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勤德（2024年6月22日）

　　我和文茂的交往已有近30年了。他約我第一次見面，是對我們作為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的工作人員，能夠調研和宣傳一批走集體化道路的幾十個農村先進典型表示贊揚和支持。此后，我們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他退休后，我們更是在一塊同甘苦、共患難，為宣傳和踐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偉大真理而不懈奮斗了。所以，對于他的不幸逝世，我特別悲痛。

　　文茂一生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我個人的探討性意見是，他最大的貢獻是提出并且真誠的堅持和勇敢的捍衛毛澤東路線。他是不是第一個提出“毛澤東道路”的人，我因為了解情況有限，不敢肯定。但是我覺得，他對毛澤東道路內容的概括。是比較全面、系統、具體的。他認為毛澤東道路的內容，一是他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兩場社會革命，開辟了兩條革命的道路。一條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另一條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二是他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兩場現代產業革命，其一是展開了一場現代農業革命，其二是展開了一場現代工業革命。三是他推動了我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使這種轉型沿著正確的道路向前發展。四是他提出了我國社會事業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事業發展的前進方向。五是他既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體制和上層建筑，又探索了防止這種制度變質的群眾運動形式。六是他既吸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又對傳統文化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改造。

　　這一套雖然是他去年在烏有之鄉紀念黨的生日和毛主席誕辰130周年大會上提出來的。但其基本內容可以說是他一直在真誠堅持和勇敢捍衛的。這表現在多個方面，此處僅舉以下四個例子：

　　第一，他一直強調用毛主席的經濟學思想特別是老人家《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的思想研究三農問題包括人民公社的問題是有重大現實意義的。他說：“解散人民公社的要害一是瓦解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體制，一是為城鄉資本的大發展釋放了大批自由的雇用勞動力。人民公社是什么?無非是要在一個比傳統的村莊(高級社)更大的規模和范圍上組織起來，以利于農、工、商綜合經營，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的一種制度安排和組織形式。農村靠戶自為戰不行，靠村自為戰也不行，為什么?因為我們的任務不但要解決農業問題，而且要解決國家和農村的工業化問題，要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如何走向一體化的城鄉關系問題，要解決新形勢下的工農聯盟問題，要解決城鄉之間生產力合理布局問題，要解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城鎮化道路問題，要解決國家計劃與市場機制的關系問題等等。有人民公社這種制度安排，上述問題就會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完善；沒有了人民公社，就會滑向資本主導的方向并使國家陷入帝國主義附庸的泥潭。

　　第二，他一直大聲疾呼社會主義的政府既要發揮一般社會管理功能又要發揮產權主體代理人的功能。他指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市場競爭的社會秩序。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是資本主義的守夜人或店小二，但不具有資產產權代理人的功能。而社會主義的政府除了一般社會管理功能之外，還具有產權主體代理人的功能。如果政府放棄了這一功能，全民所有制一定會瓦解變質。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首先要表現為將公有資產的經營和管理功能委托給政府的有關機構來執行，這就必然要建立人民對于政府的一種委托代理關系。而這種委托代理關系在商品貨幣關系存在的條件下，是很容易顛倒主人和代理人的關系，代理人（階層）成為社會的主人。這才是毛主席晚年堅持繼續革命的根本原因。為此，他探索了多種形式，在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進行了反復的實驗，最后不得不打破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社會秩序和體制，義無反顧地進行了文化大革命的探索實踐。

　　第三，他一直強烈呼吁要用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研究勞動人民參予管理國家和管理社會的有效形式問題，包括要深入研究文革實踐的得失，哪些東西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哪些東西只不過是當時條件下難以避免的非主流、非本質的現象。他指出，“文革最本質的精神是什么?是不是每隔幾年來一次的大民主運動?我看是的。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每隔幾年來一次，運動一下。這是首先解決有沒有、敢不敢的問題。這很重要，可以保證公仆們要看著人民群眾的臉色辦事，而不是相反，再也不用看著群眾的臉色了。這是根本，是毛主席說的人民群眾要有管理上層建筑的權利，并且是最重要的權利，而不是僅僅擁有勞動、教育和社會保障等等權利。在此基礎上，也有很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比如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如何結合起來，做到動而不亂，不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如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找到群眾運動新的實現形式，等等。”

　　第四，他敢于根據毛主席關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根本走不通的論斷，研究問題，分析形勢，明確方針任務。毛主席說：“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還既合作又排擠，怎么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初心、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的很。”（《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文茂很重視毛主席這段話，他反復學習，深刻領會，切實作為自己研究問題，分析形勢，明確任務的理論依據。

　　文茂認為，“改革，促成了國內城鄉資本主義的大發展；開放，又為國內相對過剩的產能找到了國際大市場，同時促成了國際資本在我國攻城略地的大擴張。這就是改開四十多年經濟發展的本質。而現在的問題，是這兩大波次的擴張都已經遭遇強大的阻力，撞到了南墻，失去了繼續發展擴張的勢頭。有些精英在不斷地編織一種夢幻般的美麗圖景，就是我們可以完全打開國門，放大量外資進來。我們有能力掌控國內各類資本，也有能力掌控國際壟斷集團的在華資本，還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簡單點，就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能強大復興。但是，帝國主義的本性決定了美國不僅不能容忍社會主義的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而且，對復辟了資本主義的俄國也同樣不能容忍。這個道理很簡單，兩次世界大戰不是帝國主義之間爭奪世界資源和霸權的戰爭嗎? 整個世界的格局，依然是三個世界的架構。中國向哪個方向演變已經成為世界變局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有兩條路，一是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的自主型的發展道路，團結第三世界，聯合第二世界，在對等開放的基礎上實行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另一條是買辦漢奸勢力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聯手，使中國成為他們新的寄生宿主。”

　　顯然，他依據毛主席那段話特別是最后那句話，既指出了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是中美關系緊張的外因，又指出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其內因。同時，又肯定了中國存在著成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新的寄生宿主即實質上變成社會帝國主義的可能性。顯然，這樣才有利于使我們勇于承認《中國統計年鑒》（2020）指出“全國工業企總額為78039億美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68466億美元，即企業壟斷組織已經在經濟生活中起到了決定作用；實際利用外資1443億美元，對外投資15 17億美元，即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兩個列寧提出的關于帝國主義特別重要的兩個基本特征，實質上是認為中國已經很像當年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那樣，達到了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即中國特色社會帝國主義階段這個客觀事實；才有利于使我們看到，按照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和“三個世界”的理論去進行反霸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爭霸式反霸的不同點；才有利于使我們防止右傾機會主義者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九評”里就有這個提法）包裝成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去騙人；才有利于使我們認識到讓我國卷入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的軍事沖突甚至核大戰，將給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有史以來最大浩劫的可能性。文茂和一些同志一樣指出了這一點，從而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這種危險性，這無疑是為促進現階段廣大民眾的新覺醒，作出了積極貢獻。

　　僅從以上幾點便不難看出，文茂同志是名副其實的毛澤東道路的真誠堅持者和勇敢捍衛者。我們悼念文茂，正像紀念其他革命同志一樣，最好的紀念是把他們的革命精神發揚光大，宣傳和踐行好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救世界的偉大真理。因為，這是在當前這個中國和世界都面臨的重要歷史關頭，偉大祖國的莊重呼喚和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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