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文藝戰士。曾任北京作家協會主席，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他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河北省開灤趙各莊礦區，2008年2月20日病逝于北京東方醫院。至今去世13年了。他1946年參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過8年基層干部，當過兩年《河北日報》記者。浩然來過我們昌黎縣3次。晚年的浩然和我相識，我對他有深厚的敬意。
浩然第一次來昌黎，是在1956年春天，時年24歲的他正在《河北日報》當記者。浩然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過這次難忘的昌黎之行：
1956年初春季節，為了報道農民對毛澤東主席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的反映，我到冀東昌黎縣的花果之鄉采訪。在后兩山村轉了一天，座談了一次，材料已經搜集齊全，寫一篇小通訊足夠用了，心想不如順手了解一些春耕準備的情況，再寫點別的東西。于是來到昌黎城南后錢莊鄉紅十月農業社。經過座談參觀，覺得這里的春耕工作進展比別的地方出色，就連夜寫了一篇《中共后錢莊黨總支領導農業社抓緊開展春耕生產》的長篇報道。報道的結尾處有幾個顯示成績的數目字。“紅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黨總支的領導下，春耕生產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了。六十七個社員參加了軋地保墑，一萬畝地普軋一遍；三百零八個社員參加打井和旱田變水田的調壟溝，半個月時間完成三千畝的水壟道，全社五百八十二個社員參加送糞……他們提出：一定在春耕前把糞送到地里。現在全社正春耕土地。”在我采訪時，軋地，調壟溝、送糞，都還差一部分沒有完成，并沒達到我寫的那些數目字。我自作聰明地想：報道寫完送到郵局發出，到了報社再由編輯編發，等到印出來，起碼得一周時間，要是留有余地的把以后五天可完成的數目加進去，豈不更突出成績？于是，我讓總支書記、鄉長和會計用算盤一打，在原有數字里，又加上五天估計的數目，一項一項地填進稿子里。第二天我把寫好的稿子投到郵局，就去了撫寧縣。萬沒料到，就在我走后的當天夜間下起了一場春雪，連續幾天社員都不能下地干活。那一串估算出來的進度都沒有達到。那篇報道見報后，被人發現與事實不符，便向報社做了揭發。等我回到報社，等待我的是黨支部大會上的嚴厲批評。隨后被調離了記者科，安排在讀者來信科。（現在報刊假新聞滿天飛，少見讀者揭發記者處分）不久就離開《河北日報》社回到北京。
浩然的這次昌黎之行，讓他摔了一個大跟頭，一輩子難忘。什么事都是有失必有得。根據他這次在昌黎花果之鄉后兩山村的采訪，后來創作了一篇很優秀的短篇小說《蘋果要熟了》，發表于1958年5月的《中國青年》雜志上。1959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就是以這篇小說命名的。我們花果之鄉昌黎的名字和本地的社會風土人情第一次出現在浩然的文學作品中。
一直生活在冀東偏僻村莊的我，早就知道有個寫《艷陽天》的作家叫浩然。很小的時候，夏天的晚上，村莊里人們都來到門口的街道上，或坐或躺著歇涼兒。有些愛看書的人就給大家講《艷陽天》的故事。上小學后，我讀過的第一部小說就是從供銷社買來的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的《艷陽天》。上下兩冊，定價六角，很小的開本。那是我用自己割青草賣的錢買的，這兩本書我珍藏至今。浩然的名字和書中那些人物插圖深深銘刻在我的腦海中。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從社辦高中畢業回村務農。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困苦的家庭生活中，我唯一的精神快樂就是看書。那個年代可讀的書實在是少。家里的《毛澤東選集》都看好幾遍了，我還被評為學毛著積極份子，出席過昌黎縣首次學毛著積極份子代表大會。看的最多的還是浩然的作品。那個火紅的年代，艱難的歲月，毛澤東思想和浩然的文學甘露滋潤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
1984年春天，我在居住的錢莊子鄉，組織成立了秦皇島市第一個農民文學社。我們一些農民文學愛好者，自發團結在一起利用業余時間創作作品，油印社刊，很有名氣很有影響，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做出貢獻，受到縣里表彰。時任河北省委書記高占祥親筆給我來信。1986年6月5日《農民日報》頭版頭條有過報道。那時候我開始和浩然聯系，不知道他的通訊地址，寫過不少信都沒回音。后業我通過公開考試成為一名國家干部，到昌黎縣兩山鄉任黨委副書記，才收到浩然寄來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兩山是我住過的地方，不僅在腦海里留有美好的記憶，剪報本里還保存著四十年前對它的報道，建國十周年出版的一本小說集就用取材那片山野的《蘋果要熟了》命名。因此見到您的信倍覺親切……。”從此我和浩然開始書信往來。我還幾次去他居住的三河市泥土巢家里拜訪，也多次邀請他來昌黎，來我家看看。
1996年8月，浩然從三河來到我家。上午我和妻子早早在門口迎接。浩然說他近年多病，但精神很好。一下車，滿面笑容，滿面紅光，雙手握著我們的手。“一握你們的手，就知道是經常下地干活的手，有勁。”一句風趣的話，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早想來昌黎看看你們，總是脫不開身。也沒給你們帶什么東西，就帶來我的一些書送給你們吧。在他忙著在書上給我題字的時候，我5歲的小女兒湊到桌子跟前好奇地看著浩然老師的印章，我拿起相機，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
