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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夙愿:必須把絲綢之路現代化

張謹 · 2024-11-13 · 來源:黨史博采 |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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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得到了廣泛響應,取得了顯著成效。這是對中華傳統文明的接續,是對開放中國的有力推動,是對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的重大貢獻。重啟絲綢之路是中華兒女有識之士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孜孜以求的夙愿。1964年6月,他在接見中國——阿富汗聯合勘界委員會阿方首席代表時,就明確表達了這樣的愿望:“必須把絲綢之路現代化。”意在讓古老的絲綢之路重放異彩,給傳統的絲綢之路賦予現代氣象。為此,他從新中國建立之初開始,就著手謀劃重啟絲綢之路,以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重要起點,以歷次重大國事訪問為突破口,殫精竭慮,謀定而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先導性、奠基性工作,為構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奠定了堅實基礎。

  倡導五項原則 為實現絲綢之路現代化筑牢“壓艙石”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中印兩國政府代表團,同意談判解決印度在西藏的商務代表團所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他首先對以駐華大使賴嘉文為團長的印度代表團表示歡迎,然后說:“新中國成立后就確定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他接著說:“兩個大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兩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這些原則任何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這是周恩來第一次在正式的外交場合完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絕不是他隨意的發揮,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周恩來在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時就指出:“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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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媒報道周恩來訪印。

  1954年4月,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正式簽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第一次在國際性文件中出現。1954年6月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再次寫進兩國總理聯合聲明。訪印后周恩來接著訪問緬甸,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毫無例外地寫入雙方的聯合聲明。從此這五項原則在全世界傳播開來,影響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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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萬隆會議,會議休息時他為各國朋友簽名留念。

  1955年4月,由29個亞非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周恩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出席會議。在亞非會議期間,周恩來不失時機地以靈活的方式傳播、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4月21日晚,他參加越南與老撾領導人的會談,見證了他們所發表的以“在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的范圍內,發展和協調在這兩個國家之間存在著和應當存在的睦鄰關系”為核心內容的聯合公報。萬隆會議在周恩來的積極斡旋和倡導下,取得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核心的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這一重要成果。萬隆會議期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許多參會國領導人心中播下了種子,到處生根發芽,成為重啟絲綢之路的思想共識和精神依托,并逐步成為普遍適用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親善和睦四鄰 為實現絲綢之路現代化加裝“安全閥”

  從世界范圍和地區形勢看,1956年秋冬和1960年春是多事之秋。英、法兩國為重新霸占蘇伊士運河,聯合以色列發動了侵略埃及的戰爭;在東歐先后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匈牙利,加之中印邊境摩擦不斷,邊界劃定、華僑雙重國籍等敏感問題持續發酵,中國周邊的有些鄰國對中國強大起來后會不會向外侵略產生擔心和恐懼。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親善四鄰、安定友邦,周恩來接受邀請,滿懷誠意,先后于1956年11月和1960年4月出訪亞洲八國和亞洲六國,這些國家大都與絲綢之路有極高的關聯度。他的成功訪問,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形象,為重啟絲綢之路鋪平了堅實的道路。

  周恩來在出訪亞洲國家時,總不忘回憶往事,追溯友好的歷史,以激勵彼此珍惜友誼。1956年11月他訪問越南,專門參觀了50年前孫中山在越南進行革命活動時創辦的河內中華中學。在歡迎國宴上一往情深地談起與胡志明的特殊關系,“34年前,我在巴黎認識了胡主席。我那時還剛剛加入共產黨。他是我的老大哥”。在柬埔寨訪問,與西哈努克會談時說:“柬中兩國是兄弟國家,在歷史上兩國已有很久的關系。”在印度孟買訪問,周恩來提起了在抗日戰爭中援華犧牲的醫生柯棣華,他說:“單就這件事就使中國人民在心里銘記著柯棣華的名字和偉大的孟買。孟買是一個贏得中國人民尊敬的城市。”在緬甸,他邀請緬甸朋友訪問中國,并表示“他們將受到親戚一樣的熱情接待”。在巴基斯坦,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據可靠的歷史記載,我們兩國早在第五世紀就開始了文化和經濟交流。中國高僧為了尋求知識,曾經先后來到這個地區,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和玄奘。1957年的新年,他來到錫蘭的科倫坡,百感交集,在市民歡迎會上說:35年前第一次路過科倫坡的時候,自己曾為這個城市的美麗所打動。現在,它仍然是那樣美麗,但是不同的是,它已經不再處于殖民主義之下了。

