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家小傳｜鋼鐵領袖·斯大林：“柯巴”

本文為《俄國革命家小傳｜鋼鐵領袖·斯大林》連載之三

上篇·革命青年斯大林（187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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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巴”

　　“柯巴”這個名字來源于格魯吉亞作家亞歷山大·卡茲貝吉的小說《弒父》。在小說中，主人公柯巴是一位綠林英雄，帶領部下頑強抵抗入侵的俄國人，為格魯吉亞的自由而戰，最終壯烈犧牲。作為斯大林投身革命后的第一個名字，“柯巴”反映了他的思想、理念和性格氣質。

　　他思想進步的速度是驚人的，并且很快就投入組織和實踐。從1895年（17歲）開始受到“禁書”影響，到1898年（20歲）就已完成從準神父到革命者的轉變（僅三年左右），并在這一年8月加入當地的社會民主主義組織“麥撒墨達西社”，隨即成為新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1

　　1899年4月，柯巴離開了神學院，憑著手中的證書，他很快就在第比利斯氣象臺找到一份工作——氣象員。這是一份付出腦力勞動的工作，每周只上三天班，任務就是每隔一小時測量一次氣溫、氣壓并做紀錄，白班的時間是從早上6點半到晚上10點，夜班的時間是從晚上8點半到早上8點半，月薪20盧布。2居住方面，雖然條件簡陋，但柯巴第一次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獨立宿舍。3總之，這份氣象臺的工作滿足了他衣食住等生活需求，更重要的是，他有較為充裕的時間投入革命活動。

　　1900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第比利斯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城的事件——有軌馬車4工人大罷工，導致整個城市的交通陷入癱瘓。事后，警察逮捕了為首的一些罷工工人，并沖進氣象臺帶走了柯巴。這成為斯大林革命生涯中第一次入獄經歷（22歲）。5

　　罷工事件結束不久，柯巴又積極投入到籌備高加索地區第一次“五一”示威的活動中。這次集會最終在俄歷4月23日（公歷5月6日）舉行，地點在第比利斯城郊的一個湖畔，約四五百人參加。與會者舉出了紅旗和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柯巴在這里第一次登臺發表公開演講。在演講中，他向群眾宣布：“我們的力量已經很強，明年我們就可以在第比利斯大街上而不是在山溝溝里慶祝勞動節。......我們的紅旗一定要插在市中心，這樣暴君就會感到我們的力量。”6

　　“五一”之后，柯巴參與到為發起另一場罷工運動所進行準備中。他被派遣與第比利斯的鐵路工人接觸，并親自負責兩個鐵路工人秘密團體的工作。斯大林后來回憶這時的自己：“完全是個菜鳥，一個毫無經驗的初學者。”然而，歷史記錄表明，“初學者”柯巴完全不是笨手笨腳的，相反，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使鐵路工人有效地動員了起來。7柯巴問工人：“我們為何貧窮？”，“我們為何被剝奪了權利？”，“我們又怎樣才能改變命運？”他給出的答案是明確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年輕、熱情、堅定、無畏，正是青年革命者柯巴留給同志們的印象。8

　　這一年夏天，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庫爾納托夫斯基來到第比利斯，向第比利斯地方黨組織傳達了列寧準備通過創辦全俄政治報來建黨的計劃。9庫爾納托夫斯基見到了柯巴，并對他留下了相當不錯的評價。大約同一時間，“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斗爭協會”成員之一的米哈伊爾·加里寧被流放到第比利斯，隨即擔任了接下來這場罷工的領導工作。

　　1900年8月1日，第比利斯鐵路工人罷工，并波及到周邊的其他一些工廠。10當局派出武裝部隊進行鎮壓，抓捕了約500名罷工的工人。罷工的組織者和領導人員遭到通緝，被迫逃難。次年3月，庫爾納托夫斯基等人被捕，柯巴僥幸躲過一劫。3月底，他正式辭去氣象臺的工作，失去公開身份的掩護，完全轉入地下（23歲）。11

