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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繼明專訪:像魏巍一樣戰(zhàn)斗

狂飆社 · 2021-08-29 · 來源:狂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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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繼明.jpg

  劉繼明近影

  狂飆社:幾年前,您曾經在網上公開舉報原湖北省作協(xié)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陳應松涉嫌違紀的問題,盡管舉報信的重要內容基本屬實,但陳應松只是被批評誡勉,您卻受到了警告處分,以至有網友吐槽湖北省紀委是“吃錯了藥”。最近,網傳您于今年五月份再次受到黨內處分,網上一片嘩然。據(jù)您撰文披露,這次被處分是因為“方陳團伙”舉報您在網上發(fā)表了“錯誤言論”。很多人都知道,在您和陳應松的名譽權糾紛中,方方力挺陳應松,曾多次在網上對您進行攻擊,您還把她告上了法庭。請問,您說的“方陳團伙”是指方方和陳應松嗎?

  劉繼明:不是特指他們二人,而是包括他們的一批支持者和有利益關聯(lián)的人。幾年來,這伙人與方、陳沆瀣一氣,持續(xù)不斷地對我進行攻擊污蔑、造謠誹謗,并且通過扎車胎、噴油漆、死亡威脅和寫匿名信誣告等手段,對我實施了一波又一波的瘋狂報復。早在今年元旦前后,他們就揚言要“啟動”對我的舉報,在網上搜集了我的多篇文章,羅織成所謂“錯誤言論”,寄給了有關部門。近期,又是他們在網上奔走相告,四處傳播我被處分的消息,歡慶自己的“舉報”成果。其所作所為,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

  狂飆社:我在微博上看到了您的“錯誤言論”截圖,例如這段:

  “1979年以來,'社會主義'被官方意識/形態(tài)定義為‘發(fā)展生產力’,但資本主義同樣作為一種以發(fā)展生產力為主要目標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社會制度,它跟社會主義之間的本質區(qū)別在哪里呢?鄧X平當初提出改革開放不問姓S姓Z,也許更多出于一種實用主義的考慮和權宜之計,可當中國社會出現(xiàn)因片面發(fā)展經濟帶來的諸多現(xiàn)實矛盾之后,執(zhí)政黨的合法性危機就暴露出來了,如何化解這種危機,不僅涉及到怎樣評價今天的中國社會,還關系到如何破解當前面臨的一系列思想難題。”

  還有這段:“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歷史上很少像今天這樣,沒有為理想的生長留下任何空間。資訊空前發(fā)達,言路卻如此逼仄,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角斗場,每個人都深陷其中,難以自撥。越來越多的人喪失了基本的公共關懷,極端利己主義在'自由’的旗號下大行其道。趨炎附勢,明哲保身,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真理蒙羞,英雄落難。面對這樣的世代,倘使佛陀耶/穌和馬列M重臨人間,也會目瞪口呆、一籌莫展。”

  我從中看到的是您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科學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對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痛斥,以及對黨和國家前途的深刻憂慮,何錯之有呢?

  劉繼明:這兩段文字都出自我和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曠新年的對談《新左翼文學與當下思想境況》,發(fā)表于《黃河文學》2007年第3期,《新華文摘》曾摘要轉載,后來我在微博上摘錄發(fā)了一下,文中批評的是當時中國社會和知識界的真實現(xiàn)狀,沒想到被他們斷章取義,作為我的“錯誤言論”舉報了。

  還有比這更荒唐的呢。比如這段話:“只要毛澤東像仍然高懸在天安門廣場上,一切反抗社會不公平、不正義的行動就是天然正當?shù)模瑹o須法律認可,無須各種精英同意,因為這是毛澤東與人民的約定,也是1949年革命的精神是新中國之所以為新中國的理由——這是新中國最高的憲法原則。”原本是我在《為中國革命辯護——讀曹征路<重訪革命史>》一文中引用的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憲法學家馮象的話,也變成了我的“罪證”。

  狂飆社:當初您舉報陳應松時,方方及其擁囤言之鑿鑿地說“不舉報不告密是做人的基本底線”,現(xiàn)在他們不是自己打臉嗎?

