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能與大佬同列的人，只能是大佬。
任弼時年輕時候有個好朋友叫蕭勁光，就是日后那個新中國首任海軍司令。
他倆是同班同學，都在長沙長郡中學讀書。
這個學校有點厲害，培養了不少大佬級人物，徐特立、李維漢、李立三、羅章龍、任弼時、李富春、蕭勁光、陳賡都曾在這個學校讀過書。
世界就是這么小，當初教員用“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寫了個征友啟事，羅章龍是最早的響應者，李立三見到啟事后也來找過教員，但雙方談了會后出現了一些分歧，李立三就成了教員口中“三個半朋友”中的那半個。
1920年前后，任弼時和蕭勁光在長郡中學讀書那會，教員已經是長沙炙手可熱的青年領袖了，隱隱已有帶頭大哥的氣象。
那時教員和蔡和森等人弄的新民學會也已運轉兩年多了。
教員還在長沙牽頭搞了個俄羅斯研究會，專門研究俄羅斯的一切事情，發行《俄羅斯叢刊》，并負責組織派人到俄羅斯勤工儉學。
1920年那個暑假，年僅16歲的任弼時和17歲的蕭勁光因為窮，沒有回老家，想留在長沙找工作賺點生活費。
他倆天天在街上逛，一邊找工作，一邊談論國家大事和理想抱負，那個時期的青年學生們，普遍都有一種懵懂的救國沖動和理想。
任弼時和蕭勁光兩個人就經常討論要學什么才能救國，但他倆是窮學生，找工作養活自己更緊迫一點。
當時蕭勁光還挺羨慕任弼時會畫畫，認為這是一個可以謀生的好技能。
一天，任弼時單獨外出，碰見了在船山中學讀書的同鄉任岳，任岳就告訴任弼時，說現在長沙有一個俄羅斯研究會，最近正在組織青年報名留俄，還順帶跟任弼時講了俄羅斯的情況。
這一下就激起了任弼時的興趣，立馬就回去找到了蕭勁光，兩個人琢磨了好幾天，左思右想就是下不了決心。
因為他倆當時快要畢業了，如果這個時候去俄羅斯，恐怕連畢業證都拿不到，而且有關俄羅斯的情況，他倆是兩眼一抹黑，啥也不清楚。
想了很久后，他倆都決定不要文憑了！
橫下一條心來，就是要去學能救國的本事。
02
任弼時通過任岳的關系，填了表格，跟蕭勁光一塊加入了教員領頭弄的那個長沙俄羅斯研究會。
作為俄羅斯研究會干事，教員對任弼時和蕭勁光以前的經歷和思想，還是挺滿意的。
第一批選派了六個人去俄羅斯勤工儉學，其中就包括任弼時和蕭勁光。
那個時候，從湖南出去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生們，基本都跟教員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當時去俄羅斯留學，得先去上海的外國語學社先學習一些有關俄羅斯的基本知識，然后和其他省份的革命青年們一同赴俄。
到了上海后，給任弼時他們上課的人，都是業內大佬，有時是最早全文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有時是邵力子，有時則換成矛盾來講課。
甚至當時文化界、思想界的頂流陳獨秀，也會現身外國語學社給任弼時這些人講課。
要不說平臺很重要，只要進入了一個高級平臺，就算你昨天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路人甲，今天就能聽行業內頂級專家講課了。
在上海外國語學社，任弼時、蕭勁光、劉少奇等人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參加了革命。
1921年春，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人終于等到了去海參崴的蘇聯貨輪，他們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還在醞釀之中。
劉少奇、任弼時這一批是第一代留蘇學生，王明他們算是第二代了。
相比王明那一代，任弼時他們當年去蘇聯的經歷就要艱難多了，彼時蘇聯還沒有站穩腳跟，國內經濟困難，國外面臨著極大的軍事壓力，從中國去莫斯科，一路上要經過很多檢查站，還是很危險的。
郵輪到達海參崴后，任弼時他們還得坐火車去伯力，只有到了伯力，到了蘇聯紅軍的底盤，他們的安全才有保障。
從海參崴到伯力中間是紅軍和白軍勢力交界的地方，日軍在這里設立了很多檢查站，為了順利通過檢查，任弼時和蕭勁光一個扮成理發師，一個化裝成裁縫。
輪到任弼時接受檢查時，出了問題。
當時海參崴正在鬧鼠疫，日軍除了盤問去伯力的目的，還要檢查體溫，任弼時因為年紀最少體格弱，猛地一到寒冷的海參崴，感冒發燒了，體溫有點高，就被日軍當成鼠疫患者，扣下了。
被扣下后，年僅17歲的任弼時并沒有慌亂，而是很鎮定的講自己就是為了去謀生，在再次測量體溫時，搞了小花招，把水銀球露出來一點，溫度就顯示正常了，這才通過了后續檢查。
