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玉蘭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耕牛打掃衛生。（中紅網-呂玉蘭紀念館網）
呂玉蘭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切豬草。（中紅網-呂玉蘭紀念館網）
呂玉蘭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鐵姑娘隊隊員們一道爬樹打榆樹籽兒，采樹種育樹苗。（中紅網-呂玉蘭紀念館網）
集體的樹被毀壞了，呂玉蘭又扛著樹苗去栽樹。（中紅網-呂玉蘭紀念館網）
呂玉蘭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鐵姑娘隊員們在澆水搶種。（中紅網-呂玉蘭紀念館網）
呂玉蘭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們在挖渠澆水。（中紅網-呂玉蘭紀念館網）
呂玉蘭這三個字，曾是一代中國婦女、中國農民的驕傲。她1940年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邢臺市臨西縣下堡寺鎮東留善固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55年高小畢業后，她堅決響應傳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號召，抱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雄心壯志回鄉務農，不久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任本村黨支部書記。她聽黨和毛主席的話，一直堅持在農村參加生產勞動，積極帶領干部群眾戰天斗地、艱苦創業，把一個窮沙窩變成了林茂糧豐、五業興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1966年，她發表了介紹自己人生觀世界觀的文章《十個為什么?》，決心做一個“傻于集體，傻于人民，傻于社會主義”的“傻子”，被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幾十家海內外通訊社和報刊雜志廣泛轉載。1970年任中共臨西縣委第一書記，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1973年，她提出了著名的“農業要去，干部要下去”這句傳遍了中華大地的口號。1978年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她從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逐步成長為聞名全國的女勞動模范和女省委書記，曾三次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兩次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員，并長期擔任河北省委副書記、書記，正定縣委副書記和省農業廳副廳長。她曾和王進喜（工業大慶帶頭人王鐵人）、陳永貴（農業學大寨帶頭人）、焦裕祿（領導干部學習榜樣）一樣，成為毛澤東時代以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德、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態度、誓讓山河變新顏的決心和大公無私的傻子精神，帶領干部群眾戰天斗地，不畏艱難，改變家鄉貧窮面貌而在全國樹立起來的基層干部典型，黨和人民當時給予了她極高的榮譽。她的精神也鼓舞著全國人民大干社會主義、建設美好強大祖國的決心和意志。她的事跡可以說當時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1993年，呂玉蘭因遭遇車禍不幸病逝。我作為她的丈夫，向我的工作單位新華社請了兩年創作假，自費采訪了她的事跡。每當回憶她的成長過程，就會想起她的幸運：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有幸得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切接見和諄諄教誨，一直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哺育下健康成長。
