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走遠—— 紀念父親李爾重誕辰110周年

　　他，沒有走遠

　　紀念父親李爾重誕辰110周年

　　李為民

李爾重九十一歲時的照片

　　本文含有四個章節：（一）鄉情兮其永懷；（二）路漫兮其修遠；（三）志同兮其真摯；（四）文章兮其存照。

（一）鄉情兮其永懷

　　父親李爾重自撰的《年譜》是這樣記載的：“我生于農歷民國元年（1912年）臘月15，公歷1913年1月21日。”這是與老人家中的族譜相印證的。2022年臘月15（2023年1月6日）應該是父親誕辰110周年的日子。

　　李爾重家族譜。左首第一行寫有：育三連仲次子，生中華民國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子時。李爾重原名李育三，字爾重，后以字為名。對照

　　族譜中其他人出生年月，應可認定所說月份是指農歷的月份。

　　父親老家是河北省豐潤縣七樹莊鄉王豪莊，即現在的七樹莊鎮王豪莊村。這只是冀東平原上一個極為普通的小村莊。幾十戶人家，一家一個小院落，環繞村子有一條小河流，村子周圍布滿農田，其間錯落著些樹木。不過現在已找不見當年的景象，老祖屋也已不是原來的模樣。

2007年10月4日李爾重老人最后一次回故鄉時已變樣的祖屋。

　　爺爺李連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一年四季，刨土為食；奶奶白氏，豐潤縣石各莊人，農家婦女，淑順有加。不幸的是，在父親七歲，生父親小弟時罹患產后風（破傷風），母子俱亡。太爺李慶賢，是一位秀才，早亡。太奶楊氏，寡居。在父親的母親病逝時，太奶還只有四十來歲，此后太奶就成了撫養父親他們幼弱兄弟姊妹的“母親”。后來爺爺又娶了一房，此人品行不佳，家中生出許多不快與矛盾，太奶于中對孫子女們多有護衛，因此父親對太奶有著極深的愛戴感情，家中保留下來的老一輩的僅有的一張照片，就是太奶大人的。

太奶楊氏

　　父親的大哥李得三，是又一個令他始終尊重懷念的親人。因為小時候，大哥對他倍加呵護。有一次他隨大哥到村子邊的還鄉河（豐潤縣的母親河）里游水，被河水沖倒，順水漂流下去，幸虧大哥及時救護，得以脫險。由于家中貧窮，只能供一個人上學，父親的大哥極力支持父親，而且把家中的活都攬下來。“長兄當父”，父母親亡去后，父親的大哥李得三就是他心中的“父親”。解放后，父親常把大哥接到身邊生活；文化大革命重新出來工作，就將補發的工資大部分給了大哥和大哥的一家人。

　　2007年10月，自感身體日漸衰老，在完成對自己和家人的交代的《年譜》后，父親專程北上進行了一次告別之旅。回到家鄉，還專門到兄長的墓地祭拜。

近96歲高齡的李爾重老人在大哥墓碑前拜謁

　　父親讀了一年私塾，上了七年小學（復讀一年）。高等小學畢業時成績很好，周圍的鄉親都勸爺爺一定要設法讓父親上中學。經過反復思考，爺爺艱難地同意讓父親考考、試試。不料父親竟然以第五名的成績被豐潤縣立中學校（即豐潤縣車軸山中學）錄取。此時爺爺又有些猶豫不決，因為那時上一年中學要花費30多元大洋，對一個一般的農民家庭，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父親給爺爺算細賬：全家在最好的年成可以掙的盈余，差不多有30多元，還可以把節省下來的糧食和糠秕加上些野菜喂兩頭豬，用它們也可以換30來元。爺爺終于下了決心，供父親上中學了。不過還是千叮呤萬囑咐，一定要一個大子掰兩半用。父親上了中學后，如魚得水，游弋在知識的海洋中，年年考試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爺爺自然也就很滿意了。這一段時間的孜孜不倦的攻讀，為父親此后一輩子的著述行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時隔把九十多年后，我們又見到了父親當年的課本，保存的如此完好，內中還留有當年父親讀書時的眉批和心得。

父親戌辰（1928）年秋、冬季的國文課本

　　爺爺見到父親學習成績如此優秀，自然心生自己的好算盤：待父親中學畢業后，謀一個小學教師職業，用不上幾年上學花費的錢也就都賺回來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父親讀書多了，見識廣了，除了在書本中接受了許多像“孔融讓梨”、“孟母擇鄰”、“岳母刺字”、“虎門銷煙”所施予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及民族氣節，同時眼界大開，關心起世界和國家的事情起來。聽說過英國人在印度讓印度人當“上馬石”，見到了“五卅慘案”、“五三慘案”，感悟到亡國奴不是個滋味，萌發了尋求解救民困國弱的國家的念頭。胡思亂想過“強兵救國”、“興業救國”、“尊孔讀經救國”、“做清官救國”，甚至遍讀各種武俠小說，練拳習武，想象武俠那樣打抱不平，接濟貧弱。然而終究是“‘子曰’念上千百遍，抵不上飄飄樹上掉榆錢”，豪言壯語終無濟于事，不免灰頹起來。恰在此時，中國大地已經涌動著一股新生的洪流，父親所在的豐潤縣立中學校（即車軸山中學）也成為了洪流激蕩的一個港灣。早在“五四”運動時期，車軸山中學的學生安體誠、盧紹亭就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參與中國共產黨的組建工作，并先后入黨，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大革命失敗后，1928年，一群逃過劫難的共產黨員來到了車軸山中學，他們是當時的校長董志良；教務主任王碩如；教員楊明齋（中共創始人之一）、袁效之、劉蒙山、黎巨峰、花仙洲等。經過這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優秀人物的言傳身教，經過日夜相處的耳濡目染，父親第一次讀了《共產黨宣言》，第一次讀了《國家與革命》，他摒棄了原來腦子里的所有不切實際的“救國”想法，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走上了艱難坎坷但充滿無限光明的革命歷程。

　　故而父親對車軸山中學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里既是自己學有所成并能不斷發揚光大回報于民的學堂，也是思想得到啟迪，理想插上翅膀并百折不饒地走向成熟的發祥之地！革命年代因形勢所迫，難以回到家鄉、回到母校；工作時期，即便是有機會走近故鄉，大多是一瞥而過。退下來之后，父親經常會回到故土，聆聽鄉音，吮吸土香，回味童年，尋找足跡。為了感恩母校，1999年9月，父親將自打日本留學時就一直不離不棄的一支鋼筆，送到車軸山中學，為其建立一個筆冢，并題：“從征伴我六十年，幾度身殘鍔未殘，喜看紅旗遍宇內，歸眠大地樂天然。”

位于車軸山中學內的李爾重筆冢

　　2006年，在與車軸山中學的多次商量準備后，父親在將自己的大部分文稿及筆記本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之后，又將8800多冊藏書捐給了母校。在安放藏書的房間里，父親留下了一個牌匾：母校教我成人，我謝母校之恩，祝母校永保革命青春。

　　2007年6月28日，父親總結自己一生經歷的《年譜》完稿，就決定要回老家去看看。此時父親已是95歲進96歲了，自覺身體日漸衰老，是”離天近，離地遠”之人了，在他心中十分明白，這將是自己的“告別之旅”。由于母親此時一直住在醫院，父親一定要把照顧母親的事安排妥帖，才敢出行。2007年10月2日由武漢乘車出發，3日晨抵達唐山市，4日便回車軸山母校和老家省親。

　　由車軸山中學出來，父親就匆匆往家趕。離上一次回家，又有六七年時間了。自己真的是鄉音未改人已衰，不知以后還是否能再見這里的父老鄉親，再見這里的故居了。路上父親默默無語，陷入靜思。一到王豪莊，村里的鄉親聞訊早早在村口等候。村里的干部將父親迎進村，領進村辦公室介紹情況。父親頭一件事問的就是：“上次你們說這里的地下水受污染很厲害，現在情況有改善嗎？”可惜的是，當時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村干部告訴父親：“你上次來我們說地下五十米的地下水都被污染了，現在地下七十米的地下水都不干凈了。”父親輕輕地搖頭。

　　隨后，父親回家，看望大哥的小兒子；看望自己繼母生的弟弟；看望曾經的老兄弟們；看望自己的大哥。

父親李爾重攜家人看望大哥

　　2008年7月，我和父親有一次亭子間的對話。那天陪著父親散步，父親走不了幾百步就覺得累了，在門前小山坡的亭子里坐下，父親忽然說道：“我見到你姐姐火化的情景，挺不是滋味的，我不愿意燒掉。不知我死后是不是可以運回老家葬在車軸山中學后面的山上？”我有些為難地說：“黨內早就說不允許土葬，只有極個別的特例，這件事辦起來估計難度很大。”父親有一陣子不吭聲，許久過后才開聲：“算了吧，燒就燒了吧。任重的骨灰撒到了長江里，我的骨灰你記住，一半撒到長江里，一半撒到車軸山中學后面的山上！”

　　父親2009年12月26日病逝，我們遵照他老人家的遺囑，于2010年1月4日將其骨灰的一半撒入長江。是日北風呼嚎，長江波濤洶涌。于2010年1月6日來到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車軸山中學，本意是按照父親的遺囑將部分骨灰撒到車軸山中學后的山坡上，但是日前一日下了大雪，氣溫達零下十幾度，為當地十多年來最為寒冷的一天，山上積雪達十多厘米，難以攀爬，只有聽從校方建議，將父親的另一半骨灰安葬在學校英烈園筆冢旁的一棵松樹下。

我在填土，左一捧遺像的是小弟李親民                          我大弟弟李新民在填土

　　這一天喜降瑞雪之后的豐潤大地潔白，雪后放晴的嬌陽普照人間，在送別父親時，我不禁有發自肺腑的感言：

　　爸爸：

　　我們今天陪您回到了家鄉，您就要回歸這一方養育了您的豐潤土地！

　　這里存留著您兒童玩耍的稚趣；這里回蕩著您孩提時的笑聲；這里塑造了您一身農民固有的樸質；這里鑄就了您勞動者的耿直。更為重要的是，在車軸山中學學習的時期，既讓您游弋知識的海洋，為您今后一生當中著述行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讓您接受了馬列主義理論，樹立了為勞苦大眾謀解放的信仰，并且選擇走上了一條您一生不曾改易的革命道路！

　　高懸紅日播撒的陽光，是毛澤東同志對您的致意；覆蓋原野的晶瑩白雪，是人民獻給您的鮮花！

　　爸爸，從今往后，您將永遠植根于您誠摯熱愛的家鄉熱土，您的生命，將像青山綠樹般挺立，永生！

（二）路漫兮其修遠

　　父親是1929年8月經宋敏之同志介紹加入共青團的。沒過幾個月，1930年正月，薄一波同志在唐山組織暴動，父親參加了此次暴動。從此開始了一生坎坷、艱難的探尋、革命、前行之路。唐山暴動失敗，父親被學校開除，并被通緝。爺爺的美夢破滅。為了避險，聯系已經逃走沈陽的袁效之教員，也跑到沈陽躲避。誰知剛剛與袁效之見面沒多久，袁效之又被追捕。只好在沈陽四處尋找藏身之處，躲到了一個窮姑父處，一天連兩個窩頭都吃不著。父親的奶奶得知消息，假稱病重，一封電報把父親追回來。回到唐山后，又與縣委聯系上，1930年7月又參加了遵化、玉田、豐潤三縣聯合暴動，誰知暴動再次失敗。參加這兩次暴動時，父親只是十七八歲。想必是暴動前會有亢奮情緒，也會有莫名的口干舌燥的緊張；更有一種憧憬：“起義成功，拉起武裝便可以橫空出世，力壓千軍了。”暴動的失敗，心情沮喪，也充滿迷惑，更清楚地認識到了：“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器。”“政府、軍隊、監獄、法律都是階級壓迫的工具。”這樣的真理。同時也朦朧地意識到，今后要走的路很可能是坎坷不平，充滿荊棘。

　　第二次參加暴動失敗后，父親在豐潤縣是待不下去了，1931年2月只好逃亡到北京。有過嫌棄其窮，拒之于門外的冷眼相待的遭遇，也有人原同甘共苦，熱忱相待。一位叫王國華的朋友說：“一個饅頭掰兩半，咱們一起過窮日子。”收留了父親，并且幫助父親弄了一張假的高中二年半的休業證書，用此證書，父親考入了北平私立大中中學，是年暑假畢業參加高考，師范大學和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都發來了錄取通知，因考慮師范大學要自費，負擔有困難，政治學校雖然國民黨政治色彩重，但不收食宿費，便糊涂地選擇了南京中央政治學校。

