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俄國革命家小傳｜鋼鐵領袖·斯大林》連載之八

上篇·革命青年斯大林（187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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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眾

　　1906年4月10日到25日（俄歷，公歷4月23日到5月8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是自“二大”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以來，首次由兩派共同參加并促成統一的會議。1 大會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有：修改土地綱領、對目前形勢的估計和無產階級的任務、對國家杜馬的態度、武裝起義等。由于布爾什維克派中有很多代表正在各地領導武裝起義，導致出席“四大”的孟什維克代表人數超過了布爾什維克。2 因此，會議上通過了一些帶有孟什維克傾向的決議。但由于布爾什維克的努力，會議通過了新的黨章，將列寧的第一條（凡成為黨員必須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寫入其中，并通過了布爾什維克提出的“民主集中制”3 ，由此實現了黨在形式上的統一。

　　對柯巴個人來說，“四大”也是一次相當重要的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與列寧圍繞黨的土地綱領發生分歧，并最終促使列寧轉變立場。這是他第一次在黨的領導人集體中脫穎而出，讓包括列寧在內的所有領導人見識到了他的獨立和堅強?？掳?，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大體來說，“四大”上圍繞土地問題（具體而言，是民主革命勝利后實行怎樣的土地政策的問題）出現了三種見解：

　　多數孟什維克代表認為，民主革命勝利后，應當沒收地主土地，轉交給地方自治機構——土地市有；

　　列寧和部分布爾什維克代表認為，沒收地主土地后，應轉交給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國家所有——土地國有；

　　柯巴和多數在俄國國內從事一線工作的布爾什維克認為，沒收地主土地后，應直接分配給農民，實現農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分配。

　　其中，“土地市有”的觀點受到了布爾什維克的一致批判，因為這可能使革命成果落入地方鄉紳和資產階級手中。但是，“土地國有”和“土地分配”卻在布爾什維克代表們內部引起了嚴重分歧。列寧對“土地國有”的辯護理由是：一旦革命取得勝利，首先建立的將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非社會主義共和國；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如果獲得土地，他們將作為小私有者支持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這就會動搖接下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使農民不愿意去支持工人。因此，“不能把土地分給將是未來對手（現在暫時是盟友）的農民，只能是從地主手中沒收并轉為國家所有。”4

　　但柯巴認為，既然俄國的工人已與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結成暫時的聯盟，那么就應該順應和支持農民希望得到土地的要求。如果采取“土地市有”或“土地國有”的做法，貧苦農民和無產階級的聯盟就無法實現（或者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就被破壞掉），這會降低和削弱廣大農民群眾對黨的支持，使黨和工人階級陷入孤立。同時，既然革命后首先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那么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趨勢，也應該讓農民擁有土地。因為在土地分配后，農村必然發生階級分化，大量的農戶將破產，從而轉入無產階級一邊，這反而會為將來更深刻的革命創造條件。至于“土地國有”，如果這個國是資產階級國家，那么“土地國有”不是在增加資產階級國家的力量嗎？在他4月13日為大會做的《論修改土地綱領》5 的發言中，他講到：

　　“既然我們和戰斗的農民結成暫時的革命聯盟，既然我們因此不能不考慮這些農民的要求，那末我們就應當支持這些要求，只要這些要求大體上不和經濟發展趨向及革命進程相抵觸就行了。”

　　“那些說分配土地是反動辦法的人，是把兩個發展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和資本主義之前的階段混為一談了。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階段實行土地分配是反動的，但在資本主義之前的條件下（例如在俄國農村的條件下），實行土地分配大體說來是革命的。”

　　而在他來瑞典前為準備大會而撰寫的兩篇文章《土地問題》（3月23日）和《論土地問題》（3月29日）中6 ，他對自己的觀點做了更加詳細的解釋：

　　“地主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而是農奴制經濟的殘余，所以剝奪地主就是 破壞農奴制經濟的殘余而不是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農村小資產階級經濟比農奴制經濟進步；破壞農奴制經濟和實行小資產階級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而資本主義以后又會排除這種小資產階級經濟。”

　　“將土地交給農民然后加以分配，就能破壞農奴制度殘余的基礎，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基礎，大大促進革命的高漲......”

