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毛澤東啟示錄（五十五）

        斯諾：我想向你簡單地介紹我的經(jīng)歷，作為背景材料，可能你會感興趣。......我的經(jīng)歷在我的這一代人中間可以說是典型的，即一邊讀書，一邊工作。

　　毛主席：但是你的世界觀還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而不是無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我長期也是資產(chǎn)階級世界觀。開頭相信孔夫子，后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么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侖。后頭還是蔣介石幫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殺人了。當然，還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個知識分子，組織了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黨組成的時候只有十二個代表，七十個人選舉了十二個人當代表。這十二個人中間，犧牲了幾個，死掉的幾個，不干的幾個，反革命的幾個，現(xiàn)在只剩下兩個，董必武一個，毛澤東一個。

        斯諾：我認為，你強調(diào)教育和生產(chǎn)勞動相結(jié)合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我們沒有大學(xué)教授、中學(xué)教員、小學(xué)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里統(tǒng)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讓他們在那里，年紀老了，不能干事了，養(yǎng)起來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勞動相結(jié)合，逐步逐步來，不要忙，不要強迫，不要強加于人。

       那個講堂上講課的方法我不贊成。你先生寫了講義，發(fā)給學(xué)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課堂上回先生。學(xué)生往往是調(diào)皮得很。如果學(xué)生出一百個題目，先生能答出五十個就很不錯了。剩下那五十個題目怎么辦呢？就說：我不懂，跟你們一樣。然后大家研究，你們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說：“下課！”你看，多好啊！我講課就是這樣，不許記筆記。如果想睡覺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這個打瞌睡實在好。與其正正經(jīng)經(jīng)坐在那里，又聽不進去，不如保養(yǎng)精神。

       毛主席：你這個記者才不怎么樣呢！何必當個記者呢？

　　寫個什么書，出個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記》是出名的。還有一本什么人寫的書可以和你那個《西行漫記》相比的，是一個海員寫的，他那時候在廣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沒有到解放區(qū)去，叫作什么Belden（貝爾登）。

         斯諾：噢，對了，我知道那個人，他現(xiàn)在還在。

　　毛主席：那個?

　　提摩爾怎么樣了？

　　斯諾：他現(xiàn)在也還在，他原來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xué)工作，在麥卡錫時期及以后的時期受到了迫害，現(xiàn)在住在英國。

　　斯諾：前兩年我到遠東來，見到一些學(xué)者，中國問題專家，總是問他們中間是否有任何人曾經(jīng)寫過關(guān)于《海瑞罷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過該文的雙重含義。

　　我沒有發(fā)現(xiàn)其中有任何一個人當時曾經(jīng)看出這篇文章有什么意義。因此他們就沒有能夠預(yù)見到要進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們也沒有能夠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關(guān)于《海瑞罷官》那篇文章?lián)糁辛宋覀兊臄橙说囊ΑＤ莻€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歷史學(xué)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是不敢寫。后頭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寫作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小冊子，看他們怎么辦！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不登。后頭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zhuǎn)載了，只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

         斯諾：當時湖南報紙未登，是不是因為劉少奇阻撓？

　　毛主席；那還不是。湖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右得很。什么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tǒng)統(tǒng)打爛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樣事就作結(jié)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xiàn)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第二個是現(xiàn)在陜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來也是湖南省的一個書記；第三個是甘肅省的第二把手胡繼宗。

          斯諾：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

　　毛主席：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占領(lǐng)你們那個長島。

　　斯諾：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發(fā)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yǎng)》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

        斯諾：是新版嗎？

　　毛主席：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quán)，共產(chǎn)黨不要奪取政權(quán)的。當個共產(chǎn)黨不奪取政權(quán)干啥啊？！

　　斯諾：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

　　毛主席：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罷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開了十一中全會，十六條搞出來了。

　　斯諾：劉少奇是不是也反對十六條？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為那時候我已經(jīng)出了那張大字報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實際上是堅決反對。

　　斯諾：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嗎？

　　毛主席：就是那張。

　　斯諾：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主席：那個時候的黨權(quán)、宣傳工作的權(quán)、各個省的黨權(quán)、各個地方的權(quán)，比如北京市委的權(quán)，我也管不了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

　　現(xiàn)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么“四個偉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偉大導(dǎo)師，偉大領(lǐng)袖，偉大統(tǒng)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tǒng)統(tǒng)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xiàn)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斯諾：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

　　毛主席：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xiàn)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斯諾：我有時不知那些搞得很過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

　　毛主席：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諾：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jīng)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lǐng)導(dǎo)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主席：這個現(xiàn)在都沒有，沒有什么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wèi)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你們的尼克松總統(tǒng)不是喜歡Lawand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xiàn)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斯諾：是不是新的憲法里要寫上罷工？

　　毛主席：新憲法要寫上。

　　所以我說中國很落后。兩個東西，又很先進，又很落后，一個先進，一個落后，在進行斗爭。

　　斯諾：對于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dǎo)來作為這一切的標志，直至斗爭的終止。

　　毛主席：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后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

　    那怎么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多災(zāi)多難啊，我們這個黨。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