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第四屆全國道德模范、全國優秀共產黨員龔全珍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9月2日16時16分逝世，享年100歲。
龔全珍同志是開國將軍甘祖昌的夫人。
甘祖昌將軍1905年出生于江西蓮花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6年參加了村農民協會，1927年在方志敏同志的啟發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后參加土地革命戰爭、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出生入死、負傷數次，為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甘祖昌將軍的原配妻子也在他參加長征以后，被敵人逼迫改嫁。1949年，甘祖昌隨王震將軍進軍新疆，在這里他遇到了陪伴自己革命終身的摯愛——1937年參加革命工作的龔全珍同志。
1955年，甘祖昌被授予少將軍銜，盡管他在評級的時候主動要求降級，但他的功勞擺在那里，中央軍委并沒有同意他降級的要求。在授銜儀式后他對妻子龔全珍說：“比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老戰友，我的貢獻太少了，組織上給我的榮譽和地位太高了!”
至此，一個舊社會的貧苦農民，成長為了一名共和國的將軍。
從“農民將軍”到“將軍農民”
新中國成立后，甘祖昌歷任新疆軍區后勤部副部長兼供給處處長、兼財務處處長，新疆軍區后勤部部長，不僅順利解決了10萬指戰員的口糧問題，而且穩定了物價，并密切了人民軍隊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間的關系。
“農民將軍”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大老粗”的工作能力和細致程度還要遠勝于那些飽讀經書的大知識分子。
然而，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甘祖昌同志僅頭部就三次負重傷，嚴重的腦震蕩后遺癥一直折磨著他。在革命勝利還未到來的時候，他只能咬牙堅持；新中國成立之后，大量的人才已經涌入到領導崗位，而甘祖昌自覺腦震蕩后遺癥已經使他不適合繼續擔任領導工作。
領導和同志們都建議甘祖昌去條件好的地方長期休養。但是，甘祖昌卻牢記毛主席關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導，認為共產黨人不該“享清福”，必須堅持繼續革命。于是，他向組織提出了最堅決的“要求”：回家鄉去當個新農民，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繼續貢獻自己的一切。
1957年8月，甘祖昌帶著妻子龔全珍從新疆動身回家鄉江西省蓮花縣坊樓公社沿背大隊。全家的行李加在一起只有三個箱子。
甘祖昌回到家鄉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大隊黨支部報到：“我到農村落戶來了，和同志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第二天開始，甘祖昌就自己買了幾只大糞筐，打著赤腳，穿著黑布衫，到田埂上拾糞，天天和社員們一起參加集體的生產勞動。
社員們知道了他在戰爭年代負傷、身體不好的情況，紛紛勸他“指點指點就行啦”，而甘祖昌卻回答說：“我是回來種田的，不是來當官做老爺，怎能不勞動?”
沿背大隊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漿田，產量低。甘祖昌在參加了一段時間的集體生產之后，帶領著社員開了20多次調查會，集體商討改造冷漿田的途徑。后來，在大隊支部的領導下，他們在數九寒天展開了改造冷漿田的戰斗。甘祖昌每天都是第一個跑到田頭，帶領社員跳進凍著薄冰的冷漿田打木樁、筑籬笆、撈稀泥、開溝排水，經過五個冬春的戰斗，將全大隊的冷漿田全部改造成了高產田，其他大隊紛紛前來學習經驗。
面對坊樓公社人多地少，公社的沿江河兩岸又有不少荒地的情況，甘祖昌主動跟社員們傳授起了自己在南泥灣開荒的經驗。在公社黨委的領導下，甘祖昌帶領公社社員們翻山越嶺、勘測、調查，修路、筑壩、建水渠，經過五個月的挑燈夜戰，一座蓄水量550萬立方米的小水庫建成了，同時完工的還有22公里長的水渠以及五千多畝的“旱澇保收”灌溉田。
堅決抵制“三自一包”的妖風
1962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風刮到了江西。有人給甘祖昌送來一份所謂的“百戶調查”材料，企圖證明自留地收入高于集體土地收入，并告訴他“這個材料是有來頭的”，想拉他站隊。
看了材料的當晚，甘祖昌就戴著老花鏡重溫《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甘祖昌認為：中國革命幾十年，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的就是實現這個偉大理想。現在有人竟然宣揚單干的優越性，這不是想重新恢復私有制，要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去嗎？
第二天一早，甘祖昌就打著赤腳，背著挎包和米袋到群眾中進行社會調查，花了半個月時間，走訪了十個大隊，整理出了坊樓公社兩條道路、兩種結果的情況對比的材料：
富沖大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糧食連年增產，由原來缺糧、缺錢、缺牛的窮隊，變成了年年超額完成征購任務，隊有積累，戶有余糧的先進隊；
和富沖大隊田靠田、村挨村的方陂大隊，由于把集體的田分給私人種席草，任意擴大自留地，資本主義思想泛濫，糧食連年減產，一年吃回銷糧六萬多斤。