等任弼時到了伯力，把縫在棉衣服里的介紹信拿了出來，交給共產國際的接待人員，才算真正找到組織 ，坐上了開往莫斯科的蒸汽火車。
03
不得不說，當時的共產國際還是很給力的。
不論那個國家那個民族，不論說什么語言什么膚色，只要認同共產國際的理想信念，大家就是同志，就有互幫互助之責任。
這種為了同一個理想信念而相聚在一起的景象，是那個倒下的巨人，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有些人有些事，只要存在過，就會留下力量。
彼時的蘇聯很窮，工業也還沒有搞起來，糧食困難，煤礦生產效率也有限，任弼時他們乘坐的蒸汽火車，要時不時的停下來，去砍樹當燃料。
任弼時等人上車后，會領到一個黑面包，大小跟個小枕頭差不多，這就是他們在車長的主要口糧了。任弼時他們把黑面包隨身攜帶，餓了就啃兩口。
不要覺得這個條件差，這個伙食標準，在當時的蘇聯那也是最有牌面的，普通人連黑面包都吃不上。
1922年，張國燾擔任中共代表團團長去莫斯科，參加第一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隊代表大會時，任弼時、劉少奇這些中國留學生們，為了迎接代表團，提前幾周做準備，從自己少得可憐的口糧中，節省下了一些土豆。
等到張國燾他們來莫斯科后，任弼時、劉少奇等八位中國學生代表，帶著省下來的土豆，專門到代表團的駐地去慰問張國燾等人。
幾十年后，張國燾在回憶錄里提到這件事，仍舊印象深刻：這一小盤馬鈴薯非任何貴重物質所能換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與友愛的象征。
那個時期的革命黨人們，心里都憋著一股勁，懷揣著著理想和信仰，只要能對救國有幫助，啥苦都不叫苦，都能熬下來。
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革命，可不是一句口號，在家國危難之際，一茬又一茬的中國青年們，前仆后繼，死了一批又一批，下一批仍然發憤圖強，自覺的頂上去。
這就是中國年輕人。
那個時候，沒有人在乎什么個人榮辱，貪圖什么權力富貴，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報國，只要國家需要，說上就上，根本不講條件，死則死矣。
教員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不是我們這些出身在和平年代，吃喝不愁的人，所能理解和想象的。
04
到了莫斯科后，任弼時他們進入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開始系統學習理論知識。
這個學校是專門為東方各受壓迫民族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當時中國班的人數最多，而任弼時的年紀最小。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任弼時這群學生的食宿標準是按照蘇聯紅軍標準來的。雖說標準是最高的，但伙食條件還是很差，每天能領到一塊黑面包，另外還有幾個小土豆，午飯和晚飯有一勺子湯。
這點東西吃不飽是肯定的，穿不暖也是必須的。
任弼時他們是學生有優待，能領到一些衣服和不合腳的鞋子，但住的地方依然沒有暖氣。
去過東北的估計都知道，室外零下幾十度，屋內要是沒有暖氣，跟待在冰窖里差不多。任弼時他們為了取暖，晚上都是擠在一起睡。
任弼時他們這邊雖然艱難，可好歹有組織可以依靠，而同時期法國那邊的鄧小平他們，啥事都得靠自己，為了謀生，去血汗工廠里打黑工，都得求爺爺告奶奶，累死累活不說，還得跟警察玩貓捉老鼠游戲。
說來也巧，任弼時和鄧小平都是1904年生人，都是16歲出國。
他倆有個共同點，都是自己做決定，橫下一條心，要去國外學救國真本事的年輕人。
但任弼時是在莫斯科學習，在一些事上還是有優勢的。
1924年1月21日，偉大導師列寧病逝，22日，噩耗傳來，蘇聯舉國哀悼。
這天晚上，中國班的幾位學員意外接到了學校的通知，可以讓他們以被壓迫民族代表的身份，為列寧守靈，時間只有5分鐘。
中國班選出來四人，分別為蕭勁光、任弼時、劉少奇、蕭三。
回憶這段往事時，任弼時還記得自己當初站在列寧右肩的方向，而蕭三則跟他是同一批，站在列寧左腳的方向。
五分鐘的時間很短，卻足以銘記一生。
列寧，是一面精神旗幟，全世界的無產者們，似乎只要聞聽到這個名字，便能帶來無窮的力量。
列寧去世時，國內正召開國民黨一大會議。教員等人在會議期間聞聽噩耗，無不悲痛。
幾個月后，任弼時結束了在莫斯科的學習生涯，準備回國參加具體的革命工作，臨行前，任弼時專門前往列寧墓拜謁。
當時他的堂哥任作民，在列寧墓前問他：你是否已經決定將一生貢獻給革命事業？