　　很快對于學校的錯誤選擇的“懲罰”就降臨了。 剛進南京政治學校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眼見著學校當局渲染“三日亡國論”，悲憤不已，寫信給北京的朋友，力主抗日救亡。不料南京政治學校是國民政府控制極嚴的學校，郵件都要被檢查。是年10月初，南京憲兵司令部將父親逮捕。在憲兵隊的牢房里，有各色人等，父親遇見有土匪徐增貴，有冒充軍人犯，有大煙犯，也有政治犯鄧耀倫（工人出身、上海特科保衛隊員）、闞澤民（即劉鼎）。雖然這些人門道不同，但都對年輕的父親比較關照，都囑托：“絕不可隨便招供，不然吃苦更多。”鄧耀倫特別說：”對任何人都不要說案情，免找麻煩。”父親自思信中只談抗日救國，沒有什么破綻，便下定決心抗住！提堂受審時，敵人居然抓住信中一處勸人“走C路線”（意即走共產黨的路線）的文字發難：“走C路線是什么意思？”急中生智，父親應對：“C是Central Government（中央政府）。”敵人認為是狡辯，便痛下殺手，將父親吊起來毒打一頓。父親咬牙堅持頂了過去。就在憲兵司令部關押時，父親也見到了獄友被拉出去處決。一天土匪徐增貴拉著父親下棋，正下著，就聽著憲兵叫徐增貴出去，拉走槍斃了。又經過幾次審問，父親絕不改口，最后只能以“共黨嫌疑”罪名判刑六個月，移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對于剛滿十九歲的父親，這一次的牢獄之災，教義匪淺。列寧有一個說法：沒有進過監牢的人，算不上是一個完整的人。監獄是一個濃縮的社會，把各類人物一下子集中地放在你的身邊，將人性的各種秉性，無論是丑陋的還是善良的，都直接、充分地展現在你的面前。這是在其他地方都是無法體驗的。

原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外墻

　　在監獄中父親結識了一位《中央日報社》編輯段夢暉（此人后隨程潛于湖南起義），此人出獄后設法作保，1932年2月初父親被提前保釋。出獄后便立即設法回了北平，擠住在北大李陰亭同學處。回到北平馬上就積極參加社會上的愛國運動，1932年3月8日參加北大的“三、八”節紀念大會，散發傳單，被警察抓入牢房。此時北平是在張學良治下，他對學生的愛國行為多少有點同情，因而對被抓的人也沒有什么審問，胡亂關了個把月就給放了。在常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和參加黨組織的馬列主義學活動中父親認識了北大黨支部書記雷民生同志，1932年6月經他介紹入黨。同年夏天，父親考上北平大學農學院經濟系。不久又因參加反對當時反動的院長劉運籌，于1932年11月又一次被捕。由于敵人沒有確鑿的證據，又審訊不出什么結果，最終允予取保釋放。

　　1933年國民黨政府派蔣孝先率憲兵三團進駐北平，目的就是破壞北平中共黨的組織，鎮壓進步學生的愛國運動。由于此前一段時間北平黨組織的活動比較暴露，所以此時遭到較大的破壞，父親與黨的組織聯系斷絕，又加上此時北大農學院院長劉運籌挾私報復，抓住父親由于參加社會活動缺考了一門課，勒令父親降級，父親只好托人在山東齊河師范找了一份工作。人雖在齊河，心總是苦悶，回想幾年來奔波許多，成績不大，自覺理論水平太低，仍然希望苦讀群書，故又于1935年夏考入北平大學哲學系。此時與同是被北大農學院開除的盛華同志相遇，在一時找不到黨組織的情況下，共同商量：日本那里馬列的書是能公開發行的，日本的而學校中也有黨的組織，便決定一起到日本去留學。

　　父親前前后后在北平學習的幾年當中，生活是很苦的。除了靠東找西借，就是靠用毛筆字幫人抄書掙錢。他給北平大學圖書館抄書，小楷每一千字兩毛錢；給一些教授抄稿子，每一千字一毛錢。經常在街邊的飯棚子里與車夫、工人、苦力一起吃最便宜的食物。豆粥一碗一個大子，窩頭一個一個大子，豬皮炒黃豆一小碟一個大子，三個大子吃一頓飯。那時一毛錢可以換二十個大子。一毛錢可以吃一兩天。

　　1936年初到的日本，先補習半年的日文，后考入仙臺帝國大學經濟專攻科。父親這段時間認真讀了不少的書，并且翻譯了Lange的《History of Materialism》（《唯物主義史觀》）。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父親和許多在日本留學中國學生大為震動，他即刻與盛華商量，決定一刻也不停留，馬上回到中國，找黨的組織，參加黨領導的抗日斗爭。他們回國后先到南京紅紙廊找八路軍辦事處，得知已經搬走。后又找到漢口日租界90號八路軍駐漢辦事處，。由于盛華同志是江蘇人，便被派往新四軍。葉劍英給父親寫介紹信去山西晉城找朱瑞同志。

盛華同志（中）在1983年上海新四軍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盛華：解放后曾任

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復旦大學黨委書記）

　　在去往山西晉城的路上，為了避免路上有麻煩，父親便跑到河北民軍辦事處弄了一張通行證，到了晉城不料正好與民軍總指揮張蔭梧住進同一家旅社。張蔭梧以為父親是要投奔河北民軍，還接見了他。父親到了八路軍晉南學校，見了陳沂同志，說明情況，臨時決定讓父親留在河北民軍，秘密接受民軍里的黨員張存實領導。在河北民軍時，父親是給民軍副總指揮王長江當秘書，常向他宣傳抗日精神，深得王長江的信任。不過張蔭梧卻嗅出味道不對，將父親從王長江身邊調離（王長江后來在張蔭梧對八路軍搞摩擦時，投向了八路軍）。后在林縣又遇見退下來的東北軍115師師長周輔成，談話中很欣賞父親，想要給父親一個中校銜，跟他們南退。父親只是跟隨他們走回晉城，而后便留在晉南八路軍學校，1938年6月恢復組織關系，任晉南學校政治隊主任。

　　1938年10月，父親帶領晉南八路軍學校十多名學生下太行山，來到河北平原的冀南軍區。這里是八路軍由山區進入平原開辟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也是八年抗戰時期敵后斗爭最為艱苦、最為殘酷的敵后戰場之一。自1938年10月到1943年底，父親在這里經歷了血與火的歷練。在冀南根據地，父親給朱瑞同志當過短時間的秘書，出任過冀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冀南軍區武裝部長，冀南五地委書記兼軍區五分區政治委員。

抗戰時期的李爾重（左）

　　在冀南根據地近五年的戰斗中，多次遇險。任軍區武裝部長時，一次帶領民兵開展破路斗爭，遇到敵人襲擊，民兵被打散，日軍和偽軍追著父親射擊，幸虧離根據地森林不遠，父親一路用駁殼槍還擊，一路跑進森林，得以脫險。1942年，日本鬼子對冀中、冀南根據地開展“五、一”大掃蕩，在該次大掃蕩中，兩個根據地遭受巨大損失，父親帶領一支小部隊在突出重圍時，身邊的警衛員杜慶增同志犧牲。也是在這一次反掃蕩當中，冀南五分區原政委王泊生被敵人抓去，之后便任命父親為冀南五分區政委兼地委書記。父親在冀南五分區，積極發動群眾，大力建設各級黨的組織，鞏固部隊戰斗力，加大瓦解敵偽軍的力量，還在德（德州）石（石家莊）鐵路沿線組織了一個“鐵道游擊隊”，專門打擊敵偽的運輸線，搶奪敵偽的各種物資。1943年8月30日父親遭遇了一生當中最接近死神的一次風險。日本鬼子知道五分區在區內敵偽內部布有眼線，便從五分區之外地區組織力量，利用鐵路運送兵力，在1943年8月30日夜間于河北省棗強縣大官莊對冀南五分區機關實施突然包圍。當父親他們發現敵人時，合圍已經形成。日偽軍合計達2300多人，軍分區機關加上一個警衛連人數不足300人，這是一場力量極其懸殊的戰斗。分區司令員趙義京，副司令員陳耀元和父親及副政委陳福生，當機立斷，堅決組織突圍。幾經沖殺，父親和參謀長、副政委等沖出了包圍圈，回頭一看，沒有見到司令員、副司令員，連忙帶著六個戰士又返回村里，這才見到兩位正副司令員都已經犧牲了。只好又帶著那幾位戰士向村外殺去。到村外小河的橋上，身邊的戰士已一個都不剩了，父親自己也已兩處受傷，一處在腳踝，一處在手腕。此時天色已經昏暗下來，父親趕緊跳入小河中躺下裝死人。天完全黑下來后，父親才爬出來跑到附近一個小村子里，躲入一個老鄉家，第二天才回到部隊中。文化大革命時，審查中為了落實情況，連當年父親藏身的那位老鄉家都找到了。這次戰斗中冀南五分區犧牲三十多人，受傷80多人，父親的警衛員張金缽和小馬也在此次戰斗中犧牲。趙義京、陳耀元兩位烈士，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時，被民政部列為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

位于河北省棗強縣大官莊的趙義京、陳耀元烈士碑

　　1943年底按照當年整風的要求，冀南根據地一批地委、分區及專署的一級干部集中到北方局太行黨校（鄧小平校長、楊獻珍教育長）學習。在這里父親經歷了又一種考驗。此時，延安的“搶救”運動已經在糾正的過程中，但是在太行北方局黨校，卻還是“爐火正旺”。父親和冀南專署副專員劉建章同志成了“搶救”的重點對象，非要交代自己的所謂“敵特”、“漢奸”歷史，不承認便斗爭，大搞“逼供信”。具體到了什么程度，至今沒有見到詳細的述說。不過楊獻珍同志在文化革命結束后，曾經要向劉建章同志道歉，說是當年不該動手打了劉建章同志。可見我父親當年的待遇一定不會比劉建章同志差。父親曾經講過，大冬天讓他跪在石頭地上，一跪一夜，膝蓋都跪腫了。這樣的情況比面對敵人的拷打逼問更難面對，對敵人自然可以針鋒相對，大聲喝罵。對自己人的詰難，都不知怎樣應對才適當。劉建章同志在自己所寫的《我的九十年》一書里寫道：一天夜里他實在想不通了，跑到山上過去，想自殺了事。后來反復思考不能這樣不明不白的死，才又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學習的地方。那么我父親那時又是怎樣面對這樣的磨難呢？父親也有過不如干脆了結算了的想法，便自認有一個所謂的組織，但又不能亂咬別的人，就只能說該組織就只有自己一個人。通過這樣的事，可想而知，他們這樣的“搶救”對象，所承受的壓力之巨大是多么令人難以測算的。這樣一些對敵人的刀槍敢于拼命沖殺的勇士們，此時卻要委屈地往自己身上潑臟水，甚至有了結束生命的念頭。劉建章同志的《我的九十年》一書還說到：我和李爾重同志的材料報給了保衛部，只要一批下來，就立即槍決。幸虧呀，這個千鈞一發的時刻，延安發來了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便刀下留人了。這一次父親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只不過這次舉著招魂幡的不是面目猙獰的兇殘敵人，而是那些曾經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志。數十年后，1973年父親在給我們子女談自己的歷史情況提到此事時，是熱淚盈眶的呀！

　　不用槍決了，但是在太行黨校的甄別將近一年，遲遲做不了結論，劉建章和我父親就堅決要求到延安中央黨校進行甄別。一路上他們心急如焚，別人一天走一站地（根據地到延安一路都有聯絡站，每個聯絡站之間相距約50里），他們倆一天趕兩站地。

　　1945年6月至1946年2月，父親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并進行甄別。此次甄別認為在北京兩次被捕及在日本的情況清楚，給予明確了的結論。南京被捕一事，由于條件所限，沒有明確結論，留待條件成熟再下結論，可以繼續參加工作。故而1946年春，任延安派往東北的干部團的副大隊長，前往東北開辟新的根據地。1946年5月任東安土改工作團副團長、雞西縣委書記。初到雞西，到處是土匪，只能靠近村鎮附近開展工作。從貧下中農串聯抓起，慢慢發動群眾，建立群眾武裝，在部隊的支持下，參加消滅土匪謝文東的戰斗。之后又帶領部隊和民兵進山，消滅了楊青山、項蘭庭、周合三股土匪。一邊剿匪，一邊分田，貧雇農當家作主。興起了踴躍參軍運動，雞西縣選送了一個炮兵團。1947年10月調任牡丹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民運部長。

　　1948年7月四野鐵道兵縱隊成立，父親于1948年8月調任四野鐵道兵縱隊黨組成員、政治部宣傳部長。1948年12月奉令帶領一個營到河北唐山，與唐山地區的工人共同努力，二十四小時搶修恢復了國民黨破壞的鐵路，四野部隊乘車前進，爭取了兩天時間，受到通令嘉獎。

　　1949年5月19日父親隨南下大軍進入武漢市，自此武漢市就成為了父親一生當中生活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1949年進城調任武漢市軍管會勞資處長。1949年9月武漢市委成立，父親任武漢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直到1960年8月，在十一年當中，歷任武漢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第二書記、書記處書記。參與領導了武漢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一系列運動，參與領導了1954年武漢市抗擊特大洪水的斗爭，參與領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157個重點項目中的武漢鋼鐵廠、武漢重型機器廠、武漢鍋爐廠、武漢造船廠、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工作。參與領導了漢（漢口）丹（丹江口）鐵路的建設工作。武漢市的大地上，處處都留下了父親的身影。

