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農民工——一個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階層

    

    顯然是不一樣，否則就不叫他們"農民工"了。那么接著我們又會問，他們是否屬于一個新的工人階層呢？這里從農民工的職業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認同意識以及群體行動來透視農民工的新工人階層特性。

    

    一、農民工：一個人口龐大的階層

    

    雖然全社會都熟悉農民工這一叫法，但是，人們對其所指還是沒有明確的、統一的界定。

    

    農民工與農民工這兩個概念經常被當作同義詞交替地在使用，但是，我們細加追究，會發現它們并不是相同的概念：雖然絕大多數農民工出來是當農民工，但是，還有一些農民工去做了個體戶甚至成了企業家；與此同時，還有不少農民"離土不離鄉"，就地就村從事非農活動，也成了農民工。那么究竟誰才是農民工呢？

    

    目前還沒有一個專門的農民工定義。李培林僅僅對"流動民工"這個概念作了如下界定：一是在地域上從農村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向較發達地區的流動；二是在職業上從農業向工商服務等非農產業的流動；三是在階層上從低收入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向比其高的職業收入階層流動。（李培林，1996年）1李培林的界定并不是針對所有的農民工，但是給我們界定農民工提供了一些啟發：比如農民工不但來自農村，而且還是從事非農勞動的。但是，農民工不僅包括"流動民工"，而且還包括那些"離土不離鄉"的務工者。因此，根據其他人的一些研究以及我們自己曾經做過的研究，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四個層面去認識和界定農民工：第一個層面是職業。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者以非農為主要職業，也就是說，他們的絕大部分勞動時間花在非農活動上，主要收入來自非農活動。第二個層面是制度身份。

    

    盡管他們是非農從業者，但是他們在戶籍上還是農業戶口，屬于農民身份，與非農戶者有著明顯的身份差別。第三個層面是勞動關系，嚴格地說，農民工不是雇傭者，而是被雇傭者，他們是被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外企老板、鄉鎮企業、國有和集體單位甚至各種NGO 雇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而那些自己不但不是被雇傭者、反而去雇用其他人的農村人口，不應屬于農民工。第四個層面是地域，即他們來自農村，是農村人口。總之，農民工指被雇傭去從事非農活動、屬于農業戶口的農村人口。

    

    由此可見，農民工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不僅包括外出的絕大部分農民工，而且還包括在農村就地被其他人雇去從事有償的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不少農民工研究往往忽視了后者，僅僅將農民工局限于農村外出務工者。總匯各方面的調查資料和統計數據，我們在劃分我國社會階層的過程中看到，農業勞動者階層的數量是十大階層中最多的，當在3.5億以上，其次便是工人階層，其中包括了農民工，而農民工群體在規模上僅次于農業勞動者，在中國居第二位。2001年我們在全國所作的抽樣調查表明，農村就業人員中有41.88%的人從事非農生產活動（見表1）。1999年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為7.0586億，其中城鎮就業人員為2.1014億，鄉村就業人員為4.9572億，而全國農業就業人員占全國總從業人數的50.1%，也就是3.536億多農業勞動力。如果扣除3.536億農業從業人員，那么鄉村還有1.435億從業人員不是從事農業勞動，而是從事非農勞動；而在城鎮就業人員中，城鎮職工只占1.11773億，還有近1億的就業人員不屬于城鎮職工，是從農村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其中至少有8000多萬人屬于農民工。總起來看，如果扣除當上老板或者是自雇者、鄉鎮企業家這些農村非農就業者，那么2.2億農村非農就業者中，至少有2億屬于農民工，他們占1999年全國總人口的17.47%，占全國就業人員的31.17%，占農村勞動力的38.21%，跟我們調查所得的比例（42.88%）

    

    相差4個百分比多一點。在2億左右的農民工中，進城務工經商的只占36%左右，大部分還是在農村地區從事非農活動2.2001年以來，從農業轉向非農的農村勞動力數量又有相當大的增加，所以，目前我國農民工群體當在2.1億以上。另外，根據2000年國家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農民工占全國工人總數的50%以上，其中在中國產業工人中農民工占到57.5%，在第三產業工人中農民工也占到了37%，由此可見，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

     

    

    二、一個被身份遮蔽了的職業階層

    

