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斯大林的評價，毛主席是非常客觀的。
我們必須承認，斯大林確實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不可估量的損失。
第一，蔣介石原本在國民黨內地位并不高，卻由于受到斯大林、鮑羅廷的支持和扶植，登上了國民黨領導核心對位置，從而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事變，投靠歐美帝國主義，殘害我黨的革命力量。國民大革命從而失敗。
第二，斯大林為核心的“共產國際”的瞎指揮，先后給土地革命時期的我黨帶來了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王明和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三次“左”傾錯誤給我國革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嚴重災難，尤其是王明的那一次，讓我紅軍從十萬變八萬、八萬變三萬。在毛主席的嚴厲抵抗下，我們在遵義會議糾正了他們在軍事上的“左”傾路線。
正如毛主席在《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所說：
過去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幾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報告中也談到這一點。為什么不公開說明這就是斯大林的路線呢?這也有原因。蘇聯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我們公開批評就不那么好。我們應該和蘇聯搞好關系。也許過一些時候可能公開提出。世界上的事總是這樣，事實就是事實。那時第三國際做了許多錯事。第三國際前后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列寧在世的時候好，后來季米特洛夫負責的時候也較好。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
第三，斯大林為核心的“共產國際”，出于維護蘇聯在遠東地區安全的需要，把他們對蔣介石的妥協態度想也強壓于我黨，使王明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對此，毛主席嚴厲抵抗、任弼時同志據理力爭。由于我黨是擁有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和獨立的經濟命脈的中國革命組織，自從毛主席組建了完全聽中共指揮的革命大軍之后，“共產國際”除了在思想理論上嚇唬人以外，已經對我黨無法中產生其他任何影響，于是他們不得不向毛主席妥協。
正如毛主席所說：
王明是可以直接見斯大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左”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第四，在解放戰爭前，蔣介石和斯大林簽訂了賣華條約——斯大林答應支持蔣介石不支持毛主席，蔣介石答應斯大林割讓蒙古等我國北方大片領土。所以，斯大林阻止毛主席和蔣介石開戰，恐嚇我國說“開戰將導致中華民族滅亡”，毛主席拒絕了斯大林荒謬的建議，指揮我百萬大軍對蔣介石展開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浩大的民族解放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范疇的革命戰爭。
第五，解放戰爭期間，斯大林野心勃勃，意欲瓜分中華、割占東北，毛主席明抗美蔣、暗拒蘇聯，揮師東北。東北民主聯軍進入東北之后，粉碎了蘇聯占領東北的野心。
第六，解放戰爭后期，三大戰役我軍大捷，斯大林竟然建議我們和蔣介石搞“南北朝”，甚至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都沒有南下的情況下，蘇聯大使和李宗仁跑到了廣州。毛主席毫不在意蘇聯的要求，一聲令下：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正如毛澤東所說：“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給蔣介石。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斯大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決定是在雅爾塔會議上作出的。斯大林把這件事告訴了鐵托，在鐵托自傳中有這段談話。 ”
為什么在解放戰爭期間，斯大林和毛主席經常作對，而常常想拉攏蔣介石？很簡單——毛主席要建立的是一個獨立的統一的有走向強大根本前提的中華民族政權，而蔣介石則是帝國主義列強“分股投資”的傀儡。
第七，毛主席訪蘇期間，斯大林意欲對中國展開大規模的經濟殖民，以“開菠蘿場”為理由，意欲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毛主席幽默的說“如果斯大林同志喜歡中國的菠蘿，我們中國可以自己投資建菠蘿場，和你們做菠蘿罐頭貿易”。見無法滲透我國經濟命脈，斯大林只好作罷。
第八，朝鮮戰爭時期，斯大林剛開始本來答應給我軍空軍支援，但是在我軍已開赴前線的時候，斯大林竟然先以“怕和美國交手”后以“二戰剛剛結束，蘇軍還在修整”為理由拒絕出兵。
林彪對斯大林說，可以把蘇聯軍機涂上中國國徽，讓蘇聯空軍扮成中國空軍開赴前線；周總理更是強硬的回擊道：“如果敵人攻擊的是蘇聯，你還會以這種理由拒絕出兵嗎？”斯大林無言以對，但是還是沒有在第一時間就援助我們。
?當然，要用辯證法看問題，斯大林對中國也有一定幫助。
第一，蘇聯的學校確實為我國培養了大批的干部，雖然有王明、博古等親蘇教條主義者，但是也培養了任弼時、王稼祥、張聞天、劉伯承、劉亞樓、許光達等等革命戰爭時期的骨干力量，他們在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延安時期為毛主席根本糾正“左”傾路線做出了不可否認的卓越貢獻。
第二，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確實也給了中國大量的軍事援助，雖然主要是給蔣介石的。
第三，朝鮮戰爭時期，雖然蘇聯一拖再拖，終究是在后來給我們一些援助了。
第四，我們建立獨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和國防設備體系，確實也離不開向蘇聯購買的“156工程”（實際上146項）。
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我們對斯大林采取的是認可、團結的態度，因為毛主席的偉大。
毛主席是偉大的中華民族解放領袖，他敏銳的判斷國內外形勢，確定了穩住北方、對抗西方、獨立為底線的偉大戰略，利用美蘇矛盾，爭取購買蘇聯科學技術，制約美帝，成功維護了中國的獨立和安全，又利用蘇聯不得不賣給我們的科技設備發展獨立的中華民族工業體系和國防設備體系，實現了利用矛盾爭取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且，即使在建國初期，我國也盡一切可能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包圍，例如日內瓦會議中和英美等國的溝通對話。
毛主席也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導師，他深知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于是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團結的需要，為了國際共運大局，要團結蘇聯——就像為了抗日戰爭大局，毛主席對蔣介石也是采取團結態度。
毛澤東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中說：“我曾寫過一些歌頌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慶祝他六十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詞，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報》要我寫的。我向來不愿祝賀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賀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壽，不歌頌他，還能罵他不成?他死后，蘇聯需要我們的支持，而我們也要支持蘇聯，就寫了那篇歌功頌德的文章。這不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而是對蘇聯黨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拋掉了個人感情，把他當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那篇文章還比較有生氣，其他兩篇不是出于內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寫，但理智上不這樣不行。 ”
