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各條戰線上的紅軍英勇抵抗外國干涉軍和國內白衛軍的進攻之時，蘇俄首都莫斯科內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列寧遇刺了。
1918年8月30日，列寧在米赫里遜（又譯米海爾松）工廠的群眾集會上發表完演說準備離開時，突然遭到了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刺客的槍擊。列寧中了兩顆帶毒子彈，身受重傷。刺客被當場抓獲，并在隨后被判處死刑。
這一事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這個新生政權在當時的處境：它掌握了國家權力，但極不穩固；明里或暗里的敵人無時無刻不在向它發起攻擊，甚至謀劃殺死它的中樞或領袖。而列寧在遇刺后的死里逃生、重新康復也喻示了這場斗爭的結局：雖然局勢極其艱險、反動派無比猖狂，但革命的俄國必將“死里逃生”，用堅強的意志戰勝一切困難，迎來新生的曙光。
次日，暫代列寧主持全局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收到了一封從南方發來的電報，內容如下：
得悉資產階級的傭仆惡毒地行刺世界最偉大的革命家，無產階級久經考驗的領袖和導師列寧同志，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決定組織公開的、經常的、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來鎮壓資產階級及其走狗，以回答這一卑鄙的暗殺行為。
斯大林
伏羅希洛夫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察里津[1]
電報的末尾雖然是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聯合署名，但它的風格、口吻及言辭間透出的堅毅和冷酷，明顯是屬于斯大林的。這位坐鎮南俄、此時正指揮察里津保衛戰的人民委員向首都表明了自己回擊反革命分子的武器——“組織公開的、經常的、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仿佛在說：“你敢動我大哥，我就殺你全家！”任何敵人在這樣的誓言面前都會不寒而栗。
列寧活過來了。但在醫療技術尚且落后的1918年，兩顆涂有毒藥的子彈無疑是致命的。可以猜想，列寧在處于重傷昏迷時一定模模糊糊地思考過由誰來當繼承人的問題：在1917年末成立的四人“常務局”[2]里，托洛茨基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剛和列寧圍繞“布列斯特和約”大吵過一架，列寧不會接受一個在重大問題上思想糊涂的人來做繼承人；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他們倆都是久經考驗的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也都有主持全黨或全國工作的經驗；究竟是斯大林更好？還是斯維爾德洛夫更好？列寧也許仍在猶豫，沒有做出決定。
1918年的下半年是極其緊張的。在列寧遇刺后不久，蘇維埃共和國被宣布為軍營，實行統一的軍事紀律，并對反革命行為采取前所未有的鎮壓。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全俄肅反委員會在此期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斯大林則在10月25日被選為全俄肅反委員會政治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在這方面繼續發揮他的特長。
10月，在一戰中早已精疲力盡的德國開始具備革命形勢，群眾的不滿情緒高漲，基爾港水兵率先起義。11月6日，起義擴展到德國西部的多個城市，并隨之建立了一系列工兵代表蘇維埃政權。11月9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號召下，全德工人總罷工開始。同一天，眼看局勢風雨飄搖的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并逃亡國外，德意志帝國就此終結。工人和起義士兵隨即控制了整個首都，卡爾·李卜克內西在首都的群眾大會上宣布德國將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11月11日，德國政府代表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議，德國投降。
一連串的消息刺激著蘇維埃俄國的神經，人們感覺到，預言中的“世界革命”就要開始了！列寧緊急指示，調撥50節火車糧食運往柏林，以支援起義的德國無產階級——此時蘇俄國內仍遭受著嚴重的糧食短缺，因而每一顆運走的糧食都是無比珍貴的[3]。
11月6日到9日，全俄蘇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斯大林參加了會議，并在會上繼續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此時，察里津的戰事勝局已定，斯大林便應列寧的要求長留首都，以隨時執行其他任務，同時通過電報與察里津保持聯絡。
11月13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廢除與德國簽訂的“布列斯特和約”。隨后，紅軍開始向被德國占領的土地發起反攻，相繼解放了包括納爾瓦[4]、普斯科夫[5]、明斯克[6]、里加[7]和哈爾科夫[8]等城市在內的大片地區。正是在哈爾科夫，舉行了由斯大林主持的烏克蘭共產黨代表大會。
