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嘯仙是中共早期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他短暫而壯麗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在多個崗位上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其中，他曾三次臨危受命，擔任省委書記，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在大是大非面前堅持原則、相忍為黨的高風亮節，以及在危難關頭勇于擔當、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
第一次：代理中共河北省委書記
阮嘯仙（1898—1935），廣東河源人，中共三大、五大和六大代表，廣東工人運動和青年運動先驅，大革命時期著名農民運動領袖。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改組中共中央北方局，并任命阮嘯仙為組織部部長。
中共中央北方局駐地在天津，具體管轄順直、河南、山東、山西、熱河、察哈爾、綏遠、陜西、甘肅等9省，是中共中央領導北方地區工作的重要組織樞紐。阮嘯仙深感責任重大。他化名“王宏”，迅即從上海趕到天津，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12月21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順直省委撤銷，同時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執行原中共中央北方局職權；省委領導成員則以原中共順直省委為基礎，作了部分調整，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賀昌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由阮嘯仙代理中共河北省委書記。
中共河北省委負責領導冀（含北平、天津）、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陜西、內蒙古全部，以及豫北、魯西北的黨組織及黨的工作。省委機關仍駐天津。在省委班子剛剛組建、領導成員尚未穩定的情況下，黨內一些具有極端民主化、個人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人，以及一些缺乏黨內斗爭經驗的同志，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集中向省委發難，中共河北省委及天津黨組織，正面臨著一場黨內分裂的嚴重危機。這一危機，嚴峻考驗著剛剛上任的代理書記阮嘯仙。
◆阮嘯仙
這場危機，源于1930年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關于召開緊急會議的決議。此決議剛下發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發出第96號通告，在表示承認六屆三中全會犯有“調和主義”錯誤、接受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批評的同時，提出黨應采取非常緊急的辦法，“產生新的政治局決議來代表三中全會的一切決議”，但既沒有說明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也沒有明確否定召開緊急會議。
這無疑給黨內造成一種錯覺，那就是中共中央還是要采取緊急會議的辦法來解決六屆三中全會問題。于是，許多地方黨組織，特別是省市級黨組織就開始了緊急會議的籌備工作。也正在此時，中共中央作出了撤銷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順直省委改建中共河北省委的決定。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銷前，團順直省委書記曹策奉命到上海接受新任務。王明借機對曹策進行煽動：“你不論在北方還是到其他地方工作，都要把反立三路線發展起來。希望你配合我們，忠實于國際路線”。曹策從上海返回天津后，帶回中共中央要召開緊急會議的消息，并提議中共天津市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中共天津市委召開會議，討論并否決了曹策關于召開緊急會議的提議。12月28日，曹策繼續鼓動一些人，試圖通過決議形式，要求停止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職權，召開緊急會議以解決中央和地方領導權問題。