　　“若是形而上學的社會革命黨人向我們說，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土地分配是反動的辦法，那末這種責難絲毫也不使我們感到驚奇；因為我們知道得很清 楚，他們不是以辯證法的觀點來觀察問題的。他們不想了解：一切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那些明天要成為反動的東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但是，當辯證唯物主義者向我們發出同樣的責難時，我們便不能不問一問：辯證論者和形而上學者到底有什么區別？自然，如果土地分配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它就是反動的辦法；但如果土地分配是為了反對農奴制度的殘余，那它當然就是社會民主黨所應當擁護的革命手段了。土地分配在今天反對什么：反對資本主義呢，還是反對農奴制度的殘余？毫無疑義，它是反對農奴制度的殘余的。于是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

　　在對土地問題進行闡發的過程中，他再次申明了“一切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的哲學思想。這樣的理論水平，難怪他有底氣挑戰列寧。至于列寧擔心的農民作為小私有者會在民主革命后轉向反動，柯巴則認為這樣的擔心是不必要的，甚至，這種觀點有混淆前后兩個革命階段和兩個革命綱領的傾向：

　?。ㄖ鲝?ldquo;土地國有”者）“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混為一談了。他知道在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即在最高綱領中）只能包括無產階級的要求，但他忘記了，民主主義的綱領（即最低綱領），尤其是土地綱領，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綱領，所以其中必定有我們所擁護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問題只在于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應當把它們混淆起來。”

　　在最后的辯論中，列寧等人的“土地國有”論沒有獲得足夠支持，柯巴等人的“土地分配”論卻得到了布爾什維克代表廣泛的響應。于是，列寧宣布放棄“土地國有”立場，而支持了柯巴等人的“土地分配”論（避免票數分散，以對抗孟什維克方案）。但是，由于孟什維克在代表中居于多數，“四大”最終還是通過了孟什維克的“土地市有”綱領。

　　不過，列寧始終沒有改變應當“土地國有”的觀點，“四大”通過的孟什維克決議后來也被廢除了。蘇聯官方也一直以“土地國有”論為正統主張。在1946年編輯《斯大林全集》第一卷時，斯大林本人親自在《著者序言》中對他當年在土地問題上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

　　“當時主張分配土地的人依據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也在內）所公認的前提：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以后，會有一個相當長的革命中斷時期，即勝利了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間歇時期。”

　　“我們這些做實際工作的布爾什維克是否知道列寧當時主張俄國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主張不間斷的革命呢？是的，知道的。......但是我們做實際工作的人并沒有好好鉆研這個問題，沒有了解它的偉大意義，這是由于我們的理論修養不夠，也是由于我們犯了做實際工作的人不關心理論問題的通病。大家記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列寧在當時沒有發揮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個理論的論據，沒有在代表大會上運用這些論據來論證土地國有的主張。他當時沒有運用這些論據，是不是他認為問題尚末成熟，而且沒有指望出席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做實際工作的布爾什維克能了解和接受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呢？”

　　“只是過了些時候，當列寧關于俄國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已經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路線時，黨內在土地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才消除了；因為當時已很明顯，在俄國這樣的國家里，特殊的發展條件已經給由資產階級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奠定了基礎，所以馬克思主義的黨除了土地國有的綱領而外，是不能有任何土地綱領的。”

　　也就是說，主張“土地分配”論者默認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在民主革命勝利后不能很快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必然經歷一段較長時間資本主義的間歇期。因此，在這個間歇期內，可以通過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時促進農村內的階級分化，使大量農民逐漸破產以加入無產階級，為后續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條件（這里還默認了一個前提，就是當工人階級人數沒有占據勞動人口的多數時，難以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但實際的歷史進程是，俄國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共和國后，并沒有出現所謂的“相當長的革命中斷時期”，而是只用了短短幾個月就進入下一個階段，爆發了“十月革命”。這意味著：第一，俄國不需要等待無產階級數量的積累，而可以憑借其作為“帝國主義鏈條薄弱環節”的地位（由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決定）優先革命；第二，俄國革命會在幾個月內實現由民主革命綱領到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切換，因此，尚在進行民主革命時，就需要為下一步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而不是等民主革命的任務——例如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分化——充分完成后才開始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樣看來，列寧在“四大”上提出的“土地國有”論是非常高瞻遠矚的。7

　　但是，正如斯大林《著者序言》中所說，列寧當時“認為問題尚末成熟”，所以“沒有運用這些論據”來論證他的主張。實際上，列寧直到多年以后（大約1915-1916年間）才完整、系統地闡述了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和“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間斷革命”理論。8 他在“四大”上更多是憑借直覺而非理性來提出“土地國有”的主張。