  劉繼明: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舉報都是公民行使監(jiān)督權的重要形式,也是每個人的正當權利和義務。問題在于公知們只許他們舉報別人,不準別人舉報他們,在他們的潛意識中,不僅應該享有治外法權,還應該享有不被舉報的豁免權:自己檢舉揭發(fā)和“質疑”乃至謾罵他人是行使正當?shù)谋O(jiān)督權、批評權,別人如果對他們行使同樣權利就成了“惡毒攻擊”和“誹謗構陷”。當人民大眾通過批評、質疑和舉報行使民主權利時,他們斥之為“多數(shù)人的暴\政”,暴露出十足的雙標嘴臉。可見,公知們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壓根兒不是什么民主,而是維護自己特權的“少數(shù)人的暴\政”。

  狂飆社:您被二次處分的原因,除了網上的所謂“錯誤言論”,還因為在臺灣出版了文化隨筆集《辯護與吶喊》,以及主編網刊《中LIU叢刊》。能否具體談談?

  劉繼明:有關部門把這兩件事加在一起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坐實我的所謂“政治錯誤”,但同樣都站不住腳。我在《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和方方們的斗爭遠為結束》一文中,對這本書的出版和內容以及《中LIU叢刊》的情況,都有具體介紹,這里就不贅述了。想了解情況的讀者可以去這個網址看: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yulun/2021/07/438451.html

  其實,對于方陳團伙的舉報,我一點也不生氣,我完全尊重他們的舉報權,盡管他們從未尊重過我的舉報權,從未停止過對我的詆毀和謾罵,所謂的舉報只不過是一種肆無忌憚的構陷。但最令我感到震驚的是,“有關部門”對待舉報采取的雙重標準和所持的政治立場。

  狂飆社:我看到您近日在微博上公布的給中J委的申訴信,里面提到陳應松公開發(fā)表的某些言論,如攻擊中國“一個殘酷革命幾十年的的國家是沒有人性的”,宣稱“要以摧毀既定政治秩序的勇氣寫作”,大罵執(zhí)行公務的人民警察是“土匪暴徒”等等,明顯違反了憲法和黨章,但有關部門并沒有對他處理,卻反而認定您那些維護社會主義價值觀、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和社會丑惡現(xiàn)象的言論是政治錯誤,真可謂乾坤顛倒、黑白不分,讓人不得不質疑,您說的那個神秘的“有關部門”代表誰?他們所講的究竟是共產黨的政治,還是別的什么黨的政治呢?

  劉繼明:這也正是讓我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方。我同方方、陳應松進行斗爭的這幾年,是中國公知從鼎盛到衰落的轉折點。從去年到今年,廣大網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圍繞方方及其日記展開的波瀾壯闊的群眾性斗爭,極大地打擊了公知們的囂張氣焰。可以說,公知們在輿論場上指點江山、呼風喚雨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但其影響力并沒有消失,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雖然隱蔽、蟄伏下來,但支持和保護他們的大有人在,而且這些人在體制內都身居要職,掌握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領導權。

  這些人就是中央三令五申要警惕的“兩面人”。中共目前最危險的敵人已經不是公知,而是這些隱藏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紀檢文宣系統(tǒng)的“兩面人”。他們披著共產黨的外衣,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以組織的名義,專門打壓那些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真正共產黨人,像古希臘神話中的特洛伊木馬那樣,起到了公知們無法起到的從內部摧毀和瓦解共產黨的作用。

  正是從個意義上說,我和方方、陳應松之間的斗爭,絕不只是個人意氣之爭或名譽權糾紛,而是一場嚴肅而尖銳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因此,對于有關部門給予我的處分,我并不覺得恥辱,反而感到光榮。盡管在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為了捍衛(wèi)共產主義理想而受到處分,聽起來有幾分荒誕。

