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21

　　1

　　“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多年以后，在陜北窯洞，面對美國記者斯諾的提問，毛澤東這樣回憶道。

　　1920年夏。

　　毛澤東從湖南一師畢業(yè)2年了，和多數同學不一樣，他沒有選擇升學留洋，也沒有找份安穩(wěn)的工作做著，而是漂來漂去，漂泊不定。

　　此時的他，已經從一個北漂，變成了一個滬漂。

　　從北走到南，單字一個“漂”。

　　去北京時，他曾在北大做過一段時間圖書館助理員，雖被人瞧不起，但也認識了許多牛人大咖，漲了見識，談起了戀愛，和好友遠足旅行，還經歷了五四運動，回湖南辦了份火爆全國的《湘江評論》“現象級自媒體”，被軍閥“封號”后，又成功組織了驅張運動……

　　經歷有些波折，不過，總體看起來豐富多彩、成績斐然。

　　在李大釗先生的影響下，他的內心，種下了馬克思主義的種子。

　　但，毛澤東那時的生活，似乎并未見什么起色，他的手頭常常拮據，囊中羞澀。和現在去大城市打拼的沒什么背景的年輕人，頗為類似。

　　漂泊，似乎是那時一無所有的他，在大城市唯一的生存方式。

　　1920年，為了找機會同陳獨秀先生探討自己逐步確立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決心去上海，這座被稱為“十里洋場”的繁華都市。

　　北京和上海都是大城市，如果說在北京，還有恩師楊昌濟幫襯，那么到了上海的毛澤東，可真就是舉目無親，難上加難了。

　　真可謂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更何況，為了登上開往上海的火車，毛澤東甚至還賣掉了過冬的外衣，可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對他影響之大，非常人所能為也。

　　在上海，他見到了陳獨秀，問了一些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問題，得到了相應的解答，獲益匪淺。

　　如果說見大牛咨詢問題是“月亮”，那現實的生活便是“六便士”。

　　“月亮”很美好，但“六便士”同樣重要。

　　那段時間，為了維持日常生活，毛澤東不得不干起了零工。

　　他為富人闊佬們洗衣服、熨衣服、送衣服，一條龍服務包圓了，可能比現在的外賣快遞小哥還辛苦。

　　更糟的是，這種辛苦并不能兌現成等值的回報。

　　他雖一月能賺12到15元，但有8塊錢要被消耗在送衣服的車費上，實際到手也就4到7塊錢，老板不會給一點補貼。

　　被買辦剝削的生活著實是難受且不爽的，這段被社會毒打的經歷，讓毛澤東更加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價值所在、以及“無產者”到底意味著什么。

　　得了空，毛澤東來到上海的碼頭邊，送別前往法國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

　　這些學生，也是新民學會的會員。

　　黃浦江上，響起輪船深沉的鳴笛，夾雜著過往人群的交談呼喊，碼頭工人搬運貨物時產生的撞擊聲，都融化在江面升起的模糊的霧氣之中。

　　開船前，毛澤東召集這幫會員，在碼頭附近開了個臨時會議，統一了共識，并提出了一個看似樸素，實則振聾發(fā)聵的口號，與大家共勉：

　　改造中國與世界。

　　2

　　毛澤東所發(fā)出的這個口號，其實反映了他內心做事的一個根本出發(fā)點，當然不只是說說而已。

　　他不僅說到，更要做到。

　　為此，他自求學時起，便開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試錯。

　　從溫和的改良派到奮進的革命派，看似只是簡單換了一條路子，這其中要經過多少實踐挫敗、思維激蕩，難以想象。

　　面對這樣的轉變，一般人可能就選擇放棄了。

　　雖然他們可能也對現實不滿，但頂多也就是抱怨兩句，雖置身事內，卻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視角看著周遭的一切，不從自身做起，不想想基于自己現有的能力，能改變些什么，不能改變些什么，然后，就這樣被大時代裹挾向前，蹉跎一生。

　　但毛澤東不是，他不僅胸有大志，更要將這大志，努力轉換到現實中。

　　1920年的那個夏天，在見過陳獨秀，解答了心中的一些疑惑后，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更加堅定了。

　　回到長沙后，他聯系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潮宗街組建了長沙文化書社，開起了書店，并恢復了直接解散的湖南學生聯合會。

　　毛澤東是書社的“特別交涉員”，負責外聯宣傳工作，推廣書社上新的書籍，從現在的角度看，他算是一位新媒體編輯，兼運營兼營銷策劃。

　　他主推的書目，主要以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俄國十月革命理論的書籍、《新青年》、《新生活》、《勞動界》等進步雜志為主，效果還不錯。書社生意興隆，一度還在其他城鎮(zhèn)開了7家分店。

