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特警助農民工討薪重返社會主義正途
改革開放以來，只有政府鎮壓討薪工人、農民工有理，但是重慶重新告訴中國人：政府支持討薪工人、農民工維護正當權益有理?！ ?/p>
五月在歷史上總是躁動的季節，在孫中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時期，五月的節日總是出奇地多，包括我們熟悉的國恥日。大約是因為驚蟄已過，春雷轟鳴，春雨潤澤，蟲兒、鳥兒、潘多拉的盒子、魔界的大門、星火的點燃都愿意選擇這樣一個將熱未熱的時令跑出來、飛出來、打開來、推開來、點亮來。到了建國后，五月的節日也不少，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馬克思誕辰紀念日，連西方的母親節也湊到了這個月份。這里無論是什么樣的名目，都滲透著一個永恒性的真理：將勞動者看成人，將青年看成人，將勞動母親看成人，紀念為勞動者維護權益和爭奪話語權的人。很顯然，人類社會在整個二十世紀社會關系上取得的最大進步，就是明白地告訴全社會：如果要講人權，勞動者的人權應當在首要的地位；這只是一個接近三民主義的綱領，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更高要求顯然是勞動者不僅要成為“人”，還要當家做主。但是即便是這樣一個接近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最低綱領，在中國仍然實現起來非常困難。
就是這個史無前例（身處二十一世紀，標準卻低到1848年）的最低標準：將勞動者至少看成人，也就是最低的孫文式綱領、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卻在中國表現得冰火兩重天。在重慶，武裝的特警幫助農民工討回薪水，而在廣東，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特警打壓討薪工人的運動正在“瀟灑走多回”，連境外的媒體都看不下去了。
一、 資本和黑社會的同盟正在將工人拖向奴隸，而國家政權的所作所為正在考驗它自己的基本性質
重慶武裝的特警協助表明這樣的一個希望：在九百六十萬公里的中華大地上，仍然有一處地方的國家政權，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嚴厲打擊包工頭的黑社會化。這也說明，即便是在重慶這樣唱紅打黑的希望之地，仍然有包工頭雇傭黑保安，形成白白掠奪工人的“類似奴隸勞動”，說明在中國的各地，資本集團已經猖狂到什么地步：別說是把勞動者放在主人翁地位了，連最基本的市場經濟規矩都不講了——只干活，不給錢，試圖實行資本+黑社會的奴隸化勞動，這已經不單純是雇傭制度的剝削了，而是奴隸制度赤裸裸的掠奪和攫取了。這是只有在資本主義和封建貴族結成同盟的“圈地運動”噬血時期才出現的現象，但是它居然出現在“南方講話”的最前沿：廣東省，以及全國各地除重慶以外的幾乎全部地方。
這樣的一個事態，使我們不得不發出呼吁：工人、農民為主體的勞動者創造人類社會的全部價值，因此他們應當擁有絕對的最高尊嚴。
資本和黑社會的同盟正在將工人拖向奴隸，而國家政權的所作所為正在考驗它自己的基本性質，在某些地區，維護穩定成了協助資本家打擊勞動者的遮羞布，而國家機器也往往成了打手的武器，成了壓迫人民的工具。
重慶，經受住了這個事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性質、事關中國共產黨是否還有希望的重大考驗，是完全符合憲法，符合法律（打擊黑社會），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
二、在公共權力拒絕勾結的狀態下，資本正在建立自己的準軍事武裝
