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是自我革命的靈魂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徐漢成
無產階級政黨如果喪失自我革命的能力，就不可能取得事業的成功。如同腐壞的雞蛋，無論溫度多適宜，終究孵不出雞來，因此，自我革命是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內因與根據。
政黨也是生命體，既可能先天不足幼年夭折，亦可能后天失調壯年殞命，國民黨之所以潰敗大陸，喪權臺灣，兼有先天不良與后天失調，蘇共88歲殞命，就是后天失調的典型。
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瀕臨夭折中熬過了童年，戰爭磨難中成長為青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成長為壯年。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終極使命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然而很不幸，在波瀾壯闊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眾多無產階級政黨壯年殞命，慶幸的是，中國共產黨走過了一百年，仍然青春煥發。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百年后青春常駐，就在于具有不斷糾正錯誤，撥亂反正的自我革命傳統。所以，沒有自我革命，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沒有強大的中國。
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歷史經驗與教訓，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統一了全黨思想，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建國后的七十二年，經歷了社會主義探索以及改革開放兩個歷史時期。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亦有慘痛的歷史教訓。
雖然，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但是，從建國到文革，只有十七年，到《決議》只有三十二年，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史證明，這個匆忙的《決議》缺少時間與實踐檢驗，對毛主席關于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繼續革命理論，對文革的評價存在著嚴重的失誤，為詆毀黨的領導，誹謗開國領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制造了口實，為黨的自我革命留下了政治隱患，引起了理論界思想界的長期爭議，因此，客觀評價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思想，評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
一、社會主義道路是黨與人民的盟約
信仰即章程、道路、目標。有信仰，才明白黨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才能立方向，明道路，舉旗幟，向著既定的目標砥礪前行。
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結出來的碩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從而將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二十世紀初，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然中華民族災難深重，中華大地滿目瘡痍，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倭寇虎視，華夏神州內憂外患，人民水深火熱。如果中國共產黨步國民黨后塵，僅以舊三民主義為黨的指導思想，不去領導工農群眾開展武裝斗爭，發展壯大是斷然不可能的！
蔣介石集團之所以潰敗，主要是沒有為廣人民謀利益的信仰，章程不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初心畸形必將導致黨爭自戕，導致腐化墮落而民心盡失，因此，從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之日起，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中國共產黨是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政黨，根本宗旨是通過消滅階級，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向共產主義過渡。因此，黨的章程就是與全國人民的盟約，立黨之初就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人民以數萬生命的代價履行了盟約，黨在執政后必須繼續履行盟約，如果背棄了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初衷，也就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人民就會說，既然共產黨背信棄義，為什么還要擁護你？國內外的資產階級也會異口同聲，既然改旗易幟，憑什么不能多黨輪流執政？
基于此，千改萬改，社會主義道路不可改，千革萬革，共產黨的基因不可革，千變萬變，共產黨的初心不能變！
二、道路斗爭是自我革命的主要表現
在革命戰爭時期，黨通過槍桿子發展壯大，通過自我革命糾正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就是自我革命的光輝典范。
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高瞻遠矚：“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1967年11月3日，“兩報一刊”編輯部在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的文章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論斷：“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
七十二年的社會主義探索史證明，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路線斗爭始終存在。
“三大改造”完成后，一些黨的領導人出于快速建設社會主義的良好愿望，狂熱性的“左”傾路線抬頭，掀起了“大躍進”，刮起了“共產風”。蒙受挫折后，經不起風浪，禁不起資本主義制度的誘惑，對社會主義產生了動搖，從左傾滑向右傾，蛻化變質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斗爭、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均無可辯駁的證明，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不僅是一個客觀存在！甚至是激烈與反復的，所以，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向全黨敲響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警鐘。
1989年的動亂后，鄧小平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4頁）
“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7頁）
“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4頁）
南巡講話中，鄧小平說：“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于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
“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4頁）
鄧小平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詮釋，對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論述不僅說明了兩條道路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同時證明了毛主席“四個存在”論斷的客觀、準確與科學性。
