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杰出的農民運動先驅，也是做群眾工作的典范。在彭湃的領導下，廣東首先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被毛澤東贊譽為“農民運動大王”。他在農村做群眾工作的方式方法很有創意，給人以啟示。
脫下洋裝換上粗布衣，被農民親切地稱為“湃哥”。彭湃出身于廣東海豐一個工商業者兼大地主家庭，他是一個從日本留學回來的知識分子。早在1922年，彭湃就在海豐及其附近地區組織農會，發動農民起來斗爭。他剛去農村時，穿著白色洋服、戴著白通帽，顯得溫文爾雅。雖然他很想與農民接觸和交談，可是路上遇見的農民，不是把他當成收捐稅的，便是以為是當官的來辦什么差事，或是某家有錢人來收賬的。農民只是與他客套幾句，就趕緊躲開了。彭湃很快意識到自己與農民群眾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脫下洋裝，換上粗布衣，頭戴斗笠，說通俗易懂的語言，用被鐘敬文稱之為“手工業式”的做法走近農民。農民不明白農會是什么，他就把農會叫“貧人黨”。他趁著農忙，自己帶著干糧到田間地頭，幫農民插秧、拔草、車水，與農民拉家常。經過一段時間，農民們親切地稱呼他“湃哥”，他與群眾真正打成一片，感情也越來越深。1922年11月，彭湃在寫給同學李春濤的信中說道：“可以慰藉湃的，還是赤山的農民。湃也不愿和現在最有生機的農會及親切可愛的農民離開了！”瞿秋白1929年在《紀念彭湃》一書中贊揚彭湃說：“他是做群眾運動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眾里面去的同志。”
用生動的方式宣傳群眾，被稱贊為“出色的鼓動家”。當時海陸豐的農民對于生活貧困的問題，普遍認為“這是天命使然”“沒有得到好風水”，大都覺得種田交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彭湃把從日本帶回來的留聲機作為宣傳工具，有時拿到十字路口的大榕樹底下去播放，有時在晚上農民有空閑的時間帶到村子里去播放。留聲機對于當時的鄉村來說是一個新奇的東西，吸引了不少農民前來賞聽。他就趁機演講，宣傳是農民養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養活了農民的革命道理。彭湃用“耕田虧本”的具體計算，揭示農民痛苦的根源，讓農民群眾認識到導致他們窮苦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地主的剝削。當時，許多農民對加入農會猶豫不決。彭湃比喻說，加入農會好比過河，這面河岸是痛苦的，對岸是幸福的，可是個個都怕被河水浸死，都不愿先過……加入農會，即是聯合過河，手握手地進行。彭湃還不斷增強群眾工作的親和力和吸引力，根據地主壓迫農民的事實，創作了《田仔罵田公》等歌謠，教農民們傳唱，取得廣為流傳的宣傳教育效果。瞿秋白1932年在《紅色海豐》一書中稱贊彭湃是“出色的鼓動家、宣傳家和組織者”。
關心群眾疾苦，農民感激地叫“彭菩薩”。彭湃搞農民運動，引起家人的不理解，因此，他的兄弟與他分了家。彭湃就把分給他的田契親自送給佃戶，表示誰耕種就歸誰所有。可是佃戶們卻不敢接受。彭湃別出心裁，在家門口搭臺請農民看戲。他拿著自己所有的田契走上戲臺，當眾燒毀，大聲對佃戶們說：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了！他帶頭革了“自家的命”，贏得了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農民們感激地稱他為“彭菩薩”。彭湃想方設法以農會名義為農民群眾謀利益。海陸豐當時有個傳統風俗：誰家死了人，親友、鄰居、村人都要來聚餐大吃一頓，多數農民苦不堪言，窮苦人家為了請客還得借高利貸來應付。針對時弊，彭湃組織農會發起成立了一個濟喪會，哪個會員家里有人去世，都由濟喪會會員挪出兩毫錢來濟喪，幫助解決無錢送葬的困難，并為死者舉行追悼會，會員們只參加悼念，不去死者家中吃喝，使喪事辦得儉樸節約，這個做法深得人心。
1939年陳云在陜甘寧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大革命時彭湃同志在海陸豐，為什么受農民的擁護，為什么他在農民中間有很高的威信？就是因為他關心群眾的疾苦，隨時隨地幫助群眾解決問題。”
探索群眾工作規律，成了“農民運動大王”。1942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贊賞彭湃循循善誘做群眾工作的方式。他說：彭湃為了做農民工作，不得不同農民一起拜觀音菩薩，農民把他看成自己人，聽他講革命道理，他家鄉的農民運動就發動起來了，他本人成了農民運動的大王。
當時海陸豐的農民信奉菩薩等，彭湃開展農民運動時，明白農民的生活狀況及其心理，努力把握和尊重農民的迷信特點，注意不冒犯他們膜拜的神靈，以接近群眾并取得群眾的信任。等到海陸豐地區農民運動發展起來后，彭湃循序漸進開展移風易俗活動，教育群眾破除神權迷信，教育引導群眾不斷提高思想覺悟，效果甚佳。1920年代海豐各鄉各姓有烏旗和紅旗之分別，時常發生械斗，械斗時只認烏旗或紅旗不認親疏。為了消除農民的烏旗和紅旗對立的觀念，彭湃精心設計了象征農民聯合的海豐總農會會旗為紅黑兩色分四塊對角做成的一面大旗，號召會員共同團結在農會的旗幟下，以勇敢斗爭精神來干革命。海豐縣自從有了5萬戶25萬人的農民協會，便比廣東任何縣都要清明——縣長不敢為惡，征收官吏不敢額外刮錢，全縣沒有土匪，土豪劣紳魚肉人民的事幾乎絕跡。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高度肯定海豐農民運動的成就，指出：“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樣好的政治局面，充分表明彭湃卓越的群眾工作能力。
彭湃注重總結做群眾工作的經驗，及時上升為理論和原則，用于指導新的群眾工作實踐。1926年彭湃寫成了《海豐農民運動》一書，他在幾屆廣州農講所講授的專題就是此書的內容。該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剖析了海豐農村的階級狀況以及農民所處的地位，系統總結了海豐農民運動的經驗教訓，為農民運動的開展提出了許多帶有規律性的見解。該書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部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述農民運動的重要著作，它的發表對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全國農民運動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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