  狂飆社:網絡學者灄水農夫曾寫過兩篇文章,一篇叫做《有一種光榮叫“污蔑”》,一篇叫做《有一種“處分”叫光榮》,為您進行了莊嚴的辯護。他認為您兩次被處分非但不是壞事,反而是一件值得歡呼的“好事”:“我們要為劉老師歡呼!他從污泥濁水、死水一潭的主流知識界勇敢地跳躍出來,用犀利深刻的文字作投槍、匕首,挺立在思想戰(zhàn)斗的最前線,堅決頑強地捍衛(wèi)馬列M主義陣地,令他的敵人也不得不心驚膽寒,無所不用其極地向他發(fā)射無數(shù)的暗箭與毒箭,潑下無盡的污泥和臟水,然而戰(zhàn)士終究是戰(zhàn)士,雖然身體可能跌倒,但意志永遠不會倒下。陰謀者雖然可以得利于一時,卻不會永遠得計,終將遭到歷史和人民的清算。”

  還有一篇署名為“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的文章說:“劉繼明與方、陳團伙在一個比較有限范圍里的交鋒,正是2020年那場群眾性的、全網性的大張旗鼓的反公知斗爭的預演或序幕。劉繼明不僅是反公知的斗士,而且是反公知的先鋒。他正是以某種“第一人”的姿態(tài),觸碰到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核心,實際揭開了2020年那場群眾性反公知斗爭的序幕。”

  我認為他們說的很有道理。您覺得呢?

  劉繼明:我曾經說過,相對于“作家”,我更看重“戰(zhàn)士”這個稱謂。對我來說,“戰(zhàn)士”與其說是一種榮譽,不如說是一種使命和鞭策。

  狂飆社:您曾寫過一篇文章,稱魏巍先生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您被舉報的“錯誤言論”中就有一條取自這篇文章。您主編的《中LIU叢刊》,被境外媒體認為是魏巍創(chuàng)辦的《中LIU》雜志的“復活”,有人因此認為您繼承了魏巍的事業(yè):“劉老師在《中l(wèi)iu》2003年被封殺之后,又重新舉起這面旗幟,在體制內文人都在爭名逐利,明哲保身的時代,這是多么的難能可貴,多么的令人肅然起敬呵!”(付欣宇2:《可愛的人與可恨的人——評劉繼明與方方們的斗爭》)。您怎樣評價魏巍?

  劉繼明:魏老去世前留下的遺囑“繼續(xù)\革命,永不投降”,與毛主席的晚年思想是相通的。毛主席的“繼續(xù)/革命”理論,探討的是在無產J級專政條件下防止中國出現(xiàn)X正主義的問題,而魏巍探討的是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防止Z本主義復辟的嚴峻課題。

  我覺得,晚年魏巍比青年和中年時期的魏巍更偉大,因為晚年之前的魏巍僅僅是他那一代眾多有過革命經歷的作家中的一員,而晚年魏巍則從“眾人”中走出,成為了一個真正“不忘初心,繼續(xù)/革命”的“逆行者”。他曾在《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寫道:“已經嘗到社會主義甜頭并已成為國家主人的工人農民,隨著他們主人翁政治地位的喪失和生活的惡化,以及面臨的生存的威脅,是不會長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馬列主義教育的有覺悟的共產主義者,也必然會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堅強地團結起來,領導人民群眾,向Z產階級的代理人進行堅決的斗爭……新世紀將仍然是一個艱難斗爭的世紀,也將是一個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紀。讓我們勇敢地迎接這個有希望的世紀吧!”

  每當回想起魏巍這些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輝和對未來充滿期待的文字,我身上就沉甸甸的,覺得應該肩負起他未完成的使命。魏巍曾說,這是一個馬列M主義者受難的時代。毛z席曾提出過著名的“五不怕:“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于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了。”為了堅持真理,守護信仰,別說受到幾次處分,即使被開除黨籍或坐牢,我也不會退縮。

  狂飆社:今年8月24日,是魏巍先生逝世13周年紀念日。在此,您最想說的是什么?

