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浮世繪：當新富階層遇上農民工

     《盲流》劉書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4月第一版 定價18.00元


社會的分化，已經是當代中國一個不爭的事實。除了社會學家之外，還有包括作家、記者等在內的許多人都投入到對這一當代中國社會重大變化的闡釋之中。在諸多相關作品中，一些小說和隨筆作品由于其獨特的視角和細膩的筆法，贏得了形象性和可讀性的比較優勢。其中關于個體心理變遷的忠實記錄，以及作者敏銳而獨到的提問，形成了關于社會分化研究的特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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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至今，社會學家們的研究主題經歷了從對社會階層的分化與流動予以描述和解釋向對社會階層之間矛盾和沖突予以關注和求解的轉變，這一轉變在反映社會階層結構和關系變化的歷史軌跡的同時，也標志著社會分化所引發的種種需要不得不面對的課題的凸顯。社會分化的進步意義是不言自明的，應該承認，它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要條件。但諸如貧富階層之間、勞資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差距的拉大所帶來的矛盾和沖突，今天的我們恐怕很難視而不見了。

在分化和沖突的背后，是個體的心理嬗變。事實上，當社會學家們在書齋里精心研究社會階層分化的軌跡的時候，現實生活中早已有了富人和窮人這個老百姓最為簡單的劃分。在這一深刻的分化歷程中，人們以各種各樣的心情體驗和經歷著分化賦予這個社會和自身的一切變化，無論是欣喜還是憤恨，無論是茫然還是冥思，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心理都已經由此獲得了又一次豐富的機會。20多年的社會分化之后，人們已經慢慢習慣了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之間互相張望和打量著階層與階層之間的距離。在張望和打量的背后，不難想像，人們的心中該留下了怎樣深刻的轍痕，該有多少欲言還休的話語。

從一定意義上而言，20多年來的改革進程也是一次中華民族道德文化水平檢閱和洗禮的歷程。在物質利益的誘惑面前，道德對于一些人的約束是多么地軟弱無力，《富人秀》中邁太的困惑也許是許多善良的人們的共同困惑。當仇富情結的生成和漸漸蔓延以及感恩情結的消減和漸漸淡出之際，停留于社會穩定意義上的擔心、顧慮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所需要做的是要摒棄一切煩躁，沉下心來對一個民族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靜靜思索。

就此而言，更具有直觀的啟示意義的作品也許并不是社會學家們的厚厚的研究著作，而是像《盲流》、《富人秀》這樣的以小品文的獨特體裁來勾勒不同階層人們生活的思想軌跡的小冊子。和專業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們并不受制于學術規范、劃分標準等問題的束縛，而是主要憑借對人物深切的感知以及微妙的體會，來描繪某一個階層的具體模樣和社會意識特征，隱隱地述說著一個民族在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遷中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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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遁詞都是蒼白而無力的，只要你面對中國的弱勢階層并稍稍傾聽一下他們的言語。劉東在《讀書》2005年第12期的一篇文章中發出了這樣的一番感慨：“農民工階層：世上居然還能有這樣一支勞動隊伍，不光能以其難以耐受的勞動強度，來換取少得可憐又常被拖欠的工資，而且能表現得如此馴良堅忍柔韌，極少對苦痛的運命發出不平之鳴。”而《盲流》一書封面中“無論你有多苦，都能從本書中找到活著的力量”的文字讀罷只能讓人久久地默然。

我們確實已經告別了共同貧窮的時代，但我們也確實存活于一個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社會之中。以與短缺時期相比民族整體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弱化現實貧富差距所導致的社會心理失衡和社會矛盾沖突的理由，既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也很難有現實的說服力。姑且不言我們這個民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傳統，事實上，任何歷史時期的社會矛盾的生成，并不從根本上取決于物質生產的絕對水平的提高，起決定作用的恰恰是分配水平相對差距的拉大。

從理性的角度看，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都從不同的角度尋找原因。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腐敗和壟斷毫無疑問是導致因由貧富差距而帶來的貧富階層之間的沖突的重要原因，但這顯然不是惟一的原因。中國人民大學鄭功成教授曾在2005年5月出版的《書摘》中著文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我國資金短缺的局面并促使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我們對投資者給予了多方面的保護，這種保護迅速提升了資本所有者的地位，而勞動者的地位卻在不同程度地下降，在全球性的強資本弱勞工格局背景下，我國的勞動關系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間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關系已經處于不和諧狀態，勞資之間的沖突正在日益顯性化。”

由此又想起，“階層”概念在當下的廣泛流傳和使用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階級”的近乎失語和邊緣化的地位，確有一個民族力圖革除“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的記憶的影響。但階層的使用并不必然地導致議價和媾和。其實，不管我們在主觀上如何試圖去超脫或者進入到某種關系中，客觀上我們都是整個社會結構中某個社會群體的一個分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概念的使用也許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勞動和資本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利益矛盾，我們就不得不面對它們來尋求解決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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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秀》中邁太的內心深處至今可能還糾纏著的“為什么窮人可能會和富人一樣不仁”的問題。道德方面的問題僅僅從道德的角度是尋求不到科學的答案的。從現代性的角度看，這些問題其實也不難回答。理想和崇高的背離、傳統的瓦解、相對主義的膨脹、不確定性的增強，以及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狀態都是現代性的必然特征。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當現代性不斷展開的同時，前現代性的問題依然頑強地存在。這是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社會的分化與沖突所必須獲取的知識資源。