任弼時堅定而明確的回答：“決定了！”
1924年8月，任弼時回到上海。
組織指派他到上海大學任教，為黨培養年輕干部。
16歲出國，20歲學成歸來，去的時候是莫斯科東方大學最小的學生，回來的時候是上海大學最年輕的教員。
上海大學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共創建的第一所大學，集中了當時很多優秀的共產黨員，是我黨當時在上海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任弼時雖說年輕，但教學卻異常認真，對學生要求極嚴，當時康生在上海大學學習。
康生比任弼時還要大上6歲，可康生卻很怕任弼時這個年輕老師，就算日后他倆都是中央委員了，康生也對任弼時敬畏有加，這是康生自己說的。
因為任弼時對他人嚴格，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人品上無懈可擊。跟任弼時共事過的人，都認為他一向正派公道，在原則上從不讓步。
包括朱老總、賀老總、葉劍英、周恩來等等，在回憶任弼時事跡時，都提到任弼時有正派公道的品德。
所有人都服他，真正做到了以德服人，至人無己。
在后來的工作中，任弼時懟過陳獨秀，也跟教員針鋒相對過，更批評過江青，誰的面子都不給。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就是任弼時。
不久后，因為工作出色，任弼時被組織從學校里調出來，走出社會，專門從事共青團的工作。
05
前面是為了多介紹介紹任弼時的事跡，下面咱們就要上葷菜了。
教員是任弼時的領路人，但原則性極強的任弼時，并沒有記這個情，在中央蘇區時，二人之間是有過一番較量的。
1920年，任弼時經過教員創辦的俄羅斯研究會介紹，得以赴俄留學，任弼時學成歸來后，跟教員也碰過幾次面，共同參加了八七會議和黨的五大，但二人真正在一起共事，還是在中央蘇區。
這段歷史，咱們聊過多次，但以任弼時的視角來回看，還是頭一次。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后，王明在米夫扶持下，當上了中共領導，留蘇派開始全面接管中共。
那個時候王明為了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搞了很多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團分赴全國各地的革命根據地。
陳昌浩和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而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則組成三人團前往教員所在的中央蘇區。
三人團去中央蘇區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貫徹王明路線，但當時因為中央蘇區那邊出現了AB團和富田事變的問題。
總前委和地方黨委的矛盾鬧得很大，一時解決不掉，這個問題的全權調查權，就交給了以任弼時為主的三人團。
結果任弼時他們還在路上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就給富田事變定了性，支持以教員為領導的前委，認為“總前委領導是對的”。
1931年4月17日，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趕到寧都縣青塘，和教員、朱老總、項英等人見了面。
任弼時一到，當即就參加了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個時候，老蔣正準備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解決蘇區的軍事危機，是當前最緊要的事。
在討論如何解決軍事危機時，眾人發生了分歧。
任弼時不太懂軍事，還是初來乍到，就沒有插話，主要聽項英、教員等人的分析和討論。
聽著聽著，任弼時就琢磨出味來了：項英的軍事能力不行，起碼不如教員。
項英是李立三派到中央蘇區的，要干的活，其實跟任弼時他們差不多。
項英以前主要負責工人運動這一塊，曾在武漢組織領導過工人糾察隊，對軍事這一塊了解的不多。
當時中共剛舉起武裝革命的大旗沒幾年，真正懂軍事的人，就朱老總、教員這幾個人。
項英一看老蔣派了二十多萬人來，認為打是打不過的，不如直接跳出現在的根據地，然后去建立新的根據地。
有同志就說，項英這個意見不好，不看條件，一來就跑，那還建個啥根據地。應該采取分兵退敵的方法，先把部隊分成幾個部分，然后分散和吸引敵人兵力。把敵人引走了。
項英一聽別人這么說，就不太自信了，開始猶豫起來。
