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卉娟：鄉關何處——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述評

儲卉娟：鄉關何處——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述評

作者：儲卉娟

三農中國 http://www.snzg.cn 2011-11-10 09:23:56

來源：中國農村研究網

【摘要】在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新生代農民工的去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引起整個思想界和研究界的關注。文章總結了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基本狀況，綜合已有研究，梳理出兩個基本研究方向———城市融入和返鄉調適，從研究起點、主要判斷、行為特征、社會后果諸方面刻畫兩個方向的基本特點，發現導致分歧的是對于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同理解，而如何理解城鄉二元結構，則關涉到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發展判斷和價值選擇。文章認為，理解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必須首先把握住其背后隱藏的模式之爭，才能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復雜性。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返鄉調適；城鄉二元結構

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仰賴于制造業的拉動，而制造業與城市的發展，又依賴于農村勞動人口，即農民工群體向城市的極大規模流動。雖然農民工一直處于較低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生活需求層次和生活期望都較低，社會安全感、公平感、滿意感、信任感等社會評價仍然保持相對積極的狀態［1］。因此，極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并沒有引發社會的巨大動蕩，農民工持續不斷地進入城市，促成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2000年以后，學者們開始注意到農民工內部的代際分化。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的一代在受教育程度、生活需求層次和參照群體方面都出現了新的特征。當新生代農民工日益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支持農民工和城市發展平穩共處的基本模式或許將被打破。在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農民工何去何從，將直接決定經濟活力是否能夠持續。因此，作為決定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關鍵群體，新生代農民工成為整個思想界和研究界關注的對象。

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年度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特別強調將“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統籌研究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后城鄉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2］。由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首次得到中央政策的確認，被推向輿論和學術研究的風口浪尖。

在中國產業轉移和經濟增長的問題意識下，本文將對已有的新生代民工研究做一系統的梳理，回顧社會學界對此問題的基本假設、研究方法、研究主題和成果，反思其復雜性，并挖掘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一、概述：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基本狀況

(一)研究概況

2001年，王春光通過在溫州、杭州和深圳三個城市的抽樣調查，初次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此后10年內出現了一批結合經驗研究和理論探討的出色研究，將對這一群體的關注不斷推向深化。其中影響較大的有：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自2003年以來開展“城市流動人口和邊緣群體”調查，特別從社會距離的角度探討了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城市生活的主動性。

中山大學蔡禾教授2006年主持的“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調查，識別出農民工的代際分化，特別描述和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性別比和行業分布。

武漢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研究中心與英國Bristol大學地理學院合作，在2008年進行了“武漢市進城農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狀況”調查，數據表明兩代農民工在家庭收入以及年齡、受教育年限、婚姻狀況、務工經商經驗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顯著差異。

王春光2008年進行溫州農民工調查，從社會心理、日常生活行動和制度三個層面，深入探討了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問題。

華中師范大學于2009年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調查”，針對1980年后出生的農民工，調查了他們的留守經歷、外出前狀況與當前狀況等方面，通過數據重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動態流動史。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中心從2008年開始對返鄉農民工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歷程、心理狀況和社會問題。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后，全國總工會成立了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通過在10個城市的調研，完成了《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特別強調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缺乏保障的現狀，從職業發展的角度討論了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諸多問題。

(二)共識與問題

盡管在研究維度和方法上存在差別，總體來說，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特征，研究者在以下幾方面基本可以達成共識：

(1)在農民工當中，改革開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已經占主導地位，其中大部分都是在1984年后出生的［3］。雖然家鄉經濟情況各異，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農民工沒有經歷過第一代農民工曾親歷的計劃經濟時代，外出打工是自然存在的可選項。

(2)新生代農民工對家鄉和農村生活的認同在減弱，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認同在增強。第一代農民工的生存型、節約型、單身型務工方式，正在日益轉變為新生代發展型、消費型和家庭型務工方式［4］。新生代農民工表現出較強的留在城市的意愿，一方面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消費結構日益向城市生活轉型［5］，另一方面表現出對上一代生活模式的拒絕，職業流動性增強，爭取向上流動［6］。