　　父親在武漢市期間，多次陪同毛澤東同志視察工作，多次陪同毛澤東同志暢游長江，近距離地聆聽教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第一次到武漢市視察是1953年2月16日（大年初三）抵達武漢，2月19日離開武漢前往南京。期間2月17日上午隨劉惠農乘劃子前往漢陽，由漢陽回來后在與李雪峰、李先念、王任重一起吃晚餐時，圍繞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政策問題有一席談話。事后王任重在武漢市委常委中做了傳達。毛澤東同志主要表述了以下思想：1，有人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有人主張“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對的。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渡要有辦法，像從漢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樣。國家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時間，這是與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2，全國解放后，富農不敢雇工剝削了。即使還沒有完全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農實際上也變成富裕中農了。斯大林建議我們在土改中要保留富農，為的是不要影響生產。我們發展生產并不依靠富農，而是依靠農民的互助合作。3，我們現在家底薄弱。鋼很少，汽車不能造，飛機一架也造不出來；面粉、紗布的生產，還是以私營為主。4，要團結民主人士，使他們生活好一點，爭取他們和我們一起搞建設。經濟基礎不強，政治基礎也就不強。5，私人工商業如何轉？資本家轉什么?他們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是會和我們一起進到社會主義的。只要不當反革命，就要給工作，給飯吃。2月19日，李雪峰、李先念、王任重和父親李爾重去送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又說了一席話：“我愛進步的中國，不愛落后的中國。中國有過三個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已經被打倒。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個體農業和手工業、文盲三個問題。當然對待這些人不能用對待前三個敵人的辦法。個體農業要用合作社和國營農場去代替，手工業要用現代工業去代替。目前還要依靠手工業，還要提倡，沒有它不行。文盲要掃除。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采取贖買的辦法。”毛澤東同志還特別提到了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問題：“官僚主義作風主要在上邊，你們要敢頂、敢抗。對于上邊來的錯誤的東西，要筑壩，要消毒。對上級布置的工作，要分別輕重緩急來執行。”

　　父親第一次伴隨毛主席暢游長江是在1956年5月31日。當天上午8時，毛主席的專機降落武漢市王家墩機場。一下飛機，毛主席就興致勃勃地一揮手：“先去游水。”登上“武康輪”之后，先是找來大橋工程局局長彭敏同志，聽取了大橋建設情況的匯報。當聽到在大橋建設當中，我們自己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在向蘇聯專家學習的同時，創造性地運用了“沉箱法”，解決了在湍急的水流中建設大橋橋墩的難題。毛主席說：“建設武漢長江大橋是我們的第一次。我們要好好向蘇聯專家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也要在學習中不斷創新。建設大橋不只是為了建設大橋，還要掌握建橋的本領，更要培養我們自己的建橋的技術人員和工人隊伍，為今后建造更多的大橋做準備。”吃完午飯，下午兩點，毛主席在武漢長江大橋8號橋墩旁下水。當天氣溫只有20度左右，涼氣襲人，波濤洶涌，但是毛主席鎮泰自若，揮臂破浪前行。這一次，毛主席游行了兩小時零三分鐘，游了大約28華里。

　　1960年8月父親調離武漢之前，有記錄的至少伴隨毛主席七次暢游長江，分別是1956年5月31日一次；1956年6月2、3日兩次；1957年9月5日一次；1958年9月10、12、15日三次。調離武漢后，有記錄可查的還有兩次。一次是1962年1962年6月24日；一次是1966年7月16日，也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暢游長江那一天。這些經歷父親生前從未對我們說過，這一切都是父親身后我在人們的回憶文章和他的筆記中得知的。

　　以上是李爾重筆記截屏。右邊一幅記錄：1962，6，24.四時隨主席游長江。左邊一幅

　　記錄：（1966年）七月十六日長江中看見毛主席，他老人家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我橫渡長江。我在水中游，他在船上觀看群眾。群眾高呼“毛主席萬歲”。

　　1960年1月2日一場突如其來的詰難降臨父親的身上。本來只是工作作風和對問題處理方法的差異，有人非要弄出一場斗爭。基調就是要弄出一個“宗派小集團”。從1960年1月2日到13日，連續十二天，從武漢市委常委會、常委擴大會、直到市委委員全體會議，大會小會無休止的批判，主要對象是父親李爾重，牽涉到楊青（時任武漢市委書記處書記）、趙長春（時任武漢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紀暉（時任武漢市委監察委員會書記）三位同志。同時私底下還要做“分化瓦解”工作：此次斗爭的始作俑者專門找紀暉同志談話，對他說：“我知道你在冀南長期與爾重在一起工作，對他有好感是正常的，但是對他的問題你應該大膽地講出來。”誰知道他鬧了一個天大的笑話！紀暉同志回答：“我根本不是冀南過來的干部。來武漢是之前從未和爾重同志共事過。”事情鬧到了湖北省委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同志認為：過往比較熟，經常互相走動，甚至談論一些工作，都是正常的事情，只要沒有違反原則的問題，就不要非要懷疑人家是宗派。結果這場斗爭無疾而終，最后草草收場，只能輕描淡寫地說有些個人英雄主義和宗派思想情緒云云。不過還是把趙長春同志免去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職務。事后父親認為與第一把手的關系已經難以正常，提出找機會調離。正好新中南局要成立，便于1960年8月調離武漢到廣州參加新中南局的組建工作。楊青同志也于1961年底調任中南局組織部副部長。紀暉同志調到湖北省監察委員會。1962年1月份在“七千人大會”上，趙長春同志提出要對1960年的錯誤批判討個公道，武漢市委的主要領導很怕事情鬧到七千人大會上去了，趕緊摁住，答應回武漢后會解決問題。最后幾經反復，1962年10月9-12日，在王任重同志主持下，武漢市委對1960年1月發生的對李爾重、楊青、趙長春、紀暉四位錯誤批判形成了一個糾正錯誤的文件。在會上問還有什么意見時，其他幾位都已經不在武漢市了，只有趙長春同志表示：“我的意見就是我要‘官復原職’，繼續任武漢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對解放后此事的發生，父親是有“后怕”的。他沒有想到會有人因為一些工作上的小問題，非要把人摁到水底下去；他真的覺得如果此次翻車，那將可能是政治生命的重大打擊；他也非常感激湖北省委領導能夠冷靜地處事，公正地對待此次事情。不能不說這一次是父親在選擇的道路上前行過程中的又一次歷練。

　　1962年8月父親到廣州參加中南局籌建工作。1962年12月中南局正式掛牌。父親先任中南局常委、宣傳部長，1962年5月改任中南局常委、農委主任。在任農委主任期間，在中南局書記處領導下，為中南地區糧食生產打翻身仗，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年當中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各省的農村里搞調研，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1962年到1963年期間，全國糧食比上一年增產了220億斤，中南地區就增產達100億斤，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表揚。在任農委主任期間參加了1963年下半年開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運動中能夠堅持執行政策，努力糾正各種違反政策的行為。期間也曾因為對一些不正常的做法有不同看法而受到批評，并違心地作檢討。

1965年4月毛主席在武漢接見中南局會議人員。第二排右一是李爾重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11月就有人在中南局院墻上的大字報中翻出了父親的歷史問題。父親也敏感地意識到，很可能又有一次考驗了。一天晚上，他把全家叫到一起作了一番交代：“我的歷史我自己清楚，你們的媽媽都不大了解。現在我不想對你們說，說了你們也不一定會相信。這次運動會搞成什么程度，我不能預計。我只想告訴你們，我們全家都要相信黨，相信群眾，最后總會搞清楚問題的。我只是要求，我們全家無論運動搞成什么樣子，一個人都不許自殺。我反正是不會自殺的。人死了，問題搞清楚了也沒有用了。人不死，問題總有搞清楚的時候。”1967年夏天，有一次武漢某派的人把父親抓到武漢準備批斗，誰知一到武漢，對立派占了優勢，這一派的人趕緊跑了，把父親“遺留”在關押的屋子里，無人問津。幸虧有過路人發現房子里有人，解救了出來，帶到火車站，幫助買了火車票，才能回到廣州家中。1968年2月20日在廣東省革委會成立前，由廣州警備司令部從家中將父親人帶走，經過兩三個月輾轉，換了十多處關押的地點。期間有一次，朱漢雄同志在上洗手間洗浴時，見到一個水桶上面寫有“李爾重”三字，才知道他與父親關在了同一個地方。最后父親被押往廣東省樂昌縣監獄監護。同時關押在此的還有金明、李一清、王德、區夢覺等人。開始進去時，看押的戰士，都認為進來的是一批壞人，出于義憤，態度都比較生硬。晚上房間里不許關燈，照射的人難以入睡。也不許人在房間里走動，還說是“不許亂說亂動”。父親對哨兵說“不許動怎么行？人會憋出病的。”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這些人的專案調查反饋的東西多了，專案組和這些看押人員發現這一批老人家其實都沒有什么大問題，態度就大大改善。允許看書了，允許走動了，允許出屋勞動種菜了。在這里父親抓緊時間惡補了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知識，認真閱讀了《資本論》、《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一系列著作，記錄了兩本筆記。那些看管這些改造對象的戰士，后期甚至有時還有意無意地給你透露一點消息：“九、一三”事件后，一次父親在菜地里除草，一位哨兵蹭到他身邊小聲地說了一句：“那位接班人爆炸死了。“立即走開了。

　　1971年11月周恩來總理來了一次廣東，讓廣東省委將原來由中央管的專案中的六位干部案子接過來，盡快結案，其中就包括父親。很快1972年4月30日父親就由樂昌監獄放出來，到了中南局在廣東省連山縣的上草“五七“干校。對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審查，父親認為是非常仔細的。1973年重新出來工作后，于1973年5月，父親把我和姐姐、母親找到一起，專門講了自己的歷史。講了四層意思：1，這次審查非常的細致，三次坐牢的情況，全部調查清楚。不光是查到了敵偽檔案，甚至把當年在監獄里審問我的偽警官都找到了，證實了我在敵人的監獄里表現是好的；也把1943年在冀南突圍時我藏身的老鄉家的老鄉找到了，所以結論是非常準確的；2，我的歷史問題在1943年底、1944年初太行黨校就審查了一次，那一次我是“搶救”對象，差一點就要拉去槍斃，幸虧此時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到了太行，我的命才被保了下來。（說到此，父親的眼睛里充滿了淚水）后來太行黨校遲遲不能甄別我的歷史問題，我和劉建章同志就要求去延安中央黨校甄別。一路上我們心里著急呀，一天要往前趕兩個聯絡站的距離，有百把里路。延安甄別時，北京的兩次坐監獄的事基本弄清楚了，南京的一次，說是條件有限，待以后條件允許后在作結論，先繼續工作。一解放，在武漢我就向老中南局組織部提出將南京一段做出結論。當時又進行了調查，給出了結論。不過前兩次收集的材料都不如這次充分；3，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老的毛選四卷，那里面有一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這樣一句話：“對在歷次路線斗爭中屈死的同志表示昭雪。”這一句話是多少人的頭顱和鮮血換來的。在黨內有時會出現一些令人受到冤屈的情況的，極端時也會令人喪失生命。這里有的是因為路線發生錯誤，殘酷斗爭的結果；有的即便是在正確路線的時候，但是有個別人的思想素質、品質、及思想方法出現問題，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錯案。不敢斷言今后絕對不會再發生這樣的問題；4，在革命的路途上，面對著敵人的刀槍，面對著敵人的酷刑，堅持信念，絕不叛黨，絕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絕不出賣自己的同志，是一種艱難的考驗；但是，在面對受到的冤屈，依然堅持跟著黨走，堅持自己的信念不動搖，始終相信黨能糾正錯誤，始終相信革命事業總會走向成熟，是更為艱難的一種考驗。歷史上實際上是有無數的榜樣的。當年在長征的隊伍里，就有不少受到錯誤路線冤屈的同志，一樣堅持跟著隊伍跋山涉水，有的甚至沒有等到最后的結論就在突圍的時候英勇地犧牲了，他們依然對黨忠貞不渝，不存任何怨言。

　　1994年父親到樂昌縣監獄“舊地重游“             當年海南日報報導海南三級干部會議

　　1972年12月20日父親接到通知回廣州到廣東省委組織部報到，準備安排工作。重新出來工作，一開始是任廣東省農委副主任兼農墾總局局長。走馬上任后就直接進行了海南廣州軍區建設兵團轉回地方的組織工作，在這個過程中，考慮到已有部分到兵團的知識青年開始被招工返城的實際情況，率先提出返城知識青年在農場、農村工作時間應該計入工齡（這一點比知青大規模返城時定下的計算工齡政策早了五六年）。過了不到一年，父親改任廣東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仍分管農業。1979年整頓時期，父親雖然只是一個省革委會的副主任，然而廣東當時許多戰線的整頓動員講話都讓父親去講，在廣東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5年10月趙紫陽由廣東調往四川省委，把時任廣東省委常委、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李子元同志帶去四川。韋國清同志到廣東后，原打算由年富力強的地委書記中挑選一個去海南，并且明確：“誰去，誰就進常委班子。”不過與幾位地委書記談話的結果令韋國清同志很失望。最后韋國清同志找到父親說：“爾重同志，看來只好由你去海南帶一下班子。”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病逝，父親悲痛不已，心情沉重，對今后的局勢心存焦慮，結果連續五次出現腦動脈痙攣，暈厥倒地，經緊急搶救，稍有緩解。廣東省委便決定讓父親回廣州治療。1976年10月8日，李建安同志到醫院看望父親，順便代表廣東省委向父親通報了黨中央已拘拿“四人幫”的消息，父親精神為之一振，病情急速好轉，沒過兩天便可以出院了。走在出院回家的路上，他對我信心滿滿地說：“只要上下一心，我們黨的作風只要兩年一定會大為改觀。”

