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革命青年斯大林（187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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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鋸
自從“流血星期日”后，沙皇政府面臨著對內鎮壓革命和對外繼續進行日俄戰爭的“前后夾攻”，壓力巨大。俄軍在前線的迅速潰敗完全超出了沙皇尼古拉二世1的預料，他猛然發現自己手下的官僚和將軍們比自己想象的更腐敗，自己的心頭之患除了日本和革命黨，竟也在這骨肉皇子和權貴大臣中：他們如果只是爛一點，那么帝國不過是爛一片；但看來他們已經全爛了，所以帝國各地才會揭竿而起，弄不好有一天要死無葬身之地！沙皇的心要碎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正在一天天失去對局勢的掌控。
夏天，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全軍覆沒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國家，同時傳遞的還有人民的怒火。公開的反對政府的活動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激烈：在波蘭地區的羅茲市（當時屬于俄國）爆發了武裝起義，并進行了三天巷戰；烏克蘭地區的敖德薩市發生了工人騷動；“波將金號”裝甲艦水兵起義，升起了紅旗；下諾夫哥羅德市發生了支持革命的游行示威并造成了武裝沖突......同時，自由派資產階級對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他們希望限制沙皇當局的權力（而由他們自己來掌握），在俄國建立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度。
最終，在重重壓力下，沙皇不得已做出準備讓步的姿態。1905年6月，尼古拉二世接見了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團，表示同意召開由人民選舉的代表會議（即“杜馬”）。7月，王公大臣們在彼得戈夫召開會議，商討《選舉法》草案。8月6日，《選舉法》公布，帝國正式開始籌備第一屆杜馬（史稱“布雷金杜馬”2）。
從6月批準到8月頒布，帝國的政治改革看似進展神速、誠意滿滿，實際上1905年的選舉法卻如同大清帝國的“皇族內閣”一樣讓人大失所望。法律雖然規定了人民代表會議（“杜馬”）有權參與立法、審核國家預算和向沙皇及政府提出議案，但對擁有選舉權的資格做了嚴格限制：除王公貴族外，農村全部人口（農民和地主）擁有選舉權，城市僅一小部分最富有的資產者擁有選舉權，城市中的其他群體（工人、多數普通資產者、教師、基層官吏，等）均無選舉權。這樣的條款在世界歷史上絕對是一大發明，尼古拉二世的用意明白無疑——貴族是自己人，少數大資產者也是與王室有密切利益的同盟者，農民和地主是傳統上沙皇專制制度的支持者，讓這些人擁有選舉權是放心的；至于工人，他們太危險；知識分子，他們思想太激進；而自由派資產階級，他們口中嚷嚷著“民主”，心里卻想奪走國家權力，決不能讓他們得逞。當然，這部法律的結局可想而知，它非但沒有緩和矛盾，反而讓矛盾火上澆油。左派（社會民主黨）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自由黨人）在拒絕接受“布雷金杜馬”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他們開始各自集結力量發起抵制運動。
尼古拉二世并不愚蠢，他這么做有他的底氣。此時，日俄戰爭的雙方都已精疲力盡，并于7月下旬在樸茨茅斯開始談判。日本在開始時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停戰條件，但沙皇表達了強硬態度，最終日本妥協，放棄了部分要求，雙方達成一致3。就在《選舉法》公布的十天之后，8月17日，樸茨茅斯和約正式簽訂，持續了約一年半的日俄戰爭結束了。現在，沙皇擺脫了兩線作戰的困境，可以騰出手來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反抗了。不過，他還是遠遠低估了反抗力量集結的速度。
9月7日，莫斯科-喀山鐵路罷工停運。10月8日，整個中部（雅羅斯拉夫、庫爾斯克、下諾夫哥羅德、梁贊）的鐵路罷工停運。10月10日，莫斯科市開始總罷工。更多的地方鐵路運輸中斷，全國經濟運轉陷入癱瘓。同時，在總罷工的影響下，莫斯科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開始罷課。10月11日，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向當局提出要求：在普遍、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基礎上召開立憲會議，取消強化警衛和戒嚴，罷工、結社和集會自由，8小時工作制。10月14日，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開始工作4。到10月16日，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個首都”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已全面癱瘓，一片死寂，停水停電（水廠和發電廠均已罷工）、缺乏燃料（煤炭運輸因鐵路罷工而中斷），市場上沒有食物出售，大學生只能靠砍伐校園里的樹木燃燒取暖。人民的不滿和困難達到了極致。
此間，沙皇與他的朝臣們密集開會，商討對策。新任的內務大臣謝爾蓋·維特是個改革派，他向沙皇提出只有順應時勢進行立憲才能脫離困局。10月17日，倔強的沙皇在經過反復權衡后，簽署了同意召開立憲會議的《宣言》（新的“杜馬”被稱為“維特杜馬”）。這一舉措立刻起到了效果，相當一部分自由派資產階級開始讓步，放棄直接對抗而轉身投入為立憲會議而準備的選舉活動中。然而，壓迫和苦難仍在繼續，人民的憤怒并未平息。蔓延全國的罷工仍在進行，甚至在農村里也發生了大量農民反抗地主的騷亂，無數地主的莊園被農民燒毀......
