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只有毛澤東是不變的
文 / 歐洲金靴
1
毛澤東是1920年“入黨”的。
1920年初，時年27歲的毛澤東身處京城，忙于投身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
張敬堯是皖系軍閥，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軍，主政期間作惡多端，禍湘亂民。
毛澤東在北京進行多達7次請愿活動，終獲成功，張敬堯被趕出湖南。
在領導驅張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在思考改造湖南和改造中國的問題。此時的他仍舊對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抱有很大的熱情。
他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中表達得很清楚：“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
但是后來在延安，已經過井岡山斗爭和長征洗禮的毛澤東對斯諾坦言：“在那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
1934年開始歷時兩年的長征，其本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由南向北的戰略轉移。
在長征以前，張國燾的紅四軍和賀龍的紅三軍失去根據地，方志敏全軍覆沒，任弼時則因與賀龍匯合而幸運得救——這些失敗的根源，都是由于同共運的基本方向產生沖突。
也正因如此，在共產主義性質的萬里長征中，必然會誕生一個馬克思主義性質的紅軍領袖、中國革命領袖。
這一點，在2021年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中敘述1935年遵義會議的意義時，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性質，有了新增的描寫：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回到1920年。
那年年中，毛澤東來到上海，多次與陳獨秀面見交談、籌劃建黨。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那年春夏之交在上海與時年33歲的蔣介石緣不足分，未能碰觸。
那一年的蔣介石拜倒在了財閥頭子黃金榮的膝下，而毛澤東則完成了自己作為一個政治青年的身份躍升，以及作為一個革命人士的思維翻覆：在與何叔衡等人的共同活動下，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秘密成立。
毛澤東，正式“入黨”了。
1945年時毛澤東曾回憶：“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指1945年的七大）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1920年）就是自己搞的。”
與之相伴的，是“無血革命”理念徹底被拋棄。
一個暴力的、革命的政黨組織雛形，正在迸發。
至1921年夏天的南湖畫舫，黨的綱領已十分清晰：“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
2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享樂主義的政黨或維穩主義的政黨，從1939年2月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為人民服務”開始，這個黨就必須始終是一個革命主義的政黨。
這一點，是黨絕對永遠不可被稀釋的組織性質。
在中國共產黨之前，有德國共產黨的失敗；在中國共產黨之后，亦有蘇聯共產黨的覆滅。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國際共運是不死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長征的本質是什么？前文已有述；
抗日戰爭的本質是什么？
是毛澤東領導的敵后軍民、全體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共產主義反侵略戰爭，與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衛國戰爭同步基調，都是一場全民族的階級斗爭戰事，而不僅僅是反對“德國民族”、“日本民族”的民族戰爭。
只有黨領導的階級解放戰爭，才能夠動員最廣泛的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戰線、以汪洋大海之勢淹沒日本鬼子和德國鬼子的兵鋒。
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的資料：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間，日軍只對正面戰場國軍進行了一些有限規模的戰役進攻，而用于對敵后戰場作戰（五次大規模掃蕩）的兵力則分別為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
敵后戰場抗擊侵華日軍（日本關東軍除外）的比例，則分別達到62%、58%、75%、63%、58%。
日本歷史學家作過這樣的記述：“從（1945年）4月到8月之間，解放區的發展異常迅速。由于八路軍的進攻，華北的日軍從所有的據點和碉堡里不斷地被驅逐出來。日軍的小部隊已陷于無法行動，而大部隊則被困在鐵路沿線的城市里”、“日本對中國占領區八年間的統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經瀕于崩潰了。”（見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第104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解放戰爭的本質是什么？
是毛澤東領導工農階級占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對蔣府買辦反動政權的階級斗爭戰事，絕非反動派每每愛稱的“內戰”。
如果解放戰爭真的是民族主義角度的、所謂“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那么新中國建政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今天解放臺灣的正義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抗美援朝的本質是什么？
是毛澤東領導的新生人民政權，通過一次具象化的與當世最大的階級敵人的碰撞、以及逼迫其傾斜出最大的國力（1951一年美軍用于朝戰軍費支出達600億美元），徹底塑造了一支人民軍隊及這支軍隊背后六億人民的國家認同的階級斗爭戰事。
所以毛岸英同志為什么格外偉大？
他是世界軍事史上少有的一些同時參戰對抗過納粹德國與美帝國主義這兩大法西斯國家的無產階級戰士之一。
他的一生可謂無愧于世界人民，更不負毛澤東的期望。
從毛岸英的個體光芒，即可揭開了一層意識形態層面的歷史面紗，也是我黨黨史和毛澤東革命事業的底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抗美援朝戰爭，不僅是人類軍史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國際共運史的一部分。
毛岸英參戰反法西斯戰爭的歐洲戰線和戰后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朝鮮戰線，均不僅是以軍人，同時還是以一個光輝的身份——黨員，走上正義的戰場。
