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危機
1908年11月9日，正在巴庫拜洛夫監獄關押的柯巴接到了被流放到沃洛格達的判決。這是他第二次被流放。
次年1月，他到達了沃洛格達。2月，他被進一步押送到索利維切戈茨克鎮。這又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好在流放地有不少革命者，他們可以讀書、聚會、喝酒和討論問題，消遣度日。
不過，柯巴的機智和干練使他再次找到了機會。1909年6月24日，他喬裝打扮，以一襲女裝躲過了警察的視線，坐上了離開索利維切戈茨克的蒸汽船，成功逃離。7月，柯巴第二次來到了帝國的首都彼得堡，在這里，他見到了參加第三屆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布爾什維克成員。短暫停留數日后，他以“奧爾蓋尼澤·托托米安茨”的假名重新回到巴庫。然而，重回巴庫的他遇到了與1904年重回第比利斯時相似的處境：舊城不再，物是人非。
原來，就在柯巴等人入獄后不久，當局就對巴庫的革命活動進行了大規模鎮壓。大量團體和組織被取締或解散，大批黨員被捕或被殺，許多不堅定者退黨。到柯巴返回時，整個巴庫就只剩下二三百名布爾什維克和約一百名孟什維克。即便在剩下的黨員里，消極和悲觀的情緒也十分普遍。柯巴的同志邵武勉說：“革命者又饑餓又虛弱。”
面對如此不利的局面，柯巴決定，必須立刻讓《巴庫無產者報》復刊，并以該報編輯部為核心，重建巴庫的黨組織，恢復正常工作。于是，報刊的印刷所成了他幾乎每日必去的地方。
在為恢復地方工作而緊張忙碌外，柯巴對1905年革命失敗后全黨層面的危機也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看來，巴庫的危機不是個例，而是全國形勢的反映；要從根本上擺脫危機，也不能單純依靠地方的努力，而是必須從全黨層面加以解決。也就是說，他要以一個地方領導人的身份，向全黨或黨中央“開藥方”。1909年8月1日和27日（俄歷，公歷8月14日和9月9日），他在復刊后的《巴庫無產者報》上分兩期刊載了自己載入史冊的社論《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1，以極其冷峻的思考，給出了自己的分析：
“誰都知道我們黨正遭遇著深重的危機。黨員退黨，組織縮小和削弱，各個組織彼此隔離，沒有統一的黨的工作，——這一切都說明黨病了，黨正遭遇著嚴重的危機。”
“特別使黨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黨組織和廣大群眾脫節的狀態。有一個時期，我們各地的組織都有幾千黨員，領導幾十萬群眾。那時黨在群眾中有牢固的根基。現在都不同了。各地組織已沒有幾千人，只剩下幾十人，至多也不過幾百人......固然我們黨在思想上對群眾有廣泛的影響，群眾是認識黨的，群眾是尊重黨的......但是黨的全部影響實在也僅限于此。單有思想上的影響，那還是非常不夠的。問題在于廣泛的思想影響限于狹隘的組織而不能鞏固起來，——我們的組織和廣大群眾脫節狀態的根源就在這里。”
“黨不僅苦于和群眾脫節，而且苦于黨的各個組織彼此毫無聯系，不是過著統一的黨的生活，而是彼此隔離。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烏拉爾在做什么，如此等等......現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一方面是《無產者報》2和《呼聲報》3，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人報》4，都沒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國各地的組織聯系起來......如果以為遠離俄國現實的國外機關報能把早已經過小組活動階段的黨的工作連成一氣，那就太奇怪了。誠然，在各個彼此隔離的組織之間有許多共同的、從思想上把它們聯系起來的東西......但這還不夠。因為黨組織在思想上的統一還遠不能把黨從組織渙散和彼此隔離的狀態中拯救出來。”
“總之，（一）黨和廣大群眾脫節，（二）黨組織彼此隔離，——這就是黨目前所遭遇著的危機的實質。”
危機明確了。怎么辦呢？柯巴認為，茍是沒用的，必須支棱起來，趕緊想辦法：
“當然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將來的自由來到以前，黨應當在危機中茍延殘喘，像某些人錯誤設想的那樣。要知道，第一、自由本身的到來多半取決于黨是否能擺脫危機而以健壯的、新生的姿態出現，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取得自由的條件之一是依靠組織得很好的工人政黨。第二、盡人皆知的階級斗爭的法則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組織性日益加強，必然會使無產階級的組織性相應地加強起來。而誰都知道，先行革新我們的黨——唯一的工人政黨，是增強我們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組織性的必要條件。”