遠在高加索的柯巴和他的同志們都不相信沙皇的許諾，他們立刻行動起來，揭露沙皇當局的欺騙行徑，并號召人民武裝起來，對專制制度進行更猛烈的斗爭，用自己的力量來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10月18日，柯巴在第比利斯的一個工人集會上發表演說，他向工人們講道：“要真正獲得勝利我們需要三件東西，第一件是武裝，第二件也是武裝，第三件還是武裝。”5
10月19日，柯巴以“第比利斯委員會”的名義，接連發出了兩份傳單：《公民們！》和《告全體工人書》6。在《公民們》中，他寫道：
“罪惡滔天的沙皇專制制度把我國引到了毀滅的邊緣。億萬的俄國農民貧窮破產，工人階級受盡壓迫，貧困不堪，國債累累，捐稅重重，全體居民毫無權利可言，層出不窮的專橫暴虐籠罩著生活的各方面，公民的生命財產完全沒有保障，——這就是目前在俄國呈現出的一幅可怕的圖畫。長此下去是不行的！必須消滅造成這種驚人慘象的專制制度！它一定要被消滅！”
“如果指望那造成這一切驚人慘象的專制制度自己愿意消滅并能夠消滅這些慘象，那就未免太奇怪太可笑了。自由黨所能采取的任何改良辦法，任何補救專制制度的辦法，如國家杜馬、地方自治局之類，都不能消滅這種慘象。恰恰相反，在這方面的任何企圖和對無產階級革命怒潮的抵御都會使這種慘象變得愈加嚴重。”
“公民們！起義的時刻迫近了!我們必須有充分準備地來迎接起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全國各地同時發動武裝總起義的時候，我們才能戰勝我們的卑鄙的敵人——萬惡的沙皇專制制度，并在它的廢墟上建立起我們迫切需要的自由民主共和國。”
在《告全體工人書》中，他寫道：
“沙皇決不會給予全民立憲會議，也決不會消滅他自己的專制制度；他決不會這樣做！他所‘給予’的殘缺不全的‘憲法’，不過是一種暫時的讓步，不過是他的虛偽的諾言罷了！自然，我們要利用這種讓步，我們不拒絕奪取烏鴉嘴里的硬果，以便用這硬果打碎它的腦殼。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人民是不能信賴沙皇的諾言的，人民只應當信賴自己，只應當依靠本身的力量，人民的解放必須由人民親手來完成。只有在壓迫者的骸骨上才能建立人民的自由，只有壓迫者的血液才能使人民專制制度的土壤肥沃！只有當武裝的人民在無產階級率領下發動起來并舉起總起義旗幟的時候，依靠刺刀的沙皇政府才能被推翻。不是空洞的詞句，不是虛妄的‘自我武裝’，而是真正的武裝和武裝起義，——這就是全俄無產者今天奔向的目標。”
“我們不害怕真理，我的不害怕革命！讓霹靂響得更厲害吧！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7勝利的時刻迫近了！
讓我們歡欣鼓舞地高呼俄國無產階級的口號：
打倒國家杜馬！
武裝起義萬歲！
革命軍隊萬歲！
臨時革命政府萬歲！
全民立憲會議萬歲！
民主共和國萬歲！
無產階級萬歲！”
歷史學家雷巴斯對這兩份傳單評論道：“個性是堅強的，水平是高超的。他是專制制度的絕不妥協的反對者，而專制制度也絕不會從他那里得到寬容。”
新的歷史條件提供了新的斗爭形式。10月27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向各級黨組織發出指示，要求在保留秘密機關的同時，利用當局在政治上的松動，建立各種公開或半公開的組織，以拓寬工作面。當日，合法的布爾什維克報紙《新生活報》創刊。在這一指示下，11月20日，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的第一份合法報紙《高加索工人小報》創刊，主持這份刊物的是柯巴和同在高加索的革命者斯捷潘·格奧爾吉耶維奇·邵武勉。8
11月26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在第比利斯召開了一次持續五天的代表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會議決定必須立刻停止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兩派斗爭，并選舉產生三位代表去首都彼得堡參加即將舉行的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柯巴毫無疑問的成為三位代表之一。
