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的這個“錯誤”無損他的偉大——駁李銳對毛主席和錢學森的詆毀

　　作為兩彈一星的元勛、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錢學森同志的功績是偉大的；作為人民科學家，錢學森同志的思想和見識是卓越的。

　　錢學森青年時代就參加過學生運動，懷著拳拳報國之心到大洋彼岸求學；他的學術導師、20世紀最偉大的航天工程學家馮·卡門感慨說，錢學森在學術上已經超越了他，如果不是報效回國，錢學森未必不能像楊振寧那樣“揚名立萬”。

　　一枚導彈至少幾千個零件，可錢學森回來時的新中國連一個零件都造不出來，正是錢學森帶領中國的科技大軍嘔心瀝血、一磚一瓦從平地搭建起了新中國國防工業的雄偉大廈。“激光”、“航天”等等很多科技名詞的翻譯命名都是錢學森親自敲定的，“航天”一詞正是錢學森從毛主席的詩詞“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受到啟發而命名的。

　　錢學森不僅鐘愛毛主席詩詞，他更是在科研工作之余鉆研毛主席著作、學習毛澤東思想，并把毛主席的哲學思想運用到科研工作中，發展出了系統論思想，并反過來影響和指導了新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制定。錢學森很早就預言計算機的出現會引發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他的建議下中國的計算機科研工作很快上馬，（參見筆者此前文章《“緊急措施”：毛時代計算機戰略早已為華為困局指明了方向》）到毛澤東時代結束，中國計算機的發展水平已經超越日本、直追美國。

　　晚年的錢學森同樣關心中國社會的前途和命運，他曾為紅旗渠英模的壯舉和其后的遭遇哽咽流淚，他在晚年更是告誡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就完蛋了。

　　2009年，錢學森逝世的消息經媒體報道之后，引發了舉國哀悼。在社會階層分化的今天，錢學森隱然成了少有的“最大公約數”。可以說，但凡有點良知的中國人都會紀念、感恩這位偉大的人民科學家。

　　然而，也有例外，錢學森逝世前后南方某媒又翻出了錢學森大躍進期間論證糧食最高產量的文章和80年代錢學森支持人體科學研究的事情，試圖抹黑、攻擊錢學森。

　　正是因為抱著謹慎、虛心的態度，錢學森在80年代曾經大力支持中醫研究。中醫的五行理論、經絡理論是完全來源于數千年來的實踐，這是否認不了的事實。以現代科技水平，中醫的很多具體現象的確無法用目前的“科學”解釋，所以，進行中醫和人體科學研究無可厚非、更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后來出現的氣功熱和“特異功能騙子”，只是市場環境下拜金主義的產物，又怎么能怪到錢學森頭上呢？騙子橫行，恰恰是精英和媒體共同放大的結果，反而打斷了錢學森提出的中醫和人體科學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至于錢學森在大躍進期間那篇文章，就是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知識就是力量》雜志上發表的內容大致相同、題為《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的文章：

　　文章主要部分是：

　　“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單位面積干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面積干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

　　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谷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么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在這篇文章的最后錢學森寫道：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除了南方某媒，方舟子等人也曾借此攻擊錢學森，比較有名的則是李銳數次借此攻擊錢學森和毛主席。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說：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刮的“五風”，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還在毛主席”。“關于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主席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點幾，就可能畝產萬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頁）

　　這完全是李銳的捏造。

　　事實是，195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毛主席親自主持的。在這次持續數天的會議上，毛主席發表了多次講話，都是力糾“五風”的。

　　毛主席還號召大家要學習海瑞精神，

　　“要敢于犯顏直諫，要有像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勇氣，不要連封建時代的人都不如。在黨內要造成有話要講，有缺點要改的空氣，要言者無罪，按照黨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希望同志們敢于提出各種不同意見。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殺頭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堅持真理，敢講真話，敢于提出不同意見。”