毛主席認為：“斯大林問題不是個別人、個別國家的事情，而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事業中的事情。對斯大林的錯誤，大家心里都不會好過。”
正是因為這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事業的事情，如果把斯大林這樣一個曾經那樣地位的人又評價的一無是處，就一定會產生整共運陣營的內亂、動蕩、分裂，所以評價斯大林功大于過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而是客觀上國際共運統一思想、團建多數、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解放偉大目標奮斗的戰略需要。
把斯大林“三七開”，在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毛主席認為：“斯大林有正確的地方，也有不正確的地方。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就是從斯大林那里學來的。他主張打倒一切，否認同資產階級的團結。在社會上是打倒一切，在黨內則鬧不團結。后來他的右傾錯誤也是從斯大林那里學來的。這一點我們沒有公布，因為我們自己也有責任。斯大林大體上是七分功勞、三分錯誤。如果說他是八分功勞、兩分錯誤，同志們不會通過；說他是六分功勞、四分錯誤，也不會被通過。但否認他的正確的東西是不對的。”
正確評價斯大林
對于俄羅斯民族而言，對于東歐文明而言，斯大林確實是有大功績的。正式帶領東歐文明進入現代工業文明的不是彼得大帝、不是亞歷山大二世，而是斯大林。
就規模、戰斗力水平、雙方差距來說，真正領導俄式文明取得了最大規模的自衛戰爭勝利的不是打敗拿破侖的亞歷山大一世和庫圖佐夫，而是斯大林和朱可夫。
領導蘇聯廣大人民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勝利和衛國戰爭的勝利，使斯大林一生干的最主要的兩件大事。對俄羅斯民族而言，斯大林的貢獻超過了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更超越了亞歷山大二世。
對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影響力而言，斯大林無法與列寧、毛澤東相比；就軍事能力、政治戰略和策略能力而言，斯大林更無法和毛澤東相比。但是對于蘇聯本國無產階級而言，斯大林確實使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思想家，也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毛主席說，斯大林要“三七開”。
幫助列寧領導俄國革命，功績一。
幫助列寧強力反擊國內資產階級，功績二。
領導蘇聯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功績三。
領導蘇聯建立獨立完整國防設備，功績四。
完善發展列寧的蘇聯政治經濟體制，功績五。
集中領導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功績六。
作為打敗德國法西斯的主力國領導者對打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起了決定性領導作用，功績七。
大國沙文主義破壞國際共運，過錯一。
單純僵化的自上而下官僚化模式，建立了森嚴的維護官僚階層特權的等級秩序，帶來官僚體系固化、壟斷官僚資本主義復辟的隱患，過錯二。
蘇德戰爭初期預警嚴重不足導致損失慘重，帶來大量實際上可以避免的損失，過錯三。
1956年，在毛主席導下編寫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斯大林的評價字字珠璣，客觀公正，經得住時代的檢驗：
“在列寧逝世之后，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衛列寧主義遺產、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斗爭中，他表達了人民的意愿，不愧為杰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斯大林所以贏得蘇聯人民的擁護，在歷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為他和蘇聯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在一起維護了列寧的關于蘇維埃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路線。蘇聯共產黨實行了這條路線，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取得了勝利，并且造成了蘇聯在反希特勒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條件，而蘇聯人民的這一切勝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進步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這個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時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榮譽。但是，當著斯大林正確地運用列寧主義的路線而在國內外人民中獲得很高的榮譽的時候，他卻錯誤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適當的地位，把他個人的權力放在和集體領導相對立的地位，結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動和自己原來所宣傳的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處于相對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承認黨必須永遠地聯系群眾，必須發展黨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和自下而上的批評，另一方面卻又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時期在這個問題上陷于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矛盾。”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領導人物在歷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黨需要有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歷史斗爭的前列，而領導人民群眾的先進人物。否認個人的作用，否認先進人物和領導人物的作用，這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國家的任何一個領導人，當他不是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中，而是相反地把個人放在黨和群眾之上的時候，當他脫離了群眾的時候，他對于國家的事務就會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這樣，即使像斯大林這樣杰出的人物，對于某些重大的事務，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實際的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某些問題上沒有能夠從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錯誤中引出教訓，而使這些錯誤不致變為全國范圍的和長時期的嚴重錯誤。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于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面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
“共產黨人對于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只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于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于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于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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