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
毛澤東為鄒韜奮題寫的挽詞
我國著名政論家、出版家、新聞記者鄒韜奮，本名鄒恩潤， 1895年生于福建永安。早年就讀于福州工業學校、南洋公學，1919年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主修西洋文學。1921年畢業后，鄒韜奮受聘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負責編輯《教育與職業》月刊，1926年他接手《生活》周刊主編時，資金困難，請不起作家寫稿，他自己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慚虛、秋月、落霞、春風、潤等七八個筆名，依據各欄目不同讀者的需求用不同文字風格撰稿，其中影響最大的筆名是“韜奮”。他曾對人說：“韜”是韜光養晦的“韜”，“奮”是奮斗不懈的“奮”。
鄒韜奮主編《生活》周刊時不過想把推行職工教育的《生活》周刊改變為“關注人生，喚起民族精神，推動社會變革”的大眾喜愛的刊物；追求的風格也只是“沒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輕松生動、簡練雅潔而饒有趣味”；期望知識階層多一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節。
鄒韜奮的思想轉變，開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占領東北后，他發現國民黨政府“攘外必須先安內”的主張，實為假抗日，真反共。真正積極主張抗日的是中國共產黨，他贊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認為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心愿。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他深感國難之痛，迅速將刊物的內容從城市中產階級趣味轉向宣傳抗日救國，由原來的“在談笑風生的空氣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轉變為“就民眾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以正義為依歸”。《生活》周刊由此變為新聞評述周報，“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全國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雜志的內容契合了全國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發行量由原來的2800份猛增到15.5萬份，創下我國當時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
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后，蔣介石發表了《告全國將士電》，表面上要求全軍將士“淬厲奮發，敵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本人還“愿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而實際卻借口國內軍閥割據內亂不已，共產黨力量在不斷擴大，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拮據，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只能力避沖突，只好忍讓。《生活》周刊毫不留情地發文揭穿真相：“全國民眾都信以為真，結果都被委員長蒙了。”“《生活》周刊所發的文章和組織的募集軍需用品、建傷兵醫院，原本與委員長慷慨所言是一致的。殊不知蔣介石一切舉措僅是一時做給各派勢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認定了‘攘外必須先安內’的大政原則。”
1932年1月中旬，蔣介石派心腹胡宗南到上海找鄒韜奮談話，《生活書店史稿》記錄：“（雙方）就抗日問題和《生活》周刊的態度辯詰達四小時之久。”胡宗南極力為蔣介石游說，軟硬兼施，試圖拉攏韜奮改變政治立場，擁護國民黨政府。鄒韜奮明確表示，他只擁護抗日的“政府”，不論從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這是民意。違反了這種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對于“政府”也沒有什么幫助。
胡宗南無功而返，國民黨政府即從“剿共”前線南昌軍委會行營發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接著利用特務造謠，敗壞鄒韜奮的名譽。說鄒韜奮侵吞1932年《生活》周刊代收各界援助馬占山的捐款，鄒韜奮特請律師代他在報刊上發表啟事，并把當年會計師所出證明書一起公布，以事實粉碎這一誣陷。
