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教員和洛甫的緣分非常早。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成立，初衷是集結有志趣的青年同志，切磋歷練，以便將來救國和建國，創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釗先生。
此后少年中國學會引入各種歐美雜志書籍，并且推動了工讀互助團、新村運動等社會實踐，王光祈、左舜生、陳啟天陸續被選為執行部主任。
1919年12月，在南京讀書的洛甫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次年1月，在北京“請愿驅張”的教員經李大釗介紹，也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他們兩人入會的消息，被發表在《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的版面上。
這是教員和洛甫第一次同框，也是他們第一次知道對方的名字，不過他們第一次見面，要到14年后了。
1933年1月，洛甫進入中央蘇區。
那時的洛甫已在美國和蘇聯留學8年，并且成為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所以剛回國便躋身中國革命的最高領導層，這次進入中央蘇區，也是做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可謂是少年得志。
而教員卻在不久前的“寧都會議”上，被剝奪軍權，開始人生最慘淡黑暗的日子。
洛甫是少年得志了，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惱。
那時王明已經離開中國，在莫斯科做駐共產國際代表，國內的一切事務交給博古負責。
博古和洛甫都出自莫斯科，有這層關系，博古便把洛甫引為戰友，用蘇聯的教條指導中國革命，但偏偏洛甫不是個迷信教條的人，在實際工作中逐漸發現蘇聯的教條不符合中國實際。
于是博古和洛甫做為中國革命的二三號人物，不可避免的發生路線分歧，主要有三點：
關于抗日統戰問題，博古認為，統戰對象只包括國民黨士兵和下級軍官，洛甫則認為國民黨上級軍官也是統戰對象。
關于資本問題，博古要求嚴格限制資本主義剝削，洛甫要求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
關于福建事變的問題，洛甫建議聯合蔡廷鍇、李濟深等將領共同反蔣抗日，博古卻把談判當成兒戲，對聯合福建一點都不上心。
如此種種分歧，博古看洛甫越來越不順眼。
1934年1月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重新給洛甫安排工作，讓他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么做的好處是把洛甫逐漸排擠出決策層，又可以借洛甫排擠政府的教員。
一石二鳥，博古玩的溜溜的。
數月后的廣昌戰役結束，洛甫和博古大吵一架，博古大怒，命令洛甫巡視閩贛的工作，徹底剝奪了他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
后來洛甫回憶說：“當時感覺自己已處于無權的地位，心里很不滿意。”
和博古交惡，恰恰是洛甫和教員關系升溫的契機，他們開始利用同在政府工作的機會頻繁接觸，經常在一起聊工作方法、聊革命前途，順便一起吐槽博古。
1934年8月，瑞金的沙洲壩遭到轟炸，教員和洛甫都搬到“云山古寺”居住，兩人做了鄰居，關系更好了。以至于教員得了惡性瘧疾，洛甫擔心的不行，趕緊打電話給傅連瞕，命令他來治療。
因為交流逐漸深入，洛甫還學習教員調研基層的風格，調研整理了很多第一手資料，兩人一起寫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
這本書，可以看做是兩人合作的標志。
也就是說在長征前夕，洛甫已經從留蘇派中分化出來，和本土出身的教員開始密切的政治合作。
這次合作，說明洛甫走到教員的路線上來，教員得到留蘇派人員的支持，這對洛甫擺脫留蘇派的打擊非常重要，對教員觸底翻盤也非常重要。
2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剛出發的時候，各種事情一團亂麻，博古、李德、周先生組成的三人團忙著處理事情，基本沒時間管其他瑣事，于是教員、洛甫、王稼祥便申請一起行動，被編入軍委第二縱隊。
三人在長征初期的共同行動，給不久后的“遵義會議”定下基調。
因為他們都沒有具體工作，在一起的主要任務是反思分析。
洛甫講了自己和博古的種種爭論，王稼祥詳細講了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教員則根據兩人的講述，把第五次反圍剿和前幾次反圍剿進行對比，給兩人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到底錯在什么地方，該怎么做才能贏。