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方革命浪潮風起云涌之時，斯大林卻在11月24日發表了一篇“唱反調”的文章《不要忘記東方》[9]。其中直言：
在歐洲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之際，在舊寶座紛紛倒塌和舊皇冠紛紛落地而讓位于革命的工兵蘇維埃的時候，在淪陷區正把帝國主義的走狗從自己的土地上趕出去的時候，大家的視線自然都轉向西方……在這樣的時候，遙遠的東方及其數億被帝國主義奴役的人民就‘自然而然’從視野中消失了，被忘記了。但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后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
文章分析了東方對于維持帝國主義國際統治的兩大意義：一是向帝國主義提供了豐富的自然資源，成為帝國主義的物資大后方（“東方各國的不可計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黃金、煤炭、礦石），難道不是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的‘糾紛的蘋果’嗎？這其實也就說明為什么帝國主義者在歐洲作戰和談論西方的時候從來沒有不想到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為問題其實始終是在東方”）；二是為帝國主義供應了大量的人力資源，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和擴張輸出廉價的勞動力（“他們還需要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特多的‘聽話的’‘人力’……此外，他們需要東方各國的‘聽話的’‘年輕小伙子’，從其中征募所謂‘有色’軍隊，立即運用它們去對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為如此，他們把東方各國稱為自己的‘取之不盡的’后備力量”）。
隨后，文章對俄國革命者的任務提出了新的要求：
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東方被壓迫民族數百年來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喚起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從而使世界帝國主義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盡的’后備力量。
不這樣做，就休想社會主義取得最后勝利，休想完全戰勝帝國主義。
俄國革命第一個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波斯、印度、中國的代表蘇維埃的成立是東方工人和農民從數百年來的沉睡中醒過來的鮮明標志。
西方革命無疑地會進一步推動東方革命運動，給它灌注奮發精神和勝利信心。帝國主義者本身及其新的呑并行為會給東方的革命化以不小的援助，因為這種呑并行為會把更多的國家卷入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擴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參與東方日益增長的自發運動，向前發展這種運動，使它成為自覺的反帝國主義斗爭。
可以看出，斯大林對東方問題的關注并不是單純“唱反調”，而是基于他一直以來的理論思考。從源頭上說，他對于東方問題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問題的重視，其實來自于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正是列寧第一次清晰地解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在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人民的革命運動對于動搖和瓦解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特殊意義。因此，與同在黨內的那些熱忱于西方革命的領導人們相比，斯大林的“反調”體現了他對列寧思想更深刻的理解，也展露了他不為潮流所動的冷靜和將整個世界通盤考慮的非凡視野和戰略眼光。
11月30日，為適應日益膠著和白熱化的國內戰爭形勢，蘇俄在原有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托洛茨基為主席）之外，新成立了擁有更高權限的工農國防委員會（列寧為主席）。二者相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只單純負責軍事問題，而工農國防委員會則覆蓋了所有與國防相關的領域，既過問軍事，又負責協調與軍事相關的其他問題，如工業生產、糧食調度、交通運輸、兵員補充等等。總之，在工農國防委員會建立后，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就成了具體落實前者軍事政策與軍事命令的執行機關。斯大林當選工農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即作為列寧的副手，協助列寧主持內戰期間的國防大局。他在軍事問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實際上超過了托洛茨基。