　　1976年12月父親調離海南，他在海南駐留的時間滿打滿算只有一年，但是他極為鐘情這里的山山水水，人文民情。前前后后，父親寫了二十多首贊美海南的詩歌。他鐘愛鹿回頭的晨景“風掃殘云春日現，展眉瞬目看長虹。”；鐘愛鹿回頭的夜色“落日銜云去，蟾光迎我來。”；喜歡萬寧路旁的風光“尋芳何必問多少，萬綠叢中數點紅。”；喜歡東山嶺的石洞“清水一洼云影淡，石洞數室坐禪安。”；更喜愛高聳的銅鼓峰“碧色連天岸，一峰迎晚霞。”；心愛那婆娑的椰林“林深養寂靜，葉密掩余暉。”；歌頌割膠人“金星舞動膠林乳，玉碗翻落桶灌銀。”；歌頌羊山水利建設者“為讓荒灘除舊貌，敢教鮮血繪新顏。”；歌頌白沙百里長渠的建設者“白沙人民意志堅，敢搬河水敢搬山。”贊譽海南黎族領袖王國興“漢黎攜手除腐惡，搏得南天日月新。”；追思曾在海南生活的蘇東坡“一生豪氣一生淚，萬里關山萬里情。” 如果按照父親曾經駐留過的地域劃分寫詩歌的多少，海南算得上是排名第一。

　　1977年4月父親調任陜西省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同年7月任陜西省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任陜西省委常務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1978年4月葉劍英同志到陜西。前排坐者左李爾重、中葉劍英、右于明濤。

　　父親任陜西省委常務書記后，分管農業、宣傳、組織人事和“揭批查”工作。在“揭批查”工作當中，既認真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肅清各種影響，也十分強調嚴格執行政策。要求做到“一是各級黨組織要有專人負責并建全清查辦公室；二是組織專案隊伍，落實辦案；三是按政策辦事，堅決禁止逼、供、信，體罰和變相體罰、侮辱人格對受審查干部的子女一律不得歧視，招工、考學，參軍，均以個人條件決定。”那兩年陜西全省經濟有長足的發展，1977年全省工業總產值比1976年增長13.8%，農業生產戰勝了干旱、低溫各種災害，糧食產量與1976年持平，棉花產量增長30%。1977年5月2日到6月15日、7月15日到7月30日兩次深入延安地區子長、志丹、黃陵、延川、延安、宜川、黃龍；榆林地區清澗、米脂、靖邊、橫山、神木16個縣市的廠礦企業，30多個社隊的農戶、田間地頭，同干部群眾座談，調查老區經濟發展、民生情況。通過調查了解，寫了一份《陜北建設的幾個問題》的調查報告，內容包括：山區建設方針問題，山區公路建設問題，高產穩產農田建設問題，農業多種經營問題，按勞分配問題，退耕還林問題等。為陜西省委對陜北老區建設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1977年10月至1978年4月先后三次赴陜南商洛地區山陽、鎮安、商縣；安康地區安康、平利、白河、鎮坪、紫陽、旬陽；漢中地區漢中、城固、留壩、勉縣等20多個縣調查研究，深入廠礦企業、水利建設重點工程、社隊、農戶、田間地頭，詳細調查經濟發展和民生情況。1979年7月任陜西省委陜南建設領導小組組長。1978年6月根據中央領導批示的要求，父親赴延安地區志丹縣領導延安縣委工作組調查處理干部違紀打人事件。父親一到延安縣，老百姓因為干部打人事件，群情激憤，強烈要求立即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批斗，工作組成員也有同志贊同這樣的要求。父親當即表態：現在不是召開群眾大會的時候。如果現在就召開大會，情緒一旦失控，會釀成不好的后果。現在要做的是到那些被打人的家中，做艱苦細致的宣講政策的工作，平息情緒，安撫人心，到時機成熟，情況完全調查清楚后，再召開大會宣布處理結果。最后既嚴肅處理了違紀人員，又很好地執行了政策，防止了情緒性的群體惡性事件。1978年11月0日-12月1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隨后1978年2月18日-25日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面對中央工作會議出現的部分中高級干部因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沖擊，情緒沖動，說了一些過于偏頗的言語的現象，父親在一次與一位能夠交心的同志的談話中明確表示：我非常贊同黃克誠同志在會議中的發言，現在看來高舉毛澤東的旗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但是無論多么艱難，毛澤東的旗幟一定要高舉下去。1979年當中，父親在一次會議上講了自己對落實改革開放中政策的思考，主要有四層意思：改革開放非常必要，我們需要迅速地趕上世界發展的步伐；改革開放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訓，切忌一窩蜂地上。一定要有計劃、有步驟，分清輕重緩急；改革開放，門窗大開，也要注意防止蒼蠅、害蟲鉆進來；改革開放，我們希望獲取國外的先進技術，但是一些核心技術，人家是不會拱手相讓的，我們還是要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不知為什么這個講法居然受到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詰難，甚至打電話給時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馬文瑞查問：李爾重的講話是否經過陜西省委常委討論。

　　1979年12月20日前后，中組部宋任窮同志電話通知馬文瑞同志，讓父親于12月25日一定要趕到北京，說是中央書記處決定讓李爾重與程子華同志搭班子，到河北省任職。馬文瑞同志表示：爾重同志能否不去，就留在陜西。宋說：不行。這是決定了的事情。馬又提出：能否晚去幾天。現在陜西正在開兩會，爾重同志還有許多事情。宋說：不行。26日中央要宣布決定。于是父親是1979年12月25日準時趕到北京，12月26日上午到中南海開會時遇見金明同志坐在身邊，頗有些詫異，便問：“你來干什么？”金明回答：“讓我到河北去任職呀。”此時父親才知道事情起了變化，程子華換成了金明。父親應該是到北京后多少了解了河北省的事情不簡單，所以在接受任命后在北京停留了三天，拜訪了一些曾在河北工作過的而且一直關注河北問題的老同志，想盡可能地對河北問題有一個初步的剖析。拜訪了呂正操、王從吾、李一夫、李頡伯、張承先。還與王任重同志通過電話，聽取他對到河北工作應取方針的意見。從北京到石家莊坐車或火車當時也就是幾小時的路程，父親卻用了幾天，沿途到了幾個縣市做了一些調查。由此可見，父親當時是多么想盡努力做好河北的工作呀。

河北省領導會見中國女排隊員。前排左八金明同志、左十李爾重

　　十分可惜，他和金明同志到了河北之后遇到了人生工作中最為艱難的時刻。下車伊始，矛盾百出，爭論不斷，婆婆頗多。經常會出現這樣的事情，這邊常委會還沒有結束，那邊就有北京某位的電話來詢問為什么這樣、為什么那樣，令人窮于應付，令人無所適從！像父親和金明這樣的干部缺的就是左右逢源的本事，認定的道理，輕易不會改變，只能是碰的頭破血流。當時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劉子厚同志的問題定性；如何對待劉子厚同志主政時班子成員；如何實事求是地貫徹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如何處理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武斗造成的后遺癥。

　　劉子厚同志是犯有錯誤，當時中央主要領導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等都多次指示：劉子厚犯有錯誤，覺悟的慢，三中全會后覺悟還是跟不上，但是問題就是這么多，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所以父親和金明同志認為，既然算不上“上賊船”的人，就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就應該思想批判從嚴，對人就不要一棍子打死。但是有人因為積怨發泄和有人的“站隊表現”相結合，雖表面承認是內部矛盾，實際卻用的是后文化革命的思維和做法，非要大張旗鼓地批倒批臭，死纏爛打揪住不放。這個問題直到1984年中央才得以最后做出結論：劉子厚同志所犯錯誤仍屬人民內部問題。

　　劉子厚同志1979年底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后，原河北省委的班子成員沒有大的調整，有人就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非要把所有原來班子里的成員來一個大換班，徹底地“翻燒餅”。甚至背著省委主要領導，給上面寫信列出清除人員的名單，和擬任新班子成員名單。金明和父親則認為，即便劉子厚同志有錯誤，但原來班子的成員不能有“以人劃線”，而是要具體分析實際的表現，工作能力的大小，適當進行調整。而且在調整過程中也只能是正常的調動，絕不應該在人員檔案中添加不適當的評語。

　　對于當時提出的農業聯產責任承包制執行問題，金明和父親認為要結合具體情況進行貫徹，對于那些山區、偏遠地區，土地狹小，人員稀少，可以加速推行；而對于鐵路兩廂，大平原地帶，原來的集體所有制各方面的配套成熟，農業機械化程度較高，是否要拆散集體所有制的公社、大隊，最好尊重群眾自己的意愿。而且他們認為，既然是探索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正確方式，就應該允許有不同的途徑存在。父親和金明在河北按照群眾的意愿，保留了像周家莊鄉這樣的大大小小集體所有制鄉村300多個。這一點成了有人攻擊金明和父親的主要問題，認為是反對“三中全會精神”。直到二人離開河北后，還喧囂不停。

　　河北省邱縣文革期間武斗打死人比較多，父親和金明到河北時，邱縣已經因打人致死問題抓捕2000多人。有人主張還要抓捕更多的人，要將邱縣原縣委書記處死。金明和父親則認為，武斗打人致死現象的發生，是在錯誤的大背景下造成的，不應過分的強調當事人個人的責任。邱縣人口不過20來萬，已經抓了2000多人，連帶他們的親戚朋友，牽涉的就不是一個小的數字。之前已經因打人致死結下怨恨，反過來再抓捕很多的人，只會加劇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邱縣20萬人將可能永無寧日。最后采取的是通過艱苦的思想工作，讓那些曾經參與打人的人認識錯誤，主動上門去給被打的人家賠禮道歉，并主動幫助那些家庭服務。兩年多時間里，化解了不少的仇怨。而對于那位縣委書記，金明和父親通過查看有關檔案材料，認為當事者有自己的責任，但同時有上級領導推波助瀾的責任，罪不至死，保留了一條人命。但是卻有人抓住這一條，攻擊父親和金明“保護三種人”。

　　這種爭論不休的局面，嚴重干擾了許多正常的工作，1981年5、6月間，矛盾大爆發，1981年7月9-15日，由十一屆六中全會新當選的書記處成員坐鎮北京，將河北省委近100多人召到北京，中央有關部門參加，開了一個“河北工作會議”。看上去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明眼人可以看出，重板子打的是金明和李爾重。這樣不講原則的會議當然不可能平息爭論，最后于1982年6月16日，在中南海宣布河北省委的一、二、三把手一起調離。事后聽說，有位位高權重者在當時的調動文件上批了幾個字：金明、李爾重是原則問題；江xx是方法問題。就這樣在離開工作崗位時，父親還要背上一口不大不小的黑鍋。而父親自己對這次的處理也有評價：完全沒了原則。

　　離開河北后，宋任窮同志曾征求父親意見，是否可以到全國人大搞個秘書長之類的工作。父親的回答是：我這一輩子開會已經夠多了，不想再開會了。哪去什么地方呢？父親給出了兩個選擇，一是武漢，一是廣州。湖北省委先表態愿意接受，這樣父親就又回到了一解放就進入的城市——武漢。1983年回到武漢，到2009年病逝，父親在武漢又生活了二十六年。1983年至1985年是在“二線”的顧問委員會任副主任，1985年后徹底離休。然而父親自己在所選擇的道路上前行的步子一直沒有停歇。1983年至1993年，父親耗費十年精力，收集素材、資料、文獻，然后伏案專心撰寫，完成了自己內心對抗日英烈們的承諾，創作了一部500多萬字、八卷本的、全景式描寫自1931年9月18日起到1945年8月15日止的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鴻篇巨制《新戰爭與和平》。

　　離開了工作第一線，父親手中的武器就是不停地書寫的筆。這一時期他給自己取了六個別號：落紅館主，龔自珍詩曰：“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燃犀居士，取燃犀識怪之意；大象行者，老子曰：“扶大象，天下往，往而不殆，安平泰。”“大象”即“大道”；有念和尚，釋家以“無念”為宗，其實“無念”即“有念”，“有念”之存，乃得“無念”之在；雞鳴齋長，取雞鳴起舞之意；荷戈老兵，終生不釋戈戟的老兵。把這六個別號融會貫通解釋，便是要始終高舉真理火把，辨識妖魔鬼怪，一刻不得昏庸，堅持走選定的馬列主義大道，始終枕戈達旦保持戰斗的銳氣，為了扶護真理花朵，不惜粉身碎骨。父親晚年真的是如此而行的。除了寫了許多的散文、雜文、即時的新聞評述之外，為了能力求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地繼承文化典籍，寫了《易經拓荒雜錄》、《孔子評析》、《老子研究新編》、《文學演繹叢書》等著作。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面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更激發了父親的斗爭精神，寫了幾十萬字的論戰文章《論社會主義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幾許疏鐘》等。遲暮之年，銳志不減，，2000年之后還出版了三本諷世怯邪的雜文集《說話集》、《求索集》、《諧趣集》。

　　尤其是在2003年到2005年間，父親多次向中央領導秉筆直抒，痛斥各種社會的黑暗現象，呼吁黨要敢于向自身的腐瘡動刀子。于此展示幾封。

　　“家寶同志： 礦業事故不斷發生，財產損失，人命損失，令人痛心。中央一再嚴令注意保護人命與財產之安全，收效不大。我以為胡亂采礦，追錢不顧人命安全，是主要原因。因之，請考慮礦業設施規范化。敬禮李爾重2003年6月18日“