故事還是從頭講起吧！那是1955年7月，呂玉蘭從下堡寺高小畢業了。她堅決響應黨和毛主席當時提出的知識青年回鄉務農的號召，回到了家鄉東留善固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玉蘭的經歷表明，她的一生，始終是聽毛主席和共產黨的話、堅定不移地跟著毛主席和共產黨走的一生，始終是向往共產主義社會、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和為改變家鄉面貌而拼搏的一生。她從這里邁出了第一步，從此一直沒有停止過，任憑有多少艱難與挫折！
這一年，是新中國農村形勢迅速發展的年頭。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邁開了步伐。其中，農業方面的發展走在了前頭。到1955年春，全國農業合作社發展到67萬個，參加合作社農戶的數量占全國農戶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毛主席于這年7月發表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后，農業合作化運動更是迅猛發展。在此前后，黨中央號召和鼓勵在校知識青年，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玉蘭是俺們學生中最積極要求回鄉務農的人之一。”呂玉蘭當年的同班同學、來后成為石家莊市電機廠退休工人的王振梅告訴我，當時，下堡寺高小多次在學生中傳達黨和政府關于知識青年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指示，明確要求學生做好繼續升學和回鄉務農這樣兩種思想準備。學校還組織大家學習課本和報紙上刊登的介紹山東省女知識青年徐建春回鄉務農的先進事跡，開展“如何學習徐建春”和“我們高小畢業后干什么”的大討論。徐建春是山東省掖縣后呂村人，1951年高小畢業后，回鄉參加了農業生產，在黨的教育和引導下，積極走集體化道路，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1953年被選為山東省勞動模范。他們記得，當年玉蘭是向徐建春學習最認真、發言最踴躍的一個，老師曾將她寫的有關文章，在課堂上當作范文宣讀，并把它貼在墻報上。第二年，呂玉蘭作為回鄉知識青年的代表，到母校作了一次匯報，熱情地鼓勵同學們“學習徐建春，建設新農村”。
如今這些稿件，已經無從查找了。但是，我從玉蘭那剛剛高小畢業后寫在筆記本上的一句句誓言，可以看到她當時決心向徐建春學習的心情。她于1955年7月27日寫道：“我要在陽光下曬黑我的臉，煉紅我的心，誓為建設新農村，爭做第二個徐建春。”在7月30日寫道：“徐建春，你是我學習的榜樣，我要走你的路，決心建設新農村，誓做第二個徐建春。”
“俺當時一心想的就是要回鄉大干一場。”玉蘭曾這樣向我訴說她當時的心情，“那會兒，時間過得真快呀，兩年的高小學習很快就過去了。學校里進行回鄉務農的思想教育，報紙上宣傳徐建春高小畢業后回鄉建設新農村的事跡，使俺那顆好勝向上的心，也沸騰起來了！俺決心也要像徐建春那樣，回鄉當個有作為的女模范！什么是新農村？俺那時想象，就是村里是一排排紅磚房子，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村北那片沙灘里，是一片碧綠的果樹；轟轟響的拖拉機，在田野里奔馳；一望無際的麥海，翻滾著波浪；白花花的棉花，像朵朵白云；紅橙橙的高梁，像支支火把；豐收的玉米，像露著大牙；鄉親們愉快地勞動著，歌唱著‘東方紅，太陽升’……畢業了，同學們中有幾個被初中錄取了，多數人外出當了工人，還有的女孩子，通過結婚也跳出了‘農門’，不少同學勸俺再復習一年爭取考學。可是，俺早就做好了回鄉務農的思想準備。”
然而，當玉蘭真要回鄉務農時，卻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那年初夏的一個星期天，她回家同父親商量高小畢業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的事。父親一聽就火了：“當初不讓你念書，你哭著非去。眼下，你正一蹬一蹬往上念，又要回家種地。不行，還得去上學！”
玉蘭說：“當初要念書，是因為沒有一點文化。現在回家種地，是響應黨的號召，當個新式農民。爹，這是兩回事！”
“不管你兩回事三回事，反正得上學。要不，這幾年的書就算白念了。”父親一點不松口。
“那怎么能白念呢？種莊稼也得識字，也得有文化。人家徐建春也是個高小畢業生，現在成了勞動模范，當了農業合作社社長，多光榮！”玉蘭也一點不示弱。
玉蘭父親沒有說服女兒，便想了一個招兒，說：“好，想種地好辦，今天先跟俺去耘地。”
父女倆來到地里。父親幽默地問：“新式農民，是拉還是扶？”
玉蘭笑了笑，說：“俺拉吧！”
父親心里想：“不治你一下，你是不死心的。”便故意將耘鋤往深處按。玉蘭使足了力氣，才拉得動。一連拉了四趟，也不換她。