“全部問題在于要找出使黨健全的辦法，要開辟這樣的途徑，使黨借以（一）聯系群眾，（二）把彼此隔離的各個組織結成統一的機體。”
那么，有沒有可行的辦法呢？
首先，必須更加密切地聯系群眾。為此，“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別為廣大群眾所關心的問題，才能做到這一點。”他舉出當時的情況為例：
“大規模的歇業已像暴風似地從工人頭上掠過，而縮減生產，任意解雇工人，減少工資，延長工作日，——總之，資本家的進攻，至今還在繼續著。很難想像，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廠主間發生了多少‘誤會’和沖突，使工人頭腦中因此出現了多少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的組織在進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時，必須不倦地參與這一切小沖突，把這些小沖突同偉大的階級斗爭聯系起來，支持群眾日常的抗議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實來表明我們黨的偉大原則。”
此外，為了更好的聯系群眾，必須調整黨組織的部署，使之便于接近群眾：
“為了接近群眾，還必須把黨的其他更高級的組織建立得不僅適于保衛群眾的政治利益，而且適于保衛群眾的經濟利益。黨組織必須不忽略任何一個多少帶有重要性的生產部門。為此就必須在建立組織時，除按照地區的原則外，還要采用按照生產部門的原則，例如把各種不同生產部門的工廠黨委會按照生產部門分別組成各個不同的分區，再按照地區把這些分區聯合為區等等。”
同時，有必要改善黨組織的成分，任用一批先進工人承擔重要工作，替換動搖的知識分子：
“必須讓最有經驗最有威望的先進工人到各個地方組織中去工作，使地方組織的工作集中在他們堅強的手中，使他們（正是他們）在組織中擔任最重要的職務（從實際工作和組織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擔任重要職務的工人經驗不足，修養不夠，即使最初常常跌跤，那也不要緊，實際工作和較有經驗的同志們的指點會擴大他們的眼界，終于會把他們培養成真正的著作家和運動的領袖。”
但是，理論素養的不足始終是先進工人的軟肋。為了最大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進行有針對性的學習和培訓：
“必須建立一些高級的小組，即先進分子的‘學習討論會’，即使每區建立一個也好，必須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這一切大可彌補先進分子的缺陷，而把他們培養成未來的演說家和思想領導者。”
以上措施，都可以加強黨同群眾的聯系，從而擴大黨在群眾中間的影響力。另一個方面，還必須想辦法使相互隔絕的黨的各個組織聯系起來。但是，這既不能寄希望于不經常舉行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5，也不能依靠主要在國外出版發行的幾份機關報。6 必須采取更為實際、有力的辦法——創辦一份主要在俄國國內出版發行的中央機關報：
“只有辦一個全國性的報紙，使這個報紙成為聯系黨的各種工作的中心并在俄國國內出版才是治本的辦法。”
“只有在共同的黨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國各地的組織聯合起來。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來綜合地方組織的經驗，然后把已經概括起來的黨的經驗推廣到各個地方組織中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國性的報紙正可能成為這樣的中心，即領導黨的工作、統一和指導黨的工作的中心。但是這個報紙為了能真正領導工作，必須使各地把各種詢問、聲明、信件、通訊、控訴、抗議、工作計劃、群眾所關切的問題等等源源不斷地寄給它，使這個報紙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聯系，從而使這個報紙掌握足夠的材料，能及時覺察、觸及并闡明必要的問題，根據這些材料作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號，并使這些指示和口號成為全黨和一切組織的武器……”
可以看出，柯巴在這里發揮的仍是列寧1902年在《怎么辦？》一書中提出的“全俄政治報”思想。與之不同的是，柯巴言明辦報的地點必須在俄國國內，而列寧并沒有強調地域差別。但這里還有另一層意思：既然這是領導全國工作的中央機關報，那么承擔辦報使命的機構就應該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黨中央）：