12月，柯巴從第比利斯動身前往彼得堡。但當他到達這座城市時，局勢已經大變。原來，就在革命浪潮日益擴大之時，沙皇決定強力反擊。對反政府運動較為寬容的改革派代表維特受到排擠，主張鐵腕鎮壓的保守派代表杜爾諾沃受到重用。杜爾諾沃一上臺（10月30日），就雷厲風行地處理了11月17日的郵電工人罷工，并在11月22日使首都的郵電系統恢復正常。11月26日，他逮捕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赫魯斯塔廖夫。12月3日，又逮捕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彼得堡蘇維埃所有領導人，使蘇維埃實際上陷入癱瘓。整個首都被籠罩在大鎮壓的白色恐怖中，顯然，這里已經不適合革命者們開會了。
柯巴三人到達彼得堡后，先按照約定前往《新生活報》編輯部報道，卻發現報社已被查封，空無一人。兩天后，他們終于找到了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從后者那里得到了一些錢、假身份和前往芬蘭塔墨爾福斯的火車票。由于首都局勢的突變，會議被臨時改到塔墨爾福斯的一間禮堂9舉行；又因為代表們無法到齊，第四次代表大會只能推遲到第二年，眼下召開的只能是“代表會議”。
柯巴一行于12月11日抵達目的地。接下來，他參加了12月12日到17日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會議。這是他參加的第一個全俄層面的會議，也標志著他從一個地方領導人正式上升為全俄層面的工作者。同時，他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見到了列寧，從此開始了兩位偉人將近20年的友誼10。柯巴代表高加索聯盟委員會在會議上作了關于高加索形勢的報告，給列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據列寧的提議，會議通過了《關于高加索事件》的決議，高度評價了高加索地區的工作。代表會議經過討論，做出了要求各級黨組織抵制“維特杜馬”、繼續進行武裝起義的決議。會后，柯巴還參加了負責編寫各項會議決議的委員會，協助列寧等人編寫決議。
就在柯巴從彼得堡乘車前往芬蘭并參加代表會議之時，俄國第一次國內革命的高峰事件——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義——爆發了。12月10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莫斯科蘇維埃宣布將12月7日開始的總罷工轉變為武裝起義，工人們在莫斯科街頭筑起了街壘，與軍警激烈戰斗。起義頑強堅持了9天，最終于12月19日宣告失敗。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義的失敗是1905年革命由盛轉衰的拐點，它證明了革命陣營的力量尚且不足及沙皇政府仍然擁有足以鎮壓反抗的能力。革命開始退潮了，但革命的震懾力和群眾的熱情仍在，革命是在與當局的反復拉鋸中緩慢退潮的。
1906年1月1日，柯巴帶著塔墨爾福斯會議的決議回到了第比利斯，這年他28歲。1月7日，他紀念“流血星期日”一周年的小冊子《兩次搏斗（論1月9日事變）》11出版。他在這本小冊子中試圖總結“兩次搏斗”（“流血星期日”和莫斯科十二月起義）的經驗和教訓，并提出了兩個問題：“為什么去年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在當時的搏斗中退卻了，當時的搏斗和十二月的總搏斗有什么不同呢？”
關于第一個問題，柯巴認為，1月9日事變中無產階級的退卻有五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首先，他們之所以退卻，是因為他們當時連保證起義勝利所絕對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革命覺悟也沒有。”12