經過教員的分析，洛甫點頭稱是，王稼祥拍案而起，從此以后他們都明白了，教員名不虛傳，我們這些書生啥也不是，軍事問題還得聽他的。
于是在損失慘重的湘江戰役之后，三人開始反對博古和李德的斗爭，這事在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里，被說成是“擔架上的陰謀。”
說陰謀，有些過了。
任何錯誤的東西，不到生死關頭都可以勉強糊弄過去，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大家為了革命的前途以及個人的性命，肯定不能容忍錯誤的東西繼續存在，那么便會起來反抗錯誤。
與其說教員、洛甫、王稼祥的交流是陰謀，不如說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把所有人都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到了這個時候，博古和李德的失敗就是必然的，無非是同志們用開會來終結，還是蔣介石用機槍大炮來終結。
幸運的是，教員等人先蔣介石一步，用開會的方式終結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
12月4日，中央紅軍進入越城嶺的苗族聚居區，教員、洛甫、王稼祥開始正面批評博古和李德的軍事錯誤。
12月11日的通道會議，李德要去湘西和賀龍會師，教員建議向貴州進軍，洛甫、王稼祥和周先生同意。
12月15日的黎平會議，教員再次否定李德去湘西的計劃，建議去貴州遵義，洛甫、王稼祥、周先生支持，并且決定到遵義以后，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
博古和李德的路線一次次被否定，教員的路線一次次被肯定，此消彼長之下，博古和李德的地位便直線下降，教員的地位直線上升。
緊接著便是遵義會議了。
1935年1月15日，中央ZZ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中國革命史上的猛人們基本上都到了。
博古先做了主報告，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是敵人力量太強、紅軍各部隊配合不夠緊密、蘇區的經濟不行等等，總之就是甩鍋，用客觀因素掩蓋主觀的錯誤。
周先生做了副報告，他沒有找客觀原因，而是承擔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承認第五次反圍剿是徹底的軍事指揮錯誤。
隨后洛甫也做了報告，因為是反對博古的報告，后來便稱為“反報告。”
他用種種事實舉例說明，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路上的失敗，都是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這口鍋你們別想甩，老實背著吧。
當時中央書記處有4人——博古、洛甫、周先生、項英，因為項英留守蘇區，所以在遵義開會的便只有3人，雖然洛甫沒有實際決策權，但地位是僅次于博古的。
洛甫實名反對博古，一方面說明兩人的分歧不可調和，另一方面是二號向一號開炮，其分量比邊緣化的教員更重。
而緊接著作報告的教員，用長達一小時的發言，詳細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錯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應該如何做等等。
這份的報告，徹底夯實了洛甫的結論。
隨后便是王稼祥發言，表示支持洛甫和教員的報告，并建議教員出來指揮軍事。
回顧遵義會議的過程，可以說是節奏分明步步推進，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的基礎上，一次性推翻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一步步把教員的正確軍事路線推上前臺，非常精彩。
而其中的關鍵人物便是洛甫。
博古和李德不會主動認錯，以周先生的性格不會挑頭打先鋒，如果沒有洛甫炮轟博古，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沒有洛甫的支持，教員也不可能立刻回到決策層。
在長征路上，教員是扭轉中國革命走向的偉人，洛甫就是“為王前驅”的人。
雖然遵義會議后，最高軍事指揮者是周先生和朱老總，教員只是協助周先生指揮軍事，但從政治的角度來說，職位的高低并不重要，自己主導的政策路線能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自己主導的政策路線，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那么在實際運作中，自己就是當之無愧的第一號人物，即便是名義地位最高的人，也得服從于政策路線，那么也就間接服從于自己。