應該承認，我們正處于在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程中，當然就不能完全回避現代性的問題。但面對改革中大量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弊病的復現，我們不可能無動于衷，資本主義現代化歷程中的災難和不幸并非是我們一定要重復的悲劇。倘若承認這是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必須付出的代價，那就違背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衷。

和諧雖然要依靠經濟關系來實現，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一種精神領域的體會。和諧是一個目標，也是一個過程，我們誠不能指望明天早晨醒來天下大同，沒有了富人和窮人的差別，也沒有了像邁太一樣的煩惱。《盲流》中作者在跋中說：“不是控訴，也不是憤恨，而是憧憬”，這就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們難以想象的堅忍，他們有足夠的耐心。而面對著這一切，是不是該好好考慮如何縮短從分化、沖突到和諧的路程。

貧富就是一場無望的馬拉松

據《新周刊》報道，2003年，在中國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總數已達到1.3億人。如果加上隨帶人口，合計大約1.8億，占總人口約15%。而與此同時，中國品牌戰略協會指出，中國內地目前的國際名牌消費人群已經達到總人口的13%。這兩個百分比，拿最近出版的兩部書對比來讀，才更能見其蹊蹺。這兩部書，一部是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富人秀》，一部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農民工：流動在邊緣》。

《富人秀》所談到的那種“不求最好但求最貴”的“富人”形象，電影《大腕》里曾經有過絕妙諷刺，可謂國人皆知。書中開頭就說，“有一群富人忽然自中國橫空出世”。實際上，根據學者孫立平的觀點，這個“新富人”階層的誕生，源來有自，其一是因為80年代中在“雙軌制”背景下的“官倒”，其二是因為90年代初在“南巡講話”背景下的“下海”，這兩次大的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交換，促使了轉型期精英的形成。與這個精英群體的崛起相應，則是90年代以來社會弱勢群體的凸顯。《農民工：流動在邊緣》一書，正是以實錄的方式，講述了在當前社會弱勢群體中占很大比例的農民工的真實遭遇。

當13%的“新富人”遇上這15%的農民工，會是怎樣一個情形呢？關于貧富對立、貧富分化，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們當然也許有更專業的解釋，這里，只想從文化角度談談貧富對峙時產生的闡釋機制。《農民工：流動在邊緣》一書在談到城鄉關系時，曾引用學者孫立平的觀點。孫立平認為以前的中國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在這樣的一種結構之中，人們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時又都是在同一個結構之中。而在今天，這樣的一種結構正在消失，正在向馬拉松式結構轉變。今天的中國，就像一場馬拉松一樣，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實際上，筆者認為，今天的農民工不僅處在社會結構之外，而且更被動的是，他們處在文化的闡釋結構視野之外。

他們往往處于無名、沉默的狀態。例如在《三聯生活周刊》等以都市中產階級為期待讀者的雜志中，關于農民工的論述并不多，除了那些討論新富階層的專題中涉及貧富分化的問題時農民工往往作為“貧困”的標志之一而出現外，農民工只出現在特大安全事故的新聞中，尤其是關于礦難、礦工的報道。有時候更糟，他們甚至被污名化和標簽化。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相當普遍。骯臟、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當地加在農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個地方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指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

農民工的弱勢，不僅表現在經濟、社會地位上，還表現在文化上。孫立平指出，現在中國的電視節目基本上是面向城市中上階層居民的，處于社會邊緣的群體（比如農民）不得不每天觀看那些與他們幾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屬于他們的時代的“城里人”的喜怒哀樂，這種電視文化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及其社會后果值得深思。由于直面城市文化的沖擊，這種文化上的失語癥，進城的農民工體會尤深，有時候為反抗這種令人窒息的表達機制，甚至不惜鋌而走險。2005年5月11日，農民工王斌余因討要工錢未果（反被傷害）而殺死4人重傷1人。這個案件雖然主要是由經濟糾紛引起，但背后更有其文化動因。農民工鋌而走險，是因為沒有知識、沒有財產、沒有權力嗎？這都是次要的，關鍵是他沒有一個組織的表達，沒有一個制度性的表達途徑。這種表達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權益的聲訴、民意的上達，更重要的是一種平等的文化身份的確立。

富的，便是有趣的、值得大書特書的；窮的，便是無趣的、不值一提的嗎？在《富人秀》和《農民工：流動在邊緣》之間，也許更多讀者會選擇前者。不為別的，就因為前者代表一種富人文化，而富人文化在當今社會是一種強勢文化。即便是調侃富人、拿富人當西洋鏡看，人們也樂意看個究竟。正是在這種“仇富”同時又伴隨著“崇富”的畸形心態下，誕生了制造一切關于富人的符號的文化工業。而“農民工”，顯然被這種工業理解為一種“反文化”的符號。“農民工”作為一種窮人文化的象征，代表著失敗、丑陋、無趣、野蠻、惡臭，簡單說就是一切反文明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反對人們去欣賞一個大腹便便或者病態蒼白的富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關于“農民工”的公正表述，仍然還只能在報章零星見到，或者在《農民工：流動在邊緣》這樣的紀實性作品里見到。但是關于農民工，我不愿強調那種從道德同情出發的對疾苦的強調，而更愿意把農民工理解為你我一樣的凡人，他們有凡人的一切。他們有道德的閃光也有陰暗，有精神委瑣也有正大光明，有受辱后的沉默也有挺起胸膛，有歡樂也有苦痛，有義氣也有小氣，有可敬處也有可恨處，有很人性的時候也有很不人性的時候。你可以闡釋他的正面，也可以闡釋他的反面，但是，絕不允許把他拋棄到闡釋結構之外，淪為文化的黑洞。（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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