“能負責創辦和領導這種報紙的唯一機關就是黨中央委員會。領導黨的工作這一任務本來就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辦得很好的全國性的報紙確能成為中央真正團結黨和領導黨的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我們可以斷言，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使中央從有名無實的核心變為名副其實的全黨的核心，變為真正把黨連成一氣并真正在黨的工作中起領導作用的核心。”
“總之，創辦一個全國性的報紙，使它成為把全黨聯合起來并團結在中央委員會周圍的機關報，這就是我們的任務，這就是克服黨所遭遇的危機的辦法。”
意思非常清楚：現在黨的渙散和危機在一定意義上必須由黨的中央委員會來承擔責任。并且，由于中央委員會的失職，它對全國各組織的掌控力已經削弱，實際上已淪為“有名無實的核心”。只有聽從柯巴同志的建議，好好辦一份全俄機關報，才能真正領導起各個組織，成為“名副其實的全黨的核心”。這里還有一個潛臺詞：既然這份機關報必須在俄國國內主辦，而擁有辦報資格的又只有中央委員會，那么中央委員會就必須從俄國國外搬回國內。更進一步的潛臺詞是：掌握中央權力的，不應是常年流亡在外的僑民革命家，而應主要是留在俄國、熟悉國內情況的本土革命家。當然，單純就這篇文章而言，當時只有第一個潛臺詞是直接而明確的，第二個潛臺詞只有到了多年以后才逐漸清晰起來。
中央委員會：“你在教我做事？”
上一句自然是玩笑之語。其實，遠在巴黎的中央委員會不久便看到了柯巴的這篇文章，并且非常嚴肅認真地研究了他在文中所提出的各項問題。盡管這篇文章帶有對中央工作直白的抱怨和批評，但它觸及問題要害的深度、解決問題各項措施的高度，以及貫穿始終的“從實際出發”的思路，都不能不引起真誠的同志們的認同和共鳴。因此，歷史學家雷巴斯評價說：
“斯大林顯示出了他已上升到那些僑居國外的理論家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他們。”
“列寧把黨的巴庫組織和基輔組織一起稱為‘1910和1911年度俄國的模范和先進組織’，這并非偶然。”
“但是，列寧還未看到，在布爾什維克黨團內部出現了反精英派，他們是由‘實踐家’組成的，斯大林成為他們觀點的代言人。”7
在《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發表兩個月后，1909年11月到12月，柯巴又寫作了著名的《高加索來信》8，寄給了國外的中央委員會，并發表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上。《高加索來信》共有兩封，第一封《巴庫》詳細分析了巴庫石油行業的現狀，以及由這一現狀而產生的斗爭形勢，做出了“石油業狀況有利于罷工”的判斷。此外，《巴庫》還介紹了黨在巴庫地區的組織情況，并著重分析了利用資產階級“地方自治運動”及其他各種“合法機會”開展工作的意義和可能性。9 文中寫道：
“（巴庫委員會）決定利用籌劃中的自治局，即參加自治局，以便宣傳工人的一般經濟需要，并加緊組織工人。”
“組織既不拒絕‘參加’石油業主的代表大會，也不放棄利用杜馬講壇，并預先供給我們的黨團以必要的材料。”
《高加索來信》的第二封《第比利斯》（舊譯《梯弗里斯》）介紹了第比利斯城市的基本狀況，分析了為什么這里孟什維克思想占上峰的原因10，并尖銳批判了第比利斯的孟什維克取消派路線。
筆者認為，柯巴寫作《高加索來信》主要的目的應是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參考。因為，此前的《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只是提出了一般性思路，內容還較為單薄；而《高加索來信》就全景式、微縮式展現了一個俄國國內的黨組織如何從實際出發開展群眾工作和思想斗爭的范本。他再一次提醒中央：必須把重心從國外轉移到國內、轉移到實際工作上了！就此，雷巴斯評論說：
“在斯大林的工作中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任何有理智的政治家都不可能與這種生活背道而馳。”11
中央在研究和討論后最終認為：柯巴同志的判斷和建議在整體上是準確和適宜的，也是必要的。除了將中央委員會搬回國內在短期內難以實現外，其他事項均可提上日程。
就在柯巴發出《高加索來信》不久后，1910年1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在巴黎召開全體會議，決定調整中央機關，新成立“中央委員會俄國局”，成員以在國內進行斗爭的革命家為主，并提議選舉柯巴進入該機構。這是柯巴建議的一大勝利，這意味著，雖然中央委員會沒有整體搬回國內，但以設立國內分支的方式，“曲線”地實現了中央權力的內移（從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將以“俄國局”和“國外局”兩大分支的形式運行，二局同為中央的一部分，具有對等地位）。此外，柯巴入選“俄國局”，表明他受到了列寧等黨內高層的一致認可，表明他已經獲得了中央委員的資格。這對柯巴來說，是個巨大的躍升：在大革命失敗后的普遍低潮期，他以強有力的領導支撐起整個高加索地區的革命工作，他所取得的業績宛如一桿旗幟一樣屹立不倒，穩穩地扎在帝國南部的能源中心；“疾風知勁草，烈火識真金”，正是在這個充滿悲觀失望情緒的低潮時期，他的才干、膽識、謀略和忠誠使他不可阻擋地脫穎而出；現在，他即將進入布爾什維克的權力中樞，成為黨內最為重要的幾個人物之一。當然，1月份的巴黎會議還只是中央委員會的內部會議，會議提出的調整中央機關的方案也還需要等待黨的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的批準。因此，柯巴成為中央委員的正式任命要等兩年后才能下達。