　　地下狀態的柯巴并不清閑。他和同志們定期聚會、討論問題、閱讀剛出爐的《火星報》，另外，籌備即將到來的1901年“五一”示威。

　　1901年的“五一”示威與1900年的是完全不同的。在1900年，革命者只敢在第比利斯城外的一個偏僻處集會；而1901年，按照柯巴的預言，他們將把紅旗插到城市的中心。在市中心集會意味著什么呢？第一，這是在當局眼皮底下“搞事”，公開向當局宣示力量，公開翻臉；第二，這里是當局統治的中心地帶，警察、憲兵密布，一旦“搞事”必定遭到嚴厲的鎮壓，必定與當局發生暴力沖突。因此，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地點轉移，而是一次質變——第比利斯的社會民主組織正式從一個思想啟蒙和以經濟斗爭為主的小組轉變為與帝國進行直接的政治斗爭的小組。12而主導了這次轉折的人，正是年輕的柯巴。多份資料都顯示，在3月份庫爾納托夫斯基等人被捕后，柯巴擔任了“五一”示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不過，“五一”示威的準備工作沒有能逃脫當局的注意。秘密警察加緊了偵查和監視活動，希望把集會扼殺在搖籃里。憲兵部隊在為當局提交的報告里記錄了多位可疑的組織者，其中便提到了柯巴：“（他是）一位領導鐵路工人的知識分子。據觀察，他行事相當小心謹慎，走路時總是會注意自己的身后。”不久，當局罕見地在第比利斯的中心廣場舉行了一場軍事演習，高加索的總督戈利岑王子親自帶著哥薩克騎兵和步兵前來，演練對廣場的占領和防守。這等于告訴了所有人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盡管如此，革命者們并沒有畏懼。4月22日（俄歷，公歷5月5日）的早上，有超過2000名工人和示威者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廣場周圍，浩浩蕩蕩，人群中舉著紅旗和條幅，高唱《馬賽曲》和《華沙曲》。隨后，預先埋伏好的哥薩克騎兵從街道上沖過來，揮舞著馬刀和粗實的皮鞭，驅趕著廣場上任何一隊超過3個人的人群。警察也沖出來開始抓人。示威群眾一邊奮起反抗，一邊有組織地撤退，寫有“終結獨裁”的紅色條幅不斷從一隊人手里傳到另一隊人手里。最后，示威結束，人群散去，無人死亡，14人重傷，約50人被捕。13

　　“五一”示威使第比利斯的革命者們大受鼓舞，1901年9月，柯巴和他的同志克茨霍韋利、楚盧基澤乘勝追擊，發起創辦了第比利斯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第一份秘密報紙《斗爭報》。柯巴為報紙撰寫了發刊詞《編輯部的話》。14在這篇文章中，柯巴首先回顧了近些年來格魯吉亞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發展狀況，分析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創辦秘密政治報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我們這一部分格魯吉亞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深信創辦一種自由的定期刊物對于覺悟的格魯吉亞讀者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我們深信這個問題現在必須加以解決，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會使共同事業受到損害；我們深信每一個覺悟的讀者都會歡迎這種刊物并給以各種幫助。”

　　“在格魯吉亞工人運動中，以定期刊物作為革命工作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這一點，他和他的同志明顯受到了列寧《火星報》的啟發。此外，柯巴對《斗爭報》的性質和定位做了明確的概括，即《斗爭報》主要是服務于格魯吉亞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地方性報紙，但由于格魯吉亞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本身也是整個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所以《斗爭報》同時也應承擔起聯結全俄范圍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和格魯吉亞地方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橋梁的作用：

　　“格魯吉亞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應當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機關報，主要是闡明地方性的問題和反映地方性的運動。”

　　“格魯吉亞報紙應同時起全黨機關報的作用和區域性的、地方性的機關報的作用。”

　　“由于大多數格魯吉亞工人讀者不能流暢地閱讀俄文報紙，所以格魯吉亞報紙的領導者就不能不闡明帶全黨性的俄文報正在討論和必須討論的一切問題。這樣，格魯吉亞報紙必須向讀者介紹一切原則性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同時它必須領導地方上的運動，恰當地闡明每一事件。”

　　“格魯吉亞報紙應當把格魯吉亞的戰斗工人跟俄羅斯的戰斗工人聯系起來，團結起來。”

　　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作者的水平和見地，并且，思路清晰，態度明確。報紙在第比利斯創刊和編輯，而在巴庫15的一家地下印刷所發行。