  周恩來出訪周邊鄰國的重要意圖,就是釋放平等的信號,播撒友誼的種子,消除遭滲透、被侵略的恐懼心理,緩和矛盾沖突,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影響雙邊關系的歷史遺留問題。在越南,周恩來公開承諾,堅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專程到河內市郊參觀越南人民為紀念他們的民族女英雄征側和征貳而建立的“二征王廟”,以表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的中國不同了,大民族主義正在被清除,而代之以兄弟的情誼”。在緬甸,針對吳巴瑞總理擔心大國侵略的憂慮,他誠懇地表示,就中國來說這是不會發生的,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我們自覺地提出反對大國主義,我們說話是算數的。在尼泊爾歡迎會上,周恩來面對熱情的市民說:中國人民一向認為每個國家,不論大小都是相互平等的,并有它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的優點。邊界問題是周恩來出訪有關國家的重要議題,他帶著極大的誠意,先后與緬甸、印度、尼泊爾、阿富汗領導人進行了磋商會談,在許多方面達成了共識。與緬甸的邊界問題,“通過多年努力,雙方的觀點一天一天接近了”,最終于1960年10月簽訂了條約。與尼泊爾的談判進行的十分順利,1960年4月中國和尼泊爾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同時交換了關于兩國邊界問題協定的批準書。在阿富汗訪問時,周恩來正視兩國的邊界問題,當阿方提出在阿富汗走廊修一條公路時,他贊成這個意見,并表示可以研究。與印度的談判,盡管費盡周折,最后也沒有取得明顯成果,但“周總理的積極態度受到印度和全世界輿論的熱烈歡迎”。在訪問越南、柬埔寨、緬甸過程中,周恩來還就華僑問題與相關國家領導人交換了意見,在接見華僑代表時,勉勵他們做一個守法的模范的僑民。

  開拓立體交通 為實現絲綢之路現代化插上“金翅膀”

  絲綢之路首要的是互聯互通,人行萬里,貨暢其流。而重啟絲綢之路關鍵的是突破交通瓶頸,逐步形成陸路、水上和空中的現代立體交通格局,變艱辛跋涉為日行千里,讓古老的絲綢之路不斷拓展空間、縮短距離。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造船工業和遠洋運輸事業幾乎是一片空白。面對困局,周恩來高度關注新中國遠洋運輸事業的發展,多次提出明確要求,作出具體指導。在國際交往中,他主動出面與捷克、波蘭等友好國家的領導人商談,先后成立聯合經營的國際海運公司和中波輪船公司,利用對方的便利條件,沖破封鎖,“借船出海”,共同開展國際海運。他曾囑咐交通部門的同志,要多向外國同志學習,培訓自己的船員,打好基礎,待條件成熟時,建立自己的遠洋船隊。周恩來十分期待有一支懸掛五星紅旗的中國船隊,能夠早日沖破封鎖,航行在遼闊的世界海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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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陳毅訪問尼泊爾期間游覽博克拉湖。

  1961年4月27日,新中國第一家海洋運輸企業——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應運而生。第二天“光華”輪滿載著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起錨出發,揭開了中國遠洋運輸史上新的一頁。隨之,我國一批自營船舶陸續開辟了東南亞、西亞和東非的航線。為了盡快發展我國的遠洋運輸事業,1964年周恩來作出了造船和買船并舉的決策,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1970年,他排除“左”的思潮的干擾,又提出在1975年基本結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輪的局面,大力發展國內的造船能力,在國內造船一時不能適應需要時,適當從國外買一些船舶,以掌握遠洋運輸的主動權。

  航空是現代交通最快捷的方式,也是絲綢之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進入上世紀6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狀況的好轉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周恩來開始思考和謀劃“飛出去”的問題。1963年6月1日,他親自接見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總經理馬立克·努爾汗一行,就中巴通航問題進行交談,并指示中國民航總局負責人,對中巴通航一事立即著手調查、研究、規劃。1964年5月,中巴正式通航后,周恩來再次會見努爾汗,贊賞巴基斯坦政府在實現中巴通航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中巴通航打開了我國通往歐洲、非洲的大門,打破了中國“與世隔絕”的狀態。