不過，就在柯巴連續向中央提出建議并獲得肯定的同時，他身邊的麻煩也越來越多。
巴庫的工作恢復起來了，但是屢屢遭到破壞。柯巴敏銳地判斷：一定有奸細或者叛徒！同時，他安插在警方的內線也證實了他的猜測。情勢危急之下，柯巴鎖定了5個黨員，認定他們很可能是奧克瑞納混入的間諜，并立刻采取了鋤奸行動。12不過，事實證明這一次較量中警方對巴庫黨組織的滲透遠比巴庫黨組織對警方的滲透更成功。據后來披露的警方檔案顯示，被柯巴處決的5個人中只有1個是真正的間諜，其余4人都是無辜的；而警方打入巴庫黨組織的另兩名主要的間諜——代號“菲庫斯”和“米哈伊爾”——則始終沒有被柯巴發現。
1910年3月23日，在警方的一次突襲行動后，柯巴被捕了。次日，抓捕他的憲兵上校向上級報告說，自己“抓到了一個叫約瑟夫·朱加什維利的巴庫委員會委員、布爾什維克的最活躍的領導者”。13
3月26日，他被再次關押到拜洛夫監獄。9月，他被再次押往索利維切戈茨克，開始第三次流放。
1911年6月27日，近一年的流放期滿，柯巴離開了索利維切戈茨克。但受制于高加索當局的命令，他不得返回高加索的主要城市。于是，他申請居住在介于索利維切戈茨克和首都彼得堡中間的沃洛格達。一到沃洛格達，他就通過信件與俄共中央取得聯系，并向后者表達了希望去彼得堡或莫斯科工作的意愿。14 9月6日，他離開沃洛格達，秘密到達彼得堡，并與當地的同志接頭。然而，他此次出行一舉一動都受到秘密警察暗中監視。因此，他在到達彼得堡的第三天（9月9日）就再次被捕，關押在彼得堡拘留所內。12月14日，他接到了前往沃洛格達的流放命令，開始第四次流放。
就在他第四次流放期間，1912年1月5日到17日（俄歷，公歷1月18日到30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在布拉格召開，史稱“布拉格會議”。這次代表會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包括與孟什維克徹底決裂，將后者開除出黨；籌辦布爾什維克的國內機關報；正式組建“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將柯巴缺席增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并加入“俄國局”。從此，柯巴正式進入了黨的權力中樞，成為全黨無可爭議的領袖之一（時年34歲）。
2月，柯巴的格魯吉亞老鄉、同為“俄國局”成員的奧爾忠尼啟則受列寧派遣到沃洛格達流放地，向柯巴口頭傳達了布拉格會議的決議。同時，作為新上任的中央委員，柯巴也從奧爾忠尼啟則那里接受了一整套高級別的通信密碼、接頭暗號和首筆50盧布的津貼。15他將利用這筆錢逃離沃洛格達，前往新的地點開始新的工作。2月29日，他成功從沃洛格達逃走，在莫斯科短暫停留后，到達彼得堡。
1912年4月22日（俄歷，公歷5月5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國內機關報《真理報》在彼得堡創刊發行。這是對柯巴1909年建議（創辦一份主要在俄國國內出版發行的中央機關報）的響應。而該報的首任主編，正是這位久經考驗的高加索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在《真理報》創刊號上，柯巴旗幟鮮明又熱情洋溢地寫道：
“以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光芒照耀俄國工人運動的道路，在工人中間傳播關于工人階級的朋友和敵人的真情，捍衛工人事業的利益，——這就是《真理報》所要追求的目的。”
“我們著手進行工作的時候，就知道我們的道路上布滿荊棘......但是，如果工人們今后還繼續保持現時對《真理報》的同情，那末荊棘是不可怕的。《真理報》將從這種同情中吸取斗爭的力量！我們希望這種同情增長起來。此外，我們還希望工人不要僅限于同情，而要積極地參加我們的辦報工作。工人們不要說寫作是他們所‘不習慣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現成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只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慢慢鍛煉出來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動手去干......”