早在1943年1月，毛岸英就加入蘇聯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革命黨員。戰后回國，他又轉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新中國基層建設的一員。
只有從一而終的革命者，才能稱之為一個從一而終的共產黨人。
所以我們可以再繼續追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是什么？
1965年重登井岡山，毛主席帶著一股蒼涼緩緩訴說：“我們共產黨人慢慢地從血的教訓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條就是吸取教訓。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我們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這個教訓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1966年，主席再度坦言：“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里，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
中國共產黨的底色是紅色，而紅色正是革命的顏色。只有保持革命的初心，才能守護革命的色彩不被褪祛、不被涂抹。
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論》中對革命的論述：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
3
再把時間回到1920年。
建黨之前的毛澤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他可以在東山小學堂（一個基層官紳富戶出資建立的精英學院）入學，他可以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脈遍布達貴的恩師楊昌濟的家，他可以找章士釗借銀子，他可以令北大校長蔡元培替他給李大釗寫舉薦信。
事實上，以俗世的標準，他并不是一個日后國民黨首腦集團嘴里被稱為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輩的家產坐擁二十畝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
1924年1月，毛澤東為國民黨的一大代表，代表號碼39，為湖南區代表。
而那時的蔣介石什么也不是，國民黨一大代表中浙江區只有6人，沒有蔣介石，且這6個浙江代表中有3個為孫中山私人指定。
而毛澤東這個湖南代表卻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國民黨集體推選。
在大會上，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一共只有19位委員名單，毛澤東便是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毛澤東就被任命為代理宣傳部長——正職是誰？大名鼎鼎、位高權重的汪精衛。
同樣在1925年的廣東省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會宣言的起草人還是毛澤東。
一個湖南人跑到廣東省，孫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這就是毛澤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
4
可是這個在1920年“入了”共產黨、1921年又建了共產黨的人，最終還是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因為毛澤東不需要一個事實上舊制的「階級高位」的身份。
這一點，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經注定。
由此需要明晰，后世將“毛蔣”并列相稱、動輒“爭奪江山”之辭，這是十分可笑和淺薄的。
言“毛澤東與蔣介石爭奪中國江山”之人，同樣也是言“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奪黨內領導權”之人。
在這樣的言論框架里，中蘇矛盾、文革斗爭，仿佛都是狹隘錙銖的私欲暗斗……
以降維思維解史，除卻辱沒毛澤東之余，徒增抹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革命事業的哲學性和普適性。
從中國近代革命烈火燃起的伊始，毛澤東與蔣介石就根本不在一個層面和維度之上。毛澤東這一生的所謂對手、所謂敵人，從來就不是一個區區蔣氏之流的江浙法西斯軍閥。
毛澤東一生的敵人，是歷史周期率，是如何將人民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侵略文化的雙重壓迫解救出來、并重置人民在社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從而取得政權穩固的「人民性」，并將他作為「中國方案」，獻給轟轟烈烈的國際共運。
如他自己所言：“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蔣介石等曲曲輕廝，不過人民洪流碾過的一粟。
正如國民黨從來就不配成為共產黨的“敵人”。
中共的大會已召開三屆，國民黨的一大才姍姍來遲；靠著共產黨和毛澤東（上海黨部執行委員）等的影響，“聯共”的國民黨才開始在20年代中期形成自己的基層隊伍和邊緣影響。
就歷史幕布而言，國民黨只是一個時代性的反面，它最大的作用，或許就是用來警醒這一百年來共產黨自身在階級屬性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退步。
對于這一點，毛澤東無疑是看得最清楚的。
1960年12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他曾直截了當地怒詰：“有些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國民黨統治那么久，土改只不過幾個月，就搞得那么干凈？國民黨是不容易消滅干凈的！”
“土改”，這是毛澤東和他建立的黨，最重要的政治貢獻之一。
前國民黨內政部地政司司長鄭震宇曾有語：“官紳世家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于集中”；陳翰笙也指出：“蘇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為職業。”
民國時，僅在蘇北一帶，身兼軍政職位的地主就占地主總數的57.28%。
歷史上，鮮有“鋤豪強，抑兼并”的政策可以真正落實：自公元前7年漢哀帝綏和二年頒布封建史上第一次限田令以來，王莽的王田制、晉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無不在既得利益的縉紳、官僚、豪強反對下，成為晃晃一紙空文。
只有毛澤東，廢除了縉紳階層不納糧的特權，讓廣大農民翻身。
它不僅僅顛覆了國家土地和國家政器的歸屬權，更是為中國共產黨這個區別于百年前中國大地涌現的幾百個政治團體的組織，立下了一條紅線式的準則：土改是沒有盡頭的，也是沒有邊際的；土改既是對專政對象的暴力革命，也是執政者的自我革命。