第二個原因，（即便有了覺悟）“但是，如果你手里沒有武器，這又有什么用處；即使你很覺悟，但若赤手空拳，你能在巷戰中干出什么來呢？難道敵人的槍彈只會打穿不覺悟的腦袋，而不會打穿覺悟的腦袋嗎？”
第三個原因，（即便有了武器）“單是一個彼得堡，即使有武器，又能干出什么來呢？當彼得堡城內正在流血和構筑街壘的時候，其他城市卻毫無動作......正因為這樣，政府才沒有重視這些零碎而無組織的發動，并且沒有費多大氣力就把分散為一些零星集團的無產階級驅散了。”
第四個原因，（即便有了組織）“當時誰能組織總起義呢？人民是不能全體都來擔負這個責任的，而當時無產階級的先進部分——無產階級政黨本身又因黨內意見分歧而發生分裂，以致沒有組織起來；黨內的紛爭，黨內的分裂，使黨一天天削弱下去......缺乏一個統一的團結的黨。”
最后一個原因，“當時農民和軍隊之所以沒有響應起義，沒有支援起義，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把力量薄弱、時間短促的起義看成特殊的力量。大家知道，弱者是不會有人響應的。13”
邏輯清晰，層層遞進，令人信服。這是一個杰出革命家的水平。
關于第二個問題，即12月的莫斯科起義與1月的彼得堡請愿有什么不同，柯巴也在文中進行了細致的分析：
首先，覺悟不同。“十一個月的革命風暴已經足以使俄國戰斗的無產階級睜開眼睛......此時你們已經看不見教堂旗幡，也看不見神像和沙皇肖像，你們所看見的是飄揚著的紅旗和很耀眼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畫像了。此時你們已經聽不到圣歌和‘上帝呵，保佑沙皇！’，你們所聽到的是到處迸發著的震聾壓迫者的‘馬賽曲’和‘華沙曲’了”。
其次，武裝程度不同。“一月搏斗缺乏武器，那時人民是赤手空拳投入戰斗的。十二月搏斗已經前進了一步，這時全體戰士拿著手槍、長槍、炸彈，在某些地方甚至帶著機關槍去拚命地弄武器了。用武器奪取武器——這就是當時的口號。”
再次，組織程度不同。“一月起義是完全分散的，無組織的，當時每個人都是帶著僥幸心去行動的。十二月起義在這方面也前進了一步。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地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多數派’中央機關和‘少數派’中央機關都盡量‘設法’使各地的革命同時發動起來，它們號召俄國無產階級同時舉行進攻。”
不過，莫斯科十二月起義與彼得堡的一月九日事變都是在社會民主黨發生嚴重分裂、不團結和內部斗爭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導致在領導上不能協調一致，策略上也容易發生失誤。他說：
“‘領導’一月起義的主要是加邦一流的人。十二月起義在這方面則有自己的優點：領導起義的是社會民主黨人。但是很可惜，當時社會民主黨人分散為一些單個的集團，不是一個統一團結的黨，因此他們的行動不能協同一致。”
“一月搏斗沒有任何計劃，沒有任何明確的政策作為指南，在它面前也沒有發生過是進攻還是防御的問題。十二月搏斗的優點只在于它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且也只是在斗爭進程中而不是在斗爭一開始時就提出的。至于這個問題的解決，那末十二月起義所暴露的弱點也和一月起義一樣。假如莫斯科的革命者一開始就實行進攻政策，比方說，假如他們一開始就進攻尼古拉車站并占領這個車站，那末這次起義自然會更持久，而發展的方向也會更恰當。”
站在事后的視角看，他的看法總體正確，但是在判斷上存在十分明顯的問題。第一，他完全沒有看到十二月起義作為革命退潮標志的特殊意義（甚至，十二月起義的失敗本身就與客觀形勢分不開），沒有意識到革命的形勢正在轉變，而是對前景繼續保持了高度的樂觀；第二，（在前面的基礎上）他把十二月起義失敗的原因歸結到黨的分裂和策略及技術上的失誤，仿佛只要實現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團結14，并解決了策略或技術上的問題，起義就可以成功。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他在當時能有完全正確的判斷，包括列寧在內的大多數黨的領導人也都沒有意識到形勢的變化，因此塔墨爾福斯會議才會做出繼續抵制“維特杜馬”的決議。
