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烏云遮不住太陽，盡管有人想要極力歪曲他、淡化他，但是卻總也繞不開他。針對毛主席的評述和研究，也因而從來沒有停止過。
為紀念毛主席百年誕辰，中央的黨、政、軍多個單位于1993年12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聯合舉辦了“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的全部113篇論文，編成了本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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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13篇論文，多有豐富的論據和嚴密的邏輯、還有不少珍貴文獻資料的羅列證明，是研究毛主席、評述毛主席的上乘之作。
以下內容，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的論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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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們都知道，50年代初期，在國際共運內部，實際上也存在著兩個“凡是”:凡是斯大林講的，就不容懷疑;凡是蘇聯經驗，就得全盤照搬。而我們黨當時并沒有一切都聽，全盤照搬。
后來我們黨還明確向蘇共領導人說明:“我們不同意你們的一些事情不贊成你們的一些做法。”這鮮明地顯示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獨立自主精神和獨創精神。如果從建國開始，就全盤照搬蘇聯的那一套，那么，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可能不會那么順利。
關于建國初期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其他方面的獨創，我想了一下，是否有這樣一些:
一、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并舉的方針，這同蘇聯先搞國家工業化，后搞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是不同的。
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選擇的是一條從低級到高級、社會震動比較小的改造道路，這跟蘇聯沒收資本家的工廠和全盤集體化都是一次完成的道路是不同的。
三、對民族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我們采取和平贖買政策，對資本家本人，不是把他們趕走，而是把他們看成財富，使之接受教育、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跟蘇聯的做法完全不同。
四、在經濟建設上，我們一開始，就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作為根本方針，在處理同農民的經濟關系方面(包括初期的統購統銷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之上的，這同蘇聯長期采用“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向農民索取高額積累的辦法是迥然不同的。
五、建國初期，我們雖然也采取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并沒有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那時毛主席經常提醒我們:“不要重重輕輕，因此，在重工業高速增長的同時，輕工業和農業也有一定的發展。這同蘇聯和東歐某些國家長期“一條腿走路”也是不同的。
六、在政治體制方面，我們實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跟蘇聯實行的只有一個共產黨的體制是不同的。
七、“解決民族問題，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①建國40多年來，我國的民族團結不斷加強，同這個制度很有關系。
八、我國政府與印度政府首倡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相互關系的準則，已在世界上得到普遍的認同。
以上幾條說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成功地解決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其中有些獨創雖是作為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政策原則提出來的，但在社會主義階段也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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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澤東是真理的堅定探索者》 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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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說:中國思想史的第一個轉折是由孔子為代表的學者群實現的。這樣，孔子就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思想家。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二個轉折是，同私有制社會形態向公有制社會形態的轉變相適應，產生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亦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
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體系，是新時代的思想旗幟。它的出現是一次更加偉大的躍進。在建立這一體系的過程中，中國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李大釗、魯迅、李達，均是杰出的人物，但是集其大成的，構造了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的，為后代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礎的，是毛澤東。由此可以說，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二個最重大的轉折是由毛澤東為代表的學者群開辟的。
毛澤東是中國思想史上又一個劃時代的思想家。我國現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未來的路還長。我們的思想還將有偉大的發展，我們還會有更新的、站在時代潮流之前列的思想家出現，但是為新時代的新思想奠基的，仍然首推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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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和毛澤東很可能是中華民族史冊上兩個地位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家。其著作生命力頑強，其后學接力式綿延。所不同的是孔子代表了整個的舊時代，而毛澤東則開辟了結束中國剝削制度、奔向未來大同世界的新時代。
孔學支撐著舊時代的民族魂，而“毛學”將對中華民族新魂的最終形成發生最為深刻的影響。讓歷史來檢驗和證明這個判斷吧!
摘自：《毛澤東---中國劃時代的思想家》 陸劍杰
林biao、陳bo達搞的《語錄》，完全不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一生堅持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原理和一生堅持的對唯心主義認識論、天才論的批評，硬把他們渲染為“稱天才”的始作俑者，硬把他們歸到天才論者的行列，這是不是“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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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寫下了名義上批評陳bo達，實際是批評林biao的《我的一點意見》。
這篇“專批天才論”的簡短檄文，以高屋建瓴之勢，義正詞嚴地揭穿了林彪、陳伯達斷章取義地摘取馬列著作中的某些詞句為天才論張目的詭計，明確指出:在才能問題上，我們只能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堅持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決不能陷入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決不能同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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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針對林彪的天才論所強調的上述兩個基本觀點，為正確認識個人才能與社會實踐、個人才能與集體智慧這兩個關系提供了可靠的向導，從而為分清兩種才能觀和歷史觀的是非曲直提供了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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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重要理論貢獻》 章 竟
鄧小平曾經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就是一個生動的明證。每當歷史的關鍵時刻，總是毛澤東給新疆各族人民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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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標志著在新疆基本上消滅剝削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新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為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和幸福生活，開辟了廣闊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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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在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澤東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
和田地區維吾爾老人庫爾班·吐魯木決心要騎著毛驢到北京，去感謝毛澤東。這件事一時傳為美談，強烈地震撼人們的心靈。它充分表達了新疆各族人民對毛澤東的無比熱愛和無限深情。
摘自：《毛澤東與新疆》朱培民
西藏問題是中國民族問題中較為突出而復雜的問題之一。西藏和平解放后的40年，是毛澤東民族思想在西藏實踐的40年。總結這一偉大實踐，有利于進一步解決好西藏問題，對于國內其他民族地區乃至國際民族問題的解決也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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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我們進行全面、詳細的統計，在黨中央和毛澤東支援西藏，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精神的鼓舞下，盡管底子薄，西藏在經濟、交通、貿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也是40年來，西藏之所以穩定發展的基礎。
西藏社會的迅速發展也使廣大的西藏人民堅定了跟共產黨走的決心，增強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對增強民族團結，反對西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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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毛澤東是從整個國家的最高利益思考這一問題的，這也是毛澤東關于少數民族發展理論的核心。從東歐劇變和原蘇聯的解體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理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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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澤東民族思想在西藏的實踐》丹珠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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