    農民工是一個被身份遮蔽了的另類工人階層，所以我們稱之為新工人階層。從職業上看，他們從事的與城鎮工人相似的職業。由于社會身份的原因，農民工在就業上不能享受與城鎮工人的制度性政策地位，既不能獲得穩定的職業，又不能享受到失業政策，乃至決定了他們在勞資關系中更加弱勢的地位，因此，這決定了他們的職業地位比城鎮工人更低，他們的就業環境普遍比較惡劣，他們從事的職業大多是前兩者所不愿干的臟、累、差、重、險等工作，被人們稱之為"工作中的貧窮者"，他們也是工傷事故的主要受害者。他們的職業地位之低，表現為：第一，他們大多從事的是非正規化就業，而城鎮工人則大多從事正規就業；第二，他們的職業收入比城鎮職工低很多；第三，不少農民工現在處在城鎮工人領導下工作，特別是在煤礦、建筑等行業部門，最苦、最累的工作是由農民工擔當，城鎮工人變成了"監工".

    

    農民工從事的非正規勞動，主要集中在服務業、建筑業、零售、餐飲、制造業、交通運輸等等勞動密集、低技術水平的行業，原因不完全在于這些行業，而在于農民工的身份，農村戶口身份的人就不容易進入正規就業領域，即使在正規部門工作，也不屬于正規就業，而是非正規就業。換句話說，不論是正規部門還是非正規部門，農民工從事的大部分屬于非正規就業。他們的非正規就業具有以下特點：第一，他們處在不受法律和制度保護下就業。他們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正常的休息得不到保證，更享受不到法定的節假日休息。雖然我國《勞動法》同樣適用于農民工的就業活動，但是，在落實上卻不能保護他們的就業權益，不管他們是否與企業、雇傭者簽有合同，他們的基本狀況相差不大，甚至根據我國《勞動法》，他們從事的一些職業（比如保姆）還不能進入勞動部門監察監督和維權范圍。

    

    對此，一些勞動監督部門的負責人并不認為他們的監督工作不到位，反而認為，我國《勞動法》太超前，脫離我國實際，在他們看來，農民工的工作時間過長，不僅是雇傭者需要，而且也是受雇者的需要，因為他們除了工作沒其他事情可做，因此他們樂意加班，多賺點加班費。某市勞動部門的勞動監察處處長的話很能說明問題："我們的勞動法太超前了。我跟臺灣和香港的老板竟常有來往和接觸，他們都說我們的勞動法太超前了，比如不準強制加班加點問題。外資企業到我們中國來，主要看中我們的勞動成本低，他們企業要趕活，必須要加班加點，現在工人也愿意加班加點，加班費高，他們不加班也沒有事情干，加班還可以多賺點錢，所以工人普遍愿意加班。但是，有些工人離開某企業時，就向我們勞動局告狀，說某某企業強制工人加班加點。一向我們告狀，我們就不得不查，一查，企業倒霉，工人也倒霉。如果沒有人來告，我就睜只眼閉只眼。勞動法應該改，允許自愿加班，禁止不給加班費。

    

    只要工人愿意加班，企業給加班費，可以了，當然反對強制加班，更要反對不給加班費。

    我們的農民工賺錢很少，家里又很窮，他們很想多賺點錢，應該多給他們機會。"

    

    一些企業老板也是這樣想的。深圳某企業老板這樣對我們說："工人的工資還可以，平均在800元左右，有的能賺上千元，乃至兩千元以上，反正是計件工資，干多多拿，干少少拿。工人都想多干，他們愿意加班，每天加班3到4個小時，加班費比正常工作多兩倍以上。

    

    我國的勞動法不合理，限定了加班時間，實際上工人自己想加班，不給加班，他們還不高興，當然現在的工人也很難管，一方面他們想加班，另一方面他們又經常告我們加班，搞得我們也弄不清楚。不少工人為了多做點活，還把車床的開關改掉，結果車床不間斷工作，工人一不小心，手就被車床夾住了，造成工傷，又要我們去給他們治療。經常出這樣的事情，我們止也止不住，不是我們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而是他們確實想多賺點錢。農村人可能也是太窮了，不少工人一天就吃點米飯和面包，喝點湯，營養不足，經常有工人干干，就暈倒在工作現場，虛脫了。他們舍不得去醫院看病，現在的醫院也確實太黑了。看個感冒，就得幾百元，這些工人怎么能承受得起，他們得點小病，一般就去外面一些非法診所買點藥，就了事了。我們去醫院看病，醫生先問你是公費醫療還是自己掏錢，如果是自己掏錢，他們就要求你說出具體是干什么工作的，如果他們知道你是老板，非好好宰你不可。我經常說，我是企業主管，我不敢說我是老板，否則被宰更厲害。"而我們在某市法律援助中心調查獲悉，加班延長工時（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多達13到14小時）不付費或低付費，成為三大勞資糾紛之一，其他勞資糾紛是押金糾紛和拖欠工資糾紛。不論是在企業，還是在其他行業部門工作，農民工的工作時間長，是一種普遍現象。農民工每天工作時間經常是在10小時以上，一些企業規定的正常時間為12小時，在生產任務重的情況下，經常要加班3到5個小時；一個月能休息4天已經不錯。北京打工妹之家課題組對在北京一些醫院工作的陪護工和保潔工（來自農村）調查發現，一個月能休息8天或4天的只占3.1%和10.3，完全沒有休息的高達33.5%，有一些人一天工作10到12小時甚至16小時，都沒有加班費。3建筑工地工作的農民工工作時間之長、勞動強度之大、生活之艱苦、安全系數之低、工資拖欠之多，已是眾所周知的。