玉蘭累得實在沒勁了，便停下來擦了把汗。父親一見這種情形，又心痛起女兒來，說：“妮兒，給你扶，讓俺拉。”
父親身體健壯，拉起來像跑一樣快。玉蘭在后邊怎么也扶不住鋤，跑了幾趟，同樣累得滿頭汗，說：“你慢點嘛！”
父親停住鋤，說：“叫你拉，拉不動。叫你扶，又扶不住。連個老式農民都當不了，還想當新式農民哩！還是回去好好上學吧！”
玉蘭微微地笑了笑，什么也沒說。父親以為有這一場累，就把玉蘭治服了。
然而，老人這一招卻落了空。不久，玉蘭仍舊回到了村里。
回村當天，玉蘭就參加了邯臨公路的修建。曾長期在東留善固蹲點的《邢臺日報》主任記者張林昭，寫過一篇題為《回鄉的那天》的小故事，生動地描述了這一經過：
1955年夏天，呂玉蘭身背行李卷，手提書包，昂頭挺胸，嘴里唱著“雄赳赳，氣昂昂……”的歌曲，從下堡寺走進了東留善固村。
她進了自家的大院落里，喊了一聲“娘！”她娘手里拿著鞋底子，笑嘻嘻地從堂屋里走出來，說：“俺正說叫你爹接你去。”“接個啥，這點兒東西還愁俺拿。”玉蘭爽快地說。
娘正在幫閨女解行李，五嫂子串門來了。她看見玉蘭，就說：“咦，玉蘭回來了，再上是去臨清，還是去濟南？”玉蘭說：“俺哪里也不去，要在家里種地，學習徐建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咦，俺才不信哩，洋學生能留在家里種地？”“俺是說一句，算一句。不信，咱們是脊梁上插花——望后看吧！”
她倆正在你一句我一句的逗嘴，忽聽外邊有人喊：“喂，修公路的快走哇！”玉蘭一聽，扛起一把鐵锨就往外跑，回頭向五嫂子說：“回來，咱倆再打嘴官司。”
剛出村，被一個當家的大伯發現了，說：“玉蘭，你去干啥？”“修公路啊！”“唉，修公路沒有一個婦女，你，快回去吧！”有個青年說：“這不是婦女干的活，還是回去學納鞋底吧！”另一個青年說：“到路上干不了活，還礙別人的手腳哩！”倔強的呂玉蘭，把大眼睛一瞪，說：“俺又不是三歲小孩，一不讓你們背，二不讓你們攜，怎么就擋你們的手腳？能干不能干，咱們到公路上看！”
修路開始了，玉蘭不說話，不抬頭，一锨一锨往上扔，大人干多少，她干多少，一點不甘示弱。一直干了兩個多鐘頭，面不改色，氣不發喘。小伙子們服了勁了。
天晌午了，好多人嚷嚷著回家吃飯。帶工的沒了主意。呂玉蘭一看工程只剩下個尾，再干一個來鐘頭，就能完工。如果中午回去吃飯，下午再來，又要耽誤一晌時間，太不合算，她便說：“剩下的活不多了，咱們干完了再回去吧。”一個社員沖著玉蘭說：“數你事兒多！不讓來，你偏來，愿意干，你一個人全干了算了。一個小孩子家，還想管大人哪！”社員呂天全聽呂玉蘭說得在理，就說：“不管什么大人、孩子，誰說得有理，咱們就應該聽嘛！俺贊成玉蘭的意見，干完了再回去。”
這時，有的主張繼續干，有的主張回去。正在大伙兒嚷嚷得難分難解時，張子明區長走到了跟前，問明原由，當場表揚了玉蘭，勸說大家繼續干。結果，干到下午兩點多一點兒，就把全部工程完成了。通過這件事，許多貧下中農看出了呂玉蘭是個有思謀的孩子。
玉蘭對這次勞動，也留下了難忘的記憶。她對我說：“那天，參加修路的人可是不少，女的也就俺一個。外村人說，怎么來個女孩子？就連區長張子明也說，怎么叫孩子來？村干部給他介紹，是自愿參加的，說干起活來挺像回事的，就過去了。在這條公路上，有俺挖的土，有俺流的汗，有俺女人的力量。俺雖然累點，汗流在嘴里是苦的，但心里是甜滋滋的，因為俺參加了有益的社會活動。”
從此，玉蘭就整天在農村參加勞動。那時候，這個村的絕大多數農戶還是單干，各家干各家的農活，她就同父親一道下地干活。他倆一邊干一邊拉，山南海北，國家大事，無所不談。父親贊揚她說：“玉蘭，你這兩年高小，學了不少東西，說話可有見識了。”
那陣子，玉蘭還挺忙，除了勞動，常幫著鄉親們做點事。村里的那一彎兒，街坊鄰居們有啥事，都叫上她。有的叫她讀信、寫信，有的叫她幫著算賬，還有的連分家也請她參加。大家都說，“玉蘭是個小明白人”，“小文化人”。她給人們辦點力所能及的事，心里也非常高興，既鍛煉了自己的本領，也密切了同大伙兒的關系。
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玉蘭這年遇到的最大事情，也是她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堅決聽黨和毛主席話的玉蘭，密切注意著全國形勢的發展，尤其對村里的現狀非常關心。
剛回村那一陣子，她覺得光這么勞動下去，沒有出路。因為，徐建春一回村務農，就可以領導合作社搞增產，可這個村不但沒有一個合作社，就連互助組也沒幾個。她就想，自己原來在學校里設想的那一套，和現實情況的差距怎么這么大呀！怎么把自己學到的那點知識，用到實際中呢？為什么村里沒有給自己創造一個同徐建春那樣的工作環境呢？她焦急地等待著。