國民黨政府以綁架、暗殺的手段剿殺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宋慶齡和蔡元培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保護民權民生。1933年6月，國民黨特務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兼總干事楊杏佛，作為保障同盟執委的韜奮和魯迅都被列入暗殺名單，常遭特務盯梢。舉行完楊杏佛的葬禮后，魯迅覺得國民黨政府已經對《生活》周刊動了手，他勸韜奮先生出國避一避，胡愈之和徐伯昕也勸韜奮先生出國考察。韜奮先生被迫于1933年7月14日丟下妻子兒女離開上海，經威尼斯、羅馬、日內瓦，到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荷蘭、蘇聯、美國等各國實地考察。
鄒韜奮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研讀了馬克思著作；到蘇聯，他進入莫斯科暑期大學學習，并寫了20余萬字的文章，介紹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到美國，他在美國南方黑人區域冒著極大的危險參加美國共產黨地下支部的秘密會議，親眼目睹了美國黑人悲慘的命運；在紐約，韜奮先生與留美的中國共產黨人徐永煐交流，表達了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
1935年8月，韜奮先生在《芝加哥文壇報》上看到，《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杜重遠接手創辦的《新生》被國民黨政府查封，杜重遠被捕入獄。他立即于8月9日回國，11月16日就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并加入了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被推舉為執行委員。
鄒韜奮把《大眾生活》周刊當作向中國各界動員的號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報道中國軍民憤怒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惡，對不抵抗主義的方針和政策進行尖銳地抨擊。
1936年1月，蔣介石再一次指派鄒韜奮的同學徐恩曾、復興社總書記劉健群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道藩為說客，找韜奮先生談話。他們知道韜奮先生會拒絕見他們，特意請詩人出版家邵洵美出面邀請其到他家里聚會。見面張道藩發表了長達3小時的演說，韜奮先生靜心傾聽。劉健群則恐嚇：“今日蔣介石殺一個鄒韜奮，絕對不會發生什么問題，將來等到領袖的腦殼妙用一發生效果，什么國家大事都一概解決，那時看來，今日被殺的鄒韜奮不過白死而已！”
鄒韜奮針鋒相對地回擊：“我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辯論最后不歡而散，事情并沒有就此了結。
劉健群、張道藩回南京不久，蔣介石又命杜月笙“親自陪送”鄒韜奮到南京面見他，他要和其“當面一談”。鄒韜奮不畏權勢，直接面見杜月笙，說明不能從命的原因，作為個人，他與蔣介石沒有任何關系，要說組織，他代表不了救國會，恕不能隨他同赴南京。一個和蔣介石走得近的銀行家對鄒韜奮說：“你拂逆了老蔣的意志，就別想在國內再待下去。”鄒韜奮的“膽大妄為”確實令蔣介石大為惱火，準備對他采取行動，處境十分危險。鄒韜奮考慮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張群在重慶曾向鄒韜奮透露：那次讓杜月笙陪他到南京，是要韜奮先生做“陳布雷第二”，殊不知他骨頭這么硬。
最后蔣介石不惜親自出面，直接對《生活》周刊主辦單位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黃炎培施加壓力，要求黃炎培責令鄒韜奮改變《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場。兩難之際，鄒韜奮決定與職教社脫離關系，由他自己獨立把《生活》周刊辦下去。韜奮先生創辦了生活書店，抓住國共聯合抗戰的有利時機，拓展圖書雜志出版、發行業務，先后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數十種著作，為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精神食糧。
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通過了《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接著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章乃器、陶行知等聯名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關于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剿共。這些惹怒了日軍，威逼南京政府于1936年11月22日深夜，以“危害民國”罪將沈鈞儒、章乃器、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7人逮捕，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在蘇州監獄關押了243天之久。
1937年12月，鄒韜奮出獄后來到武漢。張仲實為他引見了董必武同志。又通過潘漢年聯系，實現了面見周恩來的愿望。周恩來完全了解他的情況，鼓勵他，支持他到陜甘寧邊區和敵后辦書店，為避嫌疑，可以不用生活書店的店名，陜甘寧根據地可以叫華北書店，新四軍根據地叫大眾書店。鄒韜奮和林伯渠商量了在陜甘寧地區和各解放區設立生活書店的計劃。經過仔細籌備，1940年9、10月間，生活書店派人到晉東南解放區和延安開設了華北書店；同年秋，在蘇北和蘇中開設了大眾書店。
