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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把人民當信仰，誰就是人民的信仰！

　　1958年秋天，參加河南省召開的地、縣兩級秋糧征購大會的蘭考縣長張欽禮，猛烈批評河南省委帶頭大搞浮夸風和瞞產風、違背毛主席大躍進精神，并點名批評了省委第一書記，吳書記。

　　當時吳書記不但放衛星，還在河南平原地區指揮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謂“一塊地對一塊天”。

　　在瞎指揮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

　　為了一兩年之內實現水利化、向中央表功（也是為他背后的人彰功），吳書記在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可是，就在1958年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召開的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上，吳書記竟然吹噓河南全省深翻土地八千萬畝，每畝施肥五萬斤……

　　到8月底，河南省委背著毛主席與中央，強行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合并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對外鼓吹“跨入共產主義”。

　　吳書記的底氣從哪來？膽子從哪來？

　　四個月之前即1958年4月，某位中央領導從穗返京，當火車途徑鄭州，在車站與前來接送的吳書記交談了十來分鐘，說：

　　我們有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

　　吳書記的熱情很高，說：

　　大社都有了，只是還不叫公社……

　　得到“點撥”的吳書記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開始了“共產主義大試驗”，信陽地區小麥“高產衛星”正是向“小社并大社”熱潮奉獻的第一件禮物。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三天后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高產衛星”，也是吳書記的杰作。

　　那一時期，農民經常在干部的威逼下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里供人參觀，甚至還有一些領導曾站在上面笑瞇瞇地拍照、鼓吹共產風……

　　瞞著毛主席，他們什么都敢干。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是鼓吹“共產風”、“窮過渡”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證據——這篇社論沒有經過毛主席審閱。

　　在這個背景下，冒死批評河南省委與吳書記的張欽禮，隨即便被批斗，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還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送蘭考縣老君營農村接受群眾監督勞動改造。

　　這早不是張欽禮第一次因為“說真話、認死理、不唯上”而受到處分了。

　　一年前反右，有群眾揭發蘭考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等這名軍人從軍隊退伍復員回來后孫躍堂又捏造罪名將其打入監獄…當時超過兩百名干部群眾在控告的大字報上簽名支持，然而時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部長趙文甫（負責反右運動的官員之一）卻要把這些簽名者全部劃成右派，張欽禮立刻站出來反對這樣做：

　　你們明白什么是右派嗎？毛主席知道你們這么干嗎？

　　結果，張欽禮慘遭“降級處分，內部控制使用”……

　　1958年被吳書記“發配”勞動改造期間，張欽禮住在草庵里，到農民家里吃飯（不斷有農民群眾偷偷給他送吃的喝的用的），但村里已開始鬧饑荒，村民們也沒有多少糧食了，越來越多人偷偷往外討飯（吳書記卻下令派人在各村口監督阻擋）……

　　1960年10月28日，張欽禮按耐不住，給中央寫了信反映河南的實情：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等省委領導，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好干部好黨員橫遭批斗、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聽說信陽的群眾餓死很多，呼求快來救救河南人民。

　　張欽禮不敢通過郵寄的方式，決定坐火車到北京。

　　經過一番周折，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時，總理在北京接見了他。

　　隨后，經毛主席、陳云等研究，中央派建勛同志接替吳書記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1961年冬，建勛同志代表省委正式給張欽禮平反，恢復了縣委副書記和縣長的職務，同時給他補發了工資——補發的三年工資1246元剛剛到手，張欽禮立刻全部捐給了蘭考縣救災辦公室……

　　1962年12月，焦裕祿同志調任蘭考縣委第二書記（當時第一書記空缺），得到了時任縣委副書記的張欽禮為首的一批本地干部的大力支持。

　　焦裕祿帶著中央的意志而來，大膽為兩千多蒙冤的基層干部平反，并贊揚那些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干部，為他們恢復原職原薪、恢復黨籍，有的提拔重用。

　　當時技術員魏鑒章、朱里楚正在蘭考搞農桐間作實驗，由于環境非常艱苦，這兩位來自南方的年輕人萌生退念。焦裕祿立即通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這已經超出了廳局級干部的待遇資格，但焦裕祿和張欽禮等干部認為目光要長遠，不應拘泥于眼前，結果這項研究最后大獲成功，在蘭考、豫東和全國部分沙地大面積推廣，聯合國都派官員來豫東考察。

