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享譽海內外的杰出科學家，被美國人稱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5個師的兵力”。他是我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孜孜追求以“兩彈一星”為重要標志的新中國“強國夢”，堅信“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同樣能造得出來”。他就是我的父親錢學森。
1955年，父親沖破千難萬險，帶著我們全家回到祖國，落戶北京。自此，父親為新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殫精竭慮、鞠躬盡瘁。這一切我看在眼里、悟在心頭。
公文包的秘密
父親有一只用了幾十年的公文包。包的提手換過新的，四周也都開了線。秘書曾經對他說：你回國后多次參會，人家都送你公文包，質量不比這個差，能裝的東西也夠多，這個包是不是應該換了?父親卻不為所動，他說：開了線找一個裁縫縫上就行了，包還能用。如今，這只伴隨父親走南闖北的公文包靜靜地陳列在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里。可知道，當年這個包里曾裝過多少事關我們國家科學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重要資料和文件，它也是中國航天事業騰飛的見證者。
我們家有個規矩：放在父親書房里的這只公文包絕對不能動。小時候，母親對我們管教很嚴，有時看見我往書房那靠，便疾走兩步詢問我干什么去。長大后，我曾經問過母親，父親包里的東西她看過沒有。她笑著回答我：你們不能看，我不比你們強多少，我也不能動那個包，誰動你爸爸都會批評的。
一只皮包，反映了父親極強的組織紀律性，他始終嚴格遵守國家的保密規定，這一堅持就是幾十年。他從不會向母親透露國家的哪個航天科研項目是他做的，以至于母親很長一段時間連父親具體從事什么工作都不清楚。
衡量最高獎賞的“尺子”
1985年，美國總統的科技顧問基沃斯來華訪問。他來華的意圖之一，就是代表美國政府邀請父親訪問美國。眾所周知，我父親的回國之路充滿艱辛，他曾經說過：如果美國政府不給我平反，我是不會再到美國去的。美國政府當然知道父親的態度，卻又不愿意為他平反，于是便換了一種做法和姿態，邀請父親訪美。
基沃斯說：我知道錢先生在美國期間，為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0世紀50年代初的麥卡錫時期，是美國歷史上的一段黑暗時期，許多正直的美國科學家也無端受到迫害。在那一段時間里，美國政府如此對待錢先生是很不公平的。錢先生的遭遇和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情況很類似。我和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已經商定，只要他來美國訪問，我們就授予他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的稱號。考慮到馮·卡門教授對美國科技事業的巨大貢獻，并獲得了美國首枚國家科學勛章，錢先生又是馮·卡門教授的得意弟子，貢獻并不比他的老師小，錢先生如果來美國，我們同樣會授予他美國國家科學勛章。
院士稱號是任何科技工作者畢生奮斗所期望獲得的榮譽稱號，而美國國家科學勛章相當于我們國家的最高科學技術獎。但是，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后，不僅沒有一絲心動，反而輕蔑地笑了：這是美國佬耍的花招，我不稀罕，也根本不會去。美國政府不給我平反，給我再高的榮譽，我也不接受!
有的朋友得知這個消息，向父親表示祝賀：這畢竟是對你幾十年科研工作的肯定，雖然你不愿意接受，但是得到這份榮譽我們大家都為你高興。父親一一推謝了這些道賀，并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如果中國人民說我錢學森為國家、為民族做了點事的話，這才是最高獎賞，我不稀罕那些外國榮譽頭銜。
巨額獎金的妙用
父親常說：“我姓錢但我不愛錢。”這背后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品質——愛國奉獻、不計私利。
1956年6月，父親應蘇聯科學院的邀請訪蘇。在蘇聯的一個月中，他到當地大學、研究機構參觀并發表講演。回國后，父親主動把在此期間獲得的豐厚講演費、咨詢費全部捐給了國家、捐給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1957年1月，父親獲得了中國科學院科學獎一等獎，獎金一萬元。當時這可是一個天文數字。父親拿到錢后，立刻響應號召，購買了當時國家發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公債。1961年，公債到期，連本帶息一共11500元。公債取出后，父親又把錢捐給了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讓學校購買急需的教學設備。沒想到這筆錢居然很快派上了用場。1961年新學期伊始，父親開設了《火箭技術概論》課程。他的要求是：凡是上課的人必須準備一把計算尺，以方便計算。但讓他始料不及的是，下一次上課時，全班竟有三分之二的同學因為家境不富裕，買不起計算尺，從而造成做作業時間偏長。為此，父親專門讓學校用部分捐款為同學們買尺子。系里的工作人員先去附近文具店購買了一些相對便宜的計算尺。要知道，當時一把最便宜的計算尺的價格也相當于一位普通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但這些計算尺發完后，還有一部分同學沒有分到。父親聽說后詢問為什么不足額購買，工作人員回答已經把店里最便宜的這檔計算尺都買回來了。父親說：那就再買稍微貴一點的，一定要盡快買夠，讓每一位學生都有一把計算尺。1961年12月25日，中國科技大學黨委專門給他寫了一封感謝信：
最近您慷慨贈款11500元，我們給同學買了計算尺，不僅幫助許多同學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并給同學精神上以很大的鼓舞，我們代表全校師生員工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謝。
10年前，我有幸找到當年拿到計算尺的兩位同學，其中一位是當時的班長。開始發計算尺時，他把先到的一批發給了班上的普通同學，最后剩下他與班里的骨干沒有分到。令他沒有想到的是，第二批計算尺很快就被送了過來，而且比原來的還要好。后來，這位班長留校任教，并連續18年講授《火箭技術概論》這門課。如今，錢學森圖書館收藏了這把計算尺，通過展覽，以便讓觀者思考如何為人師表、如何鉆研學問。
主動帶頭減工資
1962年，我們國家剛剛挺過三年困難時期，黨中央呼吁全黨同志共渡難關，號召廣大干部主動減工資。父親當時雖然工作關系在國防部五院，但是他的工資關系卻在科學院。一天，父親無意中聽說科學院正準備為減工資作動員，他立即表示要帶個頭。接著，他主動給力學所的書記寫了一封信，要求組織上接受他減工資的請求，把他學部委員的補貼減去100元，并將350元的工資按比例降低，最終減至331.5元。
當年父親回國后，被評為我們國家少有的幾位特級研究員之一，在工資上絕對算是高待遇。要知道，當年毛主席的工資也才只有414元。但是父親明白，那個時候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一個沒有出師的工人，每個月工資18元錢，一個工人師傅每個月工資36元錢，還要養兩三個小孩，生活負擔很重。所以，當父親得知減工資這件事時反倒松了一口氣，他說：這幾年我一直感到自己的工資偏高，總想找個機會降一降，正好這個機會來了。在父親的影響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紛紛響應國家的減薪號召，院里減工資的任務也順利地推進下去。
1987年，父親率中國科協代表團訪問英國，時任我國駐英國大使邀請父親給留學生們講幾句話。父親欣然接受了邀請并精心準備了講稿，他對留學生說：“鴉片戰爭百年來，國人強國夢不息，抗爭不斷。革命先烈為了興邦和炎黃子孫的強國夢，獻出了寶貴生命，血沃中華熱土。我個人作為炎黃子孫中的一員，只能追隨先烈的足跡，在千萬艱難中，探索追求，不顧及其他。”我想，這句話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它映照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前進道路，在當前正在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也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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