教員聽這些不懂軍事的人瞎掰掰，直皺眉頭。
提出我們是弱勢，要是離開根據地，就是弱上加弱，得充分利用我們對根據地熟悉的優勢，然后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殲滅露出破綻的敵人。
討論來，討論去，最后還是教員的方案獲得了通過。
結果自然是贏得了第二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
06
經過這件事，任弼時認識到教員在軍事方面還是有兩把刷子的。
后來任弼時回憶，“未到蘇區前是有毛右傾的觀念的，到蘇區后認為有獨特見解，有才干。”
特別是面對敵人大軍壓境時，教員臨機果斷，指揮若定。
反觀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則是“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
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后，項英的代理書記一職，被以任弼時為主導的三人團擼下來了，換成了教員。
但這并不意味著任弼時就是徹底認可教員了，這是因為任弼時認為當時的教員能力夠，尤其是軍事能力夠，指揮能力也強。
可當教員表現出與進攻路線不合作態度后，站在中央進攻路線上考慮問題的任弼時，立馬就把教員的軍事指揮權拿下來了，還對他進行了嚴厲批評。
那個時候任弼時也很年輕， 跟張聞天他們當年差不多，缺乏實際的工作經驗，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唯上級文件是從。
尤其像任弼時這樣的學習尖子，從大學出來后，都有一個通病，瞧不起沒有系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
教員在創建中央蘇區前，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這篇文章放在現在自然是一篇經典，但在當時可是攻擊教員是經驗主義的把柄。
任弼時看到這篇文章時，也認為教員存在“狹隘經驗論”的毛病。
“黨內流行一種狹隘的經驗論調，實際上是一種反理論的傾向而形成的一種事務主義的現象。”
“紅軍中狹隘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的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的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
這話都是批評教員的，后來任弼時自己回憶提到這件事，說當時：“聽說他反對本本主義，所以我對反對經驗主義很合胃口。”
任弼時不僅批評了教員，還明確提出：“在實際工作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做最殘酷的斗爭。”
當年教員寫征友啟事，征得了三個半朋友。
李立三就是那“半個朋友”，結果如今的教員和他那半個朋友，卻都成為了“反面典型”。
真是造化弄人。
07
第五次反圍剿前后，教員是被博古為代表的臨時中央批斗。
而在第四次反圍剿前后，教員則是被任弼時為代表的中央代表團批斗。
第四次反圍剿前后，中央蘇區有兩個重點人物，一個就是任弼時，另一個就是被批評的教員。
1931年11月初，在任弼時主導的贛南會議上，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的建制，把教員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弄沒了。
隨后又在1932年1月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否決了教員堅決不打贛州的主張。
緊接著又在3月召開的江口會議上，再次否決了教員關于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轉向周邊主動“出擊求鞏固”的意見。
教員是當時公認的懂軍事的人才，但他堅持原則，就是不愿意配合進攻路線，只要讓教員接觸軍事權，那他就會想辦法保存紅軍實力，避免去進攻大城市，造成大的損失。
當時任弼時、王稼祥、項英等人，嚴格執行臨時中央命令，逼著教員執行進攻路線，帶部隊去打大城市，而周恩來則是居中緩和，想辦法讓教員去領導軍事，讓教員擔任紅一方面的總政委。
那個時候雙方反復拉扯，在第四次反圍剿斗爭中，這個矛盾發展到了頂峰。
教員原本和周恩來等人，在前線指揮部隊，但在后方的任弼時等人，一再要求部隊去攻打南昌，結果卻發現部隊根本不是按照進攻路線來行動的。