甘祖昌帶著材料，向蓮花縣委匯報了自己實地調查的情況。最終，縣委經過討論商議，根據他的建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在農村深入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開展兩條道路斗爭，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集體經濟。
回到家鄉短短十余年時間，甘祖昌就與貧下中農一道，充分發揮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制度優勢，在坊樓公社先后建立起江山陂、快省陂、峙壟陂、馬家坳水庫、龍潭水庫等水利工程，旱澇保收面積從25%迅速提高到75%，開墾出了大量荒地，冷漿田變成了豐收坂；全公社還建起了12座小型水電站，社隊企業初具規模，初步實現了農業機械化。
“只能給后代留下革命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
甘祖昌回到農村后，全家一直過著節儉的生活。他給自己和全家立下規定，不吃超過一元錢一斤的食物，不穿超過一元錢一尺布的衣服。
甘祖昌回鄉后，國家仍然給予他在部隊時的工資待遇。但是他卻說：“工資是國家給的，是勞動人民給的，我們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業上去的責任，沒有絲毫揮霍浪費的權利。”
他吃的是自己種的糧食和蔬菜，連抽的煙都自己種，住的是自己蓋的幾間簡陋農舍，而80%以上的工資都被他捐給了公社，用于修電站、建學校、辦企業、買化肥、救濟五保戶；上級按照有關規定在生活上給予的特殊照顧，被他一一拒絕。
甘祖昌的大兒子看到隊里有老人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十分羨慕，就要父親給他蓋一棟新房。這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我們老一輩人到底應該給后代留下什么？是留下一個安樂窩要他們去經營，還是留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光榮傳統讓他們去發揚光大？
于是，甘祖昌就把幾個孩子叫到一起，共同學習《共產黨宣言》，指著“廢除繼承權”的論述，告訴孩子們：
“留下一筆物質財富，讓后代過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資產階級的繼承觀。我們無產階級只能給后代留下革命的傳家寶，不能留下安樂窩。”
甘祖昌嚴肅地批評了大兒子，又給每個孩子發了勞動手冊和生產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訂了一條“家規”：虛心向貧下中農學習，人人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在甘祖昌的嚴格要求下，他的子女扎根農村當了普通社員，還請老貧農給他們上階級教育課。
回鄉之后，甘祖昌仍然在農忙之余堅持學習革命理論，讀完了四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斯大林的部分著作，兩次通讀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學以致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不斷提高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覺悟。
有人問甘祖昌：你有官不當，有福不享，有錢不花，到底圖個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我們干革命不是為了個人升官發財，不是推翻一個剝削階級再培植一個新的特權階層。我們干革命是為了消滅私有制，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將軍在家鄉病逝，享年81歲。
他生前有一個保存貴重物品的鐵盒子，家人誰也沒有打開過。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妻子龔全珍才打開了鐵盒，發現里面用紅布包著3枚勛章：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和解放勛章，此外就只有井岡山斗爭時期蘇區發行的幾張紙幣——這些紙幣寄托了他對毛主席領導的井岡山斗爭時期無法割舍的懷念、寄托了犧牲戰友對他的囑托。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面對青山回憶起了當年戰斗的情形，他晚年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我現在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周總理也曾說過，他的“養生之道”就是緬懷那些為革命而犧牲了自己一切的先烈，每當想起他們的時候，就充滿了力量，鼓舞自己繼承先烈遺志革命到底。
甘祖昌曾經跟子女講述過井岡山斗爭時期的一件往事：1927年，甘祖昌參加革命后，和共產黨員劉春元并肩戰斗。一天，劉春元跟甘祖昌講了自己的革命理想，“等革命勝利了，我們一定要讓家鄉變個樣，山上長花果，山下變糧倉。”沒想到幾天后，劉元春就在一次戰斗中重傷身亡，犧牲前還對著甘祖昌斷斷續續地說：“要……革命……到底呀！”
甘祖昌的心與毛主席是相通的。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下，甘祖昌為代表的一代代共產主義戰士頑強戰斗、不斷涌現，他們堅持繼續革命，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深切緬懷甘祖昌同志，沉痛悼念龔全珍同志！
【本文原載于“子夜吶喊”公眾號，授權紅歌會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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