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1月，北京處在嚴冬季節(jié)，時逢困難時期，人們更覺得寒冷難挨，此時此刻，沒有人知道，一次不對外宣傳的、與會人數達七千人的大會正在北京舉行，全中國高、中級大員云集一堂，謀劃著國家走出困局、恢復民生的大事。
大會討論時，對于“大躍進”期間表現出來的錯誤，大家的分歧不大，但若追究這些錯誤是怎么來的，為什么會犯錯誤，錯誤的根源是什么這樣一些深層次問題的時候，大家的認識就不一致了。他們各抒已見，看法很多，有些意見很快就突破了劉（liu）、鄧報告的認識范圍。
如果說劉的報告談得比較抽象、籠統(tǒng)，那么大會的討論則相當具體、深入、廣泛，其中不乏遠見卓識與真知灼見，即使今天看來，也令人為之擊掌!
綜合起來，大體有以下一些意見:
二是認為犯錯誤的關鍵原因是在“反傾向斗爭”問題上，或者說是因為黨內斗爭過火。
一些人說:幾年來的經驗教訓，光是從反右考慮問題，把黨內一些不同的意見，也作為兩條道路的問題斗爭了，根本問題在這里，光說沒有經驗是不行的。言之無罪到言者有罪，各級黨的組織不能推之無經驗。還有人說，黨內斗爭過火，時間過長，挫傷了一些同志，也使黨外一些干部存了戒心。光說腦子發(fā)熱，不能真正地吸取教訓。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有人舉例說:在干部中開展一個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強調“把一切竊據在領導崗位上的白旗拔光，不管他們的功勞多大，歷史多長，地位多高，只要他們是白旗都把他們拔下來”，致使許多干部不敢真講話，擔心被當做白旗拔掉!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甘肅、青海兩省有些人還針對1960年冬的整風整社工作提出意見。他們問:信陽經驗是否正確?如果不正確，在甘肅推廣是否適當?
信陽是“大躍進”的重災區(qū)。在追查信陽問題時，上級認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壞人掌權，因此在全國開展了整風整社運動。對此質疑的人，也包括湖南的同志。他們問:“整風整社運動究竟哪些對哪些不對？要請省委加以說明。信陽經驗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經驗？要請創(chuàng)造人作個報告。”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可以看出，這些意見也很尖銳，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以上壓下，搞一刀切。幾年來，上邊聽不得下邊的不同意見，動不動就上綱為思想路線問題，就定性為右；對于出現的問題，總是簡單地以階（jie）級斗爭的觀點去分析和處理，動不動都搞成擴大化，比如反右擴大化，致使沒有了不同聲音。也就是說，主要在于不斷地用思想路線劃線，在于黨內的斗爭過火。劉的報告稿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明確具體的闡述。
三、是認為犯錯誤的原因是主觀主義造成的。
他們說:這幾年我們的主要問題不是分散主義，也不是高指標，而是主觀主義以及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懲辦主義的組織手段。高指標、命令主義、懲辦主義都是由主觀主義產生的。很顯然，這是犯錯誤的思想根源。中（zhogn）央的報告稿強調“沒有密切地接觸實際，認真地去進行調查研究”，實際上也意味著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
——《變局 七千人大會始末》
《變局》一書中，都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許多都是現在文獻中很少提及和注意的部分。通過他們，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當年大躍進中的歪風，到底是怎么刮起來的，那些人在其中發(fā)揮的好的作用，那些人發(fā)揮了壞的作用，各大員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書中大量的文獻材料，可供諸位分析參考。
毛主席對七千人大會，做了一個十分令人滿意的總結，收到與會七千多人的熱烈歡迎，那就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主席在這個長篇講話中，講了六點：
第一點，這次會議開會的方法；
第二點，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第三點，我們應該聯(lián)合哪一些jie級，壓迫哪一些jie級？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
第四點，關于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第五點，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第六點；要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這六點每一點看來都通俗易懂，然而卻是結合著1958-1962這四年之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問題來談的，談得很深入，又很通俗，叫人拍手稱快。為什么七千人中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意見，但是毛主席的總結卻讓人把手掌拍的通紅，反響那么的熱烈那么的擁護，可見毛主席絕非泛泛而談！
然而，80年代后期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十分權威、十分全面的《毛澤東文集》，都悄悄地將毛主席的講話做了很多刪減（沒有任何注明，不仔細看都發(fā)現不了），例如《文集》就沒有毛主席講話的第三點和第五點。
所以，小編特將1978年出版的這個小冊子找來，放在一起，以備大家的深入學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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