雙方矛盾徹底爆發，任弼時等人堅決要求，讓在前線的委員們回來開會，要徹底解決紅軍內部的軍事分歧。
1932年10月，委員們在寧都小源，召開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這次會議的矛頭就是沖著教員去的。
這次會議的主角是任弼時，后來他回憶：“寧都會議上，我反對分兵準備戰場，因此就把毛的軍事領導撤銷而以周替代”。
“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指責教員對奪取中心城市，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
批評教員的誘敵深入方針，實際上是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當時任弼時等人不僅批評了教員的軍事策略，還批評了他的軍事思想。
指責教員在古田會議上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提出“紅軍終包辦一切軍隊行政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應既取消。”
當時教員認為紅軍有三大任務，作戰、籌款、做群眾工作，這三大任務也被批評了，解除了紅軍籌款、做群眾工作的權力，只突出作戰功能。
此外，任弼時還在其他場合公開批評了教員性格上的缺點，譬如，任弼時指出毛有“脾氣大，個性強，有時殺偏風”的毛病，這些意見都是十分中肯的。
任弼時的一些批評，也確實對教員克服自己的性格弱點，起到了幫助作用。
總之，寧都會議基本上就是為教員召開的批斗大會。
最后的結果是，任弼時解除了教員全部的軍事指揮權，是全部。
隨后教員就到福建長汀養病去了，離開了核心領導層。
這次會議過后，一直到遵義會議，教員都沒有參與軍事的權力，只讓他負責政府方面的工作 。
08
由此可見，如果真要是按照有些人說的那樣，延安整風是教員的復仇，是他對以前政見相左者的打擊報復。
那任弼時就不會在1943年重組書記處時，當選為三大書記之一。
問題也來了，以前指責教員種種策略和思想都是錯誤的任弼時，為何后來又贊同教員了呢？
原因很簡單，任弼時注重實事求是，這使他很快從實踐中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錯誤。
當他獲取到了實際工作經驗后，發現教員講得是對的。
這就是任弼時偉大的地方，在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后，立馬就承認自己的錯誤，當發現自己的理論脫離實際后，立馬就會改正，想辦法補救。
?。ㄎ野l現，湖湘文化對教員、任弼時、劉少奇這些人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從湖南出來的革命黨人，要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理解實事求是的思想。這或許就是文化底色的力量。而且湖湘文化似乎更容易成事，“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楚荊之地、人杰地靈，名不虛傳。）
言歸正傳，任弼時改正自己錯誤的速度有多快呢？
在教員還在被打壓的時期，任弼時就發現了自己的問題。
1933年2月，任弼時在《斗爭》上發表《什么是進攻路線》一文，質疑進攻路線中的“單純軍事進攻”問題，以及批評當時存在的命令主義問題，指責上級只給命令，不允許反對，容不得討論。
而他本人此前就是那個，嚴格執行上級任務，精準傳達上級命令的人。
此后任弼時對于中央的一些命令，開始保留自己的意見，甚至偶爾還發表不同觀點。此時的任弼時，發現了一些問題，可還沒有將所有事都想明白。
在將教員壓下去后，任弼時竟然成為了另一個小“教員”。
1933年，當博古和張聞天到達中央蘇區后，任弼時反倒成了博古和張聞天的打壓對象。
張聞天曾說：反羅明路線是“打毛排弼”。
09
1933年11月30日，任弼時當選為湘贛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直接領導和指揮紅六軍團等部開展革命斗爭。
后來紅六軍團和紅二軍團匯合，任弼時、賀老總、關向應等人形成了一個領導集團，領導這兩支軍團。
縱觀任弼時的革命生涯，再橫向對比張聞天等人的經歷，這段被打壓的經歷對于任弼時來說，反而是好事，讓他收獲了實際經驗，真正參與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工作。
也正是這段經歷，讓教員看到了任弼時的轉變，認可了任弼時的人品，為他倆日后的合作提供了政治基礎。
人是環境的產物，沒有相應的實踐經歷，很多道理是無法真正懂得的。