(3)在這一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參照群體發生了變化。他們更多地與城市居民比較自己的生活，由此萌發了更強烈的權利意識［7］。然而，城市對待農民工的基本政策并未改變。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關系沒有明顯改善。社會排斥仍然存在［8］，可供利用的社會資本沒有明顯增加［9］，而社會距離甚至出現增大的趨勢 ［10］。期待和現實的落差，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更加明顯。

(4)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更為凸顯。如果他們融入不了城市，又退回不了農村，將可能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引發犯罪［11］。

我們發現，農民工預期低、心態相對客觀的基本假設，在新生代農民工這里已然被打破。那么，以新生代為主體的農民工群體，將要如何重新有助于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解決的是，如何在理論上認識新生代農民工的變化?如何在政策上回應這種變化?這構成了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主要出發點。

二、兩個方向：以王春光和賀雪峰為例

針對上述問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解決方案：城市融入與返鄉調適。從研究數量上來說，前者占據了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主流，但后者無論在經驗事實和理論分析上，都對前者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問題和走向做出深入的分析，兩個方向都必須得到應有的重視。下文將以最具代表性的兩個研究———王春光和賀雪峰———作為案例進行分析。

(一)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及“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問題”

研究起點：社會認同。

王春光認為，從經濟角度或者城市管理角度進行的研究，忽略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主體特征，也忽視了新生代農民工所處的社會時空和社會記憶?？疾煨律r民工群體主觀上的社會認同，才可能真正把握這一人群的實際需要和行為預期。

主要判斷：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已經發生變化。新生代和第二代農民工具有越來越強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傾向，他們希望獲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享受市民權利，但對城市也未能建構強有力的社會認同，更無確定的城市化預期。

行為特征：從流動趨向移民。

市民化和城市化的傾向愈強烈，在城市的居住時間愈長，沿海一些城市中的農民工表現出的“移民”傾向也越來越明顯。在寧波市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已婚的農民工中大部分傾向于與家人共同在工作地生活。這會給他們帶來穩定的生活支持，并使其居住“長期化”，變成“常住人口”甚至“事實移民”。

社會后果：半城市化。

“半城市化”是一種介于回歸農村與徹底城市化之間的狀態，表現為各系統之間的不銜接，社會生活和行動層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會認同上的“內卷化”［12］。由于系統、社會生活和行動、社會心理三個層面的相互強化，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現長期化的變遷趨向。如何避免落入城市貧民窟的境地，而保證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成功推進，正取決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

(二)賀雪峰：“中國式城鄉二元結構與農民工返鄉”

研究起點：務工行為的實踐邏輯。

賀雪峰區分了兩種外出務工邏輯：一種是為了體面地回去，另外一種則是為了永久性地離開。他進一步指出，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兩種邏輯對應著代際分布，務工邏輯的選擇和年齡、婚姻狀況、生活經歷、家庭狀況、村莊背景等各種因素密切有關。例如，第一代農民工傾向第一種邏輯，第二代反之；已婚農民進城務工更傾向第一種邏輯，未婚反之；有過務農經歷的傾向第一種邏輯，初中畢業即進城務工的反之，等等。

不過，在農村的實際生活中，往往是兩種邏輯并存，每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也可能在不同的年齡和不同的處境下變換自己的行為邏輯。因此，農民工外出務工的邏輯，要在他們的實踐行為中把握，而不能依據他們在一時一地特定情境下的主觀態度來判定。

主要判斷：新生代農民工處在流動生活歷程中的一環。

當研究者進入實際的社會生活范疇，他會發現一個人從青年到中年、老年，會經歷未婚、已婚、生兒育女、成家立業，會有職業轉換，會有成功或失敗，遇到各種無法預料的境況。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村家庭的成員，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壓力的增大，也會逐漸轉變成年紀稍大的勞動者。

行為特征：不同生命階段會有不同的行為邏輯。

賀雪峰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并非一個無時間性社會性的個體，他們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會有不同的生活壓力和目標方向。人生中一個個選擇點將會持續改變他們的行為邏輯。

初中畢業即外出務工的年輕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憧憬與向往，以為外出務工可以永遠地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生活。一旦他們開始成家，生有子女，就會感受到極大的生活壓力。當他們對城市的浪漫想象不得不破滅，就必然要開始盤算是否及如何返回家鄉。