我們看到，在重慶武裝的特警幫助農民工討回薪水事件里，包工頭使用的是黑保安，在這里，資本的黑社會化趨勢正在走向公開化、加速化。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每個合法公民的生命，是國家公器的基本職責。但是資本有著自己的原罪，而且多數的犯罪“正在進行時”，否則不會毒奶粉成痼疾、礦難成家常、沒有放心食品、沒有放心的環境、沒有放心的服務了。資本自己營造的黃毒賭環境，正在侵蝕自身，激化日益增長的階級矛盾。它們不僅使自己為整個階級成員營造的惡劣環境所綁架，還增加了安全成本。社會進入了這樣的一個怪圈：依靠惡環境生存，但是進一步惡化生存環境。這已經成為了資本的黑洞和進一步走向法西斯化的邏輯路徑。很顯然，資本通過侵蝕國家政權，包括在政協上發表公開言論，表明他們對政權資本法西斯化的訴求是何其強烈。如果國家機器不能保護“犯罪收入”，那么資本就會鋌而走險，試圖建立自己的黑武裝。如果這種黑武裝在某些地區得到政府暴力機器的配合、合作、勾結，那么一個地方政府的軍閥化就在事實上已經成立了。重慶之所以出現了包工頭自己雇傭黑保安，正說明地方政府在重慶市委市政府唱紅打黑下，已經和黑社會、資本脫離了以前的合作關系，而真正成為管理和被管理者的關系。
勞動一天給一天工資，這在世界歷史上是19世紀馬克思時代的工人的最低口號，這個最低口號為馬克思所批判，并認為這并沒有脫離資產階級的綱領。但是在我們當今的這個時代，居然“勞動一天給一天工資”都不能做到，而是“勞動一年不給一分工資”，不僅如此，還雇傭保安“用暴力保障不給一分錢”，這那里是市場經濟，而是奴隸經濟，甚至是威脅到國家安全的資本試圖自己組建警察力量保障自身安全的非法設置地方執法機構的大是大非問題。
三、重慶成為黨重返社會主義、挽回民心的希望之地
1、勞動者擁有最高尊嚴天經地義
重慶武裝的特警幫助農民工討回薪水表明在重慶，這樣的一個時代正在走向破滅：資本家與權力結盟高高在上，在資本和權力之間搞“和諧”，在如何避免對工人涸澤而漁的問題上搞“科學發展”。這種和資本搞同盟、搞和諧的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正在走向破產。歷史正在扭轉過來：工人、農民為主體的勞動者創造人類社會的全部價值，因此他們應當擁有絕對的最高尊嚴。但是這個希望，目前只出現在重慶。但是星星之光，一旦點燃，必然照亮中國大地。如果黨內的健康力量不能抓住這樣一個時機，那么在未來遭遇茉莉花革命、遭遇暴力流血或內戰的時刻，他們會流下悔恨的淚水：曾經有一個希望，我沒有抓住；當我失去，我才追悔莫及。但是歷史已經不能再給任何機會。
2、階級矛盾必須使國家機器保護弱者，否則中國無須和西方比，連第三世界尚且不如
勞資矛盾激化的根本，是本來應當維護弱勢階級的國家公器，不僅沒有能夠起到民主社會主義的調和矛盾的作用（連西方民主社會主義還不如?。。?，反而成了資本家的“乏走狗”。調和矛盾的欺騙性在于“勞資調解機構”的主導思維仍然是不撼動資本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局，乞求資本階級稍微地把束縛在工人頭上的繩索放松一點，甚至使用工人、資本家互相依存、雙贏的現代理論進行仔細的廣告式包裝，無非是告戒資本家：不要剝削的太狠。
使用勸說、調解、教育等軟策略來達到目的，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或者是無產階級政黨已經取得絕對優勢下對付少數還有轉化希望的頑固分子的方法。這個方法用于日益激烈的階級沖突格局下，無異于在五一二反革命大屠殺里勸說屠夫們放棄武器，立地成佛。從縱容、綏靖、寬容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壓榨，必然走向聯合、同盟、家丁-主人，當黑紅金結合為一體，中國的拉美化命運就到來了。重慶，正在逆這個方向而動，當國家的一些法律法規保護強者，當國家的一些勞動調解機構徒有虛名，重慶市委、重慶政府、重慶的暴力機關，正在改變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站在資本的立場上鎮壓勞動階級的立場，重新返回到人民政府為人民的正軌上來。一些學者號稱法學專家，但是他們似乎忘記了，當他們攻擊現行法律執行力差的情況下，卻讓重慶遵守在他們眼睛里不符合西方典范的程序性條文，無異于給勞的維護者加上緊箍咒，縱容黑社會，寬宥暴力犯罪。
3、重慶說明：如果重慶模式在全國能夠推廣——黨脫離資本，我看行；黨避免蘇共命運，我看能?！ ?/p>
重慶的行動表明，中國共產黨不愧是一個偉大的黨，它能夠自我糾錯，能夠力挽狂瀾，只要它有這個決心，它就有這個能力。如果重慶模式在全國能夠推廣，將是黨重返正途的入口，將為人類開創出新的、嶄新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模式，也將成為大國崛起的新樣本，為世界樹立典范?！ ?/p>