　　“錦濤同志：送上材料兩份，請參考。（一）曹思源說：“中共中央胡主席并吳委員長：資本家壓迫、剝削

　　‘國企是扶不起的阿斗。’此話太荒唐。共產黨有能力太狠，實是殺人之刀，激起見血的反抗，亦屬自

　　領導好公有制的現代化的企業，歷史可證。（二）‘國然。見血反抗者，殺之；不見血殺人者，逍遙法

　　退民進’的體制改革，是私有化代替公有制。私有制外；太不近人情。我認為王斌余萬不可殺。不消

　　與社會主義本質不合，不可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它又滅壓迫、剝削，長此以往，必將釀成更多更大的

　　是貪污腐敗等罪惡的本源。（三）小平同志說：見血反抗，甚是危險。請鑒察。敬禮。李爾重

　　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現在奉上材料一份2005年9月18日”

　　兩極分化已成事實，人民大量地淪為資本的奴隸，

　　私有制是生產力大發展了。小平同志擔心的復辟危險，

　　似乎不是危言聳聽。言出肺腑，不對處請批評。

　　敬禮李爾重2004年2月20日”

　　2005年7月23日，在我姐姐歿去不足一個月的時候，父親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封心情極為激憤、言辭尤為懇切的信，我全文抄錄在此：

　　致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麻煩你請讀一下這份剪報《小礦主自揭官商勾結黑幕》。這絕不是個別的事。有此一條路，則無開采證者可以得到開采證，無礦場權者，可以買到礦場權。我國礦地就會連續出現礦難，中央就要屢發“全力搶救”電文。人死了，搶不回生命；局勢壞了，搶不出種下的地雷。中央的大好善心也掃不掉壓城烏云。這已是屢見不鮮的事實。垮橋垮樓、豆腐渣工程不斷出現，廈門、寧波、重慶、沈陽、黑龍江、東鍋集團一窩一窩的大貪污不斷出現。買官可以買到人大副委員長、江西省長，非黨員可以當上中共荊門市開發區宣傳部長，妓女可以當上法院院長（陜西的事，縣名我忘了）這些人個人當然犯了罪，可是誰給他們開了門呢？陳希同接受大批金銀禮品，放在辦公室，判作貪污罪；程維高把大批金銀禮品收到家里，交出一部分，不算犯罪，把檢舉他的人關了七年，不算犯罪，判給程副省級待遇。王寶琛到懷柔別墅一夜身亡，在審理陳希同一案時，只字未提，至今誰也不知道一個北京市長是怎么死的。那么，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該怎么解？中央反腐倡廉判處不少，殺了若干，但犯罪事件逐年上升，更可怕的是罪犯中中青年居多數，中青年罪犯中青少年又居多數，對這些人我們應負什么責任？“法不能自立，類不能獨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舊社會提倡選賢任能，那是皇上獨裁者個人的事，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選賢任能是黨的集體的事，賢，必是忠于社會主義（共產黨員必須忠于共產主義），選，必按組織規章選，不能個人說了算，能，必有實踐的確證。今日之腐敗，已嚴重到極其嚴重的程度，不是某個人之過，是黨自身腐化之過。自從提倡講學習，從來也沒有指出要學習哪一本、哪一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6700萬黨員有幾個人讀過《共產黨宣言》？共產黨不以消滅私有制為方向，共產黨員不以搞共產主義為己任，那“為人民服務”也就成了空文，公公正廉明，仁者愛人，也就成了文章點綴了。中央也一再說關鍵在把黨整好。這是完全對的。怎么整？要真正使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武器，依靠黨和群眾的批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怕別人說錯話，就怕別人不說話”。群眾的真正批評，常是很激烈、不顧官位尊嚴的，說的話也不是句句正確的，常常刺得很痛，痛定思痛，才得“聞者足戒”。隔靴搔癢，頌圣順氣，巧言令色，擊魚念經，那是民主的偽飾。我們應完全拋棄它。是時候了。黨不敢向自己開刀，不敢承受割癌的切膚之痛，便只有承受滅亡之苦。社會并不和諧，天天有殺人搶劫等事，社會也不可能和諧，外有帝國主義侵略不止，內有剝削者腐敗官僚，對人民利益置之不顧。堅持社會主義的共產黨正，則天下正。如斯而已。議呈此意，供明鑒。敬禮李爾重2005年7月23日

　　自2007年起，父親的身體無法抗拒人生的規律，不斷地衰老。2007年8月，父親寫了自己的《年譜》，2008年6月又寫了《年譜的續》，在為自己的一生做總結了。在《年譜的續》中，老人稱自己：“現在九十五歲了，‘老’的威脅一部緊似一步地襲來：耳聾眼花，腰痛腿痛，……不便與人交談，不便寫作，……生活逐漸不能自理，……老年之苦，實在難當。”看得出有一種“離天近，離地遠”的感覺了。就是在2007年1月1日這一天，父親突然決定寫日記了。

　　縱觀父親一生，在這部《暮年日記》之前，除了于1985年隨武漢市代表團訪日期間有過十幾天日記外，迄今沒有見到其他日記。老人為什么在垂暮之年忽然決定要寫日記，而且能堅持一日不拉（除幾次因病情打斷的情況外）？老人在生前從未將此部分日記示人，因而家中人也不得機會詢問其所思；老人身后更不敢妄自揣測，個中緣由只能權且存謎了。

　　《李爾重暮年日記》在有些人看來，可能會覺得不似日記，更像是流水賬，平淡無味。而在我眼中，倒覺得她像涓涓流淌的小溪，看似屏聲閉息，卻時有迸濺的浪花，綿延不斷地堅守著一種精神。

　　日記所記內容中頻次最多的行為是：“讀”、“看”、“寫”。只要一天沒有被病魔擊倒，父親就頑強地堅持著“讀”、“看”、“寫”。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讀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獻》、《毛澤東文集》、《毛主席談話記錄》、《毛澤東傳》（斯諾著）、《毛選第五卷》、《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毛澤東與人的交往》、《世界通史》、《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列寧論左派幼稚病》、《共產黨宣言》、《愛國主義的壯麗畫卷》、《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明治維新》、《三個空想家》、《紅軍長征史》、斯大林的《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論十大關系》、《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吳德峰傳》、《戰將孔慶德》、《智囊》、《易》、《李商隱轉》、《江青評傳》、《張載的哲學》、《建國初期對資產階級改造的文獻》眾多書籍；他看了楊向奎的《惠施哲學》、李成瑞的《大變化》、朱向前的《毛主席詩詞的一種解讀》、奚兆永寫的批判《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文章、馬寧的文章、張捷的文章、普拉昌達的有關材料、吳江寫的《瑞典福利》、劉明新寫的《改革三十年》、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個人所有制》等文章和材料；他校改了《孔子評析》、《幾許疏鐘》、《這不是編造的故事》等書和文章；他寫作了《談分配公正與兩極分化》、《對鄧偉志等論說的注釋》、《酒事談薈》、《天女散花》、《記向奎同志》、《“炎黃文化”發刊詞》、《在聞一多基金會上的講話》、《抗日的回憶》、《年譜》、《年譜的續》、《“楊青紀念冊”的序》、《論社會主義的本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問題》、《文化大革命提綱》、《十七大報告讀后感》等一系列文章。偶爾興致所至，也寫了幾首小詩。有詠梅的：“崢嶸不待東風惠，自在芬芳自在魂。”有題牡丹的：“高貴芳容觀自在，三千叢里見君王。”還有表達心志的：“閑來無事不從容，滿腹奔騰刀劍鋒。”直到2008年11月6日，父親的身體已經極不舒服，還在日記里寫道：“真想拼命寫點東西。”以上這么大量的“讀”、“看”、“寫”的完成，對于一個正常人來說，都絕不是一件易事，何況父親此時已患有嚴重的黃斑病變眼疾，兩只眼的視力只在0.2左右呢。

　　父親就是這樣在自己年輕時選定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道路上一輩子頑強地前行！2009年12月26日就是在毛澤東同志的誕辰日子里，父親隨他而去，而且他還選擇將自己骨灰的一半撒入長江：那是因為：他是在長江邊的南京經歷了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次血與火的歷練；那是因為：他是在長江邊的武漢回到了組織的懷抱、投身到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刀槍劍雨中去的；那是因為：他兩度在武漢這個英雄的城市書寫了自己為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奮斗的歷史；那是因為：這里的江濤曾經激發了他的創作沖動，才能為世人留下“立字存照”的篇篇章章；那是因為：他曾經在這一浩蕩江水中陪伴過崇敬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多次中流擊水，搏擊風浪！那是因為：他要踐行路漫漫兮其修遠的諾言，即便是肉體滅失，靈魂也要在長江的大風大浪中追隨先賢毛澤東搏擊浪濤、逐舞潮頭！

　（三）志同兮其真摯

　　有一句老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據說是教人待人接物的。父親未對這句話做世俗的理解，而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活化了這句話的意思。他理解這句話為：要洞曉事物自身的規律，待人接物不失基本原則。因此父親常說：“你參加革命了，在這只隊伍中的所有人之間的關系，第一就是同志關系。”所以父親能做到對與己同觀點者相處時不流于庸俗；對與己不同觀點者相處不會盡當成不可調和的敵人；對于那些背后施以暗箭中傷者，也能泰然處之。父親不是那種“見面熟”的人，所以一生當中也常有人認為他不易接近。其實那是因為父親交友自有自己的標準。縱觀父親一生所交的“友”，可以領會到他對交友是重德、重識、重操守；父親一生當中那些志同道合的摯友也都是直、誠、多聞那樣的“三益”之友。這里面有的稱得上刎頸之交，有的是莫逆之交，有的是患難之交，有的是戰友之交。

　　父親與劉建章伯伯就是刎頸之交的摯友。抗戰時期劉建章伯伯與父親同在冀南抗日根據地戰斗，劉建章伯伯是是行署副主任，是父親的戰友加領導。1943年底到1944年初，他們同在北方局太行黨校（鄧小平是校長，楊獻珍是教育長）參加整風學習。雖然此時延安整風已經在糾正“搶救運動”的偏差，而在太行黨校此風刮得還是很盛。父親和劉建章伯伯當時是太行黨校重點“搶救”的對象。按照劉建章伯伯在他寫的《我的九十年》一書所言，那時父親和劉建章的材料已提交保衛部，一俟批準，就要執行槍決。所幸的是恰在此命懸一線時傳來了毛主席“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就好像是在行刑場上，傳來了一聲“刀下留人！”，兩個人如同在閻王爺面前走了一遭。隨后在太行黨校進行甄別，遲遲下不了結論，。父親和劉建章堅決要求延安中央黨校去甄別。一路上兩個人心急如焚，別人一天走一站路（那時各根據地到延安一路都有聯絡站，每站之間大約五十里），他們倆一天趕兩站地。延安甄別有了結果，父親去了東北，與劉建章伯伯分手了。然而在今后的歲月里他們心心相印，只要有機會見面，一定相談甚歡。兩人退休之后，在每次全國老年網球賽時，也要一較高下。不過他們兩位老人在對待當年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不該發生的事情的態度卻是驚人地相似！劉建章伯伯當眾原諒了曾經打過他耳光的楊獻珍；父親對那段曾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令其耿耿于懷的經過和涉及的人，一直絕口不提，就連所寫《年譜》也沒有透露一星半點！2008年2月18日父親在電話里聽到劉建章伯伯于2月14日逝世的消息，即刻暈倒在沙發上，經搶救才緩了過來。我猜測父親心里一定想著：老哥呀，當年我們倆差一點就是同年同月同日歸天，今天你怎么就甩掉我自己先走了呢？

　　父親一生當中有一位最為重要的莫逆之交，就是王任重叔叔。與劉建章伯伯相似，他們也是在抗戰時期冀南根據地相識，都曾任過分區的書記，不過王任重叔叔一直在冀南，后任冀南黨組書記、行署專員。父親與王任重叔叔再見面是在武漢市解放之后。開始父親在武漢市委，王任重在湖北省委。1953年王任重叔叔到武漢市任書記，父親任副書記，成了父親的直接上級。1954年武漢市抗擊特大洪水時，王任重是總指揮，父親是其手下的副總指揮之一。建設武漢長江大橋，王任重先任大橋建設指揮部政委，父親后在1956年接任此職，共同為新中國第一座長江大橋的建成通車付出了努力。1954年武漢市撤銷直轄市，王任重回湖北省委任第一書記，仍然常與父親在工作中有許多的交集。在此期間他們多次接待過毛澤東同志到武漢視察；多次陪同毛澤東同志暢游長江；彼此之間也常互相拜訪交談，一起與有關人士歡度節假日。

　　父親與王任重都喜歡看各類書籍；父親和王任重都有作報告口若懸河的本事；也都是不時會寫出膾炙人口的文章；故而當時就有“湖北兩重”的稱謂。父親雖然年長幾歲，但是他自覺比起王任重叔叔還是要欠缺得多，對王任重叔叔是真正心悅誠服的，常向他討教。就連當年詰難父親的人曾有這樣的說辭：“王任重當第一書記時，你三天兩頭到他家你去談工作，你對某某怎么就做不到這一點。”多年后父親對人談起王任重叔叔時，有這樣的評語：“王任重的特點就是工作方法比較靈活，對事物變化掌握得比較好。這一點很不簡單，一般人很難達到。”“他的學習心得和所有報告都是親自動手，不用秘書，經常熬夜。書記帶頭，下面的干部都只好自己動手，不敢讓別人代勞。”