三、領導核心是黨的執政中樞
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績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群眾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8—149頁）
“在政治上，從遵義會議以后，黨內雖然有過錯誤的路線，但是毛澤東同志總是用正確的路線去克服錯誤的路線，因此，從那以后黨的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 （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46頁）
“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9頁）
辯證唯物主義從來反對個人崇拜，但從來也不否認偉大人物在推動歷史發展中的巨大作用，鄧小平的論述充分表達了黨的領導核心的重要性。
核心就是舵手，如果不能嫻熟的駕馭航船，必然迷失方向。核心就是中樞，如果喪失健康，必然無法正常生活。黨的百年史證明，成熟的領導核心是黨執政能力的基本保證，事關黨的生死存亡。
立黨之初，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黨的領導核心的短板，教條主義，唯心主義泛濫，照搬別國經驗，盲從“共產國際”，由此衍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致使革命事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因此，是否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是衡量領導核心成熟與否的標志，因為不僅要有堅定的信仰，還要具有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才能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際相結合，才能摒棄教條主義與唯心主義。使黨的事業所向披靡。
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新華社轉發的《關于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攻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
與謀一任、一時、一域的資產階級政黨截然不同，共產黨人肩負實現共產主義特殊而長遠的歷史使命，這就為黨的領導核心提出了特殊要求，雖然，共產黨員在入黨誓言中均承諾信仰共產主義，但決不能排除混進黨內的投機與階級異己分子，他們一旦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就可能以謀一時一域之得失而蠱惑人民，將社會主義引向資本主義。
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逝世后，黨的執政能力面臨巨大的政治考驗。
1980年8月，鄧小平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娜·法拉奇問時曾批評毛主席：“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剛才我說我們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這個在內。”（《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7頁）
隨后，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經歷了黨、政、軍三權分設的嘗試。
1989年6月，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時，鄧小平由衷的感嘆：“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頁）
“我們這個第二代，我算是個領班人，但我們還是一個集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9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這個集體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9頁）
“實際上”說明了在黨的領導核心中，存在名實不符的史實，于此，曾引起社會的廣泛詬病，認為鄧小平批評毛主席自己選擇接班人，自身又凌駕黨的領導之上，發僭越之聲，行越俎代庖之事。
任何事物的發生與發展都具有兩面性，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
鄧小平作為“實際上”的領導人是黨在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從改革開放到1989年發生的動亂，鄧小平終于意識到黨的領導核心的重要性，他認為：“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第二代是我們這一代，現在換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這個領導要取信于民，使黨內信得過，人民信得過。”（《鄧小平文選》第3卷298頁）
血的教訓使鄧小平發出肺腑之言，從1976年毛主席逝世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的二十年間，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胡耀邦、趙紫陽又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上栽了跟頭，黨經歷了一個領導核心名實不相符的特殊時期，出現了十年內倒臺了三任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非常政治局面。如果華國鋒作為成熟的領導核心，就不可能發生1976年的“十月事變”，不可能妄斷“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可能產生“兩個凡是”，如果胡耀邦、趙紫陽作為成熟的領導核心，就不可能發生1989年的“六四”動亂，如果江澤民成為一個成熟的領導核心，鄧小平就沒有必要“南巡講話”。
雖然，改革開放前期，黨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領導核心，但是，黨的執政地位并沒有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所撼動。首先，得益于毛主席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留下來的制度、政治與文化物質遺產；其次，反右斗爭與文化大革命，鍛煉了一批信仰共產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始終堅持不懈與資產階級自由化作斗爭，對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當權者進行批判；再次，經過幾十年來的實踐檢驗，廣大人民群眾逐步從盲從改革與現實對比中醒悟。因此，如果沒有老一代革命家留下來的制度與政治遺產，如果不能及時進行自我革命，中國極有可能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期間陷入動亂與分裂。
四、實事求是是自我革命的靈魂
改革是歷史發展的常態，中國的封建社會就發生過多次的改革，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制度，只有新中國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才是中國歷史中開天辟地的改革。
鄧小平去世后，由于黨的領導核心拿不出切合實際與符合國情的理論，教條主義、唯心主義再次抬頭，與“兩個凡是”如出一轍，他們一邊將鄧小平奉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邊聽信“市場家”與“股份家”等幕僚們的饞涎，拾資本主義牙慧，步資本主義后塵，言必稱美國，言必稱“接軌”。這就從根本上背離了鄧小平倡導改革的初衷。事實恰恰相反，鄧小平從來沒有認為他對改革開放做出過“設計”。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77頁）
鄧小平說：“從另一個意義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