往后的日子，柯巴發現沒有那么好過了，當局的鎮壓越來越強，而革命者的處境越來越困難。第比利斯的工人武裝起義在格里伊茲諾夫將軍的殘酷鎮壓下失敗了。阿沃爾斯基將軍從起義者手中奪回了庫塔伊西市的控制權，并重新掌握了巴庫的油田。很快，無論布爾什維克的委員會還是孟什維克的委員會都被迫轉入地下。柯巴和他的同志們不得不整日東躲西藏，以擺脫警察的搜捕。
不過，眼前的失利并沒有打擊掉他的信心。3月8日，他在第比利斯委員會的機關報《黎明報》上發表了自己的文章《國家杜馬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15。該文重申了必須抵制杜馬選舉的觀點，認為參加杜馬就是投進反動派的羅網，并在無意中幫助了沙皇，因此必須堅決抵制杜馬，使它在人民群眾中徹底孤立。
不久，他接到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于4月份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的消息。他作為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再次從第比利斯起身，化名“伊萬諾維奇”，前往瑞典。
注釋：
1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68-1918），亞歷山大三世的長子，1894年到1917年在位，俄羅斯帝國末代皇帝。1918年被蘇維埃政府處決，死后尸體被澆上硫酸和汽油銷毀，死無葬身之地。
2 以當時內務大臣布雷金的名字命名。
3 日俄雙方在談判中爭執最大的部分，就是有關“割地賠款”的條文。日本最初要求割讓整個庫頁島，并賠償12億日元。在俄方堅持下最終改為只割讓庫頁島南部，不賠款，只支付一筆俄軍俘虜在日期間的生活費。俄國雖然戰敗，但仍然維持了其東方大國的地位。
4 托洛茨基加入了它，并于11月底當選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
5 引自《斯大林年譜》。
6 這兩份傳單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7 這一句明顯是引用了高爾基1901年創作的《海燕之歌》中的句子。
8 邵武勉（1878—1918），出生于第比利斯的亞美尼亞商人家庭，1900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與斯大林交往甚密。二月革命后任巴庫工人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后任高加索非常人民委員、巴庫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1918年9月20日在巴庫被英國武裝干涉者殺害。
9 這里同時也是芬蘭赤衛隊的總部駐地。
10 直到列寧于1924年去世。斯大林后來回憶自己見到列寧時的情形：他原本以為這位革命的領袖應當是個身材高大、雄姿英發之人，會在追隨者的翹首以待中姍姍來遲。沒想到他進入會場后卻發現列寧“早就來到了，并和最普通的代表聊著天”，“我看到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看起來和老百姓并無二致。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嗎？”
11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12 彼得堡無產階級是抱著對沙皇的信任和乞求恩惠的思想走上街頭的，這樣的一支隊伍根本不是戰斗的隊伍。
13 “明白了，誰贏他們幫誰。”——《讓子彈飛》
14 這里也能看到斯大林對黨的分裂和派別對立的厭惡。后來，在列寧逝世后，他以無情的鐵腕橫掃了各個反對派，實現了黨內絕對的統一。
15 該文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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