張聞天跟任弼時很像，但張聞天的起點實在太高了，一跌落下來就很難爬上去，而且那個時候，張聞天已經沒有機會去讓他去獨當一面，領導黨政軍工作了。這是比較可惜的。
離開中央后，任弼時成長飛速。
尤其是在甘孜跟張國燾匯合后，任弼時更是表現出了他那獨一檔的政治智慧和堅定的政治立場。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合。
當時另立中央率領紅軍南下的張國燾，已經在百丈關吃了敗仗，直接導致張國燾的南下計劃破產。
彼時的張國燾內心很虛，而他當時是紅軍總政委，跟紅二方面軍聯系的電臺掌握在他手里，這給了他哄騙賀老總和任弼時的機會。
張國燾跟任弼時等人確立了匯合時間和地點后，做了很多準備，宣傳材料啥的都寫好了，要拉攏紅二方面軍一起反對中央。
當時張國燾讓人送了一批文件給紅二方面軍，里面的內容都是精心處理過的，內有攻擊北上紅軍是“逃跑”等內容，還指名道姓指責了教員、博古、周恩來等人。
結果任弼時看到這些文件后，十分敏銳，根本不吃張國燾那一套。
當即就下令，四方面軍送來的材料，一律不準下發，所有文件只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燒掉。
當時肖克的反應跟任弼時的處理，形成了鮮明對比，肖克看到這些文件后，聽信了老戰友的言辭，竟然也開始說北上紅軍的怪話。
要不是賀老總和任弼時把關嚴，紅二方面軍究竟會有多少人受影響，這是說不準的。
任弼時是個很有智慧的人 ，對于張國燾的各種把戲洞若觀火。
張國燾說要開聯席會議，任弼時立馬就反問，到時會議上出現爭議，要是紅四方面軍以多壓少，通過了一些決議，責任算誰的？
此后，任弼時跟被張國燾裹挾的朱老總會面，才了解了更多內幕。
但他依舊沒有發表鮮明觀點，而是繼續和紅四方面軍的很多中高層將領見面談話，掌握了很多資料，也說服了一些人，比如傅鐘。
紅二、四方面軍匯合后，任弼時的表現，展現了一個成熟的政治家該有的智慧和氣度。
但這些，還不夠說明任弼時為什么能成為五大書記之一。
10
1937年12月底，王明、康生、陳云等從莫斯科回到延安。
王明等人回國后，就召開了12月會議，在這次大會上王明推翻了此前教員在洛川會議定下的抗日策略。
剛擺平了一個張國燾，又來了一個王明。
在相應文章里，我提到過，當時王明來勢洶洶，扯斯大林的大旗，把很多同志糊弄住了，教員再次成為少數派，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教員當時想到，王明全靠共產國際撐腰，他能撐腰的本事就是共產國際不知道中共的一些情況，信息不對稱，這才導致王明有裝腔作勢的空間。
只要派個人到共產國際去詳細公正說明中共近些年的情況，把這層窗戶紙捅破，王明自然就歇菜了。
這個去共產國際的人，必須是黨內都公認正直正派的人，不然其他委員不會同意，此外還必須跟共產國際有打交道的經驗，懂俄語。
選來選去，這個重任最后落在了任弼時身上。
任弼時與教員在延安棗園。
1937年6月份的時候，王稼祥因為傷情過重，急需得到救治，而當時遵義會議的一些情況，也得派個人去莫斯科，跟共產國際做一個詳細匯報。
王稼祥就先一步去了莫斯科，既是養病，也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938年2月左右，任弼時啟程去莫斯科。
任弼時和王稼祥一個是第一代留蘇學生，一個是第二代留蘇學生，都懂俄語，也深受共產國際信賴。
他倆到了莫斯科后，如實講述了中共這些年的發展和情況。
最后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
并帶來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支持教員成為中共領袖，并認可他是中國革命涌現出來的成熟領導人。
一擊絕殺王明。
對于教員能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順利通過組織程序，成為中共領袖，王稼祥和任弼時功不可沒。
但這依舊不能有力說明，任弼時為何能成為開國五大書記之一。
11
開國五大書記，各自都有各自所負責的一面，并不是說能力足夠強就能當五大書記 。
1945年，當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應運而生的時候，現在完全可以說，由毛朱劉周任五位中央書記處組成的最高領袖集團，是中共成立以來最穩固最有能力的領導集團。
第一代成熟的領導集體是以教員為核心建立起來的。
想進入這個領導集體，能力強地位高是基本條件，此外，所擅長的方面得跟領導班子各方面的需求相匹配，能補足領導班子的短板才行。