  1965年6月,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巴基斯坦、坦桑尼亞,乘坐第一次擔負國際遠航任務的中國民航公司專機。行前,他為機組人員鼓勁打氣,說:我們一定要飛出去,我和你們一起去實踐。訪問結束歸來后,周恩來勉勵圓滿完成首次國際遠航飛行的機組人員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你們這次不是走得很好嘛!1973年8月,他指示中國民航要盡快實現“飛出去”的目標,強調:“現在建交的國家越來越多了,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現代的世界,不能鎖國自守,要把‘飛出去’作為政治任務來切實規劃,進行認真準備。”1974年4月,民航總局向周恩來報送《關于民航國際通航準備的報告》。他明確批示:“審查今年下半年開始國際通航條件是否具備,保證雙方往來,不致發生空中導航、通信、氣象……等事故。如條件不夠,必須加快準備,不能隨便批準。”

  在鐵路對外聯通和援助建設上,周恩來也給予重視,并為此付出了心血。1956年1月,中、蒙、蘇三國鐵路聯運通車,在慶祝宴會上,周恩來高興地說:“三國鐵路的聯運通車,是三國間經濟合作、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進一步加強的標志。因此,人們把這條鐵路叫做‘友誼之路’是非常恰當的。”

  上世紀60年代初,獨立后坦桑尼亞和贊比亞表達了建設坦贊鐵路的迫切愿望,并對中國政府援建寄予希望。周恩來得到報告后,經過深思熟慮,表明了支持援建的態度。1965年6月,他在對坦桑尼亞進行友好訪問時,經過調研就坦贊鐵路建設標準提出了明確意見。1970年10月坦贊鐵路正式開工,1975年5月底全部竣工。坦贊兩國人民把坦贊鐵路譽為“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擴大對外交流 為實現絲綢之路現代化開啟“連心鎖”

  絲綢之路是商品交換之路,更是友誼傳播之路、文明互鑒之路。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以出席日內瓦會議為開端,關注的視野不斷拓寬,到訪的足跡不斷延伸,從周邊鄰國,到中亞、東歐、直至遙遠的非洲。他在26年的外交生涯中,在絲綢之路沿線,親自出訪的國家超過18個,建交國家超過36個,為重啟絲綢之路貫通了“人脈”、擴大了“朋友圈”、開啟了“連心鎖”。

  1963年底,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友好使者第一次踏上遙遠的非洲大陸,開始了非洲10國之旅,這也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絲綢之路開拓之旅。從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2月4日,歷時55天,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先后訪問了北非、西非和東非10國。他把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作為訪非第一站,那里有他在萬隆會議上結交的老朋友納賽爾總統。在開羅郊外,觀看完一位阿聯運動員在金字塔上的表演后,他特意贈送一支英雄牌金筆給表演者作紀念。在阿爾及利亞,他出席了阿爾及爾市“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禮,和陳毅一道接受“阿爾及爾榮譽市民”稱號。在訪問加納前夕,那里突發變故,加納總統恩格魯瑪遇刺。為此,周恩來專門派隨訪的外交部副部長黃鎮先行去加納,溝通有關接待問題,充分考慮對方面臨的境況,從兩國領導人的安全出發,最大限度地簡化程序和禮節。恩格魯瑪對中國代表團的舉動喜出望外,臉上貼著紗布、一手纏著繃帶的恩格魯瑪,見到周恩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歡迎你,欣賞你能來”。會談結束時,恩格魯瑪充滿深情地說:“我個人、加納政府和人民感謝你的訪問”,“你的訪問,是所有外國領導人對加納訪問中最好的一次訪問”。

  周恩來的萬里之行,一方面鞏固和加深了與已建交非洲國家的友好關系,同時結交了許多新朋友,與突尼斯建立了外交關系,與埃塞俄比亞協議采取措施在最近的將來使兩國政府的關系正常化。他在訪非過程中,對涉及的諸多熱點問題,與非洲朋友推心置腹,坦誠回應。到訪國家的領導人幾乎都對中印關系問題表示關切,詢問現狀,提出調解意見。周恩來向各國朋友詳盡介紹了中印邊界的現實情況,贊賞包括非洲有關國家參加的科倫坡會議為促進中印和解所作出的努力。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非洲朋友共同熱心關注的問題,也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非洲領導人紛紛表態,要“全心全意地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并將為此繼續努力,直到這個問題獲得解決為止。”最終,中國于1971年10月“被非洲兄弟抬進了聯合國”。