    

    第二，他們的職業收入普遍低下。用國際勞動組織1972年描寫肯尼亞非正規就業者狀態的"工作中的貧窮者"來刻畫我國從事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也是很貼切的。我們在深圳調查發現，大部分農民工的月工資在600元到800元之間，早在10年前已經是這個水平。深圳有一個制鞋廠3000多工人（他們都是農民工）忍受不了低工資待遇而上街抗議，該廠的工人每月只有250元，每天工作12小時，超過1小時，給1元錢加班費。雖然經過抗議，他們的工資有所提高，但是每個月也就600元。

    

    據北京打工妹之家課題組對在北京一些醫院當陪護工和清潔工的農民工的調查顯示，即使在醫院這樣一些正規部門工作，農民工的收入也是很低，不但低于北京的最低工資，而且還低于北京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以按日計酬的陪護工，他們日工資的平均值是29.15元、每月平均能有26.38個工作天，也就是每月平均每位護工能掙769元，……按月薪計酬的保潔工，據我們調查顯示，他們的月薪平均只有298.917元，……"4（郭慧玲，2004）我們在全國獲得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01年在省內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年平均工資收入為5065元，到省外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年平均工資為6265元，5由此可見，農民工普遍從事的是低工資工作。他們不僅工資低，而且也是深受工資拖欠之苦的群體。2003年，全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數額高達1000多億元。像深圳這樣最開放的城市，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已經成為最嚴重的社會糾紛和投訴問題。

    

    第三，就業不穩定，而且缺乏就業經歷累計的保證。農民工普遍面臨著就業不穩定的問題，他們無法預期到自己的工作能干多長時間，隨時有可能受解雇。全國性抽樣調查顯示（表2），與非農民工相比，農民工的職業變換更頻繁些：農民工中只有29.87%沒有調換過工作，非農民工中則有高達46.18%的人沒有調換過工作，而非農民工中只有27.53%的人調換過一次工作，有25.86%的人調換工作少于7次，0.43%的人調換工作多于7次，相比較而言，農民工在這三方面的比例都高于前者，分別為35.71%、33.77%和0.65%，兩者相差百分比還是比較大的。農民工調換工作比較頻繁，并不意味著他們有更多的擇業機會，恰恰相反，是意味著他們在就業方面缺乏保證，缺乏穩定性。而且，他們變換一次工作，意味著他們需要重新開始，先前的工作雖然對他們有一定的磨練作用，使他們有更多的工作經驗，但是并不能被雇主用來作為對他們晉升、向上流動的考核指標，事實卻相反，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在就業競爭中很快就失去了優勢。資歷在正規就業競爭中的重要性在農民工身上體現不出來。

     

    郭某某，來自江西贛州農村，現年24歲，未婚。1997年中專畢業，學計算機，當時國家已經不對中專畢業生包分配了。他就跑到廣州找了一個做家具的活，他的工作是，有紗布搓平新打的家具，以便于油漆。在廣州干了一年多，其中有一年時間，工資很穩定，每個月800元左右。后來不做家具，就去餐館干活，包吃包住，每個月給500多元。干了幾個餐館，時間都不長，半年左右。在廣州給餐館打工的時候，有一次在網上看到零點公司招用編碼員，他覺得自己學過計算機，因此去應聘，結果被錄用，在零點公司兼做些編碼的活，編碼1小時給8元，中午還能給頓飯吃。零點公司的活比較少，有時候有活，就會有人打電話給他，他就去干。

    

    他說，中專畢業后，之所以選擇出去找工作，而不在家鄉找工作，是因為，在家鄉找工作，不容易，工業并不發達，雖然縣城搞了幾個超市，但是大家消費水平低，因此，遲早這些超市會辦不下去的，去政府部門工作，如果沒有關系，是不行的。他家鄉那里，官員是很腐敗的，從村長到縣干部，都是很糟糕的。村長書記整天變著法子要收取各種費用。他家是農民，沒有什么關系，根本別想進政府部門當官了。