土改和自我土改的辯證，也是身份土改與精神土改的融合。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當時間來到1949年6月19日第一屆政協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閉幕上，鄧初民、許德珩、沈鈞儒等人當時在會上曾提議：“全體代表起立，向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致敬！”
有位與會的民主人士當即異議，笑嘻嘻地說：“不必了吧！”
此話一出，旋即點燃了一位農民代表的火氣，他站起來大聲呵道：“怎么不必？我們農民就認共產黨，就認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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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可明確辨析：毛澤東和毛澤東眼里的共產黨，到底要的是什么？
這位從韶山沖走出的青年，要的既是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階級雄心，也是一幅“喚醒工農千百萬”的政治圖景。
這種圖景的實現，只能依托于新的階級統治。
而新的階級統治的前提，則是必須砸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讓被統治、被壓迫的國家主體階級完成從肉體到精神的“土改”。
從辛亥革命始，至五四運動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階級依舊遍布中國的核心權力層。
他們只是趕走了拖著長辮的滿旗馬褂，卻讓自己成為了依然未變的「少數人」。
這種舊制的士族身份所帶來的獲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經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偽現代、偽共和的格局里，可以讓各大軍閥感到自重，可以讓孫中山感到寬慰，可以讓蔡元培感到舒適，可以讓蔣介石和汪精衛拿到大把資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睞，可以讓日本人、歐洲人、美國人繼續把攥著在華的勢力范圍。
甚至，可以讓共產黨內的陳獨秀走向幻想與妥協；甚至之甚至，可以影響大家族出身的周恩來其一生……
但是唯獨，不能滿足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已經堅定了暴力道路的、成為了革命者的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么，如果“人民萬歲”是上聯，那么必須得有一個下聯：“繼續革命”。
土地與農民之間的生產關系也好，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權力關系也好，社會與農民之間的階級關系也好，所有的現狀都無法向27歲的毛澤東解釋：為什么中國農民的數量多達四萬萬，可是他們卻吃不飽、卻穿不暖、卻老婆女兒被人搶。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為什么《后浪》中宣傳著自己是社會的主人、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力，但是擺在面前的，卻是掙脫不盡的996和難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樓里猝死的打工人，以及涼山深處被遺忘的墨茶。
百年前的毛澤東，同樣不明白。
他不明白為什么人數如此之眾的農民階級不是國家的主體，并且如果不是主體，那么農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農民中走出的知識分子，并從舊式的知識分子蛻變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農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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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不明白，所以毛澤東沒有和大批的同儕志士一同前往法蘭西，而是選擇留在了中國，留在一個生他養他卻沒有任何一種階級身份可以滿足他、解答他的國家里。
他要去尋找這種讓他孜孜渴求的階級身份，以及這種身份能夠帶來的自我認同。
1915年6月，他對湖南一師的同學說：“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
1927年6月，他對瞿秋白說：“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綠林交朋友”；
1935年1月，他對李德說：“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
1946年6月，他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說：“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國民黨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1949年3月，他對全體中央委員說：“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
1956年11月，他對鄧小平說：“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
1958年5月，他對丹東五一八拖拉機配件廠的工人們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1966年1月，他對陶鑄、王任重、陳郁、張平化說：“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
一百年來，只有毛澤東是不變的。
一百年來，只有毛澤東還在尋找著。
他老得站都站不穩、路都走不動、話都說不利索，但他依然在尋找，宛如當年那個27歲的灰衫青年。
如果找不到，那就去創造；
如果無血革命創造不了，那就用流血革命去創造。
所以他說：“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所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所以2021年，毛澤東依然活著，不僅是在人們心中。
跋
“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轉眼已是百年，回首恰似今朝。
百年之中，百年之后，決定著這個越來越龐大的組織其純潔性和革命性不被污化的最核心精神體，必然只能是那個1920年“入黨”的青年。
2012年的十八大，7個常委中4個知青，25個政治局委員中12個知青；
2017年的十九大，7個常委中3個知青，26個政治局委員中11個知青。
組織是至高無上的，但是賦予組織以底色和使命的人，我們稱之為“教員”，我們稱之為“導師”，我們甚至會唱著《國際歌》和《東方紅》，自己送給自己一句話：“不必時時懷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來，我離開以后，你們就是我。人民萬歲！”
人民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唯一的、厚重的、活著的黨魂，毛澤東同志，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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