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辯證法解析道德經》，作者蔡長運，2019年6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書共三十六萬多字，是作者用了數年的業余時間筆耕而成。 在這本書中作者試著用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思想，用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用大量的傳統經典來注釋、翻譯、解析《道德經》這部中國傳統哲學的經典，力圖把“道”這個概念解釋得清晰、透徹、通俗易懂；力圖探究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共同的本源…… 通過這本書，可用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較好地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的哲學思想；可以幫助讀者研修、學習中國古人的高級智慧。 另一方面，又可為毛主席的各種觀點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里面找到支持；可以用傳統文化思想來幫助讀者研修、學習毛澤東的超級智慧。還能為讀者批判、揭露各種反毛言論的反動本質提供哲學武器。 總之，通過本書，讀者特別是年輕人可以學到毛主席、老子、孔子、姜太公、鬼谷子、孫子……的內功心法和處事秘訣；可以學到毛主席和老祖宗們的做人、做事、學習、治國、軍事……的絕妙的高深的智慧。 一、什么才是“道”？ 什么才是“道”呢？“道”是一尊佛呀？還是一尊神？“道”是一個精靈呀？還是一個圣人？“道”就是真理！就是天理！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馬克思主義就是“道”！毛澤東思想是真理，毛澤東思想就是“道”！ 用現在的話來說，道就是人類最正確的主義；就是最正確的價值觀；就是最正確的指導思想。總的來說包含下面幾層意思：“道”就是真理！就是天理！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馬克思主義就是“道”！毛澤東思想是真理，毛澤東思想就是“道”！“道”就是絕對的真理；就是所有真理的總和； 就是終極真理！“道”是滋生宇宙萬物的本源！“道”是一切客觀事物(人類社會）的運行規律！“道”是一切事物（人類社會）前進時運行的最佳路線、最正確的方向、最合理的工作方法！“道”是事物的本質！“道”是人類的終極目標！“道”是人類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人類的最光明的文化方向；是人類個體的最偉大的修行、追求、奮斗目標！ 二、什么是“無為之治”？ “無為之治”是我們中國古代圣賢們的一個偉大的政治理想。雖然幾千年來也有不少圣賢、政治家為此不懈努力，但真正實現“無為之治”的社會并沒有出現過。 相反，違背這一理想的“妄為”亂治的社會卻很多。由于“妄為”而造成的社會混亂，最終都是以朝代更替而結束。 什么是“無為之治”呢？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還真不容易。但如果問“千百年來誰在‘無為之治’上做得最好？”那倒是有明確答案：二十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無為之治”上做得最好！只不過共產黨人不叫它做“無為之治”，而是叫它“群眾路線”。 毛澤東關于群眾路線的一系列論述，是對其最好的詮釋。 在《中國共產黨章程》里，對群眾路線的描述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 黨風問題、黨同人民群眾聯系問題是關系黨生死存亡的問題。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它既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運用”；要防止“脫離群眾危險”。 毛澤東關于群眾路線的一系列論述，是對其最好的詮釋。 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 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么，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 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6月1日） 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部隊中的負責同志要替士兵著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所有的共產黨員要替人民著想。毛澤東：《切實執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 三、老子為什么崇善“小國寡民”？ 小國寡民，應是老子想要的一個依靠道來治國（實行無為之治）的政治實驗小特區。就像陶淵明所夢想的桃花源一樣。也相當于柏拉圖想象中的“理想國”。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毛澤東曾也有這么一個設想。大約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是這樣來設計他的理想社會藍圖的：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社會里，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等等； 以后，把這些一個個的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今不敢言‘模范國’、‘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則誠陳義不高，簡而易行者矣。”毛澤東認為，岳麓山一帶，是實施新村建設的最適宜之處。 毛澤東和蔡和森、張昆弟、陳書農、熊子容等人，一同搬進了湖南大學籌備處，成立了工讀同志會，計劃找一處理想的村鎮，從事半工半讀，即一面勞動或工作，一面自修，研究社會改造問題，希翼過一種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會生活。 毛澤東為尋找這一處理想的新生活地點，幾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個小鎮、村莊，他試圖尋找一個合適的地方，建立他們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愛的“新村”生活。 可是，毛澤東最終也沒有找到合適的試驗場所，他們只得住在岳麓書院半學齋，每天除了自學之外，過著一種腳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蠶豆拌著大米煮著吃的清苦生活。 四、老子為什么說“知其雄，守其雌”？ “知其雄，守其雌”。知道一個人很“雄”，其實這個人能做到很“雄”正是最他最善于守“雌”的結果；正因為他善于、樂于守“雌”，所以才能做到很成功——“雄”。 看一個人很有主見，很有辦法。而他恰恰是最樂于、善于順從的（順從客觀規律、順從人民的意愿）；他們最愿意放低身段、放低姿態，甘做天下的溪流；能夠作為天下的溪流的人，永恒的恩德就會與他同在；他就能保持著純潔的嬰兒似的生命力和人格魅力。 一個能夠主導人類命運的人，一定是最了解、也是最順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人；一個偉大的人，一定是謙虛的人、低調的人。一個謙虛的人、低調的人、勇于吃虧的人，一定能長期保持優秀的品格。 這種人就能保持著嬰兒們特有品格特征：純真、純樸、純潔；生命力最頑強、最能夠自強不息；不健康的文化思想不能污染到他；其人格魅力是最完美的、最圣潔的、最光輝的。 要想成功地主導一個事物，首先要把服從這一事物的運行規律。對這一事物的內在的、外在的情況認真地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然后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也就是說，最后做決策（決斷、拍板）“雄”的行為一定必須以“雌”（順從、服從）為基礎——服從這一事物的客觀規律。 