浩然急想去兩山鄉舊地重游。在家里待了不一會，我們就開車去兩山鄉。四十多年過去了，村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年的街道，當年的村部已沒有了印象，看到山坡上到處都是紅蘋果，浩然很興奮，說這個沒有變。在回來的路上，車過一個叫渟泗澗的村莊，浩然指著村標說，這個村莊名字好，將來我要用。
這次浩然之行，來去匆匆，當晚就回去了。說明天還要去北京參加一個會議。他為我們兩山鄉每個黨支部送一套新出版的《浩然長篇小說文庫》，選收長篇小說7部10冊：《艷陽天》3卷3冊，《金光大道》4部4冊、《蒼生》、《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燒》、《迷陣·鄉俗三部曲》。還為我們鄉干部贈送他簽名的《蒼生文學》雜志。我們送給他的只是我家院里長的窩瓜和葡萄。
過了兩年的一個夏天，我們又請浩然來昌黎黃金海岸小住。雖然兩年沒見，浩然明?蒼老了，語言表達和腿腳行動都不如以前那么靈活了。
為了開辟農村文藝綠化工作，浩然從北京來到三河市已多年。他和多病年邁的老伴從京城到京東小鎮安家。他以“甘于寂寞，安于貧困，深入農村，埋頭苦寫”為座右銘。他要以自己晚年之力把三河市、河北省，京郊乃至全國的農村大地綠化成一片。他要忙于主編刊物，給業余作者修改作品，給各地的文學愛好者寫回信寫序言，為業余作者出書找資金，找出版社。個人的寫作都放下了，每天都累的心身疲憊。
在海邊我們說了許多話，有兩句話至今難忘。一句是，我們的心胸就應該像大海一樣。另一句是，你是一個有良心有正氣的好讀者。頭一句是說他自己的，后一句是送給我的。
浩然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當年那位文學界的權威人士說了一句”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的名言，一直流傳至今。做為一個作家的浩然，確實有過大紅大紫風光過，但也受到大起大落無故受擊。今天看來，整個“文革”期間也并非只有浩然一個作家，那十年也出現了不少好的文學作品和作家，大家上網一查便知，至于樣板戲，現在叫現代京劇，央視經常播，喜歡的人也不少。
浩然為什么說我是一個有良心有正氣的讀者呢？
做個讀者很容易。一輩子當個好讀者也并不容易。我至今沒出過一本書，也不是任何學會協會的會員。雖然我在各類報刊發表文學作品也有近百篇，編成一本書出版，我還是覺得是給國家和個人浪費錢財和資源。我寫的東西有多少讀者？一本本送人也不見得人家看。這些年我給作家記者報刊出版社等寫過一萬多封信，也收到并保存有一千多封。
當年《新星》出版，小說主人公的形象引起轟動。我趕緊買來一本，組織廣大讀者閱讀評論。我們盼望中國有更多的這樣的好縣委書記。我給作者寫信支持，給中國作家協會寫信叫好。收到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唐達成和新華社記者郭玲春親筆來信。中央電臺《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做過報道。讀書買書評書藏書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家里收藏的書刊已有近十萬冊，這在中國鄉村可能是少有的。我們也榮獲了全國首屆書香之家、《中國青年報》首屆金牌讀者，參加過《農民日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讀者活動并發言。
1998年9月20日，《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記者的訪問記—《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一場全國性的爭議隨即而來。比如說《艷陽天》《金光大道》反映的就是農業合作化的時代精品，做為一部文學作品，不能因為今天農村體制發生了變化，而否定那個時期的作品。現在中央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鄉村必須要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不走集體化道路，就根本談不上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如果說，還要一家一戶，那就不叫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認為分田單干就一切都好了，國有和集體大鍋飯就是搞不好。可南街村華西村幾十年一直在發展。凡是到訪的人無不感動。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只會出現更多的地主資本家，只會出現更多的貪腐黑惡勢力。反腐和掃黑割韭菜一樣，總是生長。土壤就是私有制。縱觀文革十年，走紅的浩然從沒干過傷天害理的事情，每一個有良心的讀者都會同情支持浩然。我一氣寫成了《浩然應該不后悔》的長篇文章，發表在1999年第6期《名家》雜志上。《文藝報》也有摘編。后來我還寫了《時代需要高大泉》《一個圖書館長的憤怒》等維護浩然的文章發表在媒體上。
2003年浩然大病不起，先住進北京同仁醫院，后轉東方醫院。我兩次到東方醫院12屋干部病房看望他。一雙迷茫的大眼睛瞅著我，嘴里能發出啊啊的喊聲，什么也說不出來。五年后，浩然帶著眾多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八寶山的追悼會和三河墓地安葬儀式我都參加了。來自全國各地，特別是來自農村的文學愛好者，熱心讀者數千人，都是自發趕過來，為浩然送行。這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是少有的場面。