    

    在廣州干了一段時間，感到廣州不是長久打工之地，在廣州打工，不會講當地話，會有點受歧視的，工作不方便。深圳好一些，他是從朋友那里打聽到，深圳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城市，大家都說普通話。來深圳已經一年多時間，也是在一個快餐店干活，每個月包吃包住，也是500多元。后來那個快餐店辦不下去了。開始，老板兩個月沒給他發工資，但是他跑了好多次，終于把工資拿回來了。這個老板在一些中學承包了食堂，所以，還不至于破產，能發得起工資。

    

    最近，他失業了，正處在迷茫狀態，不知道將來干什么為好。他說，現在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朋友也給了不少幫忙，現在還欠朋友們3000多元，他們幫了忙，自己還沒有干出點名堂來，所以，也不想跟他們聯系。回家鄉，還不是時候，還年輕，想在外面闖蕩闖蕩，至少要混上個小老板。當然，不可能在深圳定居下來，深圳費用太高，養不活家人。現在住在農民的出租屋里去，每天要付8元房租，與好多人住在一起，不少人跟他一樣，還找不到工作。一些人想些彎門邪道的事情，他是不會去干的，人家也不會找他，一看他，就不像是干這樣的事情。他認為，工作找不到，沒有關系，不要去干壞事。當然干壞事的人畢竟是少數。

    

    他們實在沒有辦法生存下去了。

    

    這個社會，他最不滿的是，政府官員不干實事，整天在談些不實在的事情。比如農民需要政府幫助，卻沒人去幫助，政府不對農民進行技術推廣，實際上農民很需要一門技術，改進農業生產。另外他不滿的是戶口制度，將他們與城市人區別對待，深圳的陽光再就業政策并沒有把外來人口包括進去，實際上，他們這些外來人口找不到工作，正需要接受一些培訓，再找工作就比較容易些。當然外來人口更享受不到城市的社會福利和保障。他還對現行的制度和法律不滿，他認為，法律只是對有權和有錢的人有用，對窮人和底層來說，一點也沒有用，底層的人打不起官司，也打不贏官司。

    

    這個案例確實印證了我們的看法：先前的工作經歷對他后來就業以及職業提升都沒有什么的幫助：在餐館打工的工資還不如做家具賺的多；做家具的經歷并沒有決定了他以后就業的路徑，相反，他是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先前的多次工作經歷并不能保證他不失業，相反他還是失業了，失業后，他也不像城鎮下崗工人那樣享受到再就業、就業培訓的政策待遇；更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為他提供服務。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是很有代表性。有的農民工在一些企業干了一段時間，企業突然倒閉，老板逃跑了，他們不但失業了，而且還拿不到工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計。下面就是這樣的一個實例：（2003年8月7日）上午10點多鐘我們打的到了深圳市政府門口，就看到不少年輕民工在市政府門口坐的坐、站的站，黑壓壓的一群，大概有4、5百人。我們先在遠處拍了兩張照片，不是很清楚，我們擔心進去拍照，怕引起警察的干涉。然后我們走進他們人群，調查他們的靜坐情況。我們先跟一個來自湖南的小伙子聊天，后跟來自河南、河北、江西等地的工人聊天。這些職工大多在20歲到30歲之間，他們在一家五金廠打工時間，長的有4、5年，短的不到一個月。這個五金廠是個私營企業，有240多職工，老板是新疆人。7月10日，老板卷款潛逃，五金廠也就宣布破產，240多職工的工資就拿不到。最多的被拖欠6000多元，最少的也被拖欠600元。他們說，這個廠6月份就沒有給他們發工資了，許多工人身上已經沒有分文了，連買吃的錢也沒有了，雖然還沒有到了喝白開水過日子的地步，但是有人看見他們中有人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喝著一些白開水過日。再這樣下去，他們就真的要餓肚子了。

     

    他們上午是從五金廠走路過來的，舍不得花錢買公共汽車票。有的工人還把他們的口兜翻過來給我們看，以示他們身上確實沒有錢。有個小伙子來自河南駐馬店，年齡在21歲左右，很激動地對我們說，如果解決不了問題，他們就死在市政府門口。有個小姑娘對我們說，他們身上沒有錢了，不敢坐公共汽車，也沒錢去找工作，因為找工作，到職介所，要繳1到2百元的手續費，現在他們連坐公共汽車的錢都沒有，怎么能找工作呢？五金廠200多職工中只有少數人已經找到工作，大多數人還是在等著問題的解決。他們曾經去區政府、市勞動局請求解決，區政府答應它們8月6日解決，但是到了昨天，區政府又說，叫他們再等一個月，他們感覺到受騙，而且也沒有時間等下去，許多人都沒有錢，再過一個月，都要餓肚子了。

