股份化的現代企業經濟組織），領導帶帽子（由國企經營管理者蛻變成為持有大股的老板）、工人拿票子（強制性要求工人出錢購股或集資）”。共和國在流血、職工群眾在哭泣！所有這一切，表明我們面臨著的是頗為嚴峻的形勢，當今之中國決未到可以歌舞升平的時候。因此，我們必須從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與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高度正視下崗工人群體貧困這一客觀存在著的社會現象。民之如水，既可載舟，亦可覆舟；民心向背，國之興亡盛衰所系。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明白的基本道理。如果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連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都不尊重、維護并切實予以保障，以至社會生活中長期存在著困難職工群體，又哪里還能再成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職工群眾以及廣大勞動人民又怎么會再熱愛中國共產黨，擁護并支持黨的領導呢？　　

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近些年來，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這樣一個領導階級隊伍中居然出現了人數絕不算少的困難職工群體？當弱勢者淪入生存困境和絕望時，任何游戲規則都將不再具有約束力，難道市場化競爭要演變成沒有規則的叢林戰爭嗎？難道我們以改革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為目的的改革開放反而要用武力去解放現有的生產力嗎？當提高效率必須以相當多的社會成員的生活陷入困境作為代價時，難道不說明這個社會已經步入了因果倒置的歧途？　　

六、既然下崗工人已經為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就有權利要求政府補償他們。　　

厲以寧曾經說過：“國有資產怎樣改制？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我要問問厲以寧：憑什么犧牲的人是曾經為共和國的強盛作出了最為無私貢獻的3000萬老工人而不是你們這些所謂的狗屁經濟學家？憑什么你們這些少數人的享樂就要3000萬老工人和8億多農民作出犧牲？你們有什么權力剝奪3000萬老工人工作和生存的權利？憑什么3000萬老工人不能夠享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為什么這種“改革”必須要損害“一代人”的利益為代價？為什么這種“改革”必須要讓那些“4050”人員去“享受”這種“代價”？為什么3000萬老工人和8億多農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個國家中誰有權、誰有資格去損害“3000萬老工人的利益”？當年幾千萬工人下崗，你們說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增加財富的生產”和“減員增效”，可結果呢？“提高生產效率”和“減員增效”了嗎？“增加財富的生產”了嗎？下崗工人的日子好過了嗎？下崗工人的生活質量獲得改善提高了嗎？下崗工人的后顧之憂解決了嗎？　　

下崗工人熱愛祖國，熱愛國有企業，他們為國家的繁榮富強流過汗出過力，他們甚至傷殘、患有各種各樣的職業病。但是他們無悔無怨。他們也明白，制度變遷總是要付出成本。但是，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這筆成本？我認為：改革的成本應該分階段地由不同的利益階層分別承擔，國有企業工人已經承擔了改革的初始成本，但中國改革現在應該到了這樣的階段：改革的獲益者反過來也應該對往年的改革成本支付者予以補償，并支付后續改革的成本。這才是符合市場經濟的公平交易。成本大家分攤，改革的成果大家共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哪一個階層可以有權要求另一個階層無償地為改革開放永遠作出犧牲！既得利益者不去承擔改革成本，轉而要求過去和現在都未得到改革好處的人去承擔改革成本。這種做法和說法簡直是禽獸不如！    　　

下崗工人在經歷“經濟轉型”，“產業結構調整”，“企業改制”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中，受沖擊最大，受影響最深的。在這個過程中，有的失業，有的下崗，有的被辭退，有的一夜之間竟成了私企老板的打工崽。一些本來有工作、生活溫飽問題基本上還不成問題的“4050”人員就越來越窮，甚至連基本生活都成了天大的問題，而且看病、買房和孩子上學“三座大山”已經沉重地“壓”在他們的頭上……他們生在新中國長在動亂歲月，雖然沒有能夠接受到正常、正規的文化技術技能教育，但無論當年下鄉，還是后來進廠，他們都曾抱持著一顆熱心、滿腔的激情大干社會主義，貢獻出了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現在有人說他們素質低下，沒有科學文化水平、技術技能，適應不了高科技產業或“知識經濟”的需要，理應淘汰出局，下崗失業，對于他們遭遇到的困難，主流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考慮對“3000萬職工利益受損的補償機制”，而將利益受損的“下崗工人”統統推到社會上，使他們步履艱辛。　　

既然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開放付出了他們不應該承擔的成本，他們難道就沒有權利要求得到他們應有的補償嗎？下崗工人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各種資源的所有者，他們有權享受利用這些資源所創造的成果，那些在政治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受到損失的下崗工人完全有權力要求政府補償他們！　　

那么，怎樣補償為改革開放支付了太多成本的下崗工人？　　

按理說，這些年來下崗工人和他們的家庭所受到的經濟損失和心靈創傷以及由此產生的后遺癥不是任何物質利益就可以補償的。但是，一切都已經成為了不好挽回的既成事實。基于我們國家還不富裕甚至貧窮的現實，我提出幾條在實踐中能夠操作的也絕對是很低要求的補償辦法吧：　　

一、對于沒有穩定工作或者全家的收入不能夠維持一家人正常生活和可持續發展的下崗工人家庭，政府應該無條件把他們全部納入社會低保體系之中。　　

二、如果下崗工人無力支付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暫且不講），政府應該無條件給他們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一直到他們退休。　　

三、女滿50歲，男滿55歲的下崗工人至少應該正式退休，并且享受某個區域內（比如一個省或者一個市）所有退休人員的平均退休金。　　

…………………………　　

          何俊階2008年4月1日寫于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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