“設計”與“試驗”是不同的概念。設計必然在試驗之后，沒有試驗的設計注定是盲目的設計，設計后再進行試驗則證明設計的失敗，有了設計就無需摸著石頭過河。從時間與空間來說，任何事物都處于發展與運動之中，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產生，如果將改革開放置于一成不變的靜態，認為一個人就可以對幾十年的改革做出設計，以為國內外資產階級能按設計的腳本唱戲，不僅是政治上的幼稚。更是哲學上的荒謬。
鄧小平說：“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同志說：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17頁）
“當然，在改革開放中也有不同意見，但這里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開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5頁）
“程度”就是量與質的關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區別就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開放后，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如果私有制逾越了公有制經濟，那么，與其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不如說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鄧小平說： “比如說，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開始我說看兩年，兩年到了，我說再看看。現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多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只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就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6頁）
改革開放以來，資改派全然忘記了鄧小平的警示，忘記了共產黨的宗旨，忘記了社會主義制度，忘記了具體國情，在公有制與私有制成分發生本末倒置的巨大量變，行將質變之際仍然妄稱徹底改，改徹底，他們一面高談闊論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一面打左燈向右拐，一面慷慨激昂抬棺材反腐敗，一面制造政治腐敗，大興私有化“改制”之風，一面振臂高呼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一面打著改革的幌子，推行離經叛道的改革舉措。
鄧小平又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
四十年后，鄧小平一語成讖，時下的國內生產總值雖躋身世界第二，但人均生產總值與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處于落后地位，由于分配機制的實質性改變，廣大的工農群眾并沒有公平享受到改革紅利，房價、物價、教育與醫療費一路飆升，人民的生存成本日益增高。嚴重的兩極分化與新資產階級的產生成為了不爭的事實。發展的極不平衡，產生了眾多嚴峻的社會問題，黨的執政能力面臨巨大的挑戰。
更令人民唾棄與不齒的是，一些對革命沒有作出過任何貢獻的投機分子，混進黨內的核心領導后，一面以權謀私，大興裙帶之風，借私有化改革，瘋狂掠奪國家財產，蛻變為徹頭徹尾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形成了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一面崇洋媚美，以“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荒謬邏輯資助美帝國主義應對危機，為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損失，這些投機分子上愧對先烈，下愧對黎民，已經墮落為與人民對立的敵人，注定要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根本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凝聚起眾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團結帶領人民共同創造歷史偉業。這是尊重歷史規律的必然選擇，是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自覺擔當”。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字字珠璣，如同霧霾中的一縷霞光，讀來醍醐灌頂，聽來振聾發聵。使人民看到中國共產黨初心不變，看到了中國將迎來社會主義第二次飛躍的曙光。
鄧小平說：“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著是改革派，把別人看著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9頁）
南巡講話中，鄧小平說：“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
習總書記高屋建瓴：“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
“我們黨要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就要不斷推進自我革命，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線，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時刻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近年來，美國不斷挑起遏制中國發展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不斷挑起干涉中國內政與領土完整的事端，制造臺海與南海危機，圖謀分裂中國。使廣大中國人民徹底看清了帝國主義的豺狼本性與魑魅魍魎的丑惡嘴臉。
特別是在全球性的抗擊新冠疫情中，中國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徹底打破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神話。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充分證明了習總書記“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科學論斷。為黨的自我革命營造了良好的契機。
實事求是自我革命的靈魂。
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實事求是”作了精辟的概括：“‘實事’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當前的自我革命就是研究兩極分化、腐敗墮落、司法不公、用人腐敗、環境污染，人民日益增高的生存成本、出生率下降等諸多社會問題與改革的內在聯系，找到這些事物發生與發展的規律性。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自我革命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胸懷坦蕩，襟懷坦白，絕不諱疾忌醫，敢于刮骨療毒。暴露問題不必羞羞答答，摭摭掩掩，揭示矛盾不必含糊其辭。
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自我革命的任務就是有的放矢的制定各項改革舉措，通過再改革逐步解決改革開放引發的各種矛盾。
只有鳳凰涅槃，方得浴火重生。百年滄桑，世界與中國發生了巨變，中國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國，但是，巨變之中亦有不變，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沒有變，“五四”運動中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沒有變。面對國內外的風險挑戰，自我革命需要保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的戰略定力。
1956年，毛主席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承擔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神圣職責，還要為引領全人類走向共產主義而奮斗！
作者微信號：jhxuhc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