    

    不過區政府借給他們每個人100元，以解決吃飯問題，但是100元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他們就跑到市政府。對市政府能否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心里沒有底。已經有5人作為他們的代表，進到市政府里面跟他們談判了。有的人說，市政府不能解決，他們就向上一級政府請愿。

    

    我們問他們，能否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他們說，法律解決不了。法院已經對五金廠進行宣判，但是還不能拍賣工廠的財產，因為找不到老板，老板跑了，即使老板的母親被抓起來，也沒有用。他們找過法院，法院說一定要等找到老板，才能拍賣廠房。老板早跑得無影無蹤，他早預謀逃跑。早在6月份，他表面上還不斷地招聘新工人，裝出來讓他們看，似乎工廠生產很景氣，實際上那個月就沒發工資，他正在轉移資金。現在怎么能找到他呢？

    

    我們問他們，他們是不是有組織地來請愿？有的說是有組織的，有的說是自愿來的。他們說，平時他們根本沒有組織，沒有工會。許多私營企業都沒有工會。他們也希望組織起來，能有自己的工會，但是企業不允許，政府也沒有在這方面幫助他們。有幾個工人說，今后找工作，一個要求是企業要有工會。但是另幾個工人說，有工會的企業招工條件太高，競爭激烈，他們根本不符合條件，幾乎不可能找到這樣的工作。

    

    在市政府門口，我們觀察到農民工們很有秩序，大家聚在一起等著。不過他們希望把事情鬧大，所以他們中的一個人拿出照相機拍照片，引起便衣警察干預，警察要求他不要拍，他說我給自己人拍照片，有什么不可以？于是其他人就對著警察喊，反對警察干涉，大家就圍了上來。警察一看形勢，也就不再干涉，退縮了。接著有人建議說，市政府解決不了問題，就到市人大請愿，于是就有人往市人大方向走，但走了幾步，停下來，重新回到市政府門口。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參加請愿的不只是五金廠工人，還有一些酒樓的服務員，有個酒樓已經倒閉了3個多月，老板跑了，不僅欠一般的工人工資，而且還欠酒樓總經理的工資達10多萬。他們這幾個月不斷地來請愿，都沒有效果。他們說，政府只關注大批拖欠工資問題，對于人少拖欠工資問題，基本上不給予關注。幾十人到政府門口請愿，根本沒有用。

    

    由此可見，農民工的非正規化，不能確保他們穩定就業以及相關的基本權益，從而影響到他們的社會地位，使得他們難以達到城鎮工人的社會地位，還沒有進入城鎮工人階層。這背后的原因不只是他們缺乏就業競爭能力，而更主要的是我國還沒有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工因為制度性身份而不能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的社會權利，正因為這一點，他們不能成為城鎮工人階層的成員。因此，農民工與城鎮工人雖然都是工人，但是在社會地位上卻有著明顯的差別：在政治生活中，城鎮工人仍然被當作工人階級的主體，仍然是工會組織的核心力量，盡管農民工人數遠遠超過城鎮工人；城鎮工人職業活動中往往處于比農民工更高的地位，許多人有著管理農民工的權力，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農民工往往是城鎮工人的管理對象；在社會評價方面，農民工遠遠低于城鎮工人（王春光，2002）。

    

    三、一個與鄉村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又在逐漸與農業勞動者分離的階層

    

    農民工與城鎮工人的另一點不同就是與鄉村社會的關系。盡管也有一些城鎮工人也出身在農村，父母也是農民，但是他們的身份已經受到體制認可，已經完全工人化。而農民工則不然，他們還沒有完全工人化，而只是職業上成為工人，在生活、社會地位乃至社會認同上，他們還是趨向農民，趨向鄉村社會，在鄉村還有著堅實的社會和生活基礎。他們的大部分家人還在鄉村生活，他們賺的錢還是寄回家鄉，當然還有不少農民工就在鄉村就業、生活，他們一旦在非農領域失去了工作，不少人會選擇返回農業和農村。

    