社會后果：城市生活不可持續，大批新生代農民工必須面對返鄉這一選擇。

在實踐層面，新生代農民工的行為選擇乃至未來的發展都受到整個家庭收入方式和狀況的牽制。目前，即使有大批農民進城買房，但大多并非全家進城。通常的情況是年輕人進城，父母仍然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父母用農業生產的剩余來補貼年輕人在城市的消費，使得年輕人可以利用這部分補貼自己的務工收入，嘗試一段時間的城市生活。然而，隨著父母老去，年輕人由于年齡增長，尋找工作難度加大，如果找不到上升途徑，這種生活就很難維持下去?？紤]到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在短期內很難改變，賀雪峰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趨勢：農民工返鄉。

(三)兩類研究的分歧：理論和政策

1.如何在理論上認識新生代農民工的變化?

核心關注點不同：苦難/發展。

王春光特別強調這一人群在城鄉之間徘徊時內心的矛盾、面對城市生活時的困頓、焦慮、被歧視的痛苦、難以實現夢想的失落。在他的研究里，這些苦難既是個人性的———巨大的身份不公平，也是社會性的———導致極為嚴重的城市矛盾，甚至破壞整個社會的穩定。

賀雪峰的關注點則在個人和社會發展。在他的分析里，苦難并非抽象存在、固定不變的，它可能隨著個人生活歷程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夢想和現實之間的失落，一旦被放入個人生活史的時間流，就會成為從屬于年齡和社會經歷的情緒，或者說是年輕時代的浪漫想象。因此，更為重要和關鍵的主題是發展問題。只有當農村發展起來，新一代農民工才可以在無法融入城市生活的時候，順利返鄉，重新過上經濟和政策上都有保障的生活。

分析單位：主體－群體/個人－家庭

王春光以主體－群體為基本研究單位。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其個體的主體性受到極大的關注。因為這一群體的社會認同已經改變，出現了“認同模糊化”、“認同內卷化”及 “認同困境”等現象，表現出“過客心態”、“游民化傾向”以及“雙重邊緣人”等種種狀態，易成為“問題民工”。城市必須面對這一新的社會群體。

賀雪峰則以個體－家庭為分析單位。由于家庭經濟背景的存在，新生代農民工不應被視為一個成型的社會群體，而應當被看成是個體生命的一段歷程。他們將漸漸根據自身和家庭發展的需要做出選擇。因此，他強調分析焦點應放在農民家庭的生存和生活需求上。

研究方法：主體性/生活史

王春光的研究偏重對特定時空下主觀狀態的描述，調查對象是在城市中打工的處于一定年齡段的農民工，通過問卷測量他們的期待、想象、追求和價值偏向。

賀雪峰則偏重對實踐邏輯的研究，由于目前中國產業結構的限制，農民工的職業黃金期相對短暫，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因此被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即未進城時的想象，剛進城時的新奇，年輕時的嘗試，年齡增長后工作受阻，現實的生存壓力上升，計算留城還是返鄉。這一人群的實際行動邏輯隨時而變，必須從行動流中來把握他們的真實需求和感受。

2.如何在政策上回應這種變化?

改革方向：行政賦權/基層建設。

王春光認為解決半城市化問題的關鍵在于落實公民權和機會平等。迄今為止所進行的“碎步化”社會政策調整已經不足以滿足新生代農民工這個群體的城市融入之需求，必須全面、系統地改革我國社會政策體系。

賀雪峰則相信，農村才是農民最基礎的人權選擇。農村穩定，中國才容易應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困難與意外。所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要從農業發展和基層穩定兩個層面入手，保證年齡靠近返鄉期的農民工能夠在經濟波動中自由地往來于城鄉之間。

三、焦點：城鄉二元結構

不論是切入點、方法、分析單位，還是在政策建議層面，城鄉二元結構總是兩種思路交鋒的焦點。

大多數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都傾向于反對城鄉二元結構，將其視為現代社會的身份制，是農民工通往城市生活的人為障礙，既妨害機會平等，也造成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在此假設下，研究者傾向于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隱含著對農民的過度壓榨，秦暉更直言，這完全得益于城鄉二元體制下中國的低人權優勢。李培林關于農民工低心理預期和社會穩定間關系的研究，也可以被認為是這一邏輯的延伸。當新生代農民工日益走出低心理預期，萌發權利意識，得出以下結論便順理成章：必須取消城鄉二元體制，讓新生代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成為平等的個體，實現自由而有保障的社會流動和遷徙。