今年夏天，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我們家的圖書館舉辦學黨史讀紅色經典活動。同時展出浩然不同時期不同版本文學作品和資料圖片。河北省委<共產黨員>雜志社長,秦皇島市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等領導山西遼寧等地作家文友,浩然女兒都來參展.學黨史學浩然學什么。就是要學信仰、學奉獻、學斗爭、學忠誠。浩然是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他把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黨的文藝事業。浩然從事文學創作五十余年，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文藝方向，發表的1200多萬字的作品，出版著作80多種。20世紀50年代的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60年代的長篇小說《艷陽天》、70年代的《金光大道》、80年代反映農村改革的《蒼生》90年代記錄自己革命生涯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樂土》、《活泉》、《圓夢》等多次入選20世紀百年百部小說，建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
在商潮物欲面前，浩然始終保持著共產黨人的清醒頭腦，不為金錢所誘，不為物欲所惑。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原河北省長劉秉彥夫人曾在中國文聯工作，浩然60年代把《艷陽天》的一萬元稿費全部交了黨費，當時的收據就是她開的。當時的一萬元，在北京能買多少房子啊。當《金光大道》出版時就沒有了稿費。浩然在三河家里親口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前幾年廣西一家飲料廠找他做廣告，讓他只說一句話“喝了××飲料，我還可以重寫一部《艷陽天》”酬金是××萬元人民幣。他說我喝多少也寫不出來了。被他拒絕了。他和來自農村的老伴十幾歲結婚，風風雨雨，相伴終生。他的幾個子女都是平凡工作崗位上的普通工作者，都是憑借自己的能力吃飯，從不借老子的光。做為名人的后代，浩然的子孫們沒有一個給他丟人的。在工作中，家庭中，社會上沒有任何不良影響，都是根紅苗壯的正能量。紅野、藍天、春水、秋川，兒女的名字和他們的心靈一樣美麗，讓世人贊嘆。
學習黨史學習國史，讓我們更加清楚的知道：我們的社會始終處于歷史進程中，觀察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必須具有歷史眼光。學會歷史的辯證法和方法論。以長時間、整體化，連續性的思維看待歷史、現實和未來。對人對事都不要一吹捧就上天，一打倒就踏上萬只腳。歷史是從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作家可以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他們不是神仙，不能預測五百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的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書寫者，人民在奮斗的征程中需要歌唱，需要號角。這是一種文學形式的歷史書寫。只要是真實的記錄反映了那個真實年代，這就是好作品。
在閱讀了浩然作品后，我認為我們今天要特別紀念他的，不僅僅是一個農民作家，人民作家，而是一個革命作家。浩然參加革命早，加入黨組織早，半文盲的他成材也早。是黨培育他成長，他對黨一生忠誠，一生感恩。他所寫的作品都是和政治、政策、黨中央號召分不開的。這也正是一些人指責浩然的地方。我說這就是浩然最可貴的地方。那些指責者肯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是毛澤東習近平思想者，只能是唯心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者。這些指責在今天不值一駁。
中國的紅色經典文學沒有一部是脫離革命和政治標準的。現在很少有優秀作品出現，最缺失的就是作家們丟失了革命政治標準。一些人追求名利，迎合低級趣味。作家先做人，中國的作家首先就應該是黨領導下的革命作家、紅色作家。那些不講政治理想，不講革命斗爭，創造許多文字垃圾的人根本不能稱為作家。他們的書刊根本就不應該出版。看看這些年的出版物，戲說歷史，獵奇故事，盡是一些兇殺、色情、自私、惡毒的主人公形象。青少年還愛看這些書。這種意識形態的軟實力歡樂的抹殺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硬實力。文學創作不講革命斗爭，不講革命理想，淡化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宗旨，淡化了共產主義理想。其結果造成人們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混亂，社會丑惡現象的叢生，沒有了安全感幸福感。最終達到毛澤東主席早就預言的西方帝國主義所盼望的和平演變。
《艷陽天》中的蕭長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一擔水》《鐵面無私》等浩然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永遠是我們共產黨人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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