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足年輕的時候，并未充分享有過青春的快樂。相反，曾經深深地認同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的說法，“青春如同化凍的沼澤”，或“你以為年輕是件好事嗎？！”我在動蕩與激變年代度過的年輕歲月，始終浸透著青澀、絕望與徘徊。直到而立之年，穿越了“青春陰影線”之后。某種萬丈紅塵中的載沉載浮，使我不復徘徊與夢醒之間。
影片《切·格瓦拉傳：阿根廷人》劇照
似乎是始終的錯位，當青春韶華如同漸行漸遠的帆影，我卻在一個昔日的英雄、一個全球共有的、備受爭議的偶像：切?格瓦拉那里“目擊”并體味到一份青春的奪目與絢爛，那也是我生長在一個“革命”的國度之中，卻未曾目擊過的革命的迷人與魅力。于我，那是一份遲到的間或怪誕的“遭遇”。一些偶然和插曲，喚醒著這個少年時代如風過耳的名字：切?格瓦拉。于是，在來自歐洲、北美和拉美的眾多的書籍與影集中，我尋找并獲取著這逝去的生命的熾烈與激情。于我，是六○年代的熾烈與激情，不合時宜地懸掛在實用與拜金的新世紀的開啟處。
切·格瓦拉肖像
切?格瓦拉，他實踐了人們可能擁有的全部青春的夢想，他以如此燦爛而悲壯的方式書寫了一個如此輝煌的生命與革命傳奇。面對他的生與死，不是“時間呀，你停住吧，這一瞬間如此輝煌”，而是時間似乎不曾消逝，你會著魔般地凝視著他：這短暫的生命如此輝煌。青春，如同一次酣暢的燃燒和一場豪華的焰火。盡管時間并不會真正停留。在“革命──無產者盛大的節日”之后，革命成功后的國度，似乎并沒有到達一個“更好的所在”。盡管間隔著中國革命的歷史和這歷史中自我的巨大傷痛，我仍然在震動中沉迷于切?格瓦拉絢麗的生命。無數部各種文字的傳記、數十部紀錄片，難于計數的詩歌和音樂，書寫了他行動中的生命：青年時代的三度漫游拉丁美洲，危地馬拉革命中的志愿者，八十二人的瘋狂冒險行動──格拉瑪號上的幸存者，“天才的游擊英雄”：僅僅率領一四八名戰士，在一年中橫掃整個古巴島，戰勝了數萬美式裝備的政府軍，致使獨裁者出逃；在紅色的軍用吉普上他率部進入哈瓦那時，他的部隊也只有三百余名士兵。那是一九五九年“漫長的一月”。我正要出生在這個世界上。而后，是卡瓦尼亞要塞的鐵血人物，是醫生-戰士出身的工業化部部長，是一身戎裝的、年輕的國家銀行行長。是他多次奧德賽式的環球旅行，六○年代的“國際超級明星”，先是奠定了紅色古巴的國際關系及形象，繼而是介入六○年代世界革命的格局。然后，是一九六五年的全球頭條消息：“我正式辭去我在黨的領導機構中的職務和我部長職務，放棄我的少校軍銜（彼時古巴革命軍最高軍銜）和我的古巴國籍。……在這里，我留下了我作為創業者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親愛的人……我再說一遍，我不要古巴負任何責任，我只是學習了古巴的榜樣而已。”令彼時的人們、尤其令世紀末的人們瞠目結舌的，切?格瓦拉放棄了他在古巴政權中的二號人物的地位，“繼續革命”，再上路。不僅是“真正的旅行者是那些為出門而出門的人，他們輕松愉快如同漂蕩的氣球。然而他們絕不會偏離自己的目的地。也不知為什么，他們總是說：‘上路吧！’”；也不僅是“游擊中心（Focus）”、“大陸革命”或“世界革命”的理想；那是“革命中的革命”，是反叛者的反叛。也許對于我，那是反抗絕望；也許是絕望地反抗絕望：一個革命者對革命勝利后的權力現實的拒絕。他沒有、也不可能選擇妥協，他沒有、也不可能選擇放棄。他再次上路，再次出發。以后是剛果叢林──戰敗；以后是玻利維亞叢林──戰敗，被俘，被CIA所支援的玻利維亞軍方槍殺于拉伊格拉。關于他，米歇爾?福柯寫到：“他的輝煌成就并不在于真正取得勝利，因此勝利與否并不重要；而在于將現實轉化為符號”。