　　我們再把話題拉回該年5月份的“五一”示威上。示威雖然在整體上取得了成功，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但在事后引起了第比利斯當局的反撲。許多積極的黨員陸續被捕，使第比利斯黨組織原有的組織結構和任務分工難以運轉。為了應對這一局面，有必要重新召開一次地方黨的代表大會，根據實際情況，調整人事和分工。于是，1901年11月11日（俄歷，公歷24日），第比利斯全市黨代會秘密召開，共24位黨員參加，柯巴是大會的四名主持人之一。會議重新選舉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比利斯委員會，共8人組成，領導該市的各個社會民主主義團體，實際也是黨在高加索地區的實際執行機構。柯巴當選為委員會委員，正式成為第比利斯黨組織的領導人之一。他年輕氣盛，又實至名歸。16

　　黨代會結束后不久，柯巴接受了一份新的任務——作為第比利斯黨組織的代表，前往巴統17開展工作，指導當地革命者建立黨組織。根據資料，柯巴在巴統的工作堪稱雷厲風行：

　　1901年11月底，來到巴統，與當地的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康斯坦丁·坎杰拉基18接頭；

　　1901年12月，在坎杰拉基的協助下，召開一系列秘密會議，在羅斯柴爾德、曼塔舍夫、西杰利吉等工廠建立社會民主黨小組；19

　　1901年12月底，以“新年舞會”為掩護召開社會民主黨小組代表會議，選舉產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巴統委員會。20

　　短短一個月，完成建立地方黨組織的任務。

　　不過，如果認為柯巴在這一個月中只是在為組織工作而奔走那就太小看他了。這位后來被列寧譽為“神奇的格魯吉亞人”的青年黨員，還在這個期間寫作了一篇大文章《俄國社會民主黨及其當前任務》，發表在《斗爭報》上。21這篇文章很可能是為了指導巴統的黨建工作而寫的，但其中表現出來的理論水平、政治素養和對運動規律的把握已經遠遠超出了地方的界限而達到了全俄的程度。也就是說，柯巴此時已經是站在全俄角度思考問題，并能就運動的發展提出成熟和高水準的看法。因此，筆者傾向于將此文的發表視作斯大林從“革命者”轉變為“革命家”的標志之一。

　　在這篇文章中，柯巴先總結了社會主義運動從空想階段到科學階段的整個歷史，隨后以俄國為例，概括了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文中提出，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呈現理論與實踐相互脫節的狀態（“在這里也有過社會主義者，也有過工人運動，可是兩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會主義者走向無法實現的空想（土地與自由社、民意黨），而工人運動則走向自發的騷動。兩者在同一時期活動，可是互不相識。”），并認為這種脫節就是九十年代以前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經常失敗的主要原因（“這就是社會主義者爭取社會主義的英勇斗爭仍然沒有結果和他們非凡的勇敢精神在專制制度的堅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到了九十年代，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終于與工人階級結合起來，才使社會主義運動走上正軌。俄國社會民主黨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登上了歷史舞臺。柯巴寫道：

　　“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覺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對其業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爭統一起來，融合成總的階級斗爭。使這個斗爭成為俄國工人階級反對俄國壓迫者階級的斗爭，并竭力使這個斗爭具有組織性。”

　　接著，文章論述了社會民主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運動后所經歷的兩個階段，即以宣傳工作為主的小組階段和廣泛發動群眾進行經濟及政治斗爭的擴大階段。在小組階段里，社會民主黨以知識分子為主，其存在形式是一個個宣傳鼓動的小組：

　　“這些小組的目的是要從工人中間造就出一批將來能領導運動的人才。因此這些小組是由先進工人組成的，也只有優秀的工人才有機會在這些小組里學習。”

　　顯然，小組是不可能廣泛影響到群眾的。它以宣傳和學習為主要內容，無疑提高了參加的門檻，只能吸引到少數先進工人。但是，這一階段為后續運動的開展奠定了理論基礎、達成了思想共識，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工作者。小組階段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上并沒有維持太久，很快，新的階段來臨了。

　　柯巴將第二階段到來的時間界定為約1896年左右。一方面，俄國社會民主黨自身的發展要求突破狹小的小組圈子，將社會主義的思想擴大到工人群眾中去（內部條件）；另一方面，工人運動的逐漸高漲也要求有先進理論的指導（外部條件）。他寫道：