1931年1月初，中共天津市委在接到中共中央第96號通告后，決定召開市委擴大會議進行討論，并通知已準備調到上海工作的市委成員曹策參加討論。
1月3日，中共天津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市委書記童長榮和曹策等人參加會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書記阮嘯仙代表省委出席會議。會上，曹策等人首先發難，以突然襲擊的手法，提出把市委擴大會議改為臨時緊急會議。意想不到的是，曹策這一提議竟被通過。盡管阮嘯仙中途退出會場以示反對，但仍沒有阻止緊急會議的進行。
◆中共中央北方局舊址。
在曹策的操縱下，會議對持不同意見者，以“立三路線的頑固分子”的名義進行無情打擊，并作出了兩項重要決定：一是通過停止中共中央和省委職權的決議；二是宣布成立中共天津臨時市委，曹策被推為臨時市委書記。并在次日，以中共天津臨時市委的名義，向中共河北省委發出“停止省委之政治領導”的第一號通訊。
為了尋求解決黨內矛盾的辦法，1月5日，阮嘯仙與省委常委張昆弟一起，共同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河北省委與中共天津臨時市委、中共京東特委、互濟會及鐵總黨團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曹策等人又再次搞突然襲擊，提出迅即成立中共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阮嘯仙明確表示堅決反對。但在大多數人贊同的情況下，曹策的這一提議仍被通過，并當場宣布籌備處脫離中共中央和中共河北省委領導。分裂活動進一步加劇。事實上，這次會議遂成為中共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的成立會。
中共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成立后，在曹策等人的煽動下，中共河北省委機關相當一部分工作人員參加了籌備處。阮嘯仙舉步維艱，中共河北省委出現分裂，工作幾乎陷于癱瘓狀態。
正當此時，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示下，以“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等為旗號，指責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這次會議后，羅章龍等人利用一些同志對王明不滿情緒，在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名義下，大肆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他們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即“第二中央”），并派曾在中共順直省委工作過的張金刃、韓連會、葉善枝等人，到河北進行成立第二黨的分裂活動，得到曹策等人的積極響應與支持。
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中，阮嘯仙與余澤鴻、童長榮等中共河北省委及中共天津市委的負責同志，忍辱負重，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地對參與分裂活動的同志進行反復說服和勸導，并嚴肅要求他們回到中央和省委的領導之下。他還與省委其他同志一起，直接召集天津基層區委和支部的同志開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統一思想，一致反對籌備處與天津緊急會議和臨時市委。
盡管緊急會議籌備處和天津臨時市委對中共河北省委的幫助加以拒絕，但阮嘯仙等人無私無畏、相忍為黨的寬廣胸襟，以及忘我工作的奉獻精神，感動了許多同志。他與同志們的耐心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籌備處在天津的活動，也使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志受到了教育。
中共中央對羅章龍等分裂黨的行徑進行了嚴肅處理。1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對河北黨問題的決議》，制止河北黨內分裂活動，決定停止中共河北省委工作，取消緊急會議籌備處，組成新的臨時省委。
2月5日，以徐蘭芝為書記的中共河北臨時省委成立，同時決定恢復中共天津市委，并任命了新班子成員。2月中旬，阮嘯仙受中共河北臨時省委指派，負責巡視北平黨的工作，“幫助北平臨時市委”，堅決與籌備處及黨內右傾分子“作無情的斗爭”。2月18日，中共河北臨時省委決定，將曹策、張金刃、韓連會、葉善枝等骨干分裂分子開除出黨。