影片《切·格瓦拉傳：游擊隊》劇照
在我感知中，切?格瓦拉結合了全部似乎永恒分裂著的生命經驗：思考與行動，極端優秀的知識分子與偉大的行動者；殉道者的生命為他孩子般的燦爛笑容所照亮；一個不朽的革命者，始終未曾被革命的過程、為暴力和權力所異化；同時是一個偉大的個人主義者；一個二十世紀的持槍的詩人。德國作家Rudolf Rocker寫作《六人》的時候，想必是難于想象切?格瓦拉以生命寫就的迷人傳奇。在他的生命中，你遭遇著一個并存著哈姆雷特與堂?吉柯德、浮士德與唐璜的生命。或者用切?格瓦拉的傳記作者之一，法國的Pierre Kalfon的說法，便是“一種特殊的煉丹術使馬克思和蘭博握手言和。”──一處生命與青春的奇跡。
影片《切·格瓦拉傳：阿根廷人》劇照
也許，人們會說，在切?格瓦拉的生命中顯現的，是一份“青春型的自戀”。那是青春的放縱、躁動，那是年輕的自戀中的孤注一擲，那是舞臺中心、聚光燈下的狂舞。毫無疑問，切?格瓦拉始終沒有停止對個人、對自我的極度關注。也許我從不曾遭遇一個革命者的生命始終溢動著強烈的自戀與自我感知。在他短暫的一生中，他留下了數百張照片，那照片記錄了一個“不僅英俊而且美”的形象。他有著極強的鏡頭意識，一九五七年以后，他幾乎始終在鏡頭的追蹤與曝露下生活。在他再上路的最后段落，他留給我們若干張自拍的照片，以自我記錄他生命的關鍵時刻。除卻他生前的最后一張照片──臨刑前的記錄：在那令人心碎的照片上，他拒絕鏡頭，拒絕而無法拒絕他的勝利者紀錄下這個他作為永恒的失敗者的時刻。然而，在切?格瓦拉這里，正是這份青春型的自戀，是他對自我形象設定，使他遠遠地超過了對世俗利益的考量，使他對人類苦難的悲憫，成就為一份利他主義的激情，因之而燃燒出人間罕遇的絢爛。幾乎在每份關于他的傳記和回憶錄中，都寫到他身上那份灼然可見的使命感、那份趕往生命目的地的自覺、乃至匆忙。老年的卡斯特羅回憶時刻的獨白：“……他不耐煩，他真的不耐煩。”然而，切?格瓦拉于我所展現的特例的意義，在于我從他短暫而豐盈得令人難于置信的生命中，讀到一份從容，一份執著于信念者的從容，同時是一份坦然地面對宿命，并自覺成就宿命的從容。他大踏步地迎向他命定的結局，或者說他清醒地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寫下一個關于青春、革命與人類信念的傳奇。也許，他正是一個為米蘭?昆德拉一類的后革命時代的天才們所鄙夷的“舞者”。但他確乎“用自己生命的美令世界感動和暈眩”。
影片《切·格瓦拉傳：阿根廷人》劇照
從今日，從這個“顛倒了的太平盛世”回望過去，拒絕或否認或審判切?格瓦拉，是如此的輕松而輕易。以審判失敗者的輕松、刻薄或僅僅需要幾分世故、老到的狡黠。然而，當我們的世界熱衷于消費青春，同時審判青春的時候，不能不說，這期盼了百年的太平年月是一個悲哀的時代，一份歌舞升平、鼓樂喧天中的悲哀與孤寂。在拒絕長大與成熟到腐爛之間，我們消費著一份后革命時代異化的安祥。然而，在歷史的某個地方，我感知到切?格瓦拉的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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