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經常被公知們拿來消遣和批判，從學術水平到政治品質都被他們說的一無是處，在他們眼中就是一文不值。
不用說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這樣近代文學家的命名不認可，在他們看來上述的各位，除了巴金被他們認可外，其余的都統統或多或少是嘲諷的對象。
郭沫若
他們時常把郭沫若和他們公知的鼻祖胡適拿來做對比。
80年代以來，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傾向悄然興起，備受公知推崇的是胡適之流的“點滴主義”。他們在肆意抬高胡適的同時，肆無忌憚地貶低郭沫若。
但他們忽略的恰恰是胡適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碎片化”的歷史細節，而郭沫若不僅重視歷史細節，更在在此基礎上自覺總結歷史規律，以古鑒今，資政育人，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繼承和發揚了經世致用的中華史學優秀傳統。
胡適
但在他們的眼中，中國現代學術就只有胡適、王國維、傅斯年，陳寅恪，還有章太炎的一些弟子(一般不包括魯迅，除個別時候也會談到魯迅)，他們的學術就是這樣一個脈絡下來的。根本就不會提到還有另外的一支脈絡，還有像郭沫若、范文瀾這樣一些人的存在。
歸結為一句話：郭沫若和胡適都精于考證，但二者政治立場不同，學術思想也就大異其趣。
他們鼓吹的將“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割裂開來，提倡所謂的“為學術而學術”。自然而然他們從思想深處不會認同郭沫若這樣“做學問的革#@命家”。
我們重溫郭沫若的晚年，1949年后的新中國建設，我們有過多次的實踐，不同的摸索，也經過了一些挫折。但在這個過程中，郭沫若始終把自己當作這個建設隊伍中的一員來看待。
他沒有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帶著批判地眼光看待這個建設、實踐和摸索，而是自身就內在于這樣一個摸索的過程中。
郭沫若是中國最有名的新詩人，他可以把詩寫得非常抒情，非常個人化，但是你看他1949年后寫的詩，總是那么口語化，以集體的語言來寫詩，與工人農民那么接近，來歌頌祖國的建設，長江大橋、原子彈。他歌頌這些東西，歌頌十三陵水庫。
他總是站在勞動人民一邊，而非脫離勞動人民的語言去歌頌。
這樣的變化讓很多現在的公知看起來非常的不舒服，泥腿子的大老粗怎么能夠登堂入室，成為文化文藝的主角，這是他們最不能接受的，也是堅決要詆毀郭沫若的方面。
舉一個特別簡單的例子。1966年的時候，郭沫若說自己以前寫的書都不好，他要把自己的書都燒掉。
起因非常的簡單，他參觀了收租院這個雕塑，他看到《歐陽海之歌》這部小說，他覺得非常好，而認為自己的東西過時了，是可以燒掉的。他需要跟著時代一起前進，把舊的去掉。
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1978年錢鍾書去美國訪問，夏志清就問他，郭沫若為什么會寫《李白與杜甫》，錢鍾書就說，那是因為他聽從上意。毛澤東喜歡李白，所以郭沫若就聽從他的意思寫了《李白與杜甫》。
這個故事非常具有典型意義，他們把郭沫若這部嚴肅的著作，跟時代合拍的著作，對秩序的反抗，對叛逆的歌頌的著作置換成君臣關系的命題，把革@#命收編進傳統的話題中，從而把革@#命妖魔化。
舉上面的例子，只是和大家溝通郭沫若為什么會引起現在知識分子的厭惡，對郭沫若的學術成果盡量的淡化，其實這點上魯迅受到的待遇和郭沫若不相上下。
歸根到底在于郭沫若建國之后的學術研究的主要對象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奴隸、農奴、農民，處于社會變革最受剝削壓迫的被T治階級，這些是郭沫若偉大之處，也正是公知群起而攻擊之點。
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認識和結論。
每一次社會制度的變遷都是血與火斗爭下的進步，但社會不會因落后T治階級的阻擋而停滯不前。也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定勝利。
這點上讓很多的公知非常的憤恨，在他們思想深處，人類社會終結在資本主義階段，大洋彼岸的燈塔國就是他們心中的理想國，這點上就和郭沫若產生了根本性的對立。
放到中國，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如何劃分，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知識分子面前必須要研究和討論的話題。這點上不分析討論清楚， 就會給未來的階#@級復%@辟留下無窮的隱患。
郭沫若用自己最大的熱情和激情投入到了這項偉大的歷史性工程當中，尤其是關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歷史劃分，更是需要重點攻克的歷史節點。
在舊時代的“學者”看來，春秋戰國是一個單元，而且每況愈下，戰國不如春秋。那真實的歷史是這樣嗎?
由春秋時代的十二諸侯國被兼并為戰國七雄，由戰國七雄被兼并為秦代的大一統，幾百年間不斷的進行戰爭，動輒十幾萬或者幾十萬人的死亡，成為名實相符的所謂“戰國”，哪里有什么“和平過渡”可言?事實上是流血革##命的階%$級斗爭的不斷繼續。
春秋和戰國之交恰恰是古代社會的發展由量變達到質變的時期，當時的整個中國都沸騰了。天下倒楣了，諸侯起來;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來;卿大夫倒楣了，陪臣執國命;
一直發展到陳勝吳廣以農民起義而稱王，項羽、劉邦以沒落貴族或游手好閑者造反而做到霸王和皇帝;在歷史舞臺上短短的兩百多年的期間不斷翻騰著軒然的大波，這絕不是什么“和平過渡”。
當然在這斗爭里面，人民是主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卻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一種剝削制度代替了另一種剝削制度。
《奴隸制時代》這本書首次出版于1954年，經過18年之后，于1972年第二次修訂出版，這里面客觀的記錄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關于這段歷史的研究進展和指導思想的逐步完善。
書中內容很多，本文只能希望可以讓大家窺一斑而見全豹，有興趣的朋友還是需要認真拜讀全書為好!
最后用毛主席關于這段歷史的論述做結：“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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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小兵
2020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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