　　“這時工人中間的自發運動特別高漲。你們誰不記得幾乎整個梯弗里斯22都被這種自發運動所席卷了的那一年呢？各煙草工廠和鐵路工廠中無組織的罷工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發生在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八年，在俄羅斯則稍微早一些。當時必須及時給以幫助，而社會民主黨也就趕緊去幫助了。”

　　在這一階段，“經濟主義”或“經濟派”成為主要的斗爭對象之一。23柯巴在文中尖銳批評了這些“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發的工人運動及其日常需要方面”的“假社會民主黨人”。他分析了這種思想派別的表現、危害，并揭露了這一思想錯誤的根源，指明了它必然遭受失敗的前景。在這里，他與列寧的看法如出一轍。值得一提的是，柯巴在一般性地批評“經濟派”后，還提出了一個充滿辯證意味的論點：

　　“我們深信，運動之所以會這樣停滯（當然是相對的停滯），不能只歸咎于外部的條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歸咎于思想本身，即階級意識發展方面的停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減弱。”

　　“由于俄國工人在進行斗爭時所打的旗幟仍然是一塊寫著爭取一戈比的經濟口號的陳舊褪色的破布，他們就不能隨著運動的發展深刻地了解斗爭的崇高目的和內容，所以工人們也就不免以較少的精力、較小的興趣、較低的革命熱情來參加這個斗爭，因為偉大的精力只是為了偉大的目的而產生的。”

　　也就是說，“經濟主義”的流行不但無助于社會主義早日實現，相反地，正是“經濟主義”的流行妨礙了偉大目標的實現，而且當下運動的相對停滯本身就與“經濟主義”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因為，簡單的經濟口號不足以激發起工人群眾旺盛的革命熱情。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柯巴對俄國境內各個階級的生存狀況進行了簡短的分析，并作出結論：“只有在斗爭中除了自己的鎖鏈而外別無可失的工人階級和一般平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在明確工人階級革命主體地位的基礎上，文章特別討論了如何看待大學生群體在革命中作用的問題。總體來說，柯巴的態度是一分為二的：

　　一方面，他對大學生在爭取自由的斗爭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進行了充分肯定。“現在大學生幾乎是以首領、以先進部隊的姿態出現于‘社會人士’的運動中。社會各階級中不滿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們周圍。”而當政府對大學生的罷課行動進行野蠻壓制時，“他們沒有放下武器，反而斗爭得更英勇、更堅決了。被壓迫的公民聚集在他們周圍，工人階級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于是運動就變成了威脅政權的強大運動。”24

　　另一方面，他也清楚點明了大學生群體的局限性。首先，大學生身份和地位的不穩定會導致其政治態度的不穩定：“大學生都是在學的青年，當他們還沒有投身于人生大海，還沒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時候，他們比任何人都熱心地追求那號召他們為自由而斗爭的理想。” 25其次，大學生活本來就與社會生活有一定脫節：“大學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學習自由和大學內部生活的自由，對于廣大的社會運動來說是太狹隘了。”最后，大學生的力量太弱小：“大學生只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進行這個巨大的斗爭的，他們軟弱無力的手臂擎不住這面沉重的旗幟。”

　　不過，柯巴強調了大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貢獻——探索了公開的街頭游行示威這一特殊的政治斗爭形式，這對各個階級的斗爭都有啟發：

　　“街頭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運動中來，使他們立刻知道我們的要求，并且造成廣闊的肥沃土壤，使我們能夠大膽散播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種子。街頭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頭鼓動，使社會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響。26”

　　“對于大學生呢，我們應當感謝他們給我們上了這一課：他們顯示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爭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無論你認不認同他的觀點，你都得佩服他思考問題的深刻和成熟。

　　文章靠近結尾的部分，還有一段帶有鮮明“斯大林式”特色和風格的論述，那就是用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態度來面對或“迎接”敵人的暴力。筆者稱之為“皮鞭辯證法”：