1918年年底，紅軍在東方戰線出現重大失利。隸屬高爾察克軍隊的白軍北烏拉爾編隊向駐守彼爾姆[10]的蘇維埃第3集團軍發動進攻。第3集團軍原有超過3萬紅軍和大量重裝備，本足以抵擋白軍的攻勢。但由于指揮混亂和士氣低落，該軍在損失近18000人和大量武器裝備后，于12月25日放棄彼爾姆，使這座工業重鎮被白軍占領。當時，整個第3集團軍中彌漫著嚴重的失敗情緒，“各部隊在后退中精疲力竭、疲憊不堪，以致紅軍戰士們躺在雪地上，請求同志們開槍打死他們：‘我們站都沒有力氣了，更不要說走路了，太累了。打死我們吧，同志們’……”[11]，許多部隊饑腸轆轆，數天吃不到食物，甚至出現了在舊軍官帶領下、整團整團集體投敵的事件。
彼爾姆的戰報被送至列寧的辦公室，他決定派一位得力干將前去調查和整頓。列寧致電托洛茨基：“收到許多來自彼爾姆地區的黨內消息，講的是軍隊極危險的狀態……有人請您前往那里。我想派斯大林去……”[12]
1919年1月1日，中央委員會正式做出決議，成立由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和工農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委員會，前往東方戰線調查戰爭失利的原因，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復前線秩序。
斯大林與捷爾任斯基都是肅反事務上的專家，二人本就有很多共同語言。此次共同執行任務，更增進了二人的共識和友誼。雷巴斯評論說：“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擁有了一個可靠的盟友。”[13]在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全力工作下，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內，秩序得以確立，第3集團軍補充了兵員并恢復了戰斗力，東方戰線轉危為安。1月27日，二人從前線返回。
彼爾姆之行再次證明了斯大林在軍事上的強悍能力，也讓列寧對他更加信賴和倚重。此后，斯大林便如“救火隊長”一樣，接受了一件件緊急又棘手的任務，在各條戰線東奔西走，哪里有危難，就在哪里現身。與之伴隨的是，他在黨內、軍內和國家領導層中的地位也一步步得到提高：
1919年3月18日到2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出席了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八次代表大會，并在大會上被選為黨綱修訂委員會委員。“八大”還同意了由斯大林提出的關于完善國家監察機制的建議。
3月25日，黨的中央委員會進行了改選，斯大林同時成為政治局和組織局委員。
3月30日，新的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成立，斯大林擔任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此時，他所擔任的重要職務有：黨內——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軍內——工農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國家監察人民委員、全俄肅反委員會政治監察委員會委員。
還有一個意外事件也在客觀上提升了斯大林的地位。
3月16日，被列寧稱贊“有非凡組織天才”的蘇俄革命家、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因感染西班牙流感不治身亡，去世時年僅34歲。斯維爾德洛夫的死是蘇維埃俄國的重大損失，舉國悲痛。兩天后，即巴黎公社起義紀念日3月18日，蘇俄人民在莫斯科紅場隆重安葬了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共和國領導人[14]。斯大林在斯維爾德洛夫的葬禮上一定回想起了1912年7月他和斯維爾德洛夫第一次共同流放并攜手逃走的快樂時光[15]，以及1913年到1917年他和斯維爾德洛夫一起在北極圈內的庫雷卡村苦熬嚴寒的絕望歲月[16]。算起來，他與斯維爾德洛夫朝夕相伴的時間長達四年之久，他們無疑是最親密、最信任彼此的戰友。我們不知道斯大林的臉上有無落下淚水，但他的心靈深處一定痛徹心扉。
斯維爾德洛夫去世后，四人“常務局”就只剩了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三個人，斯大林在實際上已經毫無懸念的成為了列寧可以托付事業的唯一繼承人。當然，托洛茨基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為了彌補斯維爾德洛夫走后的權力真空和工作空白，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被補選進政治局，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加里寧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而這五位新加入的領導人中除了克列斯廷斯基后曾支持過托洛茨基外，其余四人全部被斯大林團結過來，成為列寧死后與托洛茨基斗爭的盟友。也就是說，即便不考慮列寧本人的意愿，單就在黨內高層中的力量對比而言，托洛茨基從1919年3月起便已失去了與斯大林爭奪“繼承人”資格的可能性。