  劉繼明: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魏巍是繼魯迅先生之后又一個稱得上“革命家”的文學家。他不僅是寫出過《誰是最可愛的人》《東方》等優(yōu)秀作品的杰出文學家,更是杰出的W產階級文化戰(zhàn)士。他終其一生站在W產階級立場上,為工農大眾而歌,為爭取勞動人民的利益戰(zhàn)斗到最后一息,并因此被誣為“極Z”,長期受到主流文壇的貶斥,還由于反對Z本家入黨,一度遭到軟禁。相對于那些沉浸在“純文學包廂”里嚶嚶夢囈、自私自戀的文人,魏巍是一座令人仰視的高山。在廣大勞動人民心目中,他是一個慈祥的導師,也是一個真正的戰(zhàn)士。

  作為后來者,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像魏巍一樣戰(zhàn)斗!

  狂飆社:您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個“行動知識分子”,這兩種身份在您身上是否互相沖突呢?

  劉繼明: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沖突。作家特有的敏悟力,使我能夠對錯綜復雜、光怪陸離的社會生活,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越過局部看整體;而“行動知識分子”的實踐品格,又給我封閉狹窄的生活空間注入了鮮活的經驗,催生出新的寫作動力。二者相得益彰,毫無違和感。

  狂飆社:您曾經說過,同“方陳團伙”的斗爭,使您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信仰馬克思主義和關心政治,是否會影響您的寫作?

  劉繼明:這個問題很奇怪,難道作家不應該有自己的信仰,不應該關心政治嗎?盡管在今天作家這個職業(yè)已經被一些人嚴重玷污,差不多成了負面詞匯,所謂文壇也幾乎成了一個藏污納垢之地,但我還是想說,在我的價值座標中,信仰比寫作重要得多,寫作如果不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石上,就像人沒有靈魂,不過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問題還在于,不是我要關心政治,而是政治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包括我在內的每一個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曾說過,作為一名作家,在拉丁美洲,不關心政治簡直是一種罪過。這句話對中國作家同樣適用。

  順便說一句,馬爾克斯本人也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十分敬佩被西方主流輿論視為“獨C者”的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兩個人曾長期保持著親密的友誼。

  狂飆社:最后一個問題:您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在中國文壇享有盛名,被譽為“文化關懷小說”和“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后來又以長篇小說《人境》被評論家譽為“新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拓者”,在近幾年的斗爭中,許多陌生的網友認識了您,稱贊您是“新世紀的人民作家”和“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請問:您更看重文壇的榮譽,還是普通網友對您的贊譽呢?

  劉繼明:在與方陳團伙的斗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時,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致你們》,其中寫道:

  “我將對一切邪惡力量的反/抗,為爭取一切被壓/迫和損害者的權利而吶喊,當做我寫作的全部意義所在。在這個充滿不公的世界,在強者與弱者之間,我會近乎本能地站在弱者一邊。因此,當文壇墮落成一個蠅營狗茍的名利場乃至'鐵三角'的一部分時,我毅然擲出了手中的投槍。

  “從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為了一名戰(zhàn)士或游擊隊員。是的,游擊隊員,意味著我不會遵守他們劃定的所謂'底線',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與他們'作戰(zhàn)'。詆毀、報復和謠言不僅不能使我退縮半分,反而會激發(fā)我內心深處潛藏的勇氣。既然我能一次一次獨自面對群狼撕咬,別說敵人的中傷,就是智識階級乃至所謂'同一陣營'的冷眼,我也毫不在乎。相對于那些被失業(yè)的工人、被失地的農民、被失蹤的青年以及被車禍、被死亡的舉報者,我已經很幸運了……

  “‘你們’——

  “可能是為數(shù)很少的‘一小撮人’,也可能是一個龐大的令人吃驚的群體;有時離我那么遠,面目模糊不清,有時又離我如此之近,仿佛連五官都清晰可見。最可能的是,你們來自一個淪陷的階級――不同的時期你們有不同的稱謂,如無\產者、勞\苦大眾、領導階級等等,現(xiàn)在,則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弱勢\群體。從根子上,我與你們血肉相連。你們的痛苦與快樂、屈辱與抗爭、權利和尊嚴,都與我息息相關;反之,我的一切也與你們有關。

  “甚或,‘你們’不是一個具體的所指,而僅僅是一種精神的象征。但我知道你們存在于我的內心,從我選擇當一名作家開始,你們就存在著。我來自你們,也必將回到你們中間。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宿命……”

  我覺得,這些話正好可以用來回答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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