終于，1955年八九月間，從報紙和廣播里，傳來了農業合作社越辦越多的消息，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也涌到了這一帶。村黨支部開會了，黨員開會了。但是，卻沒有玉蘭的事。可她知道報紙上的精神，就自愿向群眾宣傳走合作化的好處：“咱們也成立社吧！組織起來力量大，可以戰勝自然災害！地連地，還能使機器，實現農業機械化！”群眾還挺愿意聽她的宣傳。
事實表明，面對全國剛剛興起的大辦農業合作社的高潮，玉蘭及時地跟上了形勢，表現出她是一個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的青年。而且，誰也沒有想到，她一開始就擔任了副社長即婦女社長。
呂玉蘭是怎樣當上副社長的？我曾懷著極大的興趣，請她談了這個過程。她說：“辦合作社是一轟而起。只見鄉黨總支書記在俺村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就叫大家互相結合成社。那天，俺正在地里勞動，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急躁。因為，上頭精神說，16歲才能當社員，可俺才15歲，連會也不能參加。那次，俺們村一下子成立了10個合作社。成社的那天晚上，老黨員張清云、呂天朋、李成洲，分別編入各社，這樣可以起骨干作用。俺們那一片24戶，成立了一個社。那時，上級明確強調，各社都要有一個婦女社長，也叫副社長。大家都推選老黨員張清云的家屬，因為她為人正派，身強力壯，又沒有小孩，能帶領大家干活。可張清云說：‘俺家的不識字，不行。俺給大家選一個，看行不？’有人就問：‘誰呀？’張清云說：‘俺說的是玉蘭。這孩子，高小畢業，有文化，從小就在地里干活，又有力氣，是咱們村女的里頭最潑辣的，叫她當吧！’俺那會兒經常幫大伙兒做事，不少人就表示同意。可有人說：‘她剛畢業，會啥！’也有人說：‘嗨，先叫她頂個名開會吧！’當時誰也沒想到，俺那會兒的年紀，還不夠社員的年齡呢！得到了多數人的贊成，俺就這么馬馬虎虎地當上了婦女社長。可俺聽到這個消息，卻認真地想開了：徐建春年紀不大，也是社長，她能當，俺為啥不能當！叫俺頂名開會，那可不成，俺一定要當真事來辦！”
果然，玉蘭當真干了起來。從來沒有當過干部的她，擔負起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這副重擔，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她滿懷熱情，迎難而上，全身心地投入了這項工作：積極組織婦女開展積肥；搞養豬、養羊、養雞等“幾大養”；發動社員四旁植樹……而且，她總是堅決按照上級黨組織布置給合作社的每一項工作去做，像女勞模徐建春那樣，困難再大也要堅決干。
小小年紀的玉蘭，為何就這樣熱衷于向先進模范人物學習、決心干一番事業呢？我曾問一些看著玉蘭長大的老干部們，他們認為，這除了她繼承了父母言傳身教的熱愛勞動、助人為樂等勞動人民的傳統美德外，還在于她從小在抗日革命根據地里長大和后來又上過小學,較早地接受了黨的教育和英雄模范人物的熏陶。
如今在臨西縣，提起抗日戰爭時期的女勞模“郝大娘”，幾乎無人不曉。郝大娘名叫李春，生于臨西縣馬爾寨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29歲時丈夫病逝，不久大兒子又被雷電奪去了生命。但是，郝大娘以頑強的毅力，學會了犁、耙等農活。在抗戰中，她支持唯一的兒子投身抗日，多次接待和掩護八路軍指戰員，帶領婦女組織互助組紡花、拉犁……1943年，郝大娘成為全縣的頭名勞動英雄，得獎大牛一頭，事跡上了《冀南日報》，后來還參加了冀魯豫邊區英模大會。湊巧的是，她的兒媳婦是玉蘭的堂姐。我和玉蘭結婚后，她曾多次以自豪的口吻向我介紹郝大娘，談起自己還在很小的時候，就從親人們的口中，聽說了郝大娘的事跡，決心向郝大娘學習。
“胡大姐”胡勤英，這位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聞名冀南的農業勞動模范和黨的女干部，也是玉蘭心目中的學習榜樣。玉蘭曾懷著崇敬的心情，向我講述了自己在高小時見到胡大姐——當時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個人物的情景：“俺有個女同學劉軍，她媽媽叫胡勤英，是下堡寺區的政委，即區黨委第一書記。有一次，劉軍帶俺去找她媽媽談事。胡政委待人挺客氣，平易近人。在辦公室里和來人座談，都是男同志的風度。那次，胡政委問俺是哪村的，會不會勞動，還說叫劉軍向俺這個小姐姐學習。當時，俺還聽說，胡政委是全縣唯一的一個女區政委，過去是有名的勞動模范，在抗日戰爭時支援前線，一個人推著裝有四五百斤糧食的車子。她出身貧農，從7歲起當了童養媳，丈夫比她大20多歲。她當了區政委、縣婦聯主任，但從來沒有提過離婚的事，一直對丈夫特別的好。她密切聯系群眾，哪兒有災情，就到哪里工作。見到誰家困難，她就給誰幾元吃藥的錢，或給幾元買鹽的錢。她說，這是人民的錢，還應當再用于人民。所以，干部群眾都親切地稱呼她胡大姐，胡大姐也成為人們學習的好榜樣。那時，俺就下決心，自己長大以后，一定要像胡大姐那樣多做好事，成為人民尊敬的人。”