　　不過，雖然柯巴沒有能跟上列寧的思路，但實事求是地講，他在當時對“土地分配”論的闡釋和論證仍然是高水平的。并且，從俄國國內實際工作者的角度來說，“土地分配”論也是當時最符合實際情況、最可操作、最能產生立竿見影效果的主張。9 因此，柯巴才能在會議上成為這一主張的代表和發言人，并在列寧無法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證據的情況下，擊敗列寧的主張。無疑，他是“四大”上最耀眼、出眾的明星之一。

　　“四大”結束后，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增強了一些協調和配合外，大體上仍獨立運轉和行動。由于“四大”多項決議帶有孟什維克傾向，布爾什維克在實際執行中基本仍以塔墨爾福斯會議的決議為準——抵制杜馬，號召武裝起義。

　　1906年4月27日，在“四大”閉幕兩天后，帝國的第一屆杜馬召開。由于布爾什維克的抵制策略，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又稱人民自由黨）成為杜馬中最大的政黨，擁有代表153人，占34%席位；隨后，杜馬中代表農民利益的更左的“勞動派”形成，擁有了107名代表，僅次于立憲民主黨。6月16日，社會民主黨黨團（孟什維克）成立，宣布參加杜馬選舉，但僅獲得少數席位。由于沙皇當局對杜馬的工作不滿意（杜馬提出的許多改良措施觸犯了沙皇的權威及貴族地主的利益），7月9日，第一屆杜馬被強制解散。

　　從此一直到1907年，柯巴和他的同志們都在積極活動揭露和抵制杜馬，并繼續呼吁為武裝起義做準備。7月13日，他寫了一篇題為《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起義》10 的短評，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為自己的觀點做辯護。11月14日，他在第比利斯工人工會的公開報紙《新時代報》上發表了《階級斗爭》11 一文，鼓動無產階級組成工會，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發起政治沖擊。12月4日，他在《新時代報》上發表《<工廠立法>和無產階級斗爭》12 一文，分析了資產階級頒布改良法令的意圖，并認為可以利用法令中一些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條款來促進斗爭，“必須用魔鬼的劍去砍魔鬼的頭”。12月底，他在《新時代報》上連載了自己的重要論文《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13 ，詳細闡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主要觀點，對當時以切爾克濟什維利為首的格魯吉亞無政府主義者打著“社會主義”招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活動進行了有力回擊，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該文發表后，又在格魯吉亞的其他社會民主黨報刊上多次連載。

　　不過，樂觀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者們大概沒有想到，在此時的帝國首都，一場特殊的人事變動即將給他們頭上潑上一盆盆冷水。本來就已退潮的革命形勢將急轉直下，最終被殘酷扼殺。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上臺了。他于1906年4月取代維特成為內務大臣，很快就兼任總理大臣（首相）。他將用他的鐵腕整頓整個國家。

　　等待柯巴的，又是什么呢？

　　注釋：

　　1 斯大林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見到了眾多黨內元佬，如列寧、克拉辛、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德，并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大林還見到了一些后來將與他一起并肩作戰的人，如加里寧、李可夫、季諾維也夫、捷爾任斯基、伏羅希洛夫、伏龍芝。他與伏羅希洛夫住在賓館的同一個房間里，后者后來成為他的左膀右臂。托洛茨基由于在流放，沒有參加會議。

　　2 例如，從高加索來的代表共11人，其中只有斯大林是布爾什維克，其余10人都是孟什維克。

　　3 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將“民主集中制”寫入黨章。

　　4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在土地歸資產階級國家所有后，隨著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將資產階級國家推翻，土地也將順理成章地轉為社會主義公有。

　　5 該文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6 這兩篇文章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7 對于1946年的斯大林來說，他已經完全認可了列寧的“土地國有”論。十月革命后的糧食征集困難、農村的激烈階級斗爭、農民對蘇維埃的反抗，無不證明了列寧關于農民小私有者是反動階級、個體農民不會支持社會主義的觀點。他在試圖溫和解決農村問題失敗后，采取了激進的全盤集體化政策，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農民納入集體農莊，實現了集體農莊形式的“土地國有”。

　　8 即便如此，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發表的《四月提綱》還是讓大多數黨員嚇了一跳，一時接受不了。

　　9 斯大林在《著者序言》中反復強調自己是“做實際工作的人”，也有此意。

　　10 該文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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