不過，對蘇維埃俄國而言，1919年的壞消息不止斯維爾德洛夫去世一件。更大的打擊來自西方。由于德國社會民主黨高層長期被右派的修正主義者把持，“十一月革命”的果實被右派竊取。在德皇退位、帝國倒臺后，全德蘇維埃代表大會將國家權力交給了以社會民主黨右派領導人艾伯特和謝德曼為首的臨時政府。以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左派（斯巴達克聯盟）見大事不妙，于1918年12月29日匆忙成立了獨立的德國共產黨，希望領導革命繼續前進，但為時已晚。1919年1月5日，柏林工人舉行了反對艾伯特政府的武裝起義，遭到強力鎮壓而失敗。德共領導人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隨后被捕，并于1月15日遇害。2月，國民議會在魏瑪召開，通過新憲法，德國進入“魏瑪共和國”時期，艾伯特擔任新政府總統、謝德曼任總理。至此，社會民主黨右派完全獲得了政權，左派徹底失勢。4月，慕尼黑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起義，建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為革命的“回光返照”。5月1日，政府軍隊攻入慕尼黑，起義被鎮壓。轟轟烈烈的德國“十一月革命”徹底失敗。
西方革命的希望暫時破滅了，蘇俄領導人們心心念念的“社會主義德國”并沒有出現。但是，建立在落后經濟基礎上的蘇維埃俄國卻在國外武裝干涉和國內白軍叛亂的艱難條件下堅持了下來，它沒有被擊垮，反而日益鞏固。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成為包括斯大林在內的所有蘇俄領導人必須承認和面對的事實。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蘇俄必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地建設社會主義了。而斯大林，正是列寧逝世后最能帶領俄國獨立建設社會主義的領導人。
5月，紅軍在西方戰線出現重大危機。尤登尼奇將軍率領的白衛軍在英國干涉軍的幫助下向彼得格勒方向發起強攻，駐守當地的蘇維埃第7集團軍無力招架，陷入連續潰敗，并再次出現了舊軍官帶著下屬部隊集體投敵的事件。白軍兵臨城下，彼得格勒危在旦夕。這時，力挽狂瀾的責任又一次落到了斯大林身上。而他也不辱使命，到任三個星期就徹底改變了西線的頹勢，到任一個月后紅軍就開始收復失地、轉守為攻。當時同在西線工作的伏羅希洛夫后來回憶這一堪稱“神跡”的經歷：“斯大林同志在三個星期內成功地扭轉了局面。很快消除了部隊的紀律渙散和驚慌失措，司令部精神振奮，彼得格勒工人和共產黨員一個接一個地被動員起來，無情地去消滅敵人和叛徒……”7月3日，斯大林返回了莫斯科。
這次西線之行還有個值得一提的小插曲。6月16日，斯大林從彼得格勒給列寧發來一封簡短的電報，向列寧匯報了紅軍從海上攻取炮臺的最新戰果：
繼紅丘炮臺之后又占領了灰馬炮臺。兩個炮臺的炮都完整無損。現在正迅速檢査全部炮臺和要塞。
海軍專家們硬說，從海上攻占紅丘炮臺是違背海軍科學的。我只能為這種所謂科學悲嘆。紅丘炮臺所以能迅速占領，是由于我和一般非軍事人員極粗暴地干預了作戰事務，粗暴到撤銷海軍和陸軍的命令， 強迫執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認為有責任聲明，我今后將繼續這樣行動，雖然我非常敬重科學。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17]
這里，斯大林以親身案例，批評和嘲諷了舊軍事專家們所謂的“科學”，這也是他自內戰以來的一貫態度。當然，這也同時指向了大量任用舊軍事專家們的托洛茨基。
6月末，南方戰線的形勢驟然嚴峻起來。鄧尼金的大軍攻城略地，一度占領了察里津，并高調發布聲明準備向莫斯科進軍。戰爭失利使紅軍統帥部面臨著巨大壓力，托洛茨基任命的紅軍總司令瓦采齊斯（舊軍事專家）被撤職，由C.C.加米涅夫[18]接替；托洛茨基本人也在7月初提出辭職，但未被黨中央批準。8月25日，白衛軍進一步北上，攻下重鎮庫爾斯克。9月26日，黨的中央全體會議正式任命斯大林為南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全權處置南方戰線的一切事務。10月3日，斯大林到達南方面軍司令部，調兵遣將，部署反攻。10月20日，紅軍奪回失陷的城市奧廖爾。隨后，庫爾斯克解放。12月，南方戰線勝局已定，鄧尼金軍隊的滅亡指日可待。12月27日，因在彼得格勒和南方戰線的戰功，斯大林被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授予“紅旗勛章”。
到了1920年春季，紅軍在各條戰線上均高歌猛進，白衛軍四處潰敗，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軍也被迫全部撤出了蘇俄，蘇俄度過了內戰中最艱難的歲月，戰爭進入尾聲，大規模國內建設的時期即將來臨。
1920年3月，人民委員會批準設立了新的國家部門——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由克爾日扎諾夫斯基領導。委員會制定了接下來興建30個大型發電站的宏偉計劃。