“總之，更加同心協力地工作吧！”16
此時，我們的主人公已經煥然一新、百煉成鋼。一年以后（1913年），他將啟用一個新的名字，并以它之名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斯大林”。
注釋：
1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2 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主要編輯是列寧。
3 孟什維克取消派機關報。
4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央機關報。在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保持合作期間，由雙方共同參與編輯。在列寧的斗爭下，孟什維克編輯先后退出該報編輯部。從1911年12月開始，該報完全由布爾什維克掌控。
5 斯大林：“代表會議，只能暫時把各地組織連成一氣，因而這樣的聯系并不像所需要的那樣牢固。一般說來，在代表會議閉會期間，這種聯系便斷了。”（1909《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
6 斯大林：“至于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姑且不論它們運到國內的數量是極其有限的），那它們當然落后于俄國的黨的生活，不能及時覺察和觸及工人所關切的問題，因而不能把我們的地方組織牢固地連在一起。”（1909《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
7 引用自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傳略》。雖然作者關于俄共內部“精英派”（“理論家派”）和“反精英派”（“實踐家派”）的劃分并不科學，但斯大林等本土革命家在性格、氣質及看待問題的方法、思路等方面確實與他的許多常年流亡海外的同志有明顯差別。當然，這些差別都不是根本性的。
8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9 值得一提的是，《巴庫》中還特意提到了有關“戒除酗酒”的問題。當時，巴庫黨組織在工人中間發起了一項“戒酒運動”，用以對抗這一“資本主義的惡習”。斯大林在文中寫道：
“（巴庫組織）決議把酗酒看做資本主義制度下必不可免的惡習，只有隨著資本主義的垮臺，隨著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把它根除。同時現存的專制農奴制度使工人和農民淪于毫無權利的奴隸地位，并剝奪他們滿足文化要求的可能性，因而使酗酒在勞動階層中劇烈地流行起來。至于‘政府’代表公然鼓勵酗酒，作為充實國庫的來源，那就不用說了。根據這一切，巴庫委員會斷言：無論是正在組織的戒酒代表大會和‘戒酒協會’的‘自由派’的說教，或者是神甫的勸導，都不能減輕、更不能根除這種由于生活不平等所造成而為專制制度所加甚的酗酒惡習。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范圍內，只有不以根除酗酒為目的而以把它減到最低限度為目的的斗爭，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可以想象，斯大林在巴庫主持“戒酒運動”時一定想到了他孤苦的童年——正是父親貝索的酗酒導致了這個家庭的悲劇。在十月革命后，蘇聯政府也曾多次發布限制飲酒的命令，但收效不佳。蘇聯最后一次“禁酒令”由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頒布，不料引發巨大混亂，間接上助推了蘇聯的解體。
10 斯大林：“就工業發展來說，梯弗里斯和巴庫截然不同。巴庫......是石油工業的中心，梯弗里斯......是高加索的行政、商業和‘文化’的中心。梯弗里斯全部產業工人約有兩萬，就是說，比士兵和警察還少......它沒有那種僅為大工業中心所特有的尖銳的階級沖突，這又使它變成一種有待外力來攪動的泥潭之類的東西。正是這個緣故，孟什維克派，真正‘右的’孟什維克派，才能在梯弗里斯盤踞了這么久。”（《高加索來信》1909）
11 引用自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傳略》。雷巴斯指出，《高加索來信》“引起了列寧的濃厚興趣。”
12 在這里，我們隱約看到了日后“大清洗”的影子。
13 引自中央編譯局《斯大林年譜》。
14 斯大林向列寧寫信：“我已做好準備，只待您一聲令下”，“我想重新開始工作，但我只想去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我已經重獲自由了！”
15 50盧布之說來自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傳略》。
16 該文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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