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朋友圈中，驚聞項鏡泉（1933-2023）老師去年年底離世，心感痛楚。項老師是前輩，更是毛澤東思想培育的戰士。在微信交流中方知他已高齡，但他對我的觀點鮮明支持，常鼓勵我的文章，提出分析建議，指出不足和需要深入的方向。他的思路深邃，表現出高超水平；他不屑門第觀念，對我這個出自企業的自學者，甚至不恥下問，使我深切感到老同志的關懷和溫暖。他幾次提出和我聯合寫文，但因各自研究的重點沒有同步，實際只完成了一篇：《項鏡泉 張 明｜建議加強黨政干部學習馬列毛原著活動》（昆侖策）。
2022年9月，項鏡泉同志在我發表《解放后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孕育、生長、揚棄路線圖初探》公眾號文章后，幾次叮囑我堅持不懈，逐項批透。我們也探討過公眾號發文困難，動輒被刪禁的應對。他最后微信回復我是去年4月29日。去年11月的回復我一時沒看明白，當時由于忙于駁斥胡德平先生觀點，沒有細想。后知原來是他后輩告訴我老人住院，我發的東西不能及時回復。如今斯人已逝，叮囑猶在耳邊。
劉曉鐸（迎春）同志（1932-2023）去世一年了，他去世的消息是郝貴生老師告訴我的，方知他是一位九旬老人。后看到悼念文章介紹他的生平，與我的印象不同，之前經常看到他犀利的文章，我想這可能是位眼里揉不得沙子，血氣方剛的中年人。卻不料他是一位典型的毛澤東思想哺育的知識分子。早知如此，面對一位畢生和工農打成一片，注重思想改造的學者，在我們爭論中我的遣詞用語就不會那么放縱尖銳了。
劉曉鐸同志在其生命的最后階段，最大的擔心是修正主義觀點對我們隊伍的侵蝕和理論誤導，他對“公有資本”、“資本生產要素”理念對科學社會主義指導思想的曲解決不容忍，在這些方面，我們是一致的。差別是方法策略。劉曉鐸同志曾希望我“說明對于繼續革命理論與‘利用’、‘轉化’資本之間的關系”。這是個大課題，遺憾沒有機會在他生前探討了。
毛主席去世后，社會發展演進中的反面教訓不斷沖擊著潑向毛澤東的污水，人們想起老人家最后的告誡：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可這一時半會是看不清的，幾十年后，總結歷程，先是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接著是折中主義，以及教條主義，對政治經濟理論的歪曲就很清晰了。1973年3月17日，毛主席會見楊振寧，說道：“公孫龍說過‘白馬非馬’。馬有白馬、黑馬、大馬、小馬，但是看不見‘馬’”（同日年譜）。抽象是看不見的，只存在于具體之中。正面的社會主義，反面的修正主義、走資派、敵人，并非僅法律的衡量，它們是抽象的，但通過具體的人、階段、事體現出來。需要“不看廣告看療效”。
項鏡泉同志叮囑我全力去批判《解放后對……》一文為主列出的錯誤，如主要有：1，八大以來的唯生產力論，把發達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混淆為充分條件；2，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并列，否定兩者的決定被決定關系；3，反映薩伊“生產三要素論”的GDP理念；4，否定集體經濟、合作生產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的虛偽性；5，公共服務產業化、資本化、私有化，挑戰兩大部類再生產理論和再分配理論；6，生產環節的勞動雇傭化，經濟中創新勞動附庸化，科技資本壟斷化；7，“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論混淆商品生產理論和實踐上的“社”“資”屬性；8，“治理通貨膨脹不能影響改革開放和經濟規模”論；9，以“和平發展主題”掩蓋所面臨的金融壟斷為首的全方位非軍事手段戰爭和顏色革命的危險性；10，以交換價值和價值的通約，把全球化中的壓迫、剝削看作被壓迫、被剝削方產業升級的單向受益，相對而言，財富輸出到壟斷國家支撐其壟斷；11，混淆公有制和私有制，股份制和合作制，用私有化解決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12，全要素生產率理論中的庸俗經濟學成分；13，忽略國家安全，脫實向虛的金融市場改革；等等，以及產生這些觀點、理論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 折中主義等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
一方面，大致至少是這些批判；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以來在向西方開放中，由對這類思想的警惕和批判，或者以樸素的勞動共富理念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中樹立起的，來自實踐一線的，由新生的雇傭勞動階級和代表他們利益的管理者為主體，在營造勞動奮斗的高效生產方式中變革生產關系構成的社會主義新鮮元素和經驗。批判與總結這兩個方面，就構成了劉曉鐸同志曾希望的“說明對于繼續革命理論與‘利用’、‘轉化’資本之間的關系”。這是一項巨大的工作，就要像兩位老師，俯首甘為孺子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們有毛澤東時代特有的、極其寶貴的知識分子特點——以反映時代潮流的浪花。
文尾，我用如今青年人也喜歡的《我是一條小河》的四句歌詞紀念兩位老師。
“山川給我跳動的脈搏
陽光給我青春的光澤
我的生命奔流不息
遠方的大海呼喚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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