3月29日至4月5日，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九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全國約60萬黨員（比內戰前黨員人數多了一倍）。大會討論的重點是經濟建設，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關于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的決議。大會還討論了是否在工業中實施“一長制”以及付給專家高薪，以薩普隆諾夫、奧新斯基、斯米爾諾夫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堅決反對在企業實施“一長制”，并得到了李可夫等領導人的支持。大會批判了他們的錯誤意見。在政治方面，大會基于為國家建設選拔干部的目的，要求各級黨組織統計有才能的人并編寫名冊，上報黨的書記處。這成為后來備受爭議的“官職等級名錄”制度的雛形。
斯大林在“九大”上繼續當選俄共（布）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42歲）。以當時的黨內排序而言，斯大林僅次于列寧，排在第二位。“九大”首次向全黨發出訊號：如果不出意外，斯大林就是列寧的繼承者。
1920年4月22日，全黨熱烈慶祝列寧五十壽辰（1870.4.22-1920.4.22）。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了《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19]一文，高度評價列寧對于俄國革命的偉大貢獻。其中寫道：
在我們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當黨的每一個口號和領袖的每一句話都受到事實檢驗的時候，無產階級向自己的領袖提出了特別的要求。歷史上有過一些無產階級的領袖，風暴時期的領袖，實踐家領袖，他們是有自我犧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論上很弱。人民群眾沒有很快忘記這些領袖的名字。例如德國的拉薩爾和法國的布朗基就是這樣的領袖。但是整個運動不能只靠回憶過日子，它需要有明確的目的(綱領)和堅定的路線(策略)。
還有另一種領袖，和平時期的領袖，他們在理論上很強，但是在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方面卻很弱。這種領袖只是在無產階級的上層中間有威信，而這也只能到一定的時期為止。革命時代一到來，當要求領袖拿出革命實踐口號的時候，理論家就退出舞臺，讓位給新人物了。例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和德國的考茨基就是這樣的領袖。
要始終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就必須一身兼備理論力量和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組織經驗。當巴·阿克雪里羅得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評論列寧說：他“成功地把優秀實踐家的經驗同理論修養和廣闊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列寧，也只有列寧是現在世界上最強大最鍛煉有素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這一事實的原因之一正應當在這里來找。
既有深厚的理論修養，又有強悍的實踐能力——這是列寧成為領袖的原因。同樣，這也是斯大林成為領袖的原因。
注釋：
[1] 原標題為《給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的電報》，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2] 見本篇第六節《革命之后》。
[3] 雷巴斯說，這些糧食是“從饑餓的俄國無產者口中奪下的”。
[4] 納爾瓦，今屬愛沙尼亞。
[5] 普斯科夫，今屬俄羅斯。
[6] 明斯克，今為白俄羅斯首都。
[7] 里加，今為拉脫維亞首都。
[8] 哈爾科夫，今屬烏克蘭。
[9]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0] 彼爾姆，烏拉爾山脈西麓的工業重鎮，是僅次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俄羅斯第三大城市，經濟地位和軍事地位極其重要。1940年后曾改名為“莫洛托夫市”，以紀念蘇聯政治家莫洛托夫。
[11] 出自古科夫斯基《彼爾姆災禍》，轉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
[12]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
[13]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
[14] 斯維爾德洛夫（1885-1919）就此成為第一位被安葬在紅場墓園的蘇俄領導人。
[15] 見本篇第一節《1912》。
[16] 見本篇第三節《1917（上）》。
[17] 原標題為《給弗·伊·列寧的電報》，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8] 此加米涅夫并非蘇共領導人列夫·波里索維奇·加米涅夫，而是蘇俄軍事家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加米涅夫。為與前者區別，這里按其名字全稱簡寫為C.C.加米涅夫。
[19]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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