政策路線決定了政治地位。
正因為如此，遵義會議以后的教員上升猛烈，很快便把周先生和朱老總甩在身后，從建議者成為指揮者。
此后幾十年，他對職位什么的并不在意，國家主席可以給別人做，自己也可以退居二線，都無所謂。相反，他對政策路線問題看的非常重，不管是多么親密的戰友，政策路線都是不能碰的紅線。
具體原因，也能在遵義會議上找到答案。
而洛甫也在遵義會議以后，晉升為黨內“負總的責任”的總書記，至此，洛甫管黨，教員管軍，中國革命開始了“洛毛合作”的時期。
3
洛甫因“遵義會議”成為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但如果因此說他支持教員是為了奪權，那就錯了。
事實上，“遵義會議”以后常委重新分工的時候，洛甫拒絕過出任最高領導的提議，推舉教員做，教員沒有接受。
3月份中央開會，準備派人到白區恢復工作，洛甫準備卸下職務去白區，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教員不同意，最后決定派陳云去白區。
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伸手要權，洛甫為了滿足張國燾的野心，想把職務讓給張國燾，教員極力反對，說張國燾志不在此，但要是讓他得到這個職位反而麻煩了，便提議把周先生的總政委讓給張國燾。
可以肯定的說，對于那個職位，洛甫的態度是無所謂，教員的態度是一定要他做。
也就是說，遵義會議后的教員，需要洛甫來遮風擋雨。
因為那時黨組織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最高領導必須和共產國際有直接關系，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那么從莫斯科回國的洛甫，在這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而且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軍事路線的錯誤，留蘇派的勢力依然強大，教員貿然做了最高領導，面對的壓力也非常大，不利于革命工作。
此外就和教員個人有關系了。
他的個性強硬，對自己的政策路線極其自信，從來都是他指揮別人的份，絕對不會心甘情愿的受別人指揮。
如果換上張國燾這樣的強硬人物，二人必起爭端，可如果是洛甫這種沒有政策路線的人，工作起來必須要依賴教員，那他也會工作的非常順心。
再加上洛甫原本就是排名第二的常委，所以遵義會議后的最高領導人選，非他莫屬。
遵義會議前，洛甫鼎力推薦教員，遵義會議后，教員鼎力支持洛甫。
事情基本就是這樣。
當然了，教員和洛甫合作的很好。
對抗張國燾的時候他們在一起，進軍陜北的時候他們在一起，西安事變的時候他們在一起，甚至論述抗日持久戰的時候，洛甫寫了《論抗日革命戰爭的持久性》，教員寫了《論持久戰》的雄文。
到了延安斗王明，他們還在一起。
據統計，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到1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洛甫署名的電報有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聯名的就有286件，占總數的64%。
可以說，兩人合作的親密無間。
工作上的順利合作，讓教員和洛甫的私人關系，也進一步升溫。
到陜北以后，洛甫和劉英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也沒有請客，只是請熟悉的同志來家里坐坐。
大家都知道洛甫的性格，來了也是客客氣氣的說話，不做出格的事。
但教員喜歡開玩笑，剛進窯洞就起哄：“你們要請客啊，結婚不請客，不承認，不算數。”
這一鬧把洛甫給搞蒙了，怎么回答？？？
倒是劉英很潑辣，直接和教員說：“你說請客就請客啊，沒有錢又沒有東西，拿什么請客啊？”
毛澤東大手一揮：“那，不承認。”
最后還是他掏出寫好的賀詩念了一遍，才結束了自己的起哄，給洛甫的婚禮收了尾。
能讓教員這么鬧婚的人，當時可沒幾個。
4
洛甫卸任職務，向教員逐步移交工作，是從六屆六中全會開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帶回共產國際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關于中國黨領導人的建議：
“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
做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央根據這兩條指示，在9月召開六屆六中全會。
共產國際和六屆六中全會，不僅承認了教員的政治路線，也承認了教員的革命領導地位，于是會后洛甫便提議，最高領導職務應該由教員來做。
但教員經過慎重考慮，覺得現在還不是提這個問題的時候，讓洛甫繼續做下去。而洛甫既然決定讓位，便聽了教員的話，覺得教員讓他做，那就繼續做下去吧。