　　毛主席要大家學習海瑞精神，就是要大家敢于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精神，敢于反對抵制“五風”，特別是對當時，要敢于抵制高指標風。

　　力糾“五風”期間，毛主席在領導干部中開了多次會，多次發《黨內通信》，但指示貫徹不下去。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又以個人名義，給全國六級干部寫信，號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級規定的高指標，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胡來。然而，有人依然阻撓這封《黨內通信》的下發。（參見：《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當年曾被扣壓》）

　　李銳可能發現他的謊言太露骨，于是到了1991年又改口說，他的“證據”是在1958年12月的武昌會議期間：

　　“（關于）糧食放衛星的問題，我特意問他（指毛澤東——引者注），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么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他說看了一位科學家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原來1958年農業放高產衛星時，這位科學家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畝地可打幾萬斤糧。這篇文章對毛澤東固然起了作用，但當時毛澤東恐怕主要還是欣賞群眾的沖天干勁，相信這種積極性或者能創造奇跡，不想給這種‘熱情’潑冷水，因而對高產‘衛星’寧可信其有，不愿信其無。”（李銳《中共中央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

　　第二年，李銳獲美國聘請為“客座教授”，到美國某大學搞“講座”，就是采用這一材料講的。

　　然而，關于李銳“新證據”的真相卻是，1958年12月在武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同樣是毛主席主持糾“五風”的會議，最后還作出了《決議》。在會議的《決議》（草案）中，在批評浮夸風這一問題，毛主席還加了以下文字：

　　“目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夸。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愈作愈細致，我們的各項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于區別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根據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那么，毛主席到底有沒有相信錢學森那篇文章的內容呢？

　　1958年10月27日，在參觀“中國科學院躍進成就展覽會”時，毛主席對錢學森同志講:

　　“你在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陸定一同志很熱心，到處幫你介紹。你在那個時候敢于說四萬斤的數字，不錯啊。你是學力學的，學力學而談農業，你又是個農學家。”

　　錢學森同志回答說:

　　“我不懂農業，只是按照太陽能把它折中地計算了一下，至于如何達到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有錯誤。”

　　主席笑著說:“原來你也是冒叫一聲！”這句話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以上對話資料見人民網文史頻道）

　　可見，對于錢學森的文章內容毛主席是不信的。“你是學力學的，學力學而談農業，你又是個農學家。”這個話實際上是毛主席輕松幽默且沒有帶任何惡意的批評，錢學森專長畢竟在物理領域，對農業問題并不在行，所以毛主席才說“原來你也是冒叫一聲！”

　　但是，單從力學專家錢學森的角度，錢學森這篇文章理論上并沒有太大問題。文章從物理學角度的論證基本是嚴謹的，既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又講了現實中的制約因素，如“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谷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 2/3 的折扣”等等。而且錢學森還講了外在條件：“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因為錢學森不具備足夠的生物學和農學知識，對當時作物的情況把握并不到位。50年代末，黃河以北谷物畝產量已經突破500斤，南方一些地方已經突破800斤，而70年代舉國一盤棋研究出了雜交水稻，最高產量到今天已經逐步提升到畝產1500公斤（3000斤）。而美國和歐洲的土豆畝產量已經達到5000公斤（1萬斤），紅薯產量則更高。這就說明，錢學森的那篇文章從純理論的角度講是沒有太大問題的。時至今日來看，錢學森論證畝產萬斤糧食的話有什么大錯誤嗎？但在當時浮夸風乍起，毛主席力糾“五風”的當口，錢學森同志的那篇文章的確是不合時宜的。

　　考慮到當時某人把持宣傳口，《人民日報》在“五風”問題上起到了極壞的作用，錢學森的這篇文章多半也是他們“請”出錢學森來寫的。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與錢學森談話，錢學森也很坦誠地承認了“不懂農業”、“計算方法也有錯誤”，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那些宣揚“錯誤都是毛主席的、功勞都是自己”的小人與錢學森比，真是差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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