　　“今天俄國居民再也不像過去那樣，一聽到什么地方發生騷動就躲藏起來，今天他們卻擠到發生騷動的地方去，‘好奇地打聽’究竟這種騷動是為什么發生的，這樣多的人究竟為了什么要去挨哥薩克的鞭打。‘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頭是為了訴說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當局卻用毒打和殘酷鎮壓來回答他們。‘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響聲，反而要擠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些人是普通的‘好奇者’，哪些人是‘暴徒’。這時皮鞭遵照著‘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則，不分性別、年齡甚至階層地位而任意亂打這兩類人的脊背。皮鞭就這樣幫我們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從震懾人們的武器變成喚醒人們的武器。”

　　“專制制度以今天的勝利給自己準備未來的失敗。我們堅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這一天已為時不遠，我們要冒著皮鞭的毒打去播下政治鼓動和社會主義的種子。”

　　最后，柯巴再次論述了社會民主黨的意義和任務：

　　“我們希望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也能使自己的鼓動工作適應因政府采取這種‘極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況。無論如何，社會民主黨應當警惕地注視事變，應當迅速利用這些事變的教訓，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動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

　　“為了這一點，社會民主黨就必須有一個強大而緊密團結的組織，即黨的組織，它將不僅按名稱來說是團結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則和策略觀點來說也是團結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個以堅定的原則和不可摧毀的秘密活動武裝起來的強大政黨。”

　　這個任務，也正是他此行巴統所要完成的。25

　　注釋：

　　1 189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大”在明斯克召開，決定把俄國境內所有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合并為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宣告了黨的誕生。外高加索地區的“麥撒墨達西社”就是在此時宣布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因此，到斯大林8月加入該社后，便順理成章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比利斯組織的成員。

　　2 次年漲到了25盧布。

　　3 這個氣象臺至今仍在，斯大林居住過的房間也被保存著。里面掛著一塊破舊的牌子，寫著：“偉大的斯大林——布爾什維克黨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于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第比利斯氣象站生活與工作，并領導了抗議沙皇當局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雷巴斯在《斯大林傳》中寫道：“這是他自己的第一個住所，公家的并且極簡陋。以后他會有很多住所，而所有的住所都無一例外地留下了簡樸和禁欲主義的痕跡。最后，他也將在公家的別墅里死去，沒有積攢任何個人財產。”

　　4 一說為有軌電車。

　　5 柯巴作為地方黨組織的積極成員，按理說應當參與了這次罷工事件的組織。有意思的是，警方雖然懷疑他，但并沒有找到他參與罷工的明確證據，因此抓捕他時給出的罪名并不是“參與罷工”，而是他的父親貝索欠債不還。很快，柯巴托朋友償還了這筆錢，警方失去了繼續關押的理由，隨后將他釋放。

　　6 見格雷《斯大林——歷史人物》。柯巴的預言得到了應驗，一年后，1901年的勞動節集會果然在市中心舉行。另據西蒙·蒙蒂菲奧里《青年斯大林》的描述，由于當時第比利斯黨組織的領導者克茨霍韋利因受警察追捕前往巴庫避難，1900年的勞動節集會實際由柯巴領導和組織。如果該記載屬實，那么這次集會就是斯大林參加革命以來首次親自領導的群眾運動。可以想象，這次集會肯定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但可能是由于規模較小或地點較偏僻，沒有產生太大的社會影響，因而也沒有受到打擊和抓捕。

　　7 據西蒙·蒙蒂菲奧里《青年斯大林》的紀錄，柯巴向工人宣傳革命思想的方式很像傳教士的“布道”，一些同志甚至給他取了一個“神父”（The Priest）的綽號，或者叫他“柯巴神父”（Father Koba）。

　　8 托洛茨基：“那時候，18-30歲左右的年輕人風云際會。每個人都知道等待著自己的是監獄和流放，可他們無所畏懼，并以抵抗為榮。”

　　9 1900年12月，列寧創辦并主編的第一份全俄馬克思主義政治性秘密報紙《火星報》出版。

　　10 據記載，罷工還蔓延到了貝索工作的阿德爾漢諾夫鞋廠，在鞋廠的工人中間產生了騷動。柯巴來到那里開展動員。父親對于在這種場合下見到兒子非常驚訝，他憤怒地問兒子：“你為什么來這兒？”柯巴回答：“為了向這些同志致以敬意。”貝索最終說：“為什么你就不能學門手藝呢？”這是父子間記錄在案的最后一次對話。后來，貝索離開了工廠，徹底成為一個失業者、流浪漢，在貧困和酗酒中度過余生。