然而，以賀雪峰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城鄉二元體制對于農村社會的重要意義長期被忽視。進城務工的絕大多數農民工并未真正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和收入，離開農村，他們甚至無法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面對現實的限制，人們必須承認，進城務工的絕大多數農民工并沒有、也不能徹底地脫離農村。

因此，城鄉二元結構并非農民進城的障礙，一定程度上，它反而是農民得以進城的前提條件。在三農問題未得到充分解決的情況下，取消城鄉二元結構，實際上就是取消了農民工的退路，斷送目前中國式城鄉二元結構所具備的可以讓農民“自由進城、自由返鄉”的格局。他更進一步指出，返鄉是農民的基礎人權。正因如此，他們在進城失敗之后，還可以選擇返鄉，而不是如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城失敗的農民不得不淪落到貧民窟中。

我們發現，這里存在研究視角上的激烈對撞。前一類學者普遍認為，城市居民的生活、社會保障、權利和義務模式，構成了現代標準生活的模板。很多學者在研究中往往不假思索地認為，提倡平等的公民權，就是給予農村居民以市民權。農村在他們的討論中往往是缺席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幾乎沒有學者將新生代農民工的來源地作為一個單獨的變量。這一群體希望融入城市生活，才是亟待研究者解決的實際需要。后一類學者則呼吁放棄這種城市中心的態度，站在農村和農民的立場來思考問題，將城鄉二元體制理解為兩套不同的權利義務設置，從而將農民的公民權和城市市民的公民權區分開來。如前所述，這種態度對于理解現實有不可替代的穿透力。然而，在此類學者的討論中，城市也是缺席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記憶、已經改變了的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和對未來的預期想象，被簡單處理為青年時代的短暫浪漫，只要城市生活艱難，而他們被迫返回家鄉，這些人就會很快接受現實，重新看到農村生活的優勢，積極投入農村的生活。在主張市民權和城市化的學者看來，這種全面肯定現實的功利主義，以及對農村生活的過度浪漫描述，都是很難被接受的。

四、基本假設：城市化、工業化與中國模式

我們不應簡單地給上述不同態度下一個誰對誰錯的結論，但也不宜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各有側重、各有缺陷”。固然，每一種態度都蘊含著特定角度的“缺席”，但仔細分析后，我們可以看到，這并非所謂視角盲點，而是關涉到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發展判斷和價值選擇，即工業化與中國模式之爭。

強調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前提是現代化理論基礎上對城市化作為未來發展趨勢的絕對信任?，F代化理論與工業化相伴而生。與此相聯系的，則是研究者對于現代工業部門必然代替傳統部門的基本確信。這一點，構成了大多數社會學研究者潛藏的基本假設。正因如此，農民工的流動往往被解釋為由農業生產部門向非農生產部門的轉移，由于非農生產部門必將成為整個經濟的主體，吸納大部分勞動力，那么農民工流動的未來只能是進城。如何解決進城和城市融入問題，就是順理成章的關鍵和重點。研究者常引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認為存在一個具有勞動力“無限供應”的傳統部門以及一個現代的城市部門，農業部門是現代部門勞動力的“蓄水池”，因為對處于經濟低收入部門的人來說，“當高工資部門已經確定了所需的資本和技術水平后，其他所有的人必然會盡最大的努力擠入高工資部門”［13］，所以農業部門是一個必然要衰落或者說壓縮的部門。劉易斯所論證的拐點在中國即將實現：中國的二元經濟體系很快將被整合為單一的現代化的、全國勞動市場［14］。

有些研究者也從經驗和理論兩方面對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和拐點論做出修正，例如陸銘指出，中國仍然存在相反的事實，說明拐點或許尚未來到［15］，又如章錚根據拉尼斯的修正模型，指出勞動力轉移的先決條件是傳統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16］。但無論如何修正，基本判斷一直維持：傳統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必然導致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將成為工業部門勞動力的蓄水池，當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后，勞動供給會逐漸出現短缺，然后工資會明顯上漲，從而導致整個經濟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