　　在“路漫兮其修遠”一節當中所提到的1960年初武漢市發生的一次對父親等人的不正常批判一事里，說是由于湖北省委采取了正確的處理問題的態度，才使結果沒有走向極端。而在文化大革命時，則有人說是因為王任重包庇了父親，不然父親早就該定為“反黨分子了”。1960年其時父親與王任重叔叔之間是否有就此事進行過溝通，在父親的筆記中找不到任何筆墨痕跡，父親也從未說過任何情況。對這些說法只能暫且存謎。只知道父親在事后與王任重提出，與一把手之間如此關系已經不好繼續待在一起，如有機會希望調離武漢。恰好1960年再次組建大區局，父親離開了武漢到新組建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任職。

　　1966年，陶鑄被調北京，王任重隨調。據父親說，王任重也曾想父親一起上北京。父親自覺北京衙門深，不大愿意，沒有隨去。然而終究逃不脫“一根繩子上拴著的兩個螞蚱”的命運，文化大革命時，父親是作為王任重專案的副案收監審查的。

　　父親（右一）、肖慧納（王任重夫人右二）、宋曉非（李爾重夫人左二）、

　　王任重（左一）在西安

　　父親重新出來工作后，在打倒“四人幫”后不久調到陜西，得知尚未解放出來工作的王任重叔叔客居陜西武功，便前往看望。又過了一段時間王任重叔叔就被任命為陜西省委第二書記，不久改任第一書記，父親任常務書記。兩個人真的是歷經磨難重聚首。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后不久，王任重就被調往北京。1979年王任重叔叔率團出訪北歐，也帶上了父親。

　　此后的多年里，彼此的交往不斷，也常一起議論各種關心的問題。只不過，他們之間的心交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從未有示人！

　　王任重叔叔1992年3月16日，在籌備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勞累過度病逝，當時主張喪事從簡，發布消息時遺體告別已經進行完了。父親見到消息時，極其悲痛、惋惜！父親覺得王任重叔叔本應該還能為黨和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因為王任重叔叔的逝去，父親數日食無味，寢不安。之后父親參與了《王任重文集》的編纂工作，把無盡的懷念和哀思全部融入到《王任重文集》的字里行間。

《王任重文集》出版座談會的消息

　　父親與金明同志有一段在河北省共度時艱的日子。父親與金明同志是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時相識的。金明同志是1961年10月由國家財政部調到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分工掌管農委、財委。父親于1962年5月由中南局宣傳部長轉任中南局農委主任，便成了金明同志的直接下級。1962年至1966年期間，在金明同志的領導下，他們一起參與了中南地區糧食增產打翻身仗、中南地區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南局運動的組織。1968年后又一起在廣東省樂昌監獄共度了四年多的“學習改造”生活。金明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后，曾任華國鋒總理時期的國務院秘書長。1979年12月26日他們兩人的見面頗具戲劇性：在踏入中南海大門之前，父親一直想著的是準備與程子華同志搭班子去河北，沒料想坐下之后，發現身旁坐著的是金明同志，才知道又“換馬”了。

　　到河北之后，他們的主觀愿望是非常想貫徹好在中南海聽到的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穩定局面，發展經濟”的主旨，可惜的是，他們真的沒有料到“京城的縣令難當”居然難到這種程度。“政出多門，令出眾口”，難以招架。紛亂當中，只能依靠自己對事物的分析判斷，良好的品質，處理各種復雜的問題。金明同志是很講原則的：當程子華同志不愿到河北，中央改定金明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的消息傳開，金明在新四軍時期的老領導葉飛同志專門到金明家中，勸他不要到河北去，告訴他xxx在什么地方都不能與人好好相處。按照金明當時所處的位置，提提條件也未嘗不可。但是金明沒有！他只是說：“中央定了的事，我怎么好不執行。”金明同志是很講原則的：面對著要對那些曾經被犯錯誤的人使用過的同志，窮追死打的現象，多次在會議上擲地有聲地說，“我絕不會再次制造出冤假錯案。”“工作的正常調動，檔案中不要給人家加任何‘帽子’。”金明同志是很講原則的：有一次某位中央領導的專列途徑河北，身邊的人提醒他是否要去河北邊界上車迎一下。金明同志回應道：“中央不是三令五申不許迎來送往嗎？”而順道而下的別的省的人，卻是早早在河北界內就迎上了車。

　　我曾問過父親，在河北的時期，你和金明伯伯是不是在所有問題上看法都一致？父親回答：“在大的原則問題上，沒有分歧。具體處理問題時，當然不會完全不同。但是金明是一把手，我肯定是要維護他的威信的。”父親真的是堅持了這一點。1981年3月，曾經有過將金明同志和另外一位人調走，留下父親帶班子的說法，父親一聽說，當即給趙紫陽寫信，表示如果要調金明同志走，自己也不會留下。他們真的做到了共進退，同榮辱。父親與金明同志是同年同月同日（1979年12月26日））受命前往河北，又是同年同月同日（1982年6月16日））領命離河北而去的！

金明同志（左二）、李爾重（右二）在河北期間與外商洽談合作

　　父親在河北工作時期結識了一位堅持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帶頭人，河北省石家莊市晉縣周家莊公社黨委書記雷金河。那時正是全國大力推行農村聯產責任承包制，很多地區不論什么條件，不管當地農民群眾是否情愿，一刀切地拆掉公社、大隊，分掉集體經濟的資產。對此雷金河同志有看法。他認為周家莊公社歷年來生產一直保持穩定增長，集體經濟的各項條件完善成熟，公社社員們也對集體經濟有深厚地感情，硬要強行拆掉周家莊人民公社，他不同意，全公社的社員也不同意。為了說清道理，雷金河找了許多抗戰時期在河北戰斗過的老同志，找了當時中央負責農業政策的領導人，均沒能解決問題。于是找到了時任河北省長的父親。父親其時應該說對此事與雷金河有著類似的思考：既然是探索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道路，就應該允許有不同的方案存在，就應該考慮各地不同的基礎條件，就應該尊重農民群眾自己的選擇。所以在見到雷金河拍胸脯保證：繼續實行公社所有制后一定生產年年增長，農民收入年年增加，絕不會比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地區差。父親就當即拍板：那你們這個公社就不要拆！

　　就此父親與雷金河同志成為了志同道合的摯友。1982年因故離開河北后，差不多隔個五六年，父親就要回到晉縣周家莊鄉，了解那里集體經濟的發展情況，看一下當地老百姓的生活狀況，自然也會與雷金河同志聚談，交流對生產、生活各項工作的看法。

　　2000年得知雷金河病重，父親專門請河北省的醫生給他醫治。不幸的事情終于在2001年12月29日發生了，雷金河同志于這一天與世長辭了。周家莊鄉悲痛的鄉親們，寫下了集中表達他們對老社長、老書記哀思和悼念的對聯：“愛國家愛人民大家懷念老社長，有工做有飯吃群眾擁護集體化。”父親更為悲傷，他揮筆寫就了洋洋千言的悼念文章：《送別老友雷金河》。文章的最后部分發出了呼喚：“我衷心祝愿雷金河走了之后,有雷金河再生。周家莊兩萬人不可能不再生雷金河。周家莊兩萬人為著創造自己更美好的將來需要再生的雷金河。愿雷金河的風范在人們的心中永駐,在人們的實踐中永存。金河同志安心上路吧! 你的老友在送你。”

　　2007年10月10日父親最后一次到周家莊，專門到雷金河同志家中看望了他的老伴。

　　步入老年，父親有緣結識了許多的新知己。在與形形色色的否定黨的歷史、否定中國革命各種英雄人物、否定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中，他與魏巍、馬賓、鄭天翔等同志堅決地站在一條陣線上。

　　其中，父親與魏巍同志之間的交流更為多一些。彼此經常通信，交流對各種問題的思考。當時有一個雜志名叫《中流》，取中流砥柱之意。大家都經常為這個雜志撰稿。該雜志后因為某種原因被叫停，為此事父親曾給魏巍同志抄寫魯迅先生的一首詩，以資“清神“，并附有信一封。

　　條幅詩：“風生白下千林暗，霧密蒼天百卉殫。愿乞畫家新意匠，只研朱墨化青山”

　　信的內容：

　　“魏巍同志：昨日翻弄書物，見到了去年給你寫的一條魯迅詩。因為中流停了，有所感慨。寫得不好。詩總是好的。送給你可以清神。

　　今日之要把魯迅拉到反毛澤東族之內者，已不是一個兩個，都在編造‘故事’。說魯迅若在，在文革時不是沉默、自殺，就是被打成走資派（大意如此），一定不得好結果。為建反毛族，不但拉活人，連死人也拉，足見其志之頑和其心之虛。污魯迅，正是怕魯迅的槍頭刺向他們也。蔣介石之反共，正是怕共怕的厲害之緣故。

　　敬禮爾重”

　　當然父親和魏巍同志之間不乏生活上的互相關心與致意。下面是一封新年前的致意。

　　“魏巍同志：安身處世，多加餐飯。墊高枕頭，好好睡眠。

　　合家康泰，迎接新年。數九去了，百花爭艷。爾重”

　　1993年父親耗費十年時間寫就的八卷五百多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新戰爭與和平》付梓后，許多的經歷過抗日戰爭洗禮的老同志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這個過程中，父親結識了張愛萍、遲浩田、賀敬之等許多同志。

　　同時父親與原來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的老領導、老戰友，又再續戰斗的情誼。

　　李爾重（右）看望病中的原冀南                 李爾重（左）看望病中的原冀南

　　軍區政委宋任窮同志                         軍區政治部主任劉志堅同志

　　父親晚年有三位交往密切的朋友。一位是湖北省文聯的胡克慶老師。父親與胡克慶老師之間多是文史方面的交流。胡克慶老師比父親小十五六歲，不過他有著較為厚實的文學和歷史功底。父親與他有時聊開了，興致所至，甚至聊一天都不會停歇。父親自2007年1月日起，決定寫日記，在其最后躺倒住進醫院前的一年十一個月的日記當中，可以見到胡克慶老師隔三岔五地就會到家里來。聊聊老子，談談孔子，說說屈原，議議儒道佛三教，改改文稿，給父親帶來慰籍和愉悅，也互相增進學識。父親病重住院了，胡克慶老師動了給父親編輯一本書法集的念頭，非常遺憾的是，在這本書法集付梓之前，父親病逝了，胡克慶老師悲痛不已！胡克慶老師見到我整理的《李爾重暮年日記》后，寫了自己的心里話：

　　就在我寫此篇文章時，胡克慶老師又打來電話，不停地念叨：“你父親還有許多東西在我這里，有照片，有發表了的文章，也有沒有發表的文稿，我以后一定要都把給你（胡老師是湖北人，這是湖北話）。”

　　李爾重（前排中）和胡克慶老師（前排右一）等人在武漢市長春觀了解道教情況

　　第二位是鄧力群同志。父親與鄧力群同志之間的交流，自然集中在黨的建設理論和歷史經驗總結方面。

李爾重（左）與鄧力群同志（右）

　　鄧力群同志給李爾重的函      《十二個春秋》讀后聯想——李爾重

　　“力群同志：你的眼睛不能看了，我的耳朵不能     “力群同志：你好！好久不見了，祝你健康長壽

　　聽了，老來帶來殘疾沒得辦法。 聽說你身體還     有一事相求，能幫則幫，辦不到就作罷：《建國

　　好，也算幸事。我也健康，還能游水，不過也是      以來毛澤東文稿》我只有第二卷，如能為我配齊

　　夕陽晚照而已。 腦袋還清楚，每日坐班看些書     將是一件大好事。是所至望。我還湊合，無大病。

　　、物。想起來三件東西，請秘書同志幫助找一          敬禮。    爾重 2005年12月11日”

　　找：1，九評一本；2，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

　　3，六中全會：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  敬禮

　　李爾重  2006年11月8日”

　　“力群同志：

　　你好。聽說你的眼睛已不能閱讀了，身體還可以，祝你健康長壽。

　　我把毛主席《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讀了一遍，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第一，對于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提出了非常豐富又具體的啟示，大量地做了正面回答，許多要求人們考慮研究。比馬克思、列寧的思想向前跨越了一大步。這些，對于堅決走共產主義之路的人們肯定是寶貴的教材。第二，這是一本極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比《實踐論》、《矛盾論》等更深刻、更豐富。特別是關于量變與部分質變的關系；存在與思維的同一性；鞏固（有邊）與變革的辯證關系；一切存在都是歷史的范疇等，發揮的特別光彩。這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中看不到的。第三，毛主席把政治經濟學徹底譯成了“人的科學”。政治是經濟的的集中表現，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為經濟服務又領導經濟，經濟服從政治（階級）的需要，政治經濟學是政治掛帥的人的科學。馬克思明確說過：“政治經濟學是人的科學，不是工藝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以工人為主人翁的科學，完全區別于用資本鐵鏈拴著工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可惜，許多掛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人并不懂這一點（其實是故意不懂）。第四，《談話記錄》中大量地談了中國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教訓，這是實實在在的黨史。胡繩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江澤民的七一紀念講話，國人與外國人寫的毛澤東傳，基本上都是走流水賬，根本不了解黨的勝利是兩條路線斗爭的勝利，黨的生命顯示于斗爭之中。毛澤東之偉大在于他在兩條路線斗爭中嫻熟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無比光輝地、古今中外無與倫比地、靈活運用了戰略與策略。這樣地敘說黨史是前所未有的，毛澤東之外外人也難以做到的。這一篇黨史的論述，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財富，它在萬千苦難中把革命引到了勝利，它也將在現在與將來的困難中，使我們克難至勝。第五，這是一部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精辟論證。基于上述看法，我認為《談話記錄》不是等閑談話，而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是一篇黃金買不到的毛澤東文選，黨史辦應該作為專著印成書，廣為傳播。不應只是復印若干份，在少數人中傳播。以上意見妥否，請你考慮。我的耳朵聾了，眼睛也花得很，老化的規律，無可逃避。無可奈何。李爾重2007年3月26日”