　　11 斯大林的地下狀態一直持續到1917年。關于斯大林早年（“柯巴”時期）革命活動的紀錄，在資料里往往是語焉不詳的。但據西蒙·蒙蒂菲奧里《青年斯大林》的描述，斯大林在他參加革命的最初幾年里就已經表現出他作為革命家的天才稟賦以及獲取追隨者的領導力。該書寫到，當年被第比利斯神學院開除的學生中（神學院單在1901年就開除了40名學生），有不少都走上革命道路，成為“學長”的追隨者。斯大林一度專門為這些神學院前學生開設讀書會，給他們上課。斯大林早年的追隨者中還有一位同樣從哥里來到第比利斯發展的青年西蒙·特爾彼得羅相。斯大林為他取了“卡莫”的假名，并將他培養為自己忠實的部下（后來協助斯大林襲擊銀行）。卡莫回憶說：“斯大林是我的導師。他教我文學，還借我書看”，“（斯大林）像磁石一般吸引他。”

　　12 后來，《火星報》1901年7月底6號指出，4月22日在第比利斯發生的事件對整個高加索具有歷史意義。“這一天標志著高加索公開的革命運動開始了。”

　　13 整個示威中表現出的高度組織性表明它被成熟地領導著。在當局加緊偵查革命者活動的同時，柯巴和他的同志們也在一刻不停地收集著來自各方的情報、研究當局的兵力部署，并排演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在示威開始前，第比利斯的革命者謝爾蓋·阿利盧耶夫注意到很多即將參加示威的人穿的都不是輕薄的當季衣服（高加索的5月已經較為炎熱），而是秋冬季的厚大衣，非常疑惑。他問他們為什么這么穿，一個同志答道：“這是索索的命令。”阿利盧耶夫追問原因。對方回答：“因為我們將會是第一批挨哥薩克士兵皮鞭抽的人。”

　　當然，柯巴在應對警察和憲兵時的高超手段并非來自天生（那樣就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在與對方的反復交手中鍛煉出來的。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國警察系統。

　　自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俄羅斯的近代工業和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了起來。但是帝國沒有推行政治改革，而是繼續保留了沙皇獨裁的封建制度。新的經濟成分與陳腐的政治制度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革命的愿望開始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甚至一部分貴族中蔓延開來。同時，壓迫和苦難也在底層中散布著革命的火種。70年代后，民粹派是聲勢最大的革命派別，其中的一支后來發展為民意黨，他們執著于通過暗殺等恐怖活動推翻舊制度。為了鎮壓日益壯大起來的革命恐怖活動，亞歷山大二世將帝國舊的保衛機關“第三處（Third Section）”改組為了一個新的更加強大的特務機構——“奧克瑞納”（全稱為“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不過，這對亞歷山大二世本人已經太晚了。就在奧克瑞納建立的第二年，他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被民意黨人刺殺（1881年）。

　　繼位的亞歷山大三世吸取了亡父的教訓，收緊社會輿論，加強社會控制，加大了對民意黨的鎮壓力度，并大力強化了已有的“奧克瑞納”組織，使之成為沙皇鞏固統治強有力的爪牙。據記載，“奧克瑞納”在1882年一年檢查的信件就多達38萬封。對于已經偵查和定罪的犯人，“奧克瑞納”通常采取三種刑罰：一是絞刑（1887年，“奧克瑞納”以“謀劃刺殺沙皇”的罪名將一位年輕的民意黨人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執行絞刑。他的弟弟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目睹了這一過程，并堅定了暗殺活動行不通的信念。后來，他以“列寧”之名成為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二是勞改；三是流放。“奧克瑞納”還組織了龐大的間諜網絡，其中包括大量被派入革命陣營內部的“內部間諜”。這些人以“革命者”的面貌開展活動，獲得同志們的信任，甚至在革命團體中擔任了重要職務。但他們同時又為沙皇傳遞情報，并協助破壞革命活動、捕殺革命人士。秘密警察的代表人物、“奧克瑞納”的頭目之一祖巴托夫曾說道：“秘密警察對待內部間諜必須像對待和自己有婚外關系的情婦一般，像無上至寶一樣照顧她。你的錯誤便是對她的侮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告密者的名字，即便那個人是你的上司。忘記他的名字，記住他的代號。”除直接派出間諜外，“奧克瑞納”還指使成立了受自己控制的“革命組織”和“工會”，以分化瓦解革命陣營，在革命者之間散步懷疑和猜忌，削弱和破壞革命力量。不過，由于沙皇官僚系統的腐敗，“奧克瑞納”的實際運行效率遠遠比不上后來列寧時期的“契卡”（Cheka）和斯大林時期的“內務部內衛部隊”（NKVD）。但與同時期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的特務機構相比，“奧克瑞納”絕對是十足強大的存在。