要想當好人民群眾的領袖（領導、英雄），就必須服從群眾的真正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正是能徹底地服從人民的利益； 人民群眾的意見就會自覺匯集到他這兒；他就會成為主導群眾未來走向的溪流了。這樣的人自然就會成為人民群眾心目中的英雄和品德高尚的人、最有魅力的人、明星、領袖、導師。 要想當好群眾的先生，就要先當好群眾的學生。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 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 知識分子如果不把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 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據我看，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多數人是愿意學習的。 我們的任務是，在他們自愿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制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毛主席在指揮作戰時有一個特點，就是要充分發揮基層指揮員能動性。三大戰役尤其是淮海戰役時，毛澤東的指示電報后面一般都加一個“一切按實情辦理，斟酌執行”。 從蘇聯來的顧問看了電報覺得很奇怪，說這不像一個命令，哪能中央軍委主席下的命令讓下面指揮員斟酌執行的。但這恰恰就是戰略指揮的高明之處，一切按實際情況辦，可以變通處理，給指揮員充分自主權。 要想有機會“雄”，就要“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 1964年7月4日晚，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同王任重、劉建勛、梅白3人談話。他從明代楊繼盛的兩句詩說起，他說：“‘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這是椒山先生的名言。 我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這兩句，并照此去做。這幾十年的體會是：頭一句‘遇事虛懷觀一是’，難就難在‘遇事’這兩個字上，即有時虛懷，有時并不怎么虛懷。 第二句‘與人和氣察群言’，難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觀色，而是要虛心體察，這樣才能從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詩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詩。這一點并無驚天動地之處，但從平易中見精深，這樣的詩，才是中國格律詩中的精品。唐人詩曰：‘邑有流亡愧俸錢’，這寥寥7字，寫出古代清官的胸懷，也寫出了古代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這樣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才能使人感奮。” 毛澤東的雄文《論十大關系》正是來自于“守雌”——調研。 下面內容來自于陳晉的網文《毛澤東的三篇口頭講話是怎樣成為經典文獻的》： “這篇講話來自于“聽”。所謂“聽”,就是調研。從1956年2月中旬到4月下旬,毛澤東連續用40多天的時間聽取34個部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不斷插話提問,間或發表些意見,作些評論。 在最后幾次聽匯報時,逐步形成大致思路,對怎樣搞社會主義建設,先后歸納出沿海與內地、輕工業與重工業、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經濟與國防、少數民族與漢族幾組關系。 有了這些積累,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一口氣講了“十大關系”。可見,沒有如此這般的“聽”,便不可能有如此這般的“講”。 毛澤東后來也說:“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 聽有聽的門道,講也有講的門道。4月25日講完“十大關系”,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進行了討論,討論中又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4月28日,毛澤東就討論情況再次作了總結發言。 5月3日,周恩來根據自己的記錄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對“十大關系”作了詳細傳達。隨后,各地紛紛要求印發周恩來的傳達記錄稿。 5月28日,毛澤東在有110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講了一遍“十大關系”。所謂最高國務會議,是由國家主席召集的商討國家重大問題的會議,有許多黨外民主人士參加。講完后,與會者紛紛發表了看法,這對毛澤東進一步思考“十大關系”的內容自然又有助益。《論十大關系》的正式文本,即由毛澤東4月25日和5月28日兩次講話記錄綜合整理而成,還參考了中央印發的周恩來的傳達記錄。 《論十大關系》講話的發表,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件開創性的大事。毛澤東1960年在《十年總結》一文中也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但是,這篇講話在毛澤東生前卻沒有公開發表。這既和他后來的關注重點發生變化有關,也和他在整理過程中的慎思有關。1965年,劉少奇提出將《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毛澤東表示同意,但要求在中央批語中加上這樣的話:“毛澤東同志最近看了后,覺得還不大滿意,同意下發征求意見。 請各級黨委對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匯總報告中央,以為將來修改時參考。”1975年,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胡喬木對這個講話又整理出一個新的稿子。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逝世后,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五、老子為什么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意思是：圣人沒有自己的確定的想法，總是走群眾路線，以群眾的想法為自己的想法；以百姓的想法為自己的想法；依靠群眾，相信群眾。 圣人也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不是仙、當然也不是安拉。圣人是老百姓自己的圣人；是在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來的。這樣的圣人就是最知道順應歷史潮流；最知道順應客觀規律；最知道要順應人民群眾的真正要求的。 圣人之所以能夠成功主導著歷史的走向，就是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目的，也沒有自己的想法，而是順應歷史的發展規律，總能把人類社會引導到最合理的軌道上。 圣人之所以能夠把工作做得最漂亮，正是因為圣人沒有自己確定的想法——不是以自己的想法來指導工作，而是認真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制定出最合乎實際情況的工作計劃和工作策略。 圣人之所以能成為人民的領袖，正是因為他總是不以自己的想法為想法，而是以群眾的總體想法為自己的想法；不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利益，而是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總體利益、長遠利益為自己的最高利益；引導人民順著人民群眾自己的最根本的、最長遠的、真正的、最大的利益方向前進。 重讀老舊書∣好書都在這！ 長按并識別二維碼，更多精彩好書， 添加新客服(17791526186)就能看到！
《用唯物辯證法解析〈道德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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