不過洛甫陸續向教員移交工作，在事實上退出核心決策層。
到了1943年，書記處和ZZ局設立主席，教員親自擔任這一職務，洛甫才在名義上退出核心決策層，完成“過渡”的歷史使命。
從1935年到1943年，教員和洛甫的合作全始全終。
教員多次贊嘆：“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對兩人的合作過程非常滿意，而洛甫卸任以后，主要負責宣傳教育工作，偶爾去晉陜兩省搞調研，學習教員的工作方法，補上基層的課。
然而，他們能親密合作8年，不代表能親密合作一輩子。
地位翻轉之后，教員和洛甫有過兩次大沖突。
一次是整風時期。
整風是通過批判王明的思想路線，重新梳理黨組織的機構部門、思想作風以及政策路線，在這樣的背景下，文藝宣傳是重要的一環。
落到洛甫的身上，便有了兩個關鍵詞——王明、文藝宣傳。
做為曾經以王明為首的留蘇派成員，整風的大勢造起來以后，不可避免的要敲打一下洛甫，讓他反思過去的教條主義錯誤，保證以后實事求是。
整風要求宣傳教育要接地氣、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做為宣傳教育方面的領導人，洛甫以前的工作風格，也必然有不符合整風運動的地方，那么被教育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例如教員談到延安的教育問題：
“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
這口鍋，洛甫得背。
其實教員做事很理性，他批評洛甫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通過批評洛甫，為整風服務。
如果他真的針對洛甫，七大后洛甫就應該銷聲匿跡了，但就是在1945年的七大上，洛甫當選為ZZ局委員，和陳云、彭真、高崗并列。
以他的能力和成就來說，這個地位不低了。
真正讓教員和洛甫決裂的是另一次——廬山會議。
洛甫這個人比較直，在延安時期就經常到馬列學院講：“黨員干部應該敢說話敢做事，不要怕承擔責任。”
這是高尚的道德品質，人類歷史的進步離不開這些高尚道德品質，但問題是，只講道德不講工作方法，往往會壞了事情，也害了自己。
1959年，國內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教員在廬山召開會議，提交了19個問題請同志們討論，他原本的想法是“糾左”，總結成績發現問題，保證三面紅旗不變，穩健的改善經濟環境。
但是會議的進程越來越偏離他的計劃。
先是彭大將軍寫了萬言書，緊接著黃克誠和周小舟發言支持，洛甫更是用三小時發言，在理論層面上批評了三面紅旗。
原本彭大將軍的意見也沒什么，請他們來就是討論問題么，但是經過洛甫等人的發言，討論問題，逐漸演變成對三面紅旗的批評。
更嚴重的是，彭大將軍戰功赫赫，洛甫曾經主管黨務政務，他們兩個出來批評三面紅旗，教員難免會想，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沒有私下串聯？
路線是政治家的生命，尤其對于開國領袖來說，路線也可以是國家的生命。
廬山出現種種批評，那么教員就必須重新鞏固三面紅旗的路線，必須重塑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
他給洛甫寫的一封信，很能說明問題：
“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秒道通通忘記了，于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現在有什么辦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為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
意思就是——不懂馬克思主義所以看不懂國家的政策路線，文武聯手對國家危害極大，以后要多讀書多調研多思考，痛改前非。
彭大將軍、洛甫等四人，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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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是書生型革命家，楊尚昆也說過，洛甫太天真了。
革命年代的時候，他能看懂教員的雄才大略，到了和平建設年代，他就不能理解教員的理想抱負。而且因為天真的性格，洛甫也不太懂斗爭的殘酷性，只顧著直來直去的說話。
這樣的人，在遵義會議后是教員非常好的合作者。
當走過這個特殊階段以后，不管他們曾經合作的多么好，私人關系多么親密，他們的緣分也都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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