解鈴還須系鈴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看到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國家發生、發展、保護、縱容、利用了資本，資本的起源正是工人貴族、知識分子的右派和官僚干部，反過來資本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國家和黨；這些人以自己私利綁架了黨，還有一些人真誠地希望利用資本補充生產力革命力量的不足，但是資本和權力資本化正在侵蝕黨本身，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就無法合攏。資本貪欲的驅動使好大喜功的官僚急切地尋求最大程度上開發資本的潛力，從而無限地擴張資本侵略的邊界；黨一旦將資本利潤作為政黨合法性（而不是制度和無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基礎，就意味著必然從社會公正、進步領域步步后退；當然資本和權力短暫的聯盟可能是兩個結局：資本消滅共產黨自身，即以短暫結盟為開始，以共產黨的最后被消滅為歸宿；而另外一個希望，就是把資本重新鎖在籠子里，最終達到共產黨消滅資本，這一點正在重慶實踐，并將獲得歷史的聲譽?！ ?/p>
四、重慶和廣東的分野意味著中國政治已經分裂
在重慶，武裝的特警幫助農民工討回薪水，而在廣東，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特警打壓討薪工人，多地都發生了工人、農民工、訪民抗暴的活動，中國大地的階級矛盾，正在四處燃燒。重慶獲得了民心，而廣東等地正在失去民心。那些資本主義復興最早的地區，正是社會主義復興最為困難的地區。共產黨培養的首批改革開放的樣板地區，正在成為吞噬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最猛烈的區域，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通過階級矛盾來顛覆黨對中國的領導、推翻中央政府、搞亂中國、分裂中國，是西方精英借力用力、用工人的力量實現自身罪惡目的的重要憑據和理念。但是如果工人不抗爭，資本就會越來越囂張，這是一個歷史的困境。在“工人無祖國”理念的指引下，工人階級應當和西方國家的工人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各國反動勢力，從而避免中國內部的階級矛盾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所利用。但是在當前的世界環境下，中國工人階級恰恰沒有西方工人階級的配合，因此工人的抗爭很容易被右翼民主主義勢力領導并被西方帝國主義所干涉。因此，工人的抗爭必須有正確的目標，有正確的領導，同時工人必須牢記，在資本占據絕對優勢，各國工人沒有聯合起來，但是各國資本家卻聯合為堅強聯盟的時代，工人必須心懷祖國。在列寧時代，是變國際戰爭為國內革命，而在二十一世紀，必須變國內革命為國際戰爭和國際革命，馬克思說過：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
重慶和廣東的分野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真理：中國政治在事實上已經分裂，有西化勢力，但是也有習近平、吳邦國、薄熙來等對抗演變的健康力量。有這樣一批健康力量的存在，黨重新回到勞動階級立場上來，是很有希望的。重慶政府的舉動是立夏時節中國大地上的一聲驚雷，這聲雷告訴人們：中國的政治必須改革，而且必須繼續改革，但是這個改革是向著改變強權至上、私權至上的方向進發，改變藥家鑫背后的勢力建立強權秩序的企圖，改變國有企業改革確認瓜分權、改變跨國公司確認對民族產業控制權合法性、改變黑黃毒賭對中國社會生態的惡化；而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的改革，都需要擯棄強權身份、資本身份。
改革開放以來，只有政府鎮壓討薪工人、農民工無理，但是重慶重新告訴中國人：政府支持討薪工人、農民工維護正當權益有理。退一萬步講，這不僅是遵守社會主義和黨的基本政治信譽，符合憲法、符合法律，更不違反市場經濟規律。（ 2011-5-7 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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