    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國曾出現兩個農民工回流農村和農業的高峰期，那就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具體是從89年到91年）以及98年到2000年，前一個高峰是由于國家經濟萎縮和治理整頓造成的，后一個高峰是由于國有企業改革和鄉鎮企業改制帶來的。在前一個高峰期，國家對經濟進行治理整頓，將不少農民工從城市清理出去，當時把農民工當作"盲流"看待，這樣的清理就更有了合理的借口和根據，與此同時，在治理整頓過程中，集體鄉鎮企業在資金上面臨緊縮壓力，也解雇了一部分農民工。在后一個高峰期，正是國有企業加大改革力度，當時的口號是"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從而釋放出大量下崗工人，而農民工被認為不利于下崗工人再就業的競爭對手，當時有"農民工與下崗工人爭搶飯碗"之說，于是，不少城市為此出臺一些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歧視性政策，造成一部分農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返回農村和農業。與此同時，1996年開始，鄉鎮企業面臨發展困難，以蘇南為代表的鄉鎮企業紛紛改制，將原有的一些鄉鎮企業工人解雇，使其重返農業。從農民工自身角度來看，80年代的農民工到現在大多已經步入中老年，一方面他們不再像年青農民工那樣容易找到工作，年輕力壯、工資低是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資本，失去了年輕力壯的優勢，顯然不易于找到工作，另一方面農民工的就業并不穩定，特別是外出打工，更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生活也不安穩，沒有制度性的保障，因此，使得一部分年紀較大的農民工重新回去務農。

    

    盡管農民工與鄉村社會有如此緊密的聯系，但是，有更多的農民工仍然選擇了不返回農業和農村，并且還有有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選擇去當農民工，特別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年輕人選擇去當農民工，這里的關鍵原因是，農民工的地位還是比農業勞動者高。

    

    全國性抽樣調查表明，從平均年齡上來看，全國總樣本為43.35歲，農村樣本為41.86歲，其中農業勞動者為43.94歲，而農民工則為38.38歲，兩者相差將近6歲。農民工群體中30歲以下的占33.3%，40歲以下的占到65%，而農業勞動者中30歲以下的只占14%.如果不將就地務工的農民工計算在內，那么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則更小。

    

    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農民工到30歲。78平均年齡為26.89歲，最小的剛出生不久，最大的為61歲，16歲以下的占10%左右，90%的農民工在16歲到61歲之間，其中78%的人集中在16歲到40歲這個年齡段，60.5%的人集中在16歲到30歲之間，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外出從事務工經商。安徽省外出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占主體，其中20歲到34歲占到54%，55歲以上的不到5%；浙江省也是如此，16歲到40歲占外出人口的63.6%.不僅是農村最年輕的那批人去當農民工，而且他們還是農村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么改革開放后，則是農村知識青年進城"務工經商改造舊城市".全國抽樣調查顯示，農村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31年，而非農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7.59年，比農村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多1年多，比農業勞動者（后者只有5.67年）多近2年（見表3）。又有調查發現，"外出就業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為8.64年，接近初中畢業，比未外出者高1.74年，比就地轉移者低0.01年".9不論是外出就業者還是就地轉移者，他們從事的主要是非農產業，其中大多屬于農民工。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95.9%的農民工認識字，他們接受的十年制教育情況是這樣：未上過學的只占4.14%，高中以上水平占12.42%，接受過初中教育的比例最大，占52.07%，上過小學的占30.77%，而農村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則偏低些，最多的是小學，占45.75%，文盲率高達10%以上（見表4）。我們課題組在全國做的抽樣調查結果與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關流動人口的數據相當吻合，顯示有一半以上的農民工具有初中文化教育水平，與全國農村人口受教育狀況相比，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顯高些。

     

    農民工之所以對農村受較好教育的年輕人有吸引力，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農業勞動者高，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的。從我們對全國的抽樣調查來看，務工經商的收入明顯高于務農收入：表5表明，純粹務工經商的收入比農業與非農兼業的收入高很多，而兼業的收入又高于純粹務農的收入，純粹務工經商收入是純粹務農收入的2.87倍，兼業收入是純粹務農收入的2.12倍。據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的調查，2002年"農民增加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非農業收入增加。工資性收入是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工資性收入增長主要來自農民外出打工和在本地務工收入增長。在工資性收入中，農民外出打工、本鄉打工、在本地鄉鎮企業中就業和在非企業組織中勞動得到的收入分別為298元、140元、240元和162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加33元、13元、10元和12元，分別增長12%、10%、4.5%和8.3%."10我們在農村的田野調查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農民每種一畝田的糧食，其純收入一般在200元左右（還沒有扣除勞動力成本），在有的年景，種糧還虧本；如果是種經濟作物，每畝地的收入稍好一點，也不過1000來元。而去當農民工，至少每個月能賺400來元，一年至少就能賺到5000元，相當于種250畝耕地，且不說有沒有250畝耕地，即使有，按我國農村農業生產力水平，要耕種這么多地，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做不到的。所以，農村人口爭相去當農民工。如重慶市某村有800多個勞動力，外出打工的就有500多人，包括在本縣打工（在本縣打工的就有110人）和間接性外出打工的人，而長期在外打工的也有300多人。許多年輕人全家外出，耕地讓給人家種，而由自己繳納農業稅，否則的話，沒有人愿意耕種出讓的耕地。打工好一點的，每年純收入有9000元，差一點的也在4千到5千元之間。家里有沒有人務工，對家庭的經濟條件影響很大。這說明農民工的經濟地位比農業勞動者高很多。