　　斯大林與俄國警察機關的斗爭從很早就開始了。例如，他多次被秘密警察跟蹤，又多次擺脫跟蹤；他連續兩年策劃“五一”集會，卻有驚無險，從未被捕；他在與同志們開會時會場遭遇警察突襲，他能機敏地跳出窗外逃走；他經常換化名，并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換了六次住所。有一次，他寄住在一個朋友的家里，不料警察突然上門搜查。斯大林急中生智，躺在床上用被子裹緊自己，假裝是一個生重病的租客，奄奄一息。由于逮捕令中只說搜查一個逃跑的革命者，并沒有提到什么“病人”，前來執行任務的警察不知所措，只好先回去請示上級。等警察回到這里時，先前的“病人”早已迅速康復并溜之大吉。當然，警察們也能間或追蹤到斯大林的足跡。例如，1901年10月的報告顯示，27日和28日，“知識分子約瑟夫·朱加什維利在開會”，地點則是一個小酒館。不過，這并沒能幫助他們抓到他。

　　14 1946年整理出版《斯大林全集》時，將該文列于第一卷的第一篇。

　　15 高加索地區的另一個主要城市，現為阿塞拜疆共和國首都。

　　16 8名委員的具體構成是：4個工人+4個知識分子。柯巴是4個知識分子委員之一。

　　17 格魯吉亞第二大城市，高加索地區僅次于第比利斯和巴庫的工業中心，無產階級數量眾多。

　　18 坎杰拉普是斯大林在巴統工作期間的得力干將，后來成為孟什維克，并在十月革命后擔任了新獨立的格魯吉亞共和國的財政部長。

　　19 柯巴以豐富的學識、堅強的意志、強悍的工作能力以及來自上級黨組織的權威迅速獲得了同志們的尊敬和信賴，并在此期間發現和處決了一名混入隊伍的奸細。關于后者，巴統的革命者多蒙特·瓦達奇科里亞在1936年的回憶錄中首次披露了斯大林到巴統后“除掉”特務的經過，認為這很可能是斯大林第一次殺人。

　　20 材料來自中央編譯局《斯大林年譜》。

　　21 該文現為《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的第二篇，《斯大林選集》第一卷的第一篇。因為它是一篇高水平的論文，筆者在閱讀《斯大林選集》時的感受完全可以用“開幕雷擊”來形容。如果不是白紙黑字的歷史記錄，簡直不能相信它的作者是一位不足24歲的青年。

　　22 舊譯。今作“第比利斯”。

　　23 “經濟派”是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機會主義派別，一度在黨內占據上風。經濟派承認社會主義者與工人運動結合的必要性，但只關注于“提高工資”、“減少罰款”、“縮短勞動時間”等經濟要求，不向或害怕向工人群眾提出“推翻專制制度”、“奪取政權”等政治目標，幻想通過經濟上的局部改良來實現社會主義。列寧曾嚴厲批判過這種“經濟主義”的主張。

　　24 這一段描述既是對當時俄國現狀的總結，也帶有普遍性。中國1919年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也基本符號這一模式。

　　25 言外之意是，一旦大學生畢業，正式投身“人生大海”，那么他們能否像在校時那樣繼續熱心地為理想而斗爭就面臨考驗了。

　　26 此處有斯大林自己的注釋：“秘密的書籍和鼓動傳單，在俄國目前情況下，很難傳到每個居民手中。 雖然散發秘密書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數場合下這些書刊只能散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間。”顯然，斯大林認為，公開的街頭游行示威在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時期，比傳統的秘密書籍和鼓動傳單更能影響和動員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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