從玉蘭聽到和看到郝大娘、胡大姐的事跡，決心以她們為榜樣，為人民做好事，到后來學習徐建春的事跡，決心回鄉務農，而且做到熱愛勞動、助人為樂、積極工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能夠時時處處以先進模范人物為自己的學習榜樣。在她的心中，有一種強烈而鮮明的榮辱觀：為人民做好事最光榮，做對人民有害的事情最可恥。人活著，就要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
時間不長，機遇再次向玉蘭招手，她又當了正社長。
當時，剛剛實現了合作化，縣里對合作社的干部普遍進行了培訓。那時候，對女干部比較重視，每個社必須去兩個人，即要去一名正社長，也要去一名副社長即婦女社長，她就參加了縣上的這次培訓班。當時，東留善固村屬于山東省聊城地區臨清縣，他們就住在臨清縣舊禮堂，中間臨時用席子隔開，一頭是男的，一頭是女的，地上鋪了草和席子，開會就在對門的新禮堂。講話的是縣農工部高部長、縣婦聯周主任和團縣委書記。縣婦聯主任周維貞到婦女社長們住的地方檢查生活情況時，發現玉蘭帶的被褥太少，就給她拿來了一個用新棉花做的褥子。
東留善固所在的張三寨鄉5個村是一個小組，由外號“抗日迷”的副鄉長王玉柱帶隊。他沒有文化，去的幾十個人，也沒有幾個識字的，就數呂玉蘭的文化程度高。這樣會上作記錄，向上匯報，向下傳達，王鄉長都拉著她。大家都夸她是這個組的“小秀才”。玉蘭回憶說：“當時，農村里真是太需要有文化的人了。”
會上，大家學習了毛主席《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這篇文章。這是玉蘭第一次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次學習，使她受到很大教育，決心要永遠聽毛主席的話，相信黨，相信群眾，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就在這次會上，玉蘭所在的合作社、跟她一道來開會的新立社社長，由于他不好好開會和參加學習，被撤了職。這樣，縣、區領導就找玉蘭談話，要她當社長。
1955年底，年僅15歲的呂玉蘭，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
當時，玉蘭當副社長的時間還不長，可以說只有一股熱情，沒有任何領導經驗。當她聽到領導上要她當正社長時，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能勝任工作。
那天，縣婦聯主任周維貞、區組織委員葛長明找呂玉蘭談話，告訴她要她當新立社社長。周維貞還囑咐玉蘭：“玉蘭哪，好好學習，把會議精神帶回去，把你們那個合作社辦好！”
“哎呀，這咋行啊！”玉蘭聽了，立即著急起來，“有人本來就因為俺小，又是女孩子，有點看不起俺，叫俺當副社長，都是頂名來開會的。這會兒又叫俺當正的，大伙兒能聽俺的嗎！”
可周維貞說：“能聽！”
玉蘭問：“要是不聽，那咋辦呢？”
周維貞又鼓勵她：“你回去以后，只要依靠廣大干部和群眾，好好帶頭干，一定能干好！”
“我這輩子的最大功勞，就是慧眼發現了呂玉蘭。”年逾七旬的周維貞在向我回顧她當年培養玉蘭的過程時，分明帶著幾分自豪的神情。這位1938年參加革命，先后擔任過地下交通員、區婦救會主任、副縣長、地區婦聯福利部長、縣法院院長、縣科委主任等職的老干部，這樣說：“當時，玉蘭在鄉小組會上發了一次言，講到怎么抓又怎么干，非常具體和實在。我們就決定讓她在大會上講，因為我們黨培養干部，都是這么做的，就是在實際工作中鍛煉和摔打。我們看到，玉蘭對縣上布置的工作，總是認真去落實，堅決按領導的意圖辦。她真是聽黨的話，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好姑娘！還有一件，她這一輩子從不在乎小事小節，總是注意抓大事、抓中心。而且，抓住了就不放，干起工作來有真一股子勁，一直要抓出成效來，才肯罷休。我看玉蘭真有出息，我也真下功夫教。我曾囑咐她，你要是怕發言講漏了，就在手心上寫幾個題目，字不會寫就畫幾個圖。就這樣手把手、嘴對嘴地教啊！”
這是發生在1955年10月的事情，玉蘭剛15歲。這樣，在中國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勤奮好學、帶頭勞動、積極工作、樂于助人、實事求是、敢做敢為的玉蘭，成了新中國最年輕的合作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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