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1964年，大寨買了一頭又肥又壯的耕牛，可是沒多久就摔了一跤，把牛骨頭摔斷了，沒法耕田了。
陳永貴把牛牽到了縣里的食品部門打算賣掉，剛到市場就被人圍住了，紛紛開出高價，最高的出到了80元。食品部門的人過來了，開價27元。陳永貴說：“你趕走吧。”
現場的人頓時炸了鍋，給80不賣，給27賣了，傻瓜、神經……
陳永貴最后才解釋說：“不是我神經，也不是我傻瓜，那牛已經把脊梁骨摔壞啦，不能勞動啦。你買回去了不能勞動，群眾還不埋怨你？還會埋怨我們，說大寨生產隊騙了兄弟生產隊。這不是大寨人做的事。”
其二：
大集體時期，幾乎每個村都發生過干部與家畜、家禽的斗爭，莊稼是集體的，畜禽是社員自家的，總有一些社員有意或無意地把自家的畜禽放出去，禍禍集體的莊稼，大寨也存在這樣的現象。
有一天，陳永貴在大寨宣布了一條規定：各家一律把家里的豬關好，從明天起，只要在莊稼地里逮住了豬，不管是誰家的，一律罰玉茭（玉米）一斗。
第二天，陳永貴就叫他妻子把豬放出去，他妻子死活不愿意，陳永貴急了，“叫你放你就放！”
交代完之后，陳永貴就召集大隊干部一起檢查新規定的執行情況，還沒轉到一半就抓到了陳永貴家的豬。一位干部打圓場：“老陳，好像是你家的豬??就算了吧？”
陳永貴沒有回話，直奔大隊的庫房提上了斗，對其他干部說：“走，到我家裝玉茭去。”
從此，大寨就沒有私放豬、雞出門的現象了。
其三：
陳永貴為人耿直、脾氣有點暴躁，在家里也經常發脾氣，但他從來沒有打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家里也不搞大男子主義。
后來，他被調到北京工作，發現北京的家庭做飯時，都是兩口子互相幫忙。
回到大寨后，陳永貴在社員大會上連笑帶罵地訓大寨的男人：“婦女早上給你做了飯，疊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么，你他媽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飯你就不會剝顆蔥？你男人就一點家務不做？做飯、洗衣裳，都是婦女的事？男女平等哩！”
“男人以后都幫婦女做飯！不行，你吃完飯就炕上躺著去了？不行！從明天開始，男人回家幫老婆做飯！不做飯不給記工分！你吃完了躺炕上，婦女還給你刷碗，晚上還讓你××？憑什么你坐炕上老婆就該給你端過來吃？侍候你男人？什么叫男女同工同酬？就是這！”
自此，大寨的男人們一改千年來的“傳統”，居然開始干家務了，而且風氣至今尚存，在當地獨樹一幟。
其四：
陳永貴被調到北京工作，按規定可以帶家屬來，但他不干，反而叫妻子帶著孩子在大寨掙工分，連城市戶口都不給他們轉。
山西有關部門背著陳永貴給他的家屬轉了戶口，還想把他們送到北京，手續辦完了，才跟陳永貴打招呼。陳永貴拍桌大吼道：“誰辦的！我不同意，誰敢！”結果又退了回去。
不僅家屬要靠在大寨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吃飯，陳永貴自己也只是掙工分，把大寨糧票換成全國糧票，帶到北京用。
陳永貴搬到交道口以后，昔陽的干部、各地的勞模經常來拜訪，少不了要請客吃飯。國務院規定可以申請報客飯補助，身邊的工作人員沒跟陳永貴打招呼就去申請了，而且立刻被批了下來。陳永貴瞪著眼說：“我的客人讓國家報？退掉！”于是又退掉了。
其五：
據陳永貴晚年回憶，有一次，他從大寨到北京，給江青捎了一點自家的土特產，江青堅決要付錢，還對陳永貴說：“老陳，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毛主席培養的黨的干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黨的原則范圍內進行的。”
這讓陳永貴頗受震撼。
有一次陳永貴到貴州考察，回京后發現多了兩箱茅臺酒，便問工作人員，才知道是貴州的領導背著他硬塞進行李中的。陳永貴很不高興，命令工作人員把錢寄去。
又有一次，陳永貴在北京的住所吃飯時發現有雞，而自己并未吩咐去買雞，便向工作人員詢問雞的來歷，得知是家鄉人送來的，他千叮嚀萬囑咐把錢寄去。
他每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補貼費，往這兒也寄錢，往哪兒也寄錢，實在難倒了身邊的工作人員，這才導致陳永貴不僅平時伙食很簡樸，開會時連茶葉都喝不起……
其六：
陳永貴經常說，“我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這并不是一句場面話。
陳永貴出身貧苦，六歲的時候，母親和弟弟被父親賣到了隔壁縣，后來他父親也因為走投無路上吊自殺了。他是在毛主席領導貧苦的勞動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后才翻身得解放的。
所以，陳永貴打心眼里熱愛毛主席，一心一意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號召農村搞合作社，陳永貴1952年就率先帶領大寨部分農民建立了合作社，當年就取得了豐收。
1964年，毛主席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狀況很不滿意，很多農村干部不參加勞動，反而拿高工分，從而和社員的收入出現較大差別。時任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向毛主席匯報說，大寨的干部在陳永貴帶領下，堅持政治掛帥，始終堅持在生產第一線參加勞動，管理上也有一套辦法，有制度，不繁瑣，干部工分與社員工分有差別但不懸殊，防止了高工分現象。
在詳細了解了陳永貴和大寨的事跡之后，毛主席夸贊說，“陳永貴有實踐經驗，有知識，他才是真有辯證法，而我們的大學里讀的那些書，越讀越蠢。我們的一些干部脫離群眾，就很蠢，就沒有陳永貴這樣的水平。”
陳永貴從小沒有上過學，本來不識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勞動之后，堅持自學，很快能夠看報紙，還能借助字典讀《毛澤東選集》。
陳永貴文化程度不高，但講話卻思維清晰、很有邏輯、有條有理，且充滿了辯證法。趙樹理在聽過陳永貴的報告后贊不絕口，講話水平高，有辯證法。雖然陳永貴講話時不會引用毛主席的著作，舉的例子也都是農民的身邊事，但處處都體現著毛澤東思想。
其七：
1977年，在沒有毛主席的日子里，各地的一些不正之風開始抬頭。對此，陳永貴感到十分憂心。
6月，陳永貴前往山東東平縣，視察這里組織的萬人萬畝大會戰。期間，東平縣領導邀請陳永貴到距離不遠的泰山上去看看，游覽游覽。但陳永貴卻沒有心思，說：“以后退休了再去吧！還是多看幾個工程。”
不久后，陳永貴又到了杭州，當地領導勸他游西湖，他也說以后再看吧，結果一生也沒游過西湖。同樣，他路過黃山沒上黃山，到了拉薩沒進布達拉宮……
對陳永貴來說，莊稼和土地是最有看頭的東西，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的人民公社農業大會戰，才是最美的景象。
回到北京后，陳永貴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卻被嘲諷“還像三歲孩童一般幼稚……”
很快，陳永貴就被退休。他拒絕了政府給他的養老金，而是自己種莊稼，讓他的孩子回到自己的老家，讓他們過著正常的生活，不允許他們利用自己的名聲來賺錢。
1986年3月26日晚，陳永貴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臨終前，他流著淚說道：“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今后，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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