    

    表5 農村人口從事不同職業的收入比較

     

    農民工逐漸開始出現與農業勞動者分離而轉向內部流動的態勢，不少農民工不愿返回農村和農業，而一直在尋找非農務工，這在他們的職業流動上有明顯的表現。就拿第一代農民工來說，他們從80年代外出，雖然有一些人回歸農業，但是仍有不少人堅持著從事非農勞動，只是工作內容有所變化而已。從表6的39個個案中只有7個個案是從務工返回務農的，只占17.9%，絕大多數還是在當農民工，或者成為個體戶和老板。正如個案13那樣，1979年到1983年在運輸公司當搬運工，1983年到1984年在建筑公司打工，1993年到1994年在工廠擋車工，1995年到2001年在建筑公司當泥水工。表8中的個案14、個案17和個案15都是如此，他們一直在當農民工。不僅80年代的農民工的流動是如此，90年代的農民工也是如此。

    

    表6 2001年全國抽樣問卷調查中有關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登錄情況一覽表（略）

    

    四、一個在意識和行動上正在趨向階層化的階層

    

    最近幾年，農民工不論在意識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階層化的表征。是社會輿論和社會實踐（特別是職業實踐）推動了農民工的如此變化。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社會對農民工的關注不只是局限于農民工對社會的影響，而且轉向對農民工社會權益的保護。以前的社會輿論更多地偏重于農民工的進入對當地社會治安、秩序、就業等方面的負面影響，主要觀點是限制他們的進入，而現在開始趨向對農民工所碰到的不公、不合理問題的關注，普遍認為農民工對我國經濟建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應該享受公平的對待，農村人口向非農和城鎮轉移是一個必然的、正常的過程。我們僅通過Google搜索網查詢一下有關農民工的內容，出現182萬條涉及到農民工問題的條目，基本上是三方面的內容：一是農民工碰到的問題；二是，農民工問題的調查和研究觀點；三是政府有關農民工的政策。整體趨向就是如何維護農民工的權益。在這種社會輿論背景下，各種各樣如何維護農民工權益、如何提供相應服務的NGO 組織也跟著出現，吸納了一些農民工作為成員。顯然，所有這些變化無疑強化了農民工對自己身份的意識，增強了他們對權益的意識，進一步提高他們對自我處境的認識。

    

    當然，最大促發農民工階層意識的覺醒的是他們在職業和生活等社會實踐中面臨的困境和問題。農民工在社會實踐中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工作條件差、工資低、工資被拖欠、人身侮辱和虐待、社會歧視等。所有這些問題都與社會權利缺位有關。他們在維護自己基本的權利的過程中，他們意識到，必須靠單個人的認識，是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必須靠集體行動，當然，他們面臨的問題往往也帶有集體性，比如一個企業的民工工資普遍過低，或者普遍被拖欠，他們只能集體抗爭。一個民工說："一個人去申訴，沒有人理睬；五個人去抗爭，就會有人出來跟你解釋；如果有幾十個人去抗爭，就會得到重視；上百人抗爭，就會引起極度的重視".在實踐過程中，農民工也意識到，僅僅停留在企業內部的抗爭，對雇主造成不了壓力，必須要把問題"外部化"、"社會化"和"嚴重化"，讓社會關注，特別是讓政府領導人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才能有可能將農民工面臨的問題解決。所以，單個農民工在無奈的情況下選擇上高樓、搭臺等高處以自殺相抗爭，將問題"社會化"，迫使雇主還給他們的權益；現在更多的民工選擇集體上訪、越級上訪、上街游行、堵塞交通等方式，造成重大群體事件，引起政府領導的重視和解決。比如，就在2004年10月深圳一個企業的3000多農民工因為不滿企業給予他們每月250元的低工資，而走向街頭，進行抗爭，迫使企業提高他們的工資。