現代主體性的塑造，構成了主張城市融入的學者另一個前提假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討論，往往是從其區別于第一代農民工的主體特征開始的。這種從傳統農民向現代產業工人的改變，其實正對應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王春光強調“半城市化”，潘毅則對應地將新生代農民工介于農民和工人之間主體認同上的茫然概括為“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17］。由于主體性的創造與工人的經驗和繼承的文化關聯和對接，新生代農民工居于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徘徊與矛盾，必然會造成他們在主體性塑造上的障礙，導致他們變成“不完整的主體”，陷入漂泊無根的狀態。

也就是說，對于這類研究者來說，無論是城市化，還是農業和農村的未來出路，以及這部分“不完整的主體”的未來，理想的解決方案是，加速和推進更高程度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推動農民工的產業工人化。同時，減輕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在此基礎上改造中國農業，建立大規模的農場，淘汰小農經濟，使之接近先進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由此全面實現中國城鄉整體的現代化。也就是說，新生代農民工實際上注定無家可回，他們唯一的也是更傾向的出路就是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產業工人?；蛘呷缗艘闼f，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化。

主張農民工返鄉的研究則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整體方案上，這一方案目前正以“中國模式”之名受到各界的關注和激烈的辯論，其焦點即在于人口壓力和小農經濟。

異乎尋常的人口壓力被認為是中國問題區別于任何西方已有模式的關鍵。正如賀雪峰指出，中國經濟結構是典型的發展中的二元經濟，即同時存在落后的農業部門和以工業、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部門。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是不可能在農業勞動力占整個人口50%以上的情況下實現的［18］。黃宗智考察了城市正規經濟可以進一步吸納人員的 能力，發現在1978年到2006年將近30年間，只增加了0.2億人(從0.95億到1.15億)，而在此之外，則有6.5億人在等待被吸納。因此，他認為所謂劉易斯拐點是不切實際的說法，而推動農民工的全面產業工人化，將他們全盤吸納入正規經濟，則是中長期內都難以到達的目標［19］。

此外，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必須以家庭為單位，而不能簡單地套用現代性的主體理論。黃宗智從經濟史角度對此有更清楚的分析。他通過對中國小農經濟歷史發展的研究指出，中國異乎尋常的人口壓力，使得中國農業經濟史的討論不能局限在市場的維度，必須看到市場和人口的相互作用。在人口壓力之下，小規模家庭農場必然吸收越來越多的勞動力，造成所謂過密化的現象。時至今日，人口壓力造成的影響并未根本改變。中國農村家庭仍然是一個家庭農場，而非自由勞動力的組合。家庭農場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既是一個消費單位，也是一個生產單位，它的生產行為，要受到消費需求的直接影響［19］。這一事實決定，產業經濟學以城市化理論在根本假設上偏離了中國的基本情況：即使沒有城鄉二元體制，中國的9億農民仍然并非舒爾茨意義上可自由流動獨立行動的“人力資本”。他認為，考察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仍然必須以家庭為分析單位。也就是說，脫離家庭而從獨立個體的角度去討論主體性，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

所以，既然城市沒有辦法吸納如此龐大的“過剩勞動力”，那么，在經濟衰退周期，農村就不得不面臨大量的返鄉農民工。同時，因為中國產業結構的限制，導致農民工隨著年齡增長，會面臨在城市失業和難以找到工作的情況，在一定的年齡階段，受到生活壓力的影響，必須考慮返回家鄉，重新回到農業。如果他們不能順利返回，則可能造成城市里的諸多社會問題。所以，真正解決半城市化問題和農村問題的方案，就是要保證年齡處于返鄉期的農民工“能夠”回來，同時利用農戶經營，發展農村經濟。小農經濟的持續存在則為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亦農亦工的農戶家庭提供了超出溫飽的收入條件，從而為不能在城市安居的農民工提供了可以返回的歸處。所以，城鄉二元結構并不會造成新生代農民工在主體認知上的矛盾和生活上的漂泊，相反，它構成了農民工自由返回家鄉的前提條件。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在新生代農民工何去何從的討論深處，潛藏著關于中國經濟發展根本模式的爭論。一方面，是否承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模式，構成了理解新生代農民工去向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去向，則在現實層面上，構成了檢驗中國模式是否能持續運行并且發展的關鍵。

正因如此，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不僅僅是一個城市政策問題，體制改革問題，或者市民權問題。在更為深層的意義上，它與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結構變化緊密相聯。必須在中國經驗和實踐的層面上展開討論，結合中國改革的基本價值和方向，我們才能充分認識和展開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復雜性。