　　工作雖然繁重，但卻是毛澤東所認同且喜歡的，比起在上海打零工的日子要好太多了，他痛并快樂著、累并收獲著。

　　當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共產黨發(fā)起組。

　　類似咱們現在利用互聯網組建一個某正式社群的籌備組。

　　當時的計劃是，“預備在1年之中，于北平、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預備性質的組織。”

　　陳獨秀十分欣賞毛澤東的才干，他寫信給毛澤東，讓其發(fā)動湖南中共小組，算是湖南地區(qū)的負責人。

　　毛澤東沒讓陳獨秀失望。

　　經過緊張籌備，慎重物色，他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正式創(chuàng)建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彼時，是1920年11月。

　　有些朋友覺得，毛主席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時入的黨，但毛主席卻給自己入黨時間填的是1920年，就是出于組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緣故。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都陸續(xù)建立起來。

　　建黨事宜，開始提升日程。

　　1921年，又是一個夏天。

　　前一年的毛澤東，此時正在上海，做著洗衣送衣的活兒，而今，他則乘船再度來滬，不必再為日常生活開支太過焦慮，為的是參與一次會議。

　　這便是中共一大。

　　當年6月29日，下午6點左右，長沙小西門碼頭。

　　毛澤東與友人何叔衡，乘著暮色，登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輪。

　　或許，那時的他們不會想到，這次會議之后，僅僅過了28年，中國革命就取得了完全勝利，一個嶄新的中國，在東方冉冉升起。

　　這也正常，誰也不是神仙，能確切知道未來事物發(fā)展的走向。

　　但毛澤東心中有一個大概估計，他曾對蕭子升說，假如我們努力奮斗，有三五十年，中國革命便可取得勝利。

　　當然，這樣的估計，在當時，也沒什么人會重視。

　　畢竟，現實是殘酷的，有多少人愿意且敢于去思考篤定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一個沒啥背景資源的后輩的“囈語”？

　　當毛澤東等人到達上海時，已經是7月初了。

　　會議時間，定在1921年7月中旬。

　　會議地址原設在博文女校，為保險起見，改在了望志路的一棟灰紅磚塊相間的花園住宅里。

　　這是與會代表哥哥的府邸。

　　國內外的共產主義小組，派了13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他們是：

　　李達、李漢俊（上海）

　　張國燾、劉仁靜（北京）

　　毛澤東、何叔衡（長沙）

　　董必武、陳潭秋（武漢）

　　王盡美、鄧恩銘（濟南）

　　陳公博、包惠僧（廣州）

　　周佛海（日本）

　　除此之外，還有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

　　與會的代表大都年輕，出身幾乎都比毛澤東高。

　　?

　　這些，大略是毛澤東給當時代表們，留下的最初印象。

　　會議一開始，進行得相對順利。

　　中途遭遇密探的闖入，為了保險起見，余下的會議，改在了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

　　前前后后，整個會議開了一周左右。

　　考慮到當時黨員較少，地方組織不很健全，中共大一只組建了三人的中央局，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正式誕生。

　　毛澤東呢？

　　他雖然參加了此次會議，但并非重要人物，會議上鮮有發(fā)言，也并未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

　　但歷史的有趣之處就在于：

　　我們對一個人所取得的成就和評價，并不是看一時，而是縱觀一生，綜合評價。

　　金一南教授曾做過一個統計：

　　“當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齡27歲，都是青年人。

　　這些人里面，1人脫黨，1人被開除，3人叛黨，2人投靠了日本人，也就是說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棄。

　　除開犧牲的幾個人，真正堅持到底的不過兩三個人。

　　而毛澤東正是其中之一。”

　　起點低怎么了？

　　背景弱怎么了？

　　資源少怎么了？

　　如果既有的現實不能立刻改變，那就選擇承認。

　　但承認不是認命，而是為了建立一種客觀現實的理性態(tài)度。陷入無休止的抱怨和持續(xù)性的躺平擺爛，沒有任何正向的意義。

　　社會依舊運轉，你卻離自我的真正蛻變越來越遠。

　　長期來看，我認為，一個人只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只要不斷積極努力奮斗，不斷適應新的發(fā)展情況，那么，這個人，大概率會邁上新的人生臺階，達到新的人生高度。

　　既能實現自我價值，又能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志同道合之人，創(chuàng)造更大的價值。

　　聽起來似乎很雞湯，但現實的人生突圍邏輯，可能大略就是如此，沒那么復雜。

　　我們有毛主席作為榜樣指路，何愁找不到自發(fā)的行動契機和無窮的精神源動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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