    

    在諸如此類的抗爭中，農民逐漸意識到群體和階層的力量，也認識到組織起來的重要性，于是，慢慢地有各種各樣的農民工組織出現，農民工還開始要求組建自己的工會等。組織化進一步喚醒了農民工的階層意識。我們雖不能說農民工的行動已經達到了很高的階層化水平，但是，農民工的抗爭意識、抗爭行動水平以及抗爭技術卻在不斷地提高。

    

    五、小結

    

    判斷一個群體是否已經成為一個階層，有多種標準，大體上有三類：一類是社會經濟地位，也就是說他們是否具有相近或相同的社會經濟地位，這個標準叫做客觀標準，這樣的分層叫客觀分層；另一類是階層意識和認同，也就是相同的階層意識和認同被視為階層存在的根據，這一般被視為主觀分層；再一類就是階層行動，這是一種階層分層。我們認為，不同的標準和分層是以不同的理論視角為前提的，然而，這三類分層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社會階層，當然可能會對同一個社會會劃分出不同的階層來。但是，對于農民工這個群體來說，從以上三個標準來看，都是有許多一致的地方：在社會經濟地位上，他們還沒能達到城鎮工人的階層地位，但是他們又是工人，而又不再是農業勞動者，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沒有務農經驗，也不愿回到農業生產，除非迫不得已，因為他們比農業勞動者有著更好的經濟收入。與此同時，農民工的階層意識正在形成，特別是他們有越來越的集體行動，在這樣的行動中，他們慢慢認識到他們階層的存在，認識到他們集體的一致性等，從這一點上，是社會實踐和社會輿論引發了他們的階層意識，而不是先有了階層意識，后才有階層行動，階層意識與階層行動是在相互作用中得到強化。

    

    認識到農民工的新階層特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知道，在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等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初期，大量工人來源于破產的手工業者（工匠）甚至個體商人，他們去當工人是一種鄉下流動，所以，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反抗和斗爭是非常激烈的，才有后來的各種社會主義運動。而在我國，城鎮工人數量在大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農民工，農民工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城鎮工人，農民工來自農村，他們從農業勞動者階層向工人階層的流動是一種向上流動，所以，他們目前的不滿主要還不在于他們的社會地位，而在于他們的經濟收益，他們更多的訴訟和抗爭還是停留在經濟層面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及時地認識這個階層的存在，并使他們融入到工人階層之中，就能有利于使社會達成更好的整合，維持社會的穩定，如果在他們趨階層化的過程中，從政策和體制上將他們固化，不能與工人階層融為一體，那么，就會衍生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因素，從而會使我國社會整合變得復雜和困難，甚至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本文的目的是，一方面指出了農民工正在作為一個新的工人階層在崛起，另一方面也旨在提醒我們的社會，不要讓這個新階層與原先的工人階層相分離，需要讓他們有效的融合，國家應從政策和體制上盡快確認農民工的工人階層地位。

    

    注釋

    1、李培林：《流動民工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地位》，《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4期。

    2、《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

    3、郭慧玲，《愈工作愈窮——就業"非正規化"的貧窮問題》，載于中國婦女報和農家女雜志社主辦的第三屆全國打工妹權益問題研討會論文集《"非正規就業論壇"》，2004年，第54頁。  

    4、郭慧玲，《愈工作愈窮——就業"非正規化"的貧窮問題》，載于中國婦女報和農家女雜志社主辦的第三屆全國打工妹權益問題研討會論文集《"非正規就業論壇"》，2004年，第54頁。  

    5、此次調查并不是專門為了調查農民工設計的，而是為了了解我國社會階層結構以及變化，其中涉及到農民工，這里是從此次調查的數據中專門將農民工的數據選出來，獲取他們的收入平均數。當然，由于農民工樣本不是很大，會影響數據的代表性，但是，我們這里僅僅是說明，這部分農民工的收入確實很低，并不嚴格追求數據的代表性。

    6、調查數據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研究"課題組。

    7王春光，《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之間的關系》，《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

    8、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很難區分出農民工來，但有農民工的數據，所以這里只好采用農民工的數據來反映農民工的情況，依據的理由是絕大多數農民流動人口都屬于農民工，彼此在統計口徑上差別不是很大。  

    9、白南生、何宇鵬，《回鄉，還是進城？》，收錄在李培林主編的《農民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3頁。

    10、國家統計局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3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年，第5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