到了重慶，鄒韜奮分別請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秦邦憲等中共領導人到生活書店作報告講形勢，積極宣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
在接觸交談中，鄒韜奮兩次鄭重地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周恩來跟他說：“韜奮先生，你現在的黨外民主人士的身份要比你一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更能發揮作用，黨需要你留在黨外。”韜奮先生感謝黨對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他相信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取得抗戰的勝利，一定能夠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引誘、威逼和恫嚇對鄒韜奮沒起任何作用，最后國民黨政府對其進行直接打擊。1939年7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公展強迫生活書店與國民黨官辦的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合并，還要鄒韜奮加入國民黨，他嚴詞拒絕。國民黨當局便直接查封生活書店在全國的分店，逮捕分店經理。到1941年7月，全國55家分店只剩下桂林、貴陽和重慶三家分店。在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安排下，鄒韜奮與茅盾、郭沫若、夏衍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轉移到香港被加以保護。
1942年9月，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鄒韜奮從廣東梅縣，經武漢等地轉移到上海，再從上海進入蘇中解放區，受到新四軍第一師師長粟裕的歡迎。
在蘇北解放區，他不是跟著部隊行軍，就是到處演講。他有太多的話要跟將士們講，他要講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安排下，他們這批文人從重慶轉移到香港重新開辟抗日輿論陣地；他要講他一個文弱書生，加入到軍人的隊伍中的感受；他要講在東江游擊縱隊的所見所聞，講那里的領導人的傳奇故事，講他天天隨游擊隊行軍、跋山涉水、急行軍，他如何從山上滾下來，戰士們如何在戰爭環境中磨練出行軍作戰本領；他要講國際國內的復雜斗爭，講繼續爭取反法西斯和抗日統一戰線的道理；他還要講國統區的生活與親眼目睹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艱險緊張的環境下磨練出來的作戰本領和戰斗精神的對比。他向全體官兵和民眾高喊：中國的命運寄托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身上！
在蘇區他目睹新四軍官兵不管走到哪里，總要把駐地的場院掃得干干凈凈，借老鄉家的門板都要一一送還上好，一旦有損壞的要認真算錢賠償；還要幫老鄉家把水缸挑滿；哪怕是借一把條帚，一只水桶，一把勺子都當面送還。部隊出發前，各連各排各班都要認真檢查一遍，借老鄉東西還了沒有，水缸挑滿沒有，有沒有損壞老鄉家的東西。走到哪都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到了蘇北，鄒韜奮耳病越來越嚴重，他忍著耳痛給官兵演講。賀綠汀發現他吃一片德國獅牌止痛藥已經止不住痛，而且藥就要吃完。黃克誠報告了上級，陳毅同志做出“速派同志護送韜奮先生回上海治病”的決定。
韜奮先生已被國民黨通緝，到了上海只能化名住院。妻子和兒女都還在廣西，民主人士陳其襄做他的擔保人。為了避開國民黨特務追殺，五次更名轉院，死亡通知單上的名字還是“季晉卿”。手術后他的病并沒有好轉，組織上派人到廣西叫其妻子沈粹縝回上海。但因二兒子家騮和女兒嘉驪都在上初中，只能讓14歲的鄒家華一人回上海照顧父親。
鄒家華看父親病得如此嚴重仍堅持寫作，勸父親不能太累。韜奮先生耐心地跟兒子說：大寶，爸爸的時間太寶貴了。《患難余生記》還沒寫完，我還要寫《蘇北觀感錄》和《各國民主政治史》兩部書，不抓緊時間，怕寫不完。
沈粹縝帶著女兒回到上海時，鄒嘉驪已認不得父親，韜奮先生的一只眼睛已經失明，他仍趴在小桌上寫作。
徐雪寒代表陳毅軍長來看他，他把一篇剛寫好的《對國人的呼吁》交給徐雪寒，讓他帶回去找地方發表。請他代起草一份遺囑，寫一份入黨申請書，請黨中央審查他的一生，若夠得上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死后請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先生病逝，黨中央在唁電中追認鄒韜奮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黨中央在延安召開追悼會，毛澤東親筆題寫挽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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