　　焦裕祿還組織超過百人的調查研究組，摸清了風沙、鹽堿、內澇的這三種災害的詳情，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規劃——這同樣得到了張欽禮、卓興隆、潘子春、藺永沛、樊哲民（他們以后都遭受迫害）等人的鼎力相助，享譽農民群眾。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累病交加去逝，張欽禮以副書記職務主持縣委全面工作。

　　1964年8月，河南省在豫東民權縣召開全省沙區造林會議，張欽禮代表蘭考縣作典型發言，除了介紹蘭考縣的造林成績和經驗外，還介紹了已故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縣除“三害”作出的重大貢獻和許多感人事跡。

　　會議結束后不久，河南省委做出了向優秀共產黨員焦裕祿學習的決定。

　　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新華社記者穆青、馮健、周原采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通訊，該通訊中稱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但這卻導致了張欽禮此后人生的政治起伏。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的四清運動時，地委派來的以秦一飛、周化民為核心“四清工作隊”就帶著某位陶姓領導（當然陶姓領導的背后也有大人物）的意志，對張欽禮清查批斗了半年之久，結果什么問題也沒有查出，只能“先放過一馬”……

　　1966年夏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蘭考的四清工作團變為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副團長周化民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

　　1966年秋，縣委借用來蘭考串聯的紅衛兵的名義，向全國發出了傳單：“新華社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株修正主義大毒草”——矛頭直指張欽禮，稱他是“黑幫頭子”，給他戴上了兩頂帽子：“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 “五七年的漏網右派”，每天被開臉花，戴高帽，拉到蘭考大街上游斗數次。

　　楊悍東后來在2005年5月接受采訪時曾這樣評價秦、周二人對張欽禮的批斗：

　　在一些人看來，聲勢比什么都重要，響應和呼吁書同時發出也在所不惜，一點點掩飾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們的主要理由是這個長篇通訊，說執筆寫報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紹焦裕祿事跡的人也是混帳王八蛋。這個呼吁書裝得‘左’的不得了，還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

　　1967年1月29日，開封軍分區介入蘭考的運動，當天下午1時到達，立即開始逮捕當年焦裕祿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縣樹立的一批先進生產隊的干部、群眾，甚至焦裕祿結交的農民朋友也不能幸免，不到一個月就逮捕了1206人，包括張欽禮和縣委七名常委、十個公社黨委書記、四桿旗（村）的干部群眾，千余人全部被投入監獄，全縣六千多名黨員中有四千名被開除黨籍……

　　運動中，秦一飛、周化民等人馬把焦裕祿紀念館砸毀，把館內全國捐贈的幾萬冊書籍和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有關資料付之一炬，焦裕祿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清字文，新華社記者的那篇《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通訊被列為禁文，焦裕祿“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設備也都被砸爛。

　　那個時候，蘭考縣數萬農民、工人、學生和機關干部紛紛走上街頭舉行抗議游行，僅張君墓等幾個公社就有兩萬人進城，要求開封軍分區副司令員李地山放人。

　　“蘭考衛焦”派代表與部隊交涉：一、放人；二、打傷的給予治療；三、賠禮道歉。

　　在人民群眾巨大壓力下，軍隊把人放了。

　　1月31日數萬農民、工人、學生和“蘭考衛焦”造反派把開封軍分區派出的三個連包圍了兩天，沒吃沒睡，并把帶隊鎮壓造反派的軍分區副司令員李地山抓起來游街。

　　部隊開卡車向外沖，包圍他們的群眾把車推得向后退。李地山的吉普車被抬起來，走不了。

　　“蘭考衛焦”造反派質問李地山：“你來干什么?” 李地山說：“支左的”。問：“誰是左派？”李地山說“不知道”。又問他“為什么要抓人?” 李地山說是“執行任務”。再問他為什么要抓人，李地山堅持說：“我們是軍人，來執行任務的”。

　　“蘭考衛焦”造反派向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還給他們送飯來，向他們說：

　　你們也是貧下中農子弟，你們當了兵，槍口不應對著階級兄弟，對著貧下中農！

　　聽聞此話，有的士兵都落了淚，把武器放下了。

　　但是李地山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反而更加肆無忌憚的瘋狂鎮壓群眾，他一方面向省軍區報告請求支援，一方面以駐蘭考部隊的名義，于2月1日發出了《告蘭考革命人民書》。