河北和天津黨組織安全度過了一次嚴重危機，阮嘯仙終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第二次：繼續代理中共河北省委書記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一個多月后，一次新的危機，再一次出現在阮嘯仙面前。
1931年4月8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正準備召開全體常委會議，突然會場所在地的省委招待處被國民黨特務包圍，省委書記徐蘭芝等省委領導人及機關干部13人被捕。同一天，國民黨當局又從原“緊急會議籌備處”分子李延瑞家，將正在召開會議的張金刃、韓連會等11人逮捕。尤為嚴重的是，徐蘭芝被捕后迅即叛變，向國民黨當局供出了黨的組織機密，使中共河北省委遭到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大破壞，史稱“四八事變”。
這一天，阮嘯仙剛從外地巡視回來，正遇哮喘病發，因“遲到五分鐘”到會，幸而躲過此劫。在召開會議的省委駐地招待處大門口，他躲過武裝巡捕的盤問后，拖著病體，迅即逃離。離開后，阮嘯仙還通過各種途徑和關系，秘密打探黨組織被破壞的情況，通知同事們盡快轉移，靜觀事態，伺機行動。
4月10日，阮嘯仙與省委委員廖劃平商議，一方面向中共中央報告中共河北省委遭破壞情況，并請求“派書記及宣（傳）部（長）各一人來”河北；另一方面緊急轉移至北平，主動召集在北平的省委委員開會，與省委委員劉錫五等3人組成臨時中共河北省委，再次代理省委書記，繼續堅持秘密斗爭。同時，為避開天津國民黨當局注意，防止省委機關遭到進一步破壞，阮嘯仙決定臨時省委機關遷往北平。
關于此段史實，在1931年4月21日，中共河北臨時常委在《關于省委被破壞情況致中央的信》中有詳細記載。談到“四八事變”經過時，該信稱：“首先發現的是王宏（即阮嘯仙化名——引者注）同志，因他那天病發，遲到五分鐘，即見有兩武裝巡捕從招待處出來，知有事，即跑至原、蘭兩同志家……宏同志因巡視工作初回，許多機關及人員都不知道，只能召集市委同志開一會議討論繼續工作及找各方關系，并決定省委暫移北平（因環境關系及有兩省委員在北平），宏于即晚赴平”，“九號宏在平利用平委技術機關通知各地方黨部及中央建立新的通訊處”。
中共河北臨時省委成立后，阮嘯仙親赴保屬、直南、京東等地，劉錫五到北平、天津、唐山等地開展巡視工作，著手恢復與各地黨部的聯系，布置“紅五月”工作。他還派出人員巡視山西等地，“幫助和檢閱各地實際工作的轉變”等。
約一個月后，也就是5月8日，中共河北臨時省委在北平召開常委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正式省委，中共中央派來的殷鑒任書記，阮嘯仙改任組織部部長，至此結束了第二次為期一個月的代理書記。
新省委成立后，阮嘯仙全力支持新任省委書記殷鑒的工作，與省委其他同志一道，集中力量恢復、整頓省委及北平市委組織；加強對職工運動的領導，有計劃地安排黨員到工礦領導工人斗爭；開展各種宣傳，發動農民開展抗租、抗稅、抗債斗爭等。
五、六月間，蔣介石密令國民黨華北當局，要把北平的共產黨作為重點予以鎮壓。由于徐蘭芝和韓連會叛變，分別供出了中共河北省委組織秘密，此屆省委僅工作了一個多月便解散。
6月26日，中共河北省委、團省委、軍委、省互濟會及北平市黨團組織又一次遭敵大破壞，殷鑒、薄一波、廖劃平等20多名領導干部被捕，阮嘯仙因外出巡視再次躲過一劫。
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遭到破壞后，由鐵總負責人馬輝之、北平黨組織負責人平杰三、團省委負責人王德三人，組成中共河北臨時省委繼續堅持工作，一面恢復黨的組織，一面清除叛徒。此時，阮嘯仙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
1931年7月后，阮嘯仙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分赴遼寧等地開展巡視工作，從此就再也未回過河北和天津。
第三次：擔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
1934年10月，由于“左”傾領導錯誤指揮，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力紅軍被迫長征。時任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的阮嘯仙，奉命留在贛南，與項英、陳毅、賀昌等人一起堅持斗爭。
12月下旬，項英、陳毅在于都寬田召開中共中央分局擴大會議，對粉碎敵人的分區“圍剿”、發動蘇區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作出了決定和部署。就在這次會議上，因原中共贛南省委書記鐘循仁調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決定由阮嘯仙接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政委，具體負責領導贛南省軍民開展游擊斗爭。