教員是核心，朱老總是軍事方面的代表人物，周恩來能妥善處理各種復雜事物，協調各方面的沖突，劉少奇有統領全局的能力，他也是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
那任弼時呢？
任弼時獨特的才能是在延安整風期間凸顯出來的，當時他在黨的建設、組織管理方面展現出了不同凡響的能力。
換句話說，任弼時在第一代領導集團中，起到了一個黨內組織管理、溝通協調的作用。
“黨內的媽媽”這一美譽，便已經充分說明了任弼時為何能躋身五大書記之一。
而這一才能，是從任弼時接手中央秘書長這一工作開始體現的。
12
1940年3月，任弼時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參加書記處工作，分管組織部、青委、婦委等部門。
1940年初，任弼時和周恩來等在莫斯科合影。
而任弼時回國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負責籌備七大工作，主持召開審查“七大”代表資格的會議。
為啥教員會把籌備工作交給任弼時呢？
可能跟一段早期的歷史有關系。
1931年秋，在中央蘇區，召開蘇區黨代會和全蘇大會時，大會的前期具體籌備工作基本就是任弼時主抓完成的。
因為當時臨時中央已經決定由教員出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大會召開前一個月，教員也回到了瑞金，跟任弼時同住一座小樓，一起擔負起籌備大會的領導工作。
當時任弼時已經在軍事和理論方面開始指責教員了，但他倆卻在籌備大會的工作中，配合的很好。
這期間任弼時在籌備大會時展現的組織能力，讓教員印象深刻。
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組織人參會需要啥能力？不理解的去籌備組織個10人規模的團建就明白了。
因此，這可能就是教員為啥把籌備七大的工作，交給任弼時的原因。
但七大因為種種原因，拖了很長時間才開起來了。
到了1941年3月，教員開始著手為發動整風運動，在學習內容方面，先是給幾年前便已經整理好的《農村調查》小冊子，重新寫了序和跋。
9月份的時候，任弼時接手中央秘書長的工作。
據胡喬木回憶，讓任弼時當秘書長，一是因為資歷老，二是因為他是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三是他從共產國際回來的。
“這里有一些微妙的關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當時起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作用，懂的都懂，我們就不細說了。
接手秘書長的工作后，任弼時開始對中央直屬機關、軍事機關、邊區的黨政機關的工作制度進行整理。
任弼時先是從陳云那里，把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調到手下工作，隨后領導建立了中央辦公廳，下設了秘書、總務、警衛三大系統。
自己擔任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擔任副主任。
辦公廳的這三大系統，還是很關鍵的，依托這三大系統，又建立了行政制度、干部供給制度、財務會記制度、文件管理和檔案保管等制度。
任弼時的改革，基本把機關的所有工作都制度化了，明顯提升了整個機關的工作效率。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江青喜歡買一些不在報銷之類的物件，買完之后都由機關報銷，但任弼時接手后，對于江青這些制度外的報銷，全部拒絕了，江青因此還大鬧了一番。
1943年3月，任弼時就精兵簡政工作提出方案，其中提到了明確中央書記處的職權問題，書記處應是政治局的辦事機構，服從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制定的方針下，主持日常工作。
其次在政治局之下，設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
不久后，書記處書記由政治局會議選出，由教員、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
至此，任弼時憑借自己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堅實的黨內地位，公認的正派作風，成為第一代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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