　　2月10日開封軍分區發表聲明，宣布張欽禮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蘭考“衛焦”是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

　　2月13日，開封軍分區發出了《給全縣貧下中農的公開信》。

　　2月15日開始，軍隊對蘭考實行軍事管制，軍管人員首先進駐蘭考縣郵政局。并實行第二次逮捕，張欽禮也在其中……

　　2月28日上午，開始審訊張欽禮。

　　開封軍分區政委親自審訊，兩側是手持上了刺刀沖鋒槍的戰士，政委大喊：

　　現行反革命分子張欽禮跪下！

　　張欽禮說：

　　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掃四舊，跪是四舊，我不能跪下！

　　他又要張欽禮低頭，張欽禮說：

　　不能低頭，低頭說話不方便。毛主席說過，革命隊伍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他又拳打腳踢了一陣，要張欽禮交待。

　　張欽禮說沒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

　　他又要張欽禮交出后臺老板，還說：

　　你的后臺老板是劉建勛！

　　張欽禮說：

　　劉建勛過去我見過，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根本沒見過他。

　　他又問張欽禮還有沒有比劉建勛更大的后臺，張欽禮說：

　　有！我的后臺是毛主席！

　　他隨即挨了一巴掌，滿口出血，并被戴刑具，砸上八斤半重的腳鐐。

　　張欽禮吼到：

　　你還有沒有別的刑具，你都拿來吧！

　　3月1日，再次審訊張欽禮。

　　這次是蘭考縣公安局長親自到監獄去審訊的。

　　他說：

　　今天叫你游街示眾。你答應了，和和善善解決問題，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不準講話。

　　張欽禮則說：

　　我也有要求，三條：1．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準動，要衣冠整齊見群眾；2．去掉刑具；3．自由演講。

　　他說：

　　第一、二條可以，第三條不能答應。

　　張欽禮說：

　　既然不行，協議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

　　不久，八個彪形大漢進來，兩個人一班，把張欽禮拉出去，一路上把頭按下去，拉上來，再按下去，再拉上來，弄得張欽禮昏過去了，沒有說話的能力了……

　　一直到1967年7月25日，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河南支左部隊時說：

　　河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等……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建勛同志和書記處書記紀登奎同志首先表態支持這兩個造反派組織，而張欽禮支持的群眾造反派組織“衛焦司令部”也聲明支持開封的“八二四”。

　　7月28日，《河南二七報》《新北大》合刊發表蘭考縣委常委/副縣長藺永沛、縣委委員縣委辦公室主任卓興隆、蘭考縣委委員/縣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趙翔、縣委候補委員/縣委農村政治部副主任樊哲民、蘭考縣委委員/裕祿中學黨支部書記和新民、縣委候補委員/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先志等十人聯署的文章《張欽禮是人民的好干部》和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的文章《控訴河南走資派對我一家的迫害》。

　　其中，《張欽禮是人民的好干部》一文指明：

　　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張同志，站在領袖的革命路線一邊，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堅決支持了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秦一飛、周化民、劉呈明等一小撮走資派，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傾柚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怕得要死，對革命的群眾運動恨得要命。運動一開始，他們就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四清工作隊變為革命工作組，派往各機關、學校鎮壓群眾運動，劃框框，定調子，組織圍剿革命干部、革命職工、學生，在縣委機關集中攻擊張同志。

　　隨即，張欽禮擔任蘭考縣革委會主任。

　　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眾，恢復了四千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焦裕祿紀念館，然后繼續實施焦裕祿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規劃。

　　同時，他帶領群眾，用一年多時間利用黃河水淤灌二十二萬畝鹽堿地為良田，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只不過，這些都成了日后他的“罪行”。

　　1971年初，在河南省委副書記王新的游說下，張欽禮被撤了革委會主任的職務，并被送到信陽大別山軟禁起來，此后又被送到大別山軟禁近兩年……

　　1972年6月7日，得益于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保護，張欽禮再度回到河南，繼續坐鎮蘭考，日以繼夜地帶干部群眾和三害斗爭。

　　前后六年多時間，引黃淤灌出26萬畝沙荒鹽堿地為良田；種植了56萬畝農桐間作地（區）；建立了60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