阮嘯仙接到中共中央分局的指示后，于12月底匆忙從瑞金趕到于都。在井塘村，阮嘯仙見到了陳毅。見阮嘯仙這么快就從瑞金趕來，陳毅感到十分高興，簡要向阮嘯仙傳達了中共中央分局擴大會議精神，并一起研究了贛南省的工作。
◆工作中的阮嘯仙。
最令阮嘯仙頭痛的，就是保護、疏散和安置留在蘇區的紅軍傷病員及領導干部家屬。當時，留在蘇區的傷病員約有三千人。阮嘯仙與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機關人員一起，分別到各區、鄉召開干部會議，將安置任務落實到村到戶，有時還親自到農戶家里做動員工作。在阮嘯仙等人的艱苦努力下，安置工作進展十分順利，群眾認養十分踴躍。廣大群眾對傷病員精心護理，使多數人員在短時間內痊愈歸隊。
中央蘇區的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至1935年2月中旬，中央蘇區僅剩下于都縣的禾豐和黎村兩個區，其余全部被敵所占。此時，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機關以及紅24師、紅獨立3團等紅軍部隊，已全部被敵人圍困在于都縣的禾豐地區。贛南省機關及部隊，也已在1月下旬退至禾豐地區，被粵軍余漢謀部包圍封鎖。被圍的機關部隊如不迅速突圍，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2月5日，突圍在長征路上的中共中央給中共中央分局發來了一封“萬分火急”的電報，指示項英、陳毅應領導蘇區紅軍部隊在蘇區及其周圍分散開展游擊戰爭。幾天以后，中共中央再次致電中共中央分局，對蘇區紅軍部隊分散突圍開展游擊斗爭作了詳細指示。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分局在禾豐地區召開了緊急會議，對機關部隊分散突圍作出了部署。會后，在項英、陳毅的指揮下，被圍在禾豐地區的紅軍部隊及機關人員，分成九路陸續出發，分別向閩贛、閩西、東江、贛南、湘南、湘贛等地突圍。
2月21日，阮嘯仙在禾豐主持召開中共贛南省委、贛南省蘇維埃政府、贛南省軍區全體人員參加的游擊戰爭動員大會。會上，阮嘯仙傳達了中共中央分局緊急會議精神，通報了當前中央蘇區面臨的嚴峻形勢，緊急作出了贛南省機關工作人員分三路向黎村上坪山區轉移的部署。但是，由于行動遲緩，敵人早已形成強大的包圍圈，形勢非常危急。
3月4日，中共贛南省委、贛南省蘇維埃政府、贛南省軍區和紅色中華報社、工農劇社等機關及部隊二千余人，在中共贛南省委書記阮嘯仙、贛南省軍區司令員蔡會文、贛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中共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梁柏臺、少共贛南省委書記陳丕顯的率領下，整編為三個支隊，從于都上坪的南坑出發，往贛粵邊境的定南、龍南、全南方向突圍，立即遭到粵軍余漢謀部第1軍第1師第1團瘋狂阻擊，突圍隊伍損失嚴重。
上午10時許，阮嘯仙發現突圍隊伍成一路縱隊行進，極易被敵人發現和圍攻，便立即從衣袋掏出筆記本，撕下一頁，迅疾與蔡會文聯名給支隊長林匡、政委劉吳寫了一份手令 ，命令隊伍“應與連或兩個連為單位”，“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到三南與河西去活動”，并強調“任何猶豫不決都是等于幫助敵人，（是）自殺的方法”。
◆中共贛南省委舊址。
命令雖發出，但突圍隊伍來不及分散，即在畚嶺地區的羅坑、金沙一帶與敵人遭遇，激戰數小時，隊伍被敵沖散。3月5日，阮嘯仙帶病指揮突圍隊伍，繼續在畚嶺地區與敵周旋。隊伍突圍至信豐牛嶺一帶時，又遭敵軍重兵阻擊，雖經奮力沖殺，終因封鎖嚴密，未能殺出重圍，傷亡慘重。
3月6日，阮嘯仙、蔡會文率部沖破畚嶺、牛嶺封鎖線后，又再次在信豐縣安息鄉（今安西鎮）上逕村一帶與余漢謀軍第2師教導團遭遇。在這危急時刻，阮嘯仙喘著粗氣，一邊指揮戰士阻擊敵人，一邊率領工作人員向外突圍。當隊伍突圍至上逕村楓樹庵附近的上小埂時，阮嘯仙不幸被敵彈擊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英年37歲。
1935年4月，陳毅在安全突圍抵達信豐油山后，驚悉阮嘯仙和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先后犧牲的噩耗，含淚寫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詩篇——《哭阮賀》：“最近同志中，阮賀足稱賢。阮譽傳嶺表，賀名播幽燕。審計嘔心血，主政見威嚴。哀哉同突圍，獨我得生全。”充分表達了他對犧牲戰友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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