  周恩來在訪問中,十分注意尊重非洲人民的主體地位,尊重他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選擇。在與馬里簽署的《聯合公報》中,由衷“祝愿兩國人民在他們各自選擇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就”。在群眾集會上,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各國人民的革命,從來都只能由各國人民自己來進行,任何旁人都是不能夠代替的,任何外來的干涉都是不能容許的。”他對幾內亞總統杜爾所表示的“我們向來不談社會主義”的觀點予以認同,對幾內亞人民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表示充分理解,盛贊兩國“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作出了典范”。周恩來到訪的非洲十國,基本都是奉行的和平中立的不結盟外交政策,顯然與中國的結盟外交界限分明。周恩來對此沒有給予排斥和否定,公開表示,中國雖然是結盟的國家,“不能參加不結盟國家會議”,但“中國政府和人民一向充分尊重亞非國家所奉行的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并且支持和援助這些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的正義斗爭。”

  推動政經聯動  為實現絲綢之路現代化注入“新動能”

  絲綢之路是和平之路,更是發展共贏之路。通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新中國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充分展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開始把對外交往的觸角向經濟合作延伸,以政治互信帶動合作共贏,以無私援助助推民族獨立,為實現絲綢之路現代化注入“新動能”。

  在對外交往中,周恩來本著量力而行的原則和真誠友好的愿望,表示中國愿意盡自己所能幫助兄弟國家。1956年12月,在緬甸捐款四萬緬元,救濟仰光潘陽貴地遭受火災的災民。1957年1月,在參觀尼泊爾加德滿都一所孤兒院時,向該院捐贈五萬尼泊爾盧比以改善孤兒福利。同時,還主動為友好國家發展出謀劃策。在越南訪問期間,應主人要求,周恩來對越南國內情況提出了參考意見。根據要求,表示同意中國專家留下繼續幫助工作。對蒙古的經濟建設問題,他強調要自力更生,要增加物質生產和人口,發展生產和增加人口相結合,還要多搞一些輕工業。在柬埔寨,他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兩國的經濟往來,鼓勵華僑加大對柬建設投資,參觀中國援建的膠合板廠,參加皇家紡織廠開幕典禮;在印度,他走訪了遍及南北東西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在巴基斯坦,他深入達卡和錫特拉基河上富庶的納拉揚甘吉工業區;在阿富汗,古老的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他參觀了意大利幫助修建的索羅比水電站;在緬甸,他走進了仰光的達棉國營紡織廠;在越南,參觀中國援建的升龍卷煙廠、金星橡膠廠、河內卷煙廠,還訪問了河內百科大學和河內市郊仁政鄉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今后的互助合作找準時機、把握方向。在訪問會談中,周恩來還毫無保留地與非洲兄弟分享“中國經驗”,善意地提出積極的建議。

  中國政府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是周恩來在訪問非洲過程中,邊思考邊交流,經過反復討論、歸納總結出來的。在與阿聯、阿爾及利亞、幾內亞、索馬里等國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都表達了相同、相似的觀點。在與加納總統恩克魯瑪最后一次會談時,他完整地提出了八項原則,并在答加納記者問時向國際社會作了公開承諾。在馬里訪問時,將八項原則寫進了《聯合公報》。八項原則充分體現了真誠無私、尊重主權、平等互利的精神,為開展新型的國際經濟合作提供了基本準則,有力地助推了中非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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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非期間,周恩來在記者招待會和群眾歡迎大會上一再重申:訪問非洲國家的目的是,增加我們的知識,向非洲人民學習有益的東西。在非洲各國,他除了禮節性的走訪之外,更多地深入工廠企業、港口、養殖場、研究所等,了解當地的產業特色和經濟發展狀況,為推進經濟合作奠定基礎,為促進中國自身經濟發展提供借鑒。在阿聯,參觀了開羅“勝利”汽車廠、阿斯旺高水壩工地、蘇伊士運河港口和造船廠;在阿爾及利亞,參觀了液化石油工廠;在突尼斯,參觀了斯蒂牛奶工業公司、手工藝中心;在加納,參觀了加納新港和工業基地特馬;在馬里,參觀了動物研究所、養牛場、家禽飼養場、實驗室等;在蘇丹,參觀了棉花產區吉齊拉。周恩來繼在阿聯、阿爾及利亞參觀現代化煉油廠之后,在摩洛哥又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意大利、法國幫助建設的煉油廠。這幾個煉油廠的現代化程度給周恩來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現場,他明確指示,回國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術專家來這里考察,這很值得一看。

  周恩來為實現絲綢之路現代化的夢想,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也創造了顯著的業績,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在書寫新絲路新篇章的今天,我們要深刻銘記、接續傳承,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人類的和平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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