五、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和方向

基于之前的分析，我們可以嘗試重新厘清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意愿和行動邏輯

對于返鄉意愿和行動邏輯，目前都有相關的研究，但由于關注點不同，前者較為突出橫斷面的心理選擇，后者則只能反映實際的行動，無法測量返鄉者選擇的真正心理動機，都比較容易陷入某一種理論預設。如果能夠通過具體的經驗材料一并考察二者之間的關系，我們對這一人群的命運和選擇將會有更多的認識。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雙向推拉推拉

理論對于理解新生代農民工流動和行為選擇，具有很強的指導性。除了產業經濟學所假設的收益報酬之外，城市融入理論提醒我們注意這一人群內心想象所帶來的拉力，而返鄉研究則可以讓我們不至于忽視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對于家庭作為分析單位的推拉作用。如果可以綜合個人和家庭兩個維度，結合經濟、文化和經驗的影響，那么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雙向推拉力量，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更為貼近現實的理解。

(三)新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城市居民的生活境況對比

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往往更多聚焦于他們與上一代的區別，忽視了農民工與城市居民這一比較維度。返鄉研究將新生代理解為生命歷程中的一環，則在某種程度上提醒我們，新生代本身就蘊含著特殊的生命體驗和對世界的認知。究竟哪些境況是屬于農民工的，哪些是屬于新生代的共同問題，應當有所區分。例如，大多數研究都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關系更為疏離，孤獨感更強，從而指出，這與城市居民的歧視或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落差有關，然而，綜合關于80后的文化研究，我們會發現，疏離和孤獨感可能是所有80后相對于上一代的共同特征。所以，有必要將新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城市居民的生活境況做對比研究，區分出真正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才能更好地回應返鄉研究提出的質疑。

(四)新生代農民工所面臨的城市圖像和心理想象

社會記憶在某種情況下并非來自于生活經驗，而是來自于大眾圖像的制造。這個維度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少得到體現。當賀雪峰提出，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想象和對農村生活的摒棄往往來自于媒體的灌輸，而非根源于其真正的生活體驗，現有的城市融入研究很難對此提出反駁。因此，將這一維度引入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將會加深我們對新生代農民工意愿和行為選擇的理解。

以上梳理只是一個簡單的嘗試，并非全面羅列。總之，通過對現有研究的剖析，我們認為，研究新生代農民工，首先要注意擺脫固定理論模型和價值預設的干擾，要對研究問題背后的理論假設和價值傾向有清晰的認知和反思，避免先站隊，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極其豐富而復雜，如何認識，如何理解，目前思想界仍存在較大分歧。在此背景下，研究新生代農民工這樣一個關系重大的社會問題，一方面要防止被某種特有的理論假設所遮蔽，另一方面則應當通過這一領域真實經驗的實證研究，為思想界和研究界廓清疑慮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李培林，李煒．農民工在中國轉型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態度．社會學研究，2007(3)

［2］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2010

［3］王春光．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合問題的認識．人口研究，2010(2)

［4］高帆．“民工荒”與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訴求．學習月刊，2010(4)

［5］嚴翅君．長三角城市農民工消費方式的轉型———對長三角江蘇八城市農民工消費的調查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07(3)

［6］符平，唐有財．倒U型軌跡與新生代社會流動———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史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09(12)

［7］李偉東．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09(4)

［8］江立華．社會排斥與農民工地位的邊緣化．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6)

［9］譚深．農民工流動研究綜述．社會學研究，2003(2)

［10］郭星華，儲卉娟．從鄉村到都市：融入與隔離．江海學刊，2004(3)

［11］謝建社．融城與逆城：新生代農民工兩難選擇：基于GCF監獄調查．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12］王春光．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問題研究．社會學研究，2006(5)

［13］劉易斯．二元經濟論．施煒，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14］蔡昉．城鄉統籌發展：理論和歷史的解釋．中國鄉村發現，2010(3)

［15］陸銘．“農民工進城與城市化”．文匯報，2010-07-24

［16］章錚．進城定居還是回鄉發展?———民工遷移決策的生命周期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6(7)

［17］潘毅．階級話語的消逝．開放時代，2008(5)

［18］賀雪峰．農民工返鄉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

［19］黃宗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儲卉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5fe3e0102dxl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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