　　第三位是宋平同志。我沒有找到父親在戰爭年代及解放后工作時期與宋平同志的經歷有交集的地方，也不大清楚他們結識的準確時間。在《人民日報》發布的1999年2月8日《王任重文集》出版的座談會的消息中，宋平同志和父親都出席了那次座談會。這是不是他們之間交往、交流的起始點？不得而知。

　　宋平同志（右）與李爾重交談               2007年10月6日李爾重（左）看望宋平同志（中）       和夫人陳舜瑤（右）

　　不過可以見到的是，自2001年起，父親與宋平同志多有通信，涉及內容相當廣泛。

　　宋平同志2001年7月17日給李爾重的回信：“爾重同志：看了你的文章和詩，很感動。原想好好寫封回信，表表知音。但一言難盡，犯了躊躇。你那篇紀念建黨八十周年的文章，講了歷史，也講了辯證法。我想今后黨和國家的發展不會違背歷史的辯證法。你的文章鼓舞了一位老同志，他熱情地推薦給別人閱讀。人家和講話對照后說：‘完了。’他說：‘完，沒了。矛盾沒解決怎么能了？’人家說：‘你能咋著？’他說：‘人多了，就能咋著。’這就是你講的辯證法吧！消極中要看到積極因素的發展。前些天，見你身體健壯，甚慰。請多保重，老人也是有用的。敬禮！宋平”

　　父親和宋平同志一直共同關心著始終堅持公社集體核算體制的河北省晉州周家莊鄉：雷金河老書記2001年12月29日逝世，父親在為他撰寫碑文時，與宋平同志交換過意見。2003年到2007年間，父親與宋平同志都多次與周家莊鄉黨委新書記雷宗奎同志通信，關注著他們的發展，對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的建議。

　　宋平同志2003年4月給周家莊鄉黨委書記雷宗奎同志的信

　　宋平同志與父親之間的信函，有的在字里行間蠻有情趣的。

　　“爾重同志：你好收到你寄來的大作《諧趣集》、《文論集》、《故事集》，‘三集’給我和老伴極大的樂趣。有的可以警世，有的讓我們笑出眼淚。你以如此高齡仍在筆耕不矣，實在令人敬佩。現在我們在北戴河享受著海風的吹拂，你卻在武漢的火爐中蒸烤，而且在不停地奮斗，實在太令人慚愧了。你自己珍惜吧。現在一些文人理論家鼓吹，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救中國，要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上‘人民’，沸沸揚揚。怎么就沒有你書中說的那位‘詩醫’到普濟堂藥店弄一付膏藥，給他們貼在嘴上呢？我在北戴河休閑，身體主要部件尚好，只是眼睛黃斑有些退變，視力有些不濟。老妻附筆問好。祝你保重、健康長壽。宋平 2007，8，15.”

　　2008年7月22日，父親重感冒住進湖北省人民醫院。過了兩天，不知何故，突然出現昏迷，連續數日不排尿、便。我們兄弟們心急如焚。情急之下，我撥通了宋平同志秘書的電話，告知有關情況。很快宋平同志就讓中央保健辦從上海、廣東請來專家會診。2008年12月23日父親因腎衰竭引起心衰竭，住進武漢市同濟醫院，一年的住院時間里，宋平同志數次委托秘書來電話詢問病情和治療情況。

　　能稱得上與父親一輩子患難之交的是我的母親宋曉非同志。母親祖籍是遼寧莊河縣，她爺爺是大地主，她父親是偽滿洲林業局的一個官員。父親在與我說革命隊伍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同志關系的道理時，還特別地說到過“包括我和你母親的關系。你母親當年在那樣危險的時候，能夠從一個富有的家庭里只身跑出來參加抗聯，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和你母親如果沒有共同的志向，是不可能結合到一起的。”

　　1947年父親與母親在雞西縣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父親母親

　　父親當年與母親結合，有同志是有非議的。結婚前有人議論，像父親這樣的一級領導，不應該找一個地主官僚家庭的“嬌小姐”當對象；結婚后，又有人議論，宋曉非沒給李爾重好的影響。議論歸議論，都沒有阻擋父親與母親的結合，開始了他們一生的風風雨雨。

　　進城到了武漢，家里人口驟然增多，父母親加我們四個姐弟，還有父親家的三個侄子侄女，母親家的三個姐弟，母親的媽媽，算起來有十三四個人。這種狀況直到1960年我們家到廣州后才緩解。十幾個人相處和睦，從未發生大的矛盾，母親其功至偉。

　　武漢市那次不正當地批判父親的事情，給母親也帶來很大的刺激。她想不通，她很擔心，也很無奈，更沒有預料到今后還會有比這還要厲害多的磨難。文化大革命時，在父親被監護前，出現過白天父親在大會批判時被秘書扇耳光，母親在小范圍的批判會上被自己的親戚扇耳光的情形。那個時期，母親表現得異常堅強，白天不論發生什么糟心的事，晚上回到家里從來不會在父親和我們面前有任何流露。1968年2月20日夜里，母親因為父親被廣州警備司令部的人員押解走，一夜急白了頭發。使我相信了“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頭”的故事。父親被帶走后，四年多無處打探消息。只要中南局軍管會人員到家里取東西時，母親便會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心：“爾重還在！”面對著人們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單給予父親所謂“叛徒”、“特務”、“漢奸”的罪名，母親始終堅持著：“我相信爾重是個好人。“她對父親沒有一字一句的”揭發“，也絕沒有像某些人那樣，禁不起社會的壓力，一有風吹草動，便跳起來鬧離婚，急于撇清關系。

　　父親重新出來工作，特別是在那個“整頓”的年代，依然是該說就說，四處做進行整頓的報告。母親曾勸告：”你能不能少說一點。就不怕把你再打倒？“父親不會責怪，只是淡淡地答道：”你不說話，人家想打倒你，也一樣打倒你。“而后依然我行我素。

　　退下來了，兩位老人各行其事，父親忙于寫書，母親依然是操持著家事，閑時也會一起在家中的園中，種種菜，種點水果，怡然自得。

　　歲月見證：初相識時的父親、母親和離休后在家種植田園的父親、母親

　　可惜母親2002年就因多種老年性疾病并發，住進醫院后再沒能回到家中。父親從那時起，每隔一天一定要去醫院看望老伴，雷打不動。母親一旦精神狀況不大好，或者病情有所變化，父親就會格外擔心，寢食不安。后期父親耳的聽力下降，視力退化，兩位老人坐在病房里，經常是手拉著手靜靜地坐在那里，就像彼此在聆聽相互的心聲。

　　父親2007年日記：“七月十六日    雨后晴看文件，九大政治報告。看曉非，見她的可憐相，一陣心酸。“

　　執子之手，與子神交，走在人生最后一程的兩位老人默默地手拉手，聆聽著彼此的心聲

　　2008年11月23日父親也倒下了，住進醫院。我們實在經不起母親一再的堅持，不得不同意讓她去看了一次父親。當著父親的面，她強打笑顏對父親說：“你要堅持住，向我學習。“但是她從父親那里回來后，當夜胃大出血。2009年，2010年兩位老人相隔一年先后仙逝。他們的一輩子少有卿卿我我，滿是相濡以沫。

　　患難得知己，患難見真情！在父親經歷的幾次波折當中，都有一些肝膽相照的同志站在他的身邊。1960年初，在武漢和他一起遭受不正常批判的有楊青（時任武漢市委書記處書記）、趙長春（時任武漢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紀暉（時任武漢市監察委員會書記）等同志。在河北工作的那段時間里，和他、金明同志一起背負所謂“原則有問題”“罪名”的同志有郭志（時任河北省委書記、常務副省長）藍凱民（時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長）、李永進（時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長）、邢開民（時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王玉（時任河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徐純性（時任河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等同志。

　　2015年我在郭志同志那里聽他給我說了一件父親與同志真摯相待的事情。當年對郭志同志最初的處理意見是：擼去書記職務，還要“放逐”青海省。郭志同志不僅有比較嚴重的哮喘病，而且左胳膊抗戰期間受傷時未能及時醫治，留下傷患，受不得寒冷。父親得知這樣的消息，覺得“這不是要人家的命嗎！”于是不顧自己的“帶罪之身”，專門打電話給中央組織部負責同志說明情況。后來對郭志同志的安排改為，免去河北省委書記職務，保留河北省委常委，但位列最后一位。郭志同志后來在河北因其人品及能力，得到人們的認可，不幾年在人大選舉中高票當選人大主任。在我寫此篇文章時，郭志老人正步入期頤之年。

（四）文章兮其存照

　　“千萬字存世爾”是我給父親挽聯中的上聯。父親一生當中非常愛好寫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所寫的內容涉及：調查材料，文藝作品，理論研究，典籍探索，散文雜文。所有文字遠超過一千萬字。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父親還在求學時期，就已經按捺不住自己的創作沖動，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1931年剛剛考進南京中央政治大學，就寫了一篇《唯物的社會觀》，刊載于《新社會》雜志；1932年回到北平，準備考北大時，寫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飛來的棺材》，刊于《華北日報》;同年還寫了一篇與劉半農先生討論的雜文《女子的稱呼》，刊于《世界日報》；1932年考入北平大學農學院后，寫了《中國農村經濟問題》；1934年到山東省齊河縣師范工作期間，寫了自己的第一篇調查報告《山東齊河農村調查》，刊于北平中央社會調查所期刊；1936年在日本仙臺帝國大學就讀時，寫有《從日本的自行車說起》，翻譯了Lange著作的《唯物論的史觀》一書。

　　抗戰時期，進入冀南根據地，寫有《階級意識的模糊》、《如何發動群眾》、《如何組織群眾自衛隊》、《渡荒的若干辦法》一系列文章，刊于《冀南日報》；

　　1947年在牡丹江省委民運部長任上，寫了《東安一帶地主階級的存在與剝削》，印發單行本。

　　1948年8月，牡丹江軍區撤銷，牡丹江軍區機關與東北護路軍機關合并，組建四野鐵道兵縱隊，父親隨原牡丹江軍區政委何偉調入四野鐵道兵縱隊任政治部宣傳部長。同年10月15日鐵道兵報創刊，何偉題寫報名《鐵軍》，父親撰寫了《發刊詞》。

　　《東安一帶地主階級的存在與剝削》手稿。           四野鐵道兵縱隊報《鐵軍》創刊號

　　現存中國現代文學館

　　1949年5月19日在白崇禧從武漢撤退三日后，父親隨四野部隊進入武漢市，在軍管會工作。之后在武漢工作了十一年。這個時期雖然工作依然繁忙，但是生活安定，條件穩定，多年來在腦海里積累的素材、感觸噴涌而出，父親的創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進入了一個“高光“時期：1950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落后的腦袋》；1951年以當初在四野鐵道兵縱隊了解的一位戰士姜明山的事跡，創作了第一篇中篇小說《領導》，不期竟然發行了幾十萬冊，并且有日譯版本。同期以在鐵道兵縱隊生活為背景的還有短篇小說《三個戰士》、《第七班》。

　　李爾重第一本中篇小說《領導》                   中篇小說《領導》的日譯版

　　1952年見到抗美援朝期間志愿軍戰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英勇奮斗，不斷地取得抗擊美帝國主義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戰斗的勝利，更激起父親宣揚我人民戰士英雄形象的熱情，連續出版中篇小說《戰斗英雄李學文》、《多消滅一個敵人》、《長白山下的自衛隊》。

　　1953年在武漢市委副書記任上，到武漢市江岸機車車輛廠蹲點，看見工人群眾的優良品格，同時也感覺到文化及思想水平對工人群眾優良品格的發揚有制約，以說明在領導工業生產當中既要充分依靠廣大工人群眾，也要不斷地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和思想水平為主旨，創作了自己第一部話劇《揚子江邊》。該劇參加全國第一次文藝調演，獲劇本創作一等獎。

　　李爾重在討論《揚子江邊》劇本時發言記錄手稿。現存中國現代文學館。

　　1954年針對“三反“運動中的有關情況，創作中篇小說《還差得遠呢》，告訴人們斗爭正未有窮期。針對土改過后，農村有些富農瞞產裝窮，少交公糧，貧下中農與之作斗爭，出版一部短篇小說集《一升米》。

　　1955年在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中，寫了《為什么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怎樣領導工業群眾運動》、《論立場問題》一系列文章。

　　1958年以一位農村養豬模范為國家增產，為農民增收而艱苦勞作的事跡為原型，創作了中篇小說《翠英》。

　　中篇小說《翠英》

　　同年，寫了一篇短文《武漢》（也曾用名《武漢關的鐘聲》），后被列入中學教材。還寫了一篇有關孫子兵法心得的文章：《孫子研究新論》。

　　《武漢》手稿。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       《孫子研究新論》手稿。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

　　1961年，國內外敵人互相呼應，蔣介石多次派遣特務登陸沿海，國內不死心的反動階級殘余蠢蠢欲動，根據現實情況創作了話劇《太平灣》。

　　李爾重談《太平灣》劇的修改意見手稿。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父親的寫作進入了一個低潮，直至1977年又開始復蘇。19977年將1955年開始整理收集的有關武漢市1954年抗擊特大洪水的素材，重新運用，完成了父親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戰洪水》。1978年，將于此之前的部分詩歌整理出版了第一部詩歌集《行歌集》。

　　長篇小說《戰洪水》                             詩歌集《行歌集》

　　1982年調離河北之后，10月在參加十二大期間，父親與我有一次夜間對話，表示了他在退休之后，下決心要寫一部以偉大的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戰爭為歷史背景的小說。老人家是說話算話的。自1983年起，他用三年的時間，去了許多的檔案館、歷史博物館，翻閱了大量的回憶錄、報章資料、敵偽檔案，閱覽了過往許多與抗日戰爭相關的故事、小說，1986年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落下了長篇小說《新戰爭與和平》的第一筆。而后便一發不可收拾，不論寒暑，不論晝夜，堅持不懈。為了排除干擾，在自家大門貼出告示：“敬啟者：年已逾古稀，身埋半土，任重道遠，秒爭寸陰，猶恐心愿未了，抱恨歸眠。來訪晤談，應在晚間。額外之求，恕不從命。”終于在1993年完成了鴻篇巨制，500多萬字的八卷本長篇歷史小說《新戰爭與和平》付梓。迎來了父親創作的第二個“高光”時期，此書于1993年獲得全國圖書二等獎（當年一等獎空缺）。

　　這部小說，第一次將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作為中華民族對日本侵略者奮起抗擊的起始點；第一次將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過程；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戰場與國民黨堅持的正面抗日戰場做了全景式地描寫。

　　（第一排：幾種版本的八卷本《新戰爭與和平》；第二排第一幅：十二卷本簡裝本《新戰爭與和平》；第二幅：鄧力群、劉志堅同志在《新戰爭與和平》第三次研討會上；第二排第三幅及第三排：《新戰爭與和平》小說手稿，現存于中國現代文學館。）

　　《新戰爭與和平》小說出版后，在北京專門成立了《新戰爭與和平》研究會，并且組織了三次全國性的《新戰爭與和平》研討會，將研討會上的發言及文章，合編了兩部文集《愛國主義的壯麗畫卷》、《人物論》。

　　《新戰爭與和平》小說出版后，父親在多個場合說明了自己創作此部小說的一些思考。父親一直認為，抗日戰爭應將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作為起始點，是因為：就交戰雙方的日方言，自1927年《田中奏折》提出“先取滿蒙，進而侵占全中國”后，日本侵華的大戰略就已經奠定。1931年“九一八”事變實質是日方實施武力侵華大戰略的開端。之后向熱河、綏遠，再華北，都是這一戰略的延續；就中方而言，“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時間發表對日抗敵的宣言，隨即在東北三省組織各種抗日游擊武裝，喚醒民眾自覺抗擊日寇，拉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民族、舉國民眾自覺抗敵的反侵略戰爭的序幕。因此，無論從哪一方說，“九一八”事變，就是中日兵戎相見、抗日戰爭爆發之時。

　　日本統治集團在整個侵華戰爭期間，有矛盾，出現過多次內閣變更，出現過像“二二六”事件那樣的政治危機。但是，父親認為必須指出，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并不是存在于要不要對中國實行武裝占領這一問題上。在這一問題上，無論是天皇還是內閣，抑或是軍人當中的少壯派、元老派 ，從始至終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之間所謂的矛盾，只在于侵略的時機選擇，侵略方向的選擇，占領的方法的選擇諸方面。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爆發，深層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壟斷財團掠奪本性決定的，并非個別或少數軍國主義分子一時騷動制造出來的。有一種說法，認為日本侵華戰爭的爆發，日本天皇是不用負責任的，日本天皇是被日本狂熱的軍國主義軍人裹挾，被動地參與這一事件中。《新戰爭與和平》以大量的史實證明，歷史上天皇家族及裕仁天皇本人，始終秉持“八纮一宇”的向外擴張侵略的思想，裕仁本人與許多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為伍，侵華戰爭的許多重大決策，裕仁都是始作俑者，他完全應該對侵華戰爭承擔主要責任，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戰犯。1945年的國際大審判時，美國出于保護日本的國體和自身的戰略需要 ，由麥克阿瑟出面，阻止法庭將裕仁定為戰犯，最終令裕仁脫罪。這一作為，實際是日本軍國主義至今不能徹底清算的重要原因。我們在與日本人民保持友誼的同時，決不能忘記這樣的歷史事實。斗爭正未有窮期。

　　代表抗日戰爭的正義一方是全中國人民，是中華民族，然而在這一陣營里有各種政治集團和勢力，有各種不同的階層，對日本侵略者有著不同的態度和策略，中心矛盾是：是否要對日本侵略進行抵抗，如何抵抗。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以蔣介石代表的國民黨政治集團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態度始終是搖擺不定，要被推著，拉著、打著上位。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發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在共產黨宣傳鼓動下的廣大人民群眾，人自為戰、村自為戰，前赴后繼，英勇殺敵，造成了致敵于滅頂之災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戰場，都涌現出了許多舍生取義，為國捐軀的抗戰英雄。《新戰爭與和平》對正面戰場的英雄人物，絲毫不吝惜筆墨。雖然這些英雄人物所隸屬的國民黨集團，由于領導的政治反動，對日態度搖擺，戰場指揮混亂，對敵戰略失當，使得正面戰場一再潰敗，但也不可掩映和湮滅他們身上閃耀的光輝。父親在《新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尤其以特別鮮明的筆調和激烈的愛國主義情懷，書寫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敵后根據地人民軍隊和廣大群眾奮起抗戰的感人事件和戰斗場面，塑造了從兒童、婦女到大娘、大伯，從戰士到各級指揮員，面對殘暴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前赴后繼，直面犧牲，具有壓倒一切敵人，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大無畏精神的英雄群像。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新戰爭與和平》一書面世后，有一次我的弟弟李新民在某個場所邂逅董其武將軍之子，當他得知我弟是李爾重之子，便極其激動地說：“我父親說，真沒有想到你爸的書里，把綏遠抗戰那一仗寫的那樣真實，那樣全面，那樣正面。老頭看完之后，還專門拿酒來喝了一杯。”

　　即便是在集中精力創作《新戰爭與和平》，但是就在同一時期，父親還寫了不少的文章與作品。

　　1983年針對青年人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出現的一些新的變化，寫了一部專門談論青年思想修養的散文集《潮頭漫步》。1985年寫了《藝術的辯證法》、《京劇表演藝術》等專論。

　　1985年，因覺得歷代有關王嬙（王昭君）的著作似乎未對她對爭取漢民族與匈奴民族60年的和平相處的歷史地位給與充分的評價，故而創作了京劇劇本《王昭君》。湖北京劇院排演此劇到北京獻演獲得好評。

　　1986年因有人想拍有關趙綺霞（趙四小姐）的電視劇，父親創作了中篇小說《趙四小姐》。

　　京劇《王昭君》劇本手稿。現存中國現代文學館。           中篇小說《趙四小姐》

　　同年為了紀念當年冀南根據地一位偵察反奸英雄，撰寫了《石嘉植傳》。

　　1996年，為了紀念愛國華僑的旗手陳嘉庚，創作了《陳嘉庚傳》，將陳嘉庚視為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啊、教育家的統一體進行歌頌。

　　1997年將多年來所寫的詩、文輯成幾本“落紅館叢書”：《落紅集》（詩文）、《有念集》（雜文）、《求索集》（文論）、《未名集》（評論文）。“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應該是為什么父親晚年給自己命號：落紅館主；將自己的書房命名“落紅館”；將自己晚年所輯的一系列叢書定名為“落紅館叢書”的寓意所在吧。“落紅館叢書”還包括2002年出版的雜文集《說話集》；2007年出版的，《文論集》、《諧趣集》、《故事集》；以及2012年我們兒子們將父親已整理好的文稿輯冊出版的《存照集》、《自選詩集》。

　　落紅館叢書

　　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協助整理，將父親1999年之前創作的主要作品集中，出版了《李爾重文集》，全集共20卷，近1000萬字。

　　2002年出版了雜文集《說話集》。2003年出版了專論《老子研究新編》。

　　2005年出版了有關三農問題的專論《幾許疏鐘》。

　　2007年出版了專門論述民間文學是士大夫文學的源泉，士大夫文學只是流，這樣一個真理的《文學演繹叢談》。

　　2007年出版了《文論集》、《諧趣集》、《故事集》。這三本書是父親在世時出版的最后幾本小冊子，不過內容與寓意且十分耐人尋味。在《文論集》中有一篇《孔子其人》文章，父親在文章中明確地指出所謂孔子“修詩、定禮、續易”之說，是沒有文獻支持的，尤其是“修詩”一說，是最站不住腳的。孔子的言行當中表現出對貧民百姓的俚俗之歌是極為厭惡的，視之為不可登大雅之堂的，怎么可能去“修詩”呢？這一切極可能是為了塑造一個神話人物編纂的故事。歷代統治者冠予孔子的名號累加起來達100多字，其實孔子其人充其量就是一個在教育方面有所成就的教育家，是春秋時期百家爭鳴之中的一家，既不應該過于貶低，也不應該有意神話。在《諧趣集》里全是些含淚諷刺的笑話故事，這些故事想表明的是，社會是有許多的不平、不調和，是有許多的尖銳矛盾的，所謂的和諧社會只是人們的一種追求，不是社會的常態。

　　所謂“千萬字存世”，父親所寫的書籍之代表了一部分。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他在數十年工作當中存留下來的230多本工作、學習筆記。這部分筆記，目前所見到的，起始于1946年7月，止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就算是在1968年2月到1972年4月被關押在廣東省樂昌監獄改造期間，也留下了學習《資本論》等著作的學習筆記。

　　坊間盛傳毛主席稱李爾重是“我們黨的才子、作家”的說法，為此我曾專門問父親此說究竟是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說的？父親對我說：“你不要太過看重這個說法。這不是一個正式的評價。那年主席到武漢，我和任重一起去見主席，任重在介紹時說了一句，李爾重還寫過小說、劇本。主席就接了一句：‘想不到還是我們黨內的才子、作家嘛。’以后不知怎么就傳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也不好去一一解釋。”

　　那么父親自己是如何評價自己的留下的文字（包括作品和筆記）的呢？在《李爾重文集》出版之際，父親寫了一個感言《借“文集”述懷》是這樣說的：“我的文集里沒有燦爛輝煌的文章，更沒有深邃哲理的論述，只有‘無物之物，無味之味，無用之用’的記錄，表述了一個老人在黨與人民的提攜與幫助、教育與監督下，七十余年走過的生活軌跡。”“《文集》里收集了我從二十多歲到現在寫的一堆文章。大家可以看到我青年時代寫的東西，既幼稚又浮淺，令人可笑；可以看到我中年與老年時代寫的東西，有些說了明白話，有些說了偏頗話，有些說的比較正確，有些論斷是錯誤的。為什么不去蕪取精，不雕琢取美？因為這樣做，才能于遲暮之年，冷靜地認識一下自己。”“我的《文集》的出版，是為了照見自己。假設、如有人愿意從‘無物之物，無味之味，無用之用’的鏡子里試照一下，我當然不反對。照的結果是喜，是怒，是罵，是贊，是留，是棄，這都是合乎規律的。”

　　確實，父親算不上“文學大家”，他的著述也算不上“經典之作”，都只是跟隨時代并努力將自己對時代、對身邊事物的感觸，記錄和表現出來的文字，既是他自己一生軌跡的記錄，也是時代軌跡的記錄，更有著他對事物社會問題的思考。所有這些文字所起的作用，無非是“立此存照”和“立字存照”之用。即檢視自己的一生，檢視自己的認識，檢視自己對事物的分析及判斷，亦可為世人提供了解史實的記錄及鑒照的鏡子。這就是為什么父親在最后的日子里整理了自己最后幾年寫的一些“豆腐塊”文章，標以《存照集》的書名的原因，同樣也是我給父親挽聯寫的“千萬字存世爾”的寓意。

　　最后以我給父親寫的《百日祭》收尾：

　　駕鶴西去時，循師何疾疾。

　　飛云騰羽翅，長風送萬里。

　　雷霆震鼓聲，飄雪舞旌旗。

　　莘莘眾子追，拳拳一心隨。

　　織錦鋪花路，華章抒情語。

　　忠誠懸千鈞，憫民志自齊。

　　眷屬望遠程，牽掛長依依。

　　